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VS柳传志 任正非跟谁玩儿

近两年，中国企业领袖们愈发吸引民众的眼球。比如王功权选择私奔的去处，马云下一个要拜访的高人，王石要去哪个学校等等。

 现在轮到了任正非，问题变成了选择和谁玩儿。

 这位埋头挣钱的富豪，公开声称自己最大的问题是寂寞，仅有柳传志和王石两个玩伴。今年，更大的问题出现了，这两个玩伴突然玩不到一块去了。

 先是柳传志6月在企业家社交网站正和岛的一次座谈会上，对在座的企业家善意劝告，“从现在起我们要在商言商，以后的聚会只讲商业不谈政治。”

 但王石在8月却提出完全相反的呼吁：“我们不能再对重庆模式进行缄默了，我们不能为避免引火烧身而选择沉默，“如果工商界自保都不行，其他就更不用说了”。王石希望企业家团结起来，成立基金自救。

 道不同不相为谋，两个玩伴立场泾渭分明，给任正非出了一个单项选择题，有“企业家思想者”称号的冯仑曾称任正非的两位玩伴是可以做成镜框共同挂在墙上的商界领袖，这样的优质玩伴，选谁都难以割舍。而对于任正非，只剩下一个玩伴会更加寂寞。

 突然改变的两个朋友

 两个玩伴今年突然产生的变化，令任正非始料不及。

 去年入选中央国家机关人大代表候选人时，柳传志一度非常关注政治。2012年10月接受《财经》专访时发出了“我希望高层领导能够把政治改革、社会改革、经济改革结合到一起，有一个总体设计”的改革呼声。

 其时，柳爆发了一个企业家对政治巨大的热情。认为经济成果已经不能消弥社会问题。生活质量提高了的中国人，反而因为现实生活中就业、法律不平等、贪污腐败蔓延而变得更加不满。

 “如 果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不配套的话，经济改革也难以继续推进”，在表达了企业家和学者们对改革的共识后，柳传志还早于王石一年对重庆事件打黑企业家表示担 忧，“最近揭示出来的“薄事件”说明，某些官员无法无天到令人发指的程度，这种情况不改革的话，哪个行业的人能够安心？人心不安，社会就难以进步。”

 《财经》杂志形容他的表达声情并茂、义愤填膺。因为“保卫钓鱼岛的游行中出现了‘文·革’式的服装”，触动了这位商界领袖对文革沉痛的记忆。“看起来是给老百姓做了好事，有朝一日收拾起老百姓来，同样可以为所欲为，无法无天。所以，善良的人们要警惕啊。”

 这样迫切呼吁改革的论政姿态，对当时的王石来说是根本不可能的。直到2013年5月，王石在接受的《人物》周刊的采访时，还只将自己定位于企业家。

 认为政治情怀会与商业发生冲突的他声称只负责股民、员工和品牌，并认为现在人人都在扮演政治家角色的中国民众过度关心政治。在他看来，政治应该是公共知识分子、政治家和领导人考虑的问题。

 尽管与柳一样对重庆打黑不满意，但却竭力避开与薄熙来见面。这种心态直到曾成杰事件后终于再也无法按捺。

 作为中国第一个因为非法集资而处死的商人，曾成杰之死令王石“兔死狐悲”。

 “即使是死刑犯也有权利，那就是执行死刑之前，他可以有要求和亲人见面的权利。这么一个知名的案子，这么知名的一个企业家，都可以秘密执行，平头百姓呢?普通公民呢?

 “我们要改革，首先要改革好我们自己”，“重庆打黑打的是重庆的企业家，但企业家什么都没有说，都没有吭气。”反思后的王石，认为这种避免引火烧身而选择沉默的躲避没有出路，并号召企业家们互助，建立企业家救助基金，和律师、民间智库结合起来，有理有力的启动自救。

 中国企业家的自救

这是一个挑战。

 中国商人与政治的关系，一直是互相依赖。令中国四大商帮富可敌国的“红顶商人”，仍然是中国企业家的选择。

 以"曾Chengjie"为例，全州131名正副厅级干部（在职62人，离退69人），仅自报参与其集资活动者就有113人，十余年来，他是全州官员保护的企业，当地各种法律法规一度被曾视之无物。

 于是，这种典型的中国商路模式的风险在"曾Chengjie"被判死刑之后被充分暴露，一个企业家倒下后，带出一批官员，或者一个贪官倒下，带出一批企业家的事例比比皆是。

 但曾案的冰冷结局与重庆打黑的残酷程度，让企业家对目前法治环境下自己的脆弱程度有了充分的认识。

 据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企业家犯罪预防研究中心的数据，近几年企业家犯罪主要集中在金融领域。2012年243个案件企业家案例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有31例，集资诈骗罪11例，融资犯罪占到总数的1/5。

 柳传志的反对者王瑛——这位律师企业家认为这些都是“口袋罪”。

近些年各地涉及非法集资诈骗罪、非法经营罪、黑社会罪等很多类似的案件，暴露出立法和司法实践边界不清、犯罪构成的条件模糊等诸多问题。让中国企业家对人身权、经营权、财产权，如同搁置在一块的残酷的案板上。

 现 实与法律的冲突已经不可调和。据著名律师陈有西介绍，经过了30年的发展和修订，《刑法》、《刑诉法》在市场经济秩序方面的犯罪罪名，已经达到110多 个。企业家人人都是待罪之身。一个企业里随便找找都能翻出十几个罪名，可以说易如反掌。北师大研究中心从公开报道统计证实了这种说法，落马企业家由 2009的95位上升为2011年的200位，翻了一倍。

 而王瑛称，目前重庆打黑披露的企业家，只是其中一部分，而这类案件，近些年来在全国各地不同地方都有发生，远不止重庆。

 其实，双方的冲突早在吴英一案时便全面爆发，无法从银行贷款的私营企业主从全国各地一面倒的声援因非法集资的而面临死刑的吴英。

 不过，习惯了低调做人和官商勾结的企业家对王石的呼吁，并未公开响应。对绝大多数企业家来说，仅王石对万科职员不能向官员行贿的规定，大多数的企业家就难以做到，对他们来说，花钱移民再转移资产，把鸡蛋放到几个篮子里成为大多数人认可的高效首选。

 离权力越来越近中国企业家，对“依法经营”这四个字的理解无疑欠缺很多。

 任正非怎么选

 “除了害怕，我们还有什么办法。”柳传志这个遭到批判的态度，王石正在试图改变。他提议自救基金成立以后，再遇到曾成杰这样的问题，就先用基金把债务清偿，这种用商人优势补充环境劣势，无疑是现实中最有效快速途径。

 在应变中展现最大优势和利益的天性，正是好商人的素质。

 作为中国最成功的企业家，任正非身上并不缺少优秀商人基因。这位将近70多岁的老人，在经营上不断创造成功奇迹，包括在朋友方面，虽然只有两个，但却是质量高到不能再高的玩伴。

 不过如果非要选择一个玩伴的话，我们很难推断。在任正非的身上，兼有柳、王二人的特点。

 1984年，与王石同样在深圳起家的任正非，与其在战略管理有很多相似之处。

 他在华为做交换机初期，制定了坚决不做上下游产品的战略，这点与王石死后都不许万科多元化的战略高度相同。

 绝不上市以滋长全体职工的狼性斗志与王石放任接班人选团队的管理理念亦基本相通。

 同时，任正非一贯低调埋头苦干，更符合柳传志当下提出来的在商言商，不谈政治的要求。

 而华为的发展趋势却又与联想高度相仿，联想将业务做到了全球，华为也将业务做到了全球，联想提出来发展农业走多元化路线，华为也提出了做最好的牛肉销售电商等一系列打入新行业的构想。

 不过，当任正非面临接班人内定其子传言，公司内部一片动荡之时，从不接受媒体采访他立即站出来，主动约访媒体阐明观点，不仅平息风潮，也顺势为华为做足宣传，这又与王石处理公共事务时的高调完全一致。

 从既往表现我们很难判断任正非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不过，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一个时刻把风险放在首位考量的任正非，做出的一定是最符合他利益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