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晚报》的复刊记者：我所认识的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

来源: yzout 于 2019-07-10 20:36:23 [档案]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次 (26788 b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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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认识的张百发|毛序国口述

7月5日上午，曾任多年北京市副市长的张百发，在北京去世，享年84岁。

张百发担任北京副市长期间，是北京城市面貌飞速翻新的时期。但张百发不仅是后来的这个分管城建的副市长角色，从青年突击队长，到“办不好亚运会就跳楼”的“跳楼市长”，他的一生悲喜，俨然已经与北京城市建设、经济发展融为一体。

毛序国老师是《北京晚报》的复刊创始人之一，是北京城市建设新闻报道的先行者。在记者生涯中，他不仅多次采写张百发相关的新闻报道稿件，在那些张百发、北京城市建设重要的场合，他也都是在场的见证者，两人亦师亦友。

在缅怀张百发副市长的时刻，攸克君邀请毛序国老师，讲述他所认识的张百发，希望通过一个资深记者视角，还原张百发副市长朴实、真实与务实的那一面。

以下是毛序国老师口述实录。

我认识百发市长，是在他担任国家建委副主任期间。我作为《北京晚报》本市新闻负责城建条线新闻报道的记者，去参加国家建委“停建楼堂馆所，压缩基础设施投资”新闻发布会，作为副主任，张百发是那次新闻发布会的主角。

在那之前，在城建领域，百发早已有了不小的知名度。在那之前，他已经参与了人民大会堂和毛主席纪念堂两项重大建设工程。尤其是在毛主席纪念堂工程当中，张百发的角色，已经不再是一个青年突击队长，而是整个工程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1959年，时任北京建工局三建公司钢筋混凝土青年突击队队长的张百发在人民大会堂建设工地上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中共中央决定修建毛主席纪念堂。中央设立了毛主席纪念堂工程领导小组，由华国锋出任组长，由万里出任总指挥。中央提出的要求是，在毛主席逝世一周年时，纪念堂要完工开放，供广大人民群众瞻仰。

毛主席纪念堂的选址和设计工作，花费了2个多月的时间，留给工程建设的时间，不超过10个月。后来，百发市长曾经多次跟我提到这个工程，他说，万里找到他和另外一位工程领域的“干将”，并且对他们很严肃地说，这项工程如果不能如期完工，咱们三个都得掉脑袋。

张百发最后担任了毛主席纪念堂工程副总指挥的职务，在与另一位万里选定的“干将”通力配合下，用9个多月的时间，高质量地完成了毛主席纪念堂工程的建设工作，纪念堂于次年9月如期向群众开放。这成为他职业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一笔。

在国家建委副主任的位子上，百发干到了1981年。有一天，我在北京日报的办公楼里，看到百发在和一位《北京日报》的同事打乒乓球。《北京日报》的那位同事告诉我，百发已经从国家建委副主任调任北京市担任副市长。《北京日报》社离北京市政府很近，所以百发市长就来打乒乓球，并且就在报社的食堂吃了午饭。

1981年，百发正式调任北京市副市长。

他到北京市任职之后，我和他的交流更多了起来。到后来，我去百发市长的办公室找他，他的秘书一般是不会拦我的。我在《北京晚报》任职20年期间，报社曾经分配过5次住房，我每次要求分房的申请书，都被领导退回来，理由是，你跟百发那么熟，你去找他要房子去。

百发作为北京市的副市长，分管城建。他同时还兼任北京市统建办主任的职务。当时北京市还没有建委。统建办的全称，是北京市统一建设办公室，负责北京市的住房、基础设施等方面重大工程的建设。

那时，正是北京市城市建设全面起步的初始阶段，百发在很多项目中亲力亲为，他的领导艺术和在工程建设领域的专业能力，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北京的城市基本建设，也确实开始了逐步上台阶的时代。

北京城市基本建设，既是城市发展的需要，也是当时北京承担国际交往职能的需要。1984年，北京申办11届亚洲运动会成功。这届亚运会将在1990年举行。以这个时间点做倒排，北京市上马了一大批亚运场馆和配套工程项目。

那时，北京就已经规划了四环路。只不过是甩开南四环路先不修建，因为当时南四环路的拆迁量太大。北四环、西四环、东四环都优先上马。到1990年亚运会开幕前，北四环学院路至四元桥路段已经建成通车。

申办成功后的那几年，是北京城市基本建设大上马的年代，百发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受到众所周知的“北京特殊时期”的影响，一些重要的城市基本建设工程停工，主要是工地上的工人已经返乡了。

后来，亚奥理事会向中国政府询问，十一届亚运会是否能如期在北京召开。中央对于此事非常重视，中央领导开会讨论后认为，举办十一届亚运会是中国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十一届亚运会要如期在北京举行。为此，中央领导还特别找来了北京市的两位主要负责人了解情况。

当时向中央领导汇报此事的北京市负责人有两位，一位是时任北京市市长的焦若愚，另外一位就是分管城建的副市长张百发。中央领导明确提出要求，亚运会要如期在北京举办，北京市不能出任何岔子，所有亚运会的场馆和配套工程，也必须要如期完工。

当时，距离亚运会在北京举行的时间，已经只有一年左右了。亚运场馆和配套工程建设主要面临的问题，是建筑工人匮乏。张百发决定，就先从这里下手，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让已经返乡的建筑工人返回工地。

那时，北京建筑领域的劳动力，主要来自于两个地方，一是香河，二是宝坻。张百发多方协调，调集了大约60多辆公交车，他坐在车上一同前往香河、宝坻，动员已经返乡的农民工返回首都北京。

那时虽然已经是9月，但北京那一年的天气还是十分炎热，第一天，我跟随百发市长前往采访。车队浩浩荡荡，从北京的建国门向东开去。百发市长的老家就在那里，他又有几十年建筑工程领域的经验以及青年突击队长的名声，所以，车队出发前，还是有一定的把握的。

每一辆车上都装了不少牛奶、面包，并且有专人携带用于发放工资的现金。同时，每辆车上还携带了装一号电池的大喇叭。一到香河，百发市长主动先喊话。他没称呼“革命的社员们”，他直接就喊“乡亲们”，他喊话说，北京的秩序已经恢复，亚运会的工程不能停工，希望大家跟着车队回北京，建好亚运工程。

百发市长还告诉“老乡们”，停工期间的工资将会照常发放。第一天，光是用一号电池的喇叭，就换了四次。

这种动员，还是起到了很好的效果。第一天，60多辆公交车就载满了农民工返回北京。他们很多都是听了喊话，放下手里的农活、工具，卷起铺盖卷上车就走的，很多其实就是百发市长的同乡。

动员见效后，车队往返于香河、宝坻有十几天，运回了大量的农民工，亚运会工程项目的工地开始复工。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市政府决定举行亚运工程誓师大会，地点就选在工人体育馆。

这个誓师大会，除了有境内媒体报道，还邀请了香港和境外媒体到场进行报道。中央当时要求北京市，必须在誓师大会上表态，如期举办第十一届亚运会，兑现中国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通过这次誓师大会，要把中国的决心和信息，传递出去。

百发市长多年来讲话很少使用讲稿，就是在这次誓师大会上，百发市长说，亚运会一定办好，如果办不好，我就从208米的京广中心上跳下去。当时，京广中心是北京的第一高度。

在场的香港媒体，第二天就把张百发的话报道了出去，在国际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反响。这也等于立了一个军令状。

后来，有各种说法，说百发市长还把亚运工程的各级指挥长、负责人找来，说我跳之前，你们得先跳。当时我在誓师大会现场，在现场，百发市长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在各方的通力协作下，亚运工程全部如期完工。北京于1990年成功地举办了第十一届亚运会。在亚运工程建设期间，包括霍英东等在内的爱国港商、华人华侨进行了捐赠。例如，霍英东就捐资建设了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游泳馆。

从国际惯例而言，确有以捐赠者意愿对捐赠的项目进行命名的先例，但是，按照当时中国的地名管理规定，个人姓名等，不能作为建筑命名的名称。所以，北京市把霍英东游泳馆的名字，报到地名确定的主管部门时，便没有最终通过。

1990年的植树节，当时的中央领导在北京植树，地点选在了亚运村。作为分管城建、亚运会工程的副市长，张百发也参加在场。在中央领导植树间歇的时候，百发市长说，我请求汇报工作。

在这以前，百发市长已经有几次陪同这位中央领导视察北京的经历。甚至这位中央领导，对他从来以“那位突击队长”相称。百发市长向这位中央领导汇报了捐资人“霍英东”的名字无法命名游泳馆的情况，这位中央领导听后明确表示，可以以捐资人的人名命名。

在得到这个表态之后，百发市长立刻安排致电地名主管部门机关，转达这位中央领导的意见，最终，根据霍英东本人的意愿，奥林匹克游泳馆被命名为英东游泳馆。

这其实打开了捐赠者名字可以命名建筑工程的先例，在这以前，这样的做法是不可以的。比如，包玉刚捐建的饭店，不能以包玉刚命名，最终只能取“兆龙”两字，这就是今天兆龙饭店的由来。这件事儿，没有百发市长的这次汇报，是做不到的。

亚运会的成功举办，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继续改革开放的重要信号。这种信号，在1992年再次加强。那一年春节期间，也就是1992年2月，邓小平开始“南巡”，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

1992年5月，也就是南巡讲话3个月后，北京市便赴香港，组织举办第一次香港招商会。在招商中，张百发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那时，因为在亚运工程誓师大会上的“跳楼”讲话，张百发在香港有比较高的知名度的。他的这种敢担责任、务实的工作风格，在香港的企业家群体中，赢得了很好的口碑，所以，北京市第一次赴港招商，就成果满满。

那次招商会以后，李嘉诚在北京投资兴建了东方广场；李兆基在北京投资兴建了新东安市场、恒基中心；郑裕彤则在北京的崇文区投资了新世界中心。以当时东方广场的投资模式来说，北京市出土地，所有建设资金全部由李嘉诚投资，这就是今天东方广场的由来。

这四个港商投资的项目中，三个在东城区、一个在崇文区。当时的北京市领导认为，在北京市政府不花一分钱的情况下，这些传统住区的居民的居住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同时，北京市的商业等城市功能也得到了升级。1999年，共和国50周年大庆时，这四个北京首批赴港招商全部建成完工。

我一直认为，招商，在百发市长在北京市经济发展中的贡献中，应该和城建有同等的分量，甚至更加重要。此后，北京市又再次赴港招商、赴国际招商，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百发市长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在招商问题上，百发市长是个信守承诺的人，他答应了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到。东方广场的命名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李嘉诚投资之后，他的意愿是将这个位于王府井的投资项目，命名为东方广场。但是，这个名字报到地名审核机构后，有不同的意见。反对命名的意见认为，在北京，只有一个天安门广场，东方广场称为“广场”是不行的。

“东方广场”引发的争议，甚至被更高层面注意到，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更高的层面，甚至也曾有人找张百发讨论此事。他给出的坚持理由，从今天看，是十分务实的，他的意见是，既然东方广场的投资模式是北京市出土地，李嘉诚出建设资金，建成后物业产权、运营权、收益权等都归属李嘉诚方面，既然如此，何必在意一个名称如何呢？

张百发的意思是，既然我们需要港资、外资对北京的投资，那么何必在这些务虚的层面上，增加港商、外商的信任成本呢？张百发认为，这些是得不偿失的。最终，张百发的意见占了上风，东方广场的名字，通过了。

这种作风，也是他在港商、外商中，有良好口碑的原因所在。但是，这一切，他都是顶着各种压力才能进行的工作。他的领导艺术、务实的工作作风，在这一点上体现得是非常典型的。

务实的工作作风，还表现在解决一些市民生活中典型的困难问题上。他对工程质量十分重视，我在《北京晚报》工作期间，在报纸开办了“工程质量观察哨”的栏目，百发市长和其他北京市领导，都非常关注这个栏目的内容，不时有批示。百发市长则是在批示中直接阐明，北京市要设立“建筑质量安全监督总站”，严抓建筑质量问题。

当时，有安慧北里的居民写信向百发市长反应自己居住的住房质量问题。看到这封信后，他随即前往安慧北里现场，当即召开现场会，结果发现，最直观的一点，阳台比居室的地面高，这就导致一下雨，雨水就由阳台向室内倒灌，这是最基本的建筑质量问题，即便图纸画错了，施工中也应该能够纠正过来。

百发市长现场对各级工程负责人进行了严厉批评，不仅责令限期解决这一问题，而且还扣发了各级负责人一个月的工资，现场撤了有关责任人的职。此外，他也扣发了自己一个月的工资。我当时赶到现场，写了一篇题为《安慧里2区18号楼质量太差张百发副市长发布“罪己诏”》的报道，刊登在当日的《北京晚报》上，这篇新闻报道后来得了中国新闻奖三等奖，当时，《北京晚报》还没有得过这个行业最高的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