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听了杰瑞的 “hopeless, helpless, and always whining” 这样言简意赅又生动形象的描述，我心里充满了好奇，对于我将作为这个团队的一员，从内部观察体会中国团队的状况充满了向往。
在讨论我调去中国的过程中，负责全球销售的副总裁，也是我的直接老板Chris Fonda (方达克) 向我详细地介绍过中国的状况。除了中国的业务外，我们花了相当多的时间讨论团队和人员，从我有限的了解上我也倾向于认可他的判断：业绩只是表像，中国市场环境的特殊性只是说词，根源是团队领导力和士气。
(思考：领导力和管理者 (leadership and manager) 是一回事吗？)
Chris在九十年代中期亲手建立了中国代表处，并取了中文名字方达克，如今已是全球销售副总裁的他，仍代理着负责亚太地区的副总裁的职责。但文化上的隔阂使得他无法深入了解中国团队的状态，又顾忌于中国团队各级成员对于中国特殊性和“关系“的重要性的告诫，使得他即使怀疑中国团队的领导力，也不能确信自己的判断，更不要说采取什么行动......直到我们在2008年1月份在寒冷的北京的那次“偶遇”。
那次是去中国拜访大唐和华为，1月14日下午，我从旧金山乘美联航到了北京。入驻中国大饭店后小睡了一会，时差就把我闹醒了，才是晚上10点钟，于是我就到了国贸西楼下的Old Henry’s Pub (老亨利酒吧)。周一的寒冷的北京之夜酒吧里已经安静，我是唯一的客人。我在吧台前坐下，点了一杯芝华士加冰。Bar attendant 珍妮刚把我的酒调好递给我，不及与我寒暄，却隔着我的肩膀对门口喊：“嗨，方先生，今天来晚了。还是dry jin挂杯，双份马蒂尼加两枚橄榄？”我听着这鸡尾酒的配方怎么那么熟悉，回头向门口看去，进来的正是五年未见的老领导Chris方达克。于是握手，问候，落座，互相交流这几年的境况。谁知这竟是我们今后十年的再次合作的开始。
那次谈话，开始了我们后来认真探讨我重新加入乐波特并去中国的计划。随后的两个月里，我两次飞去公司总部所在的达拉斯，经历了与包括杰瑞在内的各个C字头的高管和几个副总裁，名曰“讨论”的一系列事实上的面试。最后终于在四月中的一天，我再次飞去达拉斯，见公司的创始人Dr LaPorte 乐波特博士，这也标志着我们双方所有协议的达成。曾师从于著名物理学大师费米的乐波特博士也是物理学家，并任职于NASA，于我出生的那年在休斯敦创建了公司“乐波特研究室 (LaPorte Research Lab)”。后来乐波特博士退休，把公司交给他儿子杰瑞，杰瑞把公司搬到达拉斯，并于90年代中期在NASDAQ上市。现在杰瑞是公司的董事长兼CEO，乐波特博士还有名誉董事会主席之头衔，但已经完全把时间放在他的养马的爱好上，享受退休的生活。
我在乐波特博士位于达拉斯南郊的Waco的牧场里见到他时，他的第一句话就是 “Glad to have you back. You are one of us now (很高兴你回来，你现在是我们中的一员了)”。我说 “I am glad to be part of the family again too (我也很高兴再次成为乐波特的一员)”。他说: “Sure, but you a citizen now (当然，但你现在是公民了)”。我这才明白他说我是“我们中的一员了”原来是指我入籍了。我知道他说这话的背景：五年前我离开乐波特，是因为当时我所负责的无线通信行业在美国不景气，公司有意解散无线通信的行业销售队伍有一段时间了，近期两个季度的业绩终于使得杰瑞要痛下决心。方达克念我多年为公司成功地开发摩托罗拉和诺基亚业务的贡献，同时又觉得我的经验和背景可以帮助公司改进中国业务，于是建议把我的美国团队解散，而把我转岗派去中国。但那时我还不是美国公民，长期离开美国可能让我失去美国绿卡，因而我选择了友好地分手。公司的努力和给我的优厚的补偿，我对公司的理解和表现出的职业化姿态，都使得我们双方都互相敬重，为我们的二度合作留下了基础。这也使我有了几年的时间，解决了公民身份，在这次再讨论去中国工作时，没有了后顾之忧。
说是没有后顾之忧，并不准确。我当时还在上EMBA，还有一门课每个周末要上课，经与教授协商，学校允许我在保证上课的课时数的前提下时间灵活，也可以在电话会议上与同学进行小组讨论。而且办理全家的中国长期居留签证，国际医疗保险，找公寓和国际学校都需要时间，经与方达克商量，我先用短期商务签证去北京上任，每月两周一次往返，先把课上完，同时可以利用这段时间“熟悉”北京 (我的故乡) 并安排生活。正式上任的日期定在公司新财年开始的7月1日。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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