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毛泽东在大会上讲些什么，没有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专门讨论过，这从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结束后的讲话可以得到印证。刘少奇讲话的大意是：在各级讨论我那个报告的时候，他们说分散主义不是主要问题，我们说是主要问题，和他们对起来了，在毛主席大会讲话之后，才开始意识到应该加进 “加强民主集中制”的内容。所以毛泽东在大会的讲话，是根据大会的情况以及几年来的深刻体会有感而发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来，毛泽东的讲话也是一个口头报告。后来中央下发的他的讲话稿，就是依据记录稿整理的。
当时的情况是，与会者对毛泽东的讲话寄予很大希望。
虽然，刘少奇在1月27日对书面报告的解释和说明，是整个大会的重头戏，受到大会的热烈欢迎，解决人们不少的思想问题。但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他们更想知道最伟大的领袖毛泽东是怎么想的。在战争年代，每当中国革命遇到困难，或者人们感到困惑、迷茫的时候，毛泽东都能高屋建瓴，及时指明方向，带领全党变被动为主动。他的许多理论名篇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新阶段》、《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等，都是这样产生的。如今已成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遭遇重大挫折，人们有着这样那样的迷茫与困惑的时候，七千多名中共高、中级干部屏声静气地翘首以待，期待他再一次拨开云雾！
1月30日下午的大会，只安排了一个议程，就是毛泽东讲话。大会由毛泽东自己主持，自己讲话。
毛泽东没有开场白，上来就说，要讲几个问题：这次会议的开法；民主集中制；我们应当联合哪一些阶级，改造哪一些阶级；关于认识世界的问题；关于国际形势的看法。
毛泽东的题目一亮出，使不少人感到意外，觉得毛泽东要讲的同他们所期待的不太一样。
有的亲历者回忆，当时觉得毛主席应该多谈一谈过去几年的经验教训，因为死了那么多的人嘛，谈一谈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到底应该怎么搞。
还有的说：“希望他讲讲我们不敢讲的，讲得比刘少奇再深入、再进一步。”
邓力群也说：“毛泽东的讲话当时听了不过瘾，觉得很一般。”当然他们也谈到，毛泽东讲的民主集中制问题也很重要，确实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还是邓力群，他说：“但事过几十年后，感觉他的讲话确实是讲得深刻，经得起时间、实践的考验。”
毛泽东为什么没有在大会发表一篇针对性更强的讲话？为什么没有正面回应与会者所关注和期待的一些热点问题？他是在回避作出具体的判断吗？分析起来，大体有以下原因：
从客观上说，毛泽东对于经济工作，正像他自己在大会上所说，没有经验，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还没有进入自由王国。他在会上介绍的一件事，基本反映了这一事实。他说：有一个美国人叫斯诺，1960年我同他谈过一次话。我说：至于社会主义建设，过去没有干过，虽然已经干了11年了，可是还缺乏知识，还缺乏经验，就算开始有了一点，也还不多。“斯诺要我讲讲中国建设的长期计划。我说：‘不晓得。’他说：‘你讲话太谨慎。’我说：‘不是什么谨慎不谨慎，我就是不晓得呀，就是没有经验呀。’同志们，也真是不晓得，我们确实还缺少经验，确实还没有这样一个长期计划。”缺乏经验，应该是毛泽东讲的真心话。
自“大跃进”出现问题以来，毛泽东一直在第一线纠“左”。他将“大跃进”失误的根本原因，归结为中央只有一条“总路线”，而没有一套具体的政策。在一般意义上说来，有了一条“总路线”，的确需要一套具体的政策相配套。问题是，他没有意识到甚至不愿意去想这条“总路线”本身就值得商榷，“总路线”有问题，具体政策又从何谈起？在他领导下，自1960年起，从中央到各部门制定了一系列具体的条例，这些条例的制定，从各地反馈回来的信息看，确实发挥了作用，不少问题都在解决中。对此，毛泽东可能感觉也没有太多的话好讲了，就按刘少奇的报告去做就行了。他一贯的高屋建瓴，一贯的大气磅礴，一贯的一针见血，未能重现在七千人大会上，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对于当时形势的看法，对于过去几年工作的认识，毛泽东和刘少奇显然也有不太一致的地方。况且刘少奇刚刚在大会讲过，他不便又讲，也不太好讲。在一个大会上出现两个主席的不同声音，这毕竟更容易引起大家的思想混乱。
那么毛泽东的讲话是不是就没有什么分量呢？他所谈到的是不是属于当时的重大问题？又该不该在大会上讲呢？客观地说，以毛泽东的敏锐，他还是抓到了当时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以他的身份和理论素养不仅解决了党内的一些思想问题，并把会议推向第二个高潮。所以尽管当时不少人觉得听着不过瘾，但不能否认他的讲话还是很有意义的，对于团结全党，解放思想，调整经济发挥了很大作用，也是建国以来，毛泽东为数不多的比较有分量的一篇讲话。
比如，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便是当时急需解决的一个大问题。
“大跃进”运动期间，民主集中制受到严重损害，各级党委的一些领导人听不得不同意见，自以为是，主观主义泛滥成灾，动不动就给人扣上右倾的帽子，拔人家的“白旗”，使人不能讲话，也不敢讲真话，所以命令风、瞎指挥风、浮夸风等“五风”盛行，成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左”倾错误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左”倾错误难以纠正的重要原因之一。尤其在纠正这些错误期间，有些领导同志不愿作自我批评，更不允许他人提意见，就是在这次大会上，不让人讲话的专断作风在有些部门依然存在。而那些受过委曲的同志则心中不快，这必将影响上下级之间、同志之间的团结，影响党的战斗力，毛泽东因此提出延长会期，开“出气会”，今天，他又就这个问题从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高度开始了他的讲话。他说：
看起来，我们有些同志，对于马克思、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还不理解。有些同志已经是老革命了，“三八式”的，或者别的什么式的，总之已经做了几十年的共产党员，但是他们还不懂得这个问题。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
我们现在不是有许多困难吗？……如果不向群众和干部说明情况，不向群众和干部交心，不让他们说出自己的意见，他们还对你感到害怕，不敢讲话，就不可能发动他们的积极性。……克服困难，没有民主也不行，没有集中更不行。但是，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所以，没有民主，不能克服困难。现在不是强调集中吗？强调集中，首先要建立在民主基础上。
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 听说现在有一些省委、地委、县委，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凡是个人说了算的第一书记 ，就是一人称霸，就叫“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
毛泽东举例说，从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在同刘邦争夺天下时，最后垮台了。他强调，我们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也是要垮台的，难免有一天像项羽一样，“别姬”就是了。他针对有人不能批评的情况说：“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
毛泽东还语重心长地说，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
在申明利害关系的同时，毛泽东还从巩固政权的高度来阐明坚持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他说：
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
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
刘少奇的讲话比较侧重强调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毛泽东在这里强调要让人讲话，要通过发扬民主来实现集中，所以他们两人的讲话起到了相辅相成的作用。假若不是从健全民主集中制开始，调整国民经济、纠正“左”倾错误也就缺乏起码的基础。由此可见毛泽东抓住民主集中制问题专门来讲，是有的放矢，非常重要的。
毛泽东在讲话中，还强调要认识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认识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这对扭转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盲目性，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为全党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毛泽东的一生中，想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大国家的决心是一以贯之的。
中国革命的胜利，给了他大展宏图、实现心中理想的舞台。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仅用3年时间便使千疮百孔的国民经济迅速恢复。从1953年起，中国开始实施第一个5年计划，并进展顺利。要用多长时间中国才可以追上或超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毛泽东不断地思考、预测着这一目标的实现。开始，他比较冷静。从1954年到1955年3月，他提出大约需要50年的时间，不久又提出大约需要50年到75年。1956年9月，他将时间表又延长一些，说要50年至100年的时光。” 1957年11月，受国内外政治经济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他开始提出用15年左右，在钢铁和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英国。到1958年，一种急于摆脱中国贫穷落后面貌、迅速实现现代化的心情越来越迫切，将不久前还一直在讲15年或更多一点的时间赶上英国的时间表，变成“10年或稍多一点时间”，又增加了一个“20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赶超英美的时间表不断被提前。不久，更提出用7年、8年的时间赶超英国的口号，头脑最热的时候，竟说只要2到3年。但事实并没有按照毛泽东的愿望出现。“大跃进”的曲折，使毛泽东冷静下来，他开始感到经济建设并不像原来想象的那样容易，同战争一样，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而这个规律又十分复杂，弄不好照样跌跤子，照样死人。使毛泽东不安的是，过去几年他忽视了这一点。
由此，毛泽东变得谨慎起来。他开始重新审视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是不是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应该说，毛泽东的这个思路，已经触到中国社会的实际，遗憾的是，他没有继续思考下去，比如什么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什么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两个阶段各自有哪些特点以及如何过渡，等等，当然也就没有将此思考付之实践。不过他有一个重要的收获，即认识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复杂性、长期性和艰巨性。1961年9月，他同英国的蒙哥马利说：“至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50年不行，会要100年，或者更多的时间。” 50年甚至100年的判断又回来了。
基于这样一种思想转折，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向中共各级官员说：
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
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
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
我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艰难地但是成功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这一段历史情况的目的，是想引导同志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
毛泽东强调：
要使中国强大起来，将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性急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
这是毛泽东从挫折中，总结出来的重要经验。在七千人大会上表达出来，对全党认识和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有着很好的指导意义。
“大跃进”遭遇重大挫折，毛泽东是很内疚的。每当他到地方视察工作，看到地方同志做自我批评时，心中多少有些不安，所以他多次进行自我批评。
1959年初，他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开始承认对于搞经济建设还是小孩子，从1958年9月起，有一个很大的冒进主义错误，他表示要为错误承担责任。
1959年6月12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看来，我第一次抓工业，像我1927年搞秋收起义时那样，第一仗打了败仗。”
1959年7月，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对杨尚昆说：“去年犯了错误，每个人都有责任，首先是我。”
1960年6月18日，毛泽东说：“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
1961年6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再一次做了自我批评。并要求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
1961年11月，毛泽东提出召开七千人大会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向全党交代，过去几年中央犯了错误。他说：几年来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么错误，要讲。这几年各省只讲自己错，不讲中央错，这不符合事实，要用这次大会讲清楚。表示要承担责任。
就是怀着这样一种心情，毛泽东在大会上说：
同志们，我们是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错误，这种错误是不利于党的事业，不利于人民的事业的，就应当征求人民群众和同志们的意见，并且自己做检讨。
去年6月12日，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
关于“大跃进”以来所犯错误的责任，是当时全党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不少地方干部嘴上不说，心里明白，这几年的错误绝不是一地一县一省的问题，而是带有全局性的错误。既然是全局性的错误，那么问题就在中央，主要是中央犯了错误。所以刘少奇代表中央作检讨，毛泽东主动承担责任，则显得十分必要。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坦率地向全党承认，他不懂经济，他不如其他的同志。他说：
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
毛泽东的自我批评，在会上引起震动。当时会上有这样的评价：“毛主席绝对正确，有些事办错了，也是歪嘴和尚念错经，是下面的错。”福建有人当场表示，“听了主席的讲话，只有一条意见，就是他老人家不该做检讨，我们把工作做坏了，为什么叫他老人家检讨呢？说到这里，流了眼泪。会上的很多同志也感动得流下眼泪。” 还有一些地委书记、县委书记激动地说：“主席都检讨了，我们还有什么说的？”
我想这些反应都是真实的。2002年我们在采访杜润生同志时，他告诉我们，为什么人们会这样想，因为“毛主席提倡大跃进，后来居上，有道理，毛本人没有提倡搞浮夸。那时候要力争上游，形成了大家的共识。”这是当时大多数人的思想认识，毛泽东的检讨确实收到很好的效果。
毛泽东讲话后，大会出现了从中央主席到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到各中央局书记、省、地、县委书记纷纷检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的热烈场面，人人进行自我批评，人人承担责任，这对解除全党的疑虑，增强党的凝聚力起了重要作用。由批评（出气）到自我批评，毛泽东成功地把握了这一转折，从而使七千人大会实现了克服歧见，上下同心的既定目标。
“大跃进”遭遇重大挫折的另一个教训，是党内斗争过火。对此，毛泽东没有在讲话中明确指出，但他提出的一些要求和措施，则有着明显纠正前段过“左”倾向的意思。
他提出“要团结全党，全体人民”，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他强调：一是发扬民主，让人讲话，“只要不是违反纪律的，只要不是搞秘密集团活动的，我们都允许他讲话，而且讲错了也不要处罚。讲错了话可以批评，但是要用道理说服人家。说而不服怎么办，让他保留意见”。二是“不要给人乱戴帽子”，对1958年以来反右倾运动中处理错误的干部“不论是全部处理错了的，或者是部分处理错了的，都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和平反”。三是不要轻易捕人，尤其不要轻易杀人。凡是可捕可不捕的，可杀可不杀的，都要坚决不捕、不杀。四是“对于犯了错误的人，对于那些不让人讲话的人，要采取善意帮助的态度”。他还说：“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采取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扣帽子的三不政策。
毛泽东表示出一种宽松活泼的政治取向。“许多同志听了毛主席的讲话，兴奋得睡不着觉”。“朝阳市委第一书记反映：安徽有几个地委书记，在１月３０日听了主席的讲话后，都哭了。告诉他说：关于包产到户，死人等问题，安徽省委让他们检讨，他们不愿意”。现在政治气氛好了，他们的压力减轻了。
毛泽东在政治上营造的民主气氛，很快就有了重大收获。无论是在七千人大会上，还是在大会之后，从中央到地方、到各个领域，全国上下出现一个思想解放，积极探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局面，并取得不少重要成果（后面将要论及）。遗憾的是，毛泽东的这一方向未能坚持下来，七千人大会开创的良好局面只有不长的一段时间。
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的讲话，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很难否认的，但也留给我们许多思考，这里也应指出。
比如，他在大会上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可是批评的对象却是地方同志，忽略了自身存在的问题，相反，还以为自己做得很好。他在讲话中说：“拿中央常委或者政治局来说，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我讲的话，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得服从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
这也是毛泽东的悲剧所在。“大跃进”期间，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的问题，恰恰首先来自毛泽东本身。1958年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反“反冒进”，是中央领导层民主生活不正常的开始；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倾，使中央领导层民主生活受到更加严重的损害，这是民主集中制不能在党内真正贯彻的关键之点，也是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境的重要原因。但毛泽东自己并不这样认为。他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因此不能不大打折扣。
再如，毛泽东把过去几年的经验教训归结为缺乏经验。缺乏经验，这是一个重要原因，但不是全部原因。真正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党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党内缺乏民主、不让人讲话。如果把“大跃进”的失败仅仅归结在缺乏经验的层面上，必然忽视党内存在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主观主义，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甚至一意孤行的“左”倾错误。中国后来的“文革”走向，恰恰是更加严重的继续推行“左”倾错误的必然结果。
毛泽东做了自我批评，但显然又有所保留。关于出现错误的深层原因，“三面红旗”是否能够站得住等等，受主客观条件的影响，他未能进行全面认真的反思，以至限制了他的眼界，阻碍了他对中国社会主义的深入探索，也使全党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走了弯路……
毛泽东的这个口头报告，于1962年4月经过整理后同其他领导人的讲话一同下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学习贯彻。1966年2月，即“文化大革命”的前夕，党内有同志提出毛泽东的这篇讲话很好，建议印发党内领导干部阅读，毛泽东表示同意。他因此请彭真、陈伯达、王任重等帮助再修改一下。这样，这篇讲话就有了两个版本。
1月29日，毛泽东提出开出气会，1月30日，毛泽东做了坚持民主集中制、让人讲话的报告之后，大会正式转入第二阶段-“出气”阶段。在“出气”阶段，毛泽东亲自听取汇报。那么，这个气是怎么出的？都出了些什么气？从省委书记到部长们纷纷开始自我批评，承担责任。
来源：庆阳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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