项英定调非毛 中央贬斥项英

项英定调非毛    中央贬斥项英

——  毛泽东与清肃AB团连载之（7）

  

1931年2月4日，项英以苏区中央局的名义发出《中央局给西路同志信》:「飞函王怀、丛允中等同志及各党部派一人及有关系诸同志（如陈正人，红军学校等）来中央局讨论，将一切得到一个最后的解决。」项英在这封信中还明确表示那种认为「二全会」是「AB团」会议的看法是错误的，显示出与毛完全不同的态度。项英这封信表明他已着手准备富田事变的全部善后处理工作。1931年2月19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发出第十一号通告，事实上修正了1月16日《决议》关于富田事变是段良弼等人领导的「反党反革命」行动的看法。通告总结道：

【中央局根据过去赣西南党的斗争的历史和党组织基础以及富田事变客观行动事实，不能得出一个唯心的结论，肯定说富田事变即是AB团取消派的暴动，更不能有事实证明领导富田事变的全部人纯粹是AB团取消派，或者说他们是自觉的与AB团取消派即公开联合战线来反党反革命，这种分析和决议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辩证论的运用，是铁一般的正确。

《通告》宣布开除李韶九、段良弼等五人的党籍，对其他人，只要「证明未加入反动组织（AB团），承认参加富田事变的错误，绝对服从党的决议的条件之下，应允许他们重新回到党的领导下来」。】

2月19日后，项英把主要精力放在动员红二十军返回河东，毛泽东尽管感到项英的压力，却因身系事件中心，一时明显处于下风，难以有所作为，只能暂取观望之态，遂把全部身心投入指挥和国民党「围剿」部队的作战中。

项英首先责成富田事变时躲回家乡的红二十军政委曾炳春回到河西红二十军中去作说服动员工作。并随带中央局指示，通知赣西特委负责人和参加事变的领导人回苏区中央局开会，并委派干部去永阳解散由谢汉昌等成立的江西省行动委员会。

是否去苏区中央局开会，这是关系到领导事变负责人的人身安全的关键性问题，在这个节骨眼上，项英的个人威望起决定性的作用。据曾山回忆，谢汉昌等对项英抱很大希望，「估计项英同志是支持他们的」，在这种预期心理的作用下，1931年4月间，富田事变的主要领导者谢汉昌、刘敌、李白芳等及西路行委书记王怀，遵照项英和苏区中央局的指示，回到宁都黄陂苏区中央局驻地参加会议，「向党承认错误，请党教育」，只有段良弼一人因去上海中央汇报富田事变而未前往。红二十军的官兵也遵照苏区中央局的指示，「努力向泰和、固江北路歼灭各地地主武装，夺回被迫反水群众」，但是等待他们的命运却是他们和项英都未曾料到的：中共中央否决了项英对富田事变性质的评价及其处理方法，谢汉昌、刘敌、李白芳等及红二十军、赣西南大批党员干部的出路只有一条：被枪毙！

3、「肃AB团」烽火再起：中央代表团贬斥项英，支持毛泽东

根据迄今披露的资料显示，1931年2月13日中共中央第一次对富田事变作出反应。

1930年11月至1931年1月，是中共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上海中央内部围绕「纠正立三路线错误」的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从莫斯科中山大学返回，原先在中共党内地位较低的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王稼祥等要求召开紧急会议，改组在和「立三路线」斗争中「犯了调和主义错误」的以周恩来、瞿秋白为核心的中共中央；而以何孟雄和罗章龙分别为首的「江苏省委派」和「全总派」，在一度与陈绍禹等联络反中央后，又转而反对陈绍禹新提出的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主张。党内各派别的争论使中共濒于分裂，最后，在1930年12月中旬秘密抵达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亲自主持下，中共中央于1931年1月7日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强行统一了全党的认识。会议改选了中央政治局，陈绍禹在米夫的支持下进入了中央政治局，由周恩来、向忠发、张国焘组成中央常委会，仍由向忠发担任总书记一职，但从此中共中央实际由陈绍禹、周恩来掌握。1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一致通过开除继续反对中央的罗章龙的中央委员及党籍，至此，开始了中共党史上被称之为「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在这次会议后，原有的党内纷争基本结束，中央政治局的工作走上轨道。

一经解决了党内的分裂危机，新成立的中央政治局所处理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讨论富田事变问题。

1931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富田事变。在这里，有若干问题仍存有疑点：中共中央是如何知道富田事变发生消息的？1931年l—2月上海中央与江西苏区的电讯联系还未建立，直到同年秋，才开通了上海中央经香港与江西苏区的电讯联络。有资料显示，富田事变后，中央政治局曾要求毛向中央报告富田事变真相，毛是否对此作过反应？毛泽东在富田事变后，曾写有《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这封信是否是给上海中央的？据八十年代后期披露的权威性资料反映，富田事变中被扣押的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刘作抚）在事变后即被段良弼开释，携在苏区筹集的千两黄金很快返回上海向中央汇报。另有资料透露，1931年2至3月，段良弼及江西省团委共三人去上海汇报富田事变经过，博古等会见了他们，并向中央常委会作过报告。博古判定，赣西南来人及其口头叙述与少共中央所收到的赣西南控告毛的文件大体都是真实的。尽管周恩来没有接待过赣西南来人，但有一个问题基本可以确定，这就是在1931年2月13日前，周恩来等已得知富田事变的有关情况，此时的周恩来已意识到在赣西南所发生事件的严重性质，并决定采取相应的组织措施。（待续）

（选自高华教授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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