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权阶层的兴起与苏共的败亡
文｜纪彭
2010年09月07日15:43
苏共高层在1975年5月的一次政治局会议。勃列日涅夫（左一）、安德列波夫（左二）、齐米亚宁（左三）、契尔年科（右二）、柯西金（右一）
在一个社会中，如果普通人通过努力，可以通过正常的上升途径获得高位，那么从某种角度上看，这个社会还算是公平的。但在苏联，随着特权阶层的兴起、固化和自我封闭，底层精英升迁之路几乎被堵死了。尤其是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普通民众与特权阶层的距离越来越远。在苏联社会中，一般大众自称“我们”，而把特权者称为“他们”。
裙带关系：苏联特权阶级的产生
由于前苏联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结构，领导人的亲属和那些能接近领导人的人，往往就成了大权在握、作威作福的人。
斯大林的次子瓦西里毕业于航空学院，卫国战争爆发时，他只是个20岁的上尉，但是到了4年后战争结束时，他竟然被提拔成中将。尽管谁都知道他是个“酒鬼”，可是1947年从东德调回莫斯科后，立即就当上了莫斯科军区的空军首脑。据斯大林的妻子阿利卢耶娃回忆，“他无所不为，肆无忌惮地利用在其父斯大林身边的机会”，“没有什么是他得不到的。他可以想怎么就怎么，可以要啥有啥。”
不仅如此，那些斯大林身边的工作人员，诸如警卫长之类的人物，也在生活待遇上享有很大的特权。阿利卢耶娃在《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中谈到，斯大林身边的警卫人员尽管没有什么文化，却成了在“幕后操纵大权的人”。他们全都为自己修建了乡村别墅，坐着政府的汽车，像政府部长甚至像政治局委员那样生活。据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说，斯大林的厨师和专为他的厨房采办食品的人员中，有的当上了陆军少将，有的当上了陆军中将，并且还不断被授予各种勋章。
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这种任人唯亲的事例更是不胜枚举。以勃列日涅夫为例，他的女儿加琳娜生性风流，平均每两年就要更换一任丈夫，她最后一任丈夫邱尔巴诺夫不学无术，可当他进入勃列日涅夫家后，就仰仗岳父的权势，扶摇直上，仅仅10年时间就从默默无闻的克格勃上尉升任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并获得上将军衔。勃列日涅夫的儿子尤利更是个纨绔子弟，年纪轻轻就凭借勃列日涅夫的权势平步青云，当上了被人们称为“肥缺”的苏联外贸部副部长。
其他高层人物的子女也很自然地进入特权阶层，米高扬的儿子快速升迁为《拉丁美洲》杂志的主编，葛罗米柯的儿子在苏联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工作一段时间后，突然成为苏联驻华盛顿的公使衔参赞，后又被任命为苏联科学院非洲研究所所长。就连倾向于改革的赫鲁晓夫当权期间，也曾让女婿当上苏共中央报纸《消息报》的总编，并“掌管了赫鲁晓夫的新闻局”，成为显赫一时的人物。在地方上，各共和国的科学院，都“变成了塞满亲属和以地方领导为靠山的人谋求高薪和清闲职位的地方”。
不仅是领导干部的子女亲属获得巨大的特权，只要和领导干部有了亲密的关系就能获得极大的好处。酷爱打猎的勃列日涅夫，晚年已无力手握猎枪，但对打猎的兴趣未减，便改为由他指挥，别人射击。他特别看重伺候他打猎的职业猎手，居然授予猎手将军军衔和所有三个等级的“为祖国服务”勋章。大概他认为，为他服务就是为祖国服务。
自我封闭：社会流动的丧失
为了遏制这种腐败，在赫鲁晓夫上台后，实行了特殊的干部政策。根据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党章第25条规定，党员干部要经常更替，基层党组织选举时，每年有大批领导由于任期届满而被更换。但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对赫鲁晓夫的改革进行了反制。勃列日涅夫特别推崇长期主持意识形态工作的苏斯洛夫的一句话：“干部队伍的稳定是成功的保障。”1966年4月，苏共二十三大对党章第25条进行修改。从此以后，苏共领导层组成人员几乎长期原封不动，逐渐形成事实上的领导干部终身制。在苏共二十三大上，连选连任的中央委员达79.4%，二十五大时，除已经过世的中央委员，连任率竟高达90%，有的任期竟长达25年。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等高级干部都是在他们的职位上寿终正寝的。
领导干部的终身制，使得上层阶级有机会互相庇护，互相提携，逐渐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特权阶层，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小圈子。这一时期特权阶层的人数不断增长，但出身于普通人的只是少数，大多数特权阶层是内部产生的。到了1970-1980年代，国家的高层精英人物实际上已经停止从下面补充人员了。
从70年代开始，特权阶层逐渐脱离群众，“他们孤立地生活、治疗、休养，在这个阶层中往往形成自己的家族关系，这个阶层的子女们在一起度过时光，互相认识，往往通婚。”特权阶层的子女可以凭着父母的地位轻易地进入好的大学，如进人外交官摇篮的国际关系学院，然后被公派出国，回国后就可以得到一份前途无量的位置，为进入特权阶层铺好阶梯，一段时间后他们便成为特权阶层中的一员。
雅库特人赠送勃列日涅夫的巧伦杯
任人唯钱：送礼之风愈演愈烈
既然通过辛勤的工作和杰出的才能已经无法获得升迁，那么各级干部们就开始依靠给领导送礼、讨好上级，谋得更高的官位，获得更大的权力。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勃列日涅夫到阿塞拜疆访问，该共和国共产党第一书记阿利耶夫竟然送给他一座用纯金制作的、价值连城的半身像。之后，阿利耶夫便很快被调到莫斯科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并成为政治局委员。
“上有所好，下必盛焉。”在这一时期，苏共的许多书记、州委书记、边疆区委书记、中央委员都卷入了肮脏勾当。一到节日前夕，机要通讯部门就忙得不可开交，分发从各地区寄给总书记和政治局委员的“盒子”。许多地方和部门早已不是按能力和贡献的大小来选拔任用干部，而是任人唯亲，拉帮结派。因此，想做官或者升迁，必须讨好或贿赂有关领导，职务也因此有了价格。某些地区就连党委书记都明码标价，在1969年，阿塞拜疆一个区委第一书记就“价值”20万卢布，第二书记是10万卢布。这些靠着溜须拍马、行贿送礼上来的官员，毫无政治理想，他们当官完全是为了私利，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他们反对任何涉及自己特权的改革，更不可能主动地遏制蔓延全党、全社会的腐败。
1976年勃列日涅夫70岁寿辰时，出现了一个给他送礼的高潮。其中，雅库特人赠送了一只喝马奶用的巧伦杯。这可不是一只普通的杯子，而是一件富于民族特色的贵重艺术品。他们用罕见的特大象牙磨制出一只杯子，镶上带有银托的各种钻石和珍宝。由于工艺复杂，镶嵌和装饰工作由莫斯科首饰厂承担。这件礼品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耗费巨大，历时数月才完成，由当地领导人亲自送给勃列日涅夫。当时，军工企业送的是刻有他名字的手枪，高加索地区送的是带压花的宝剑。苏联航空航天研究中心1973年送给勃列日涅夫一个精致的烟盒作为生日礼物，盒盖上刻有几枚核弹头。勃列日涅夫的妻子维多利亚在莫斯科弄了一套房子，专门存放丈夫在各类场合中收受的礼物。闲暇时，她最大的爱好便是到那里欣赏琳琅满目的收藏，顺便带过去新的礼品。
这种风气甚至影响到了国外，当外国人得知勃列日涅夫喜爱豪华轿车后，他们便一辆接一辆地送上门来：德国的梅塞德斯、英国的劳斯莱斯、法国的雪铁龙、美国的林肯等等。
伊拉克前领导人萨达姆没当上总统之前，曾送给勃列日涅夫一把军刀，刀鞘上镀着一层黄金，上面还镶嵌着宝石。
就连以改革而著称的戈尔巴乔夫也是通过巴结领导得到升迁的。当初，戈尔巴乔夫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委书记，那里有许多国家级的疗养院，苏斯洛夫、安德罗波夫等高级领导人常到那里休假，戈尔巴乔夫有机会和他们接触，利用各种机会讨好他们，这为他以后的升迁提供了方便。
上行下效，请客送礼达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到了戈尔巴乔夫当政时期，这种风气仍然十分严重。许多外国人给戈尔巴乔夫寄来纪念品、家传宝物、钱或贵重物品。各国为了表示对他锐意改革的敬意，纷纷制作金、银、白金纪念章和纪念币。有一次戈尔巴乔夫从韩国归来，从皮包里拿出一个装有10万美元的信封，是韩国总统卢泰愚送给他的。
固步自封：自我纠错能力彻底丧失！
领导干部终身制再加上任人唯亲，到勃列日涅夫的后期，已产生一系列严重恶果。机构臃肿、官僚作风、思想僵化都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70年代末，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和他的助手起草了一份关于经济改革的报告，引起了部分官僚特权阶层的不满和抵制。勃列日涅夫对改革冷言冷语：“改什么呀，把工作做好就行了。”结果，柯西金的助手被撤职。苏共内部自我更新、自我纠错的能力几乎完全丧失了。
到80年代初，苏联部长会议所属已有64个部，20多个国家委员会和其他一些直属机关。这些部委正副部长级干部就有800多人。黑色冶金工业部有部长一人，第一副部长三人，副部长15人，正副部长共19人。各级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大大发展，党政机构和人员编制大大增加。据俄罗斯社会学研究所提供的材料，当时苏联党政领导机构作的决议能得到执行的充其量不到十分之一。
特权阶层在做任何事情之前，考虑的不是国家的发展大计，而是本阶层、本人的利益，他们只关心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事情，其他事情要么敷衍了事，要么高高挂起，要么搪塞推诿，“对于任何事情都无动于衷，所追求的，用他们的行话来说，就是尽快把问题推开，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把申诉人像皮球一样踢走。”
从腐败到自杀，苏联败亡之因！
如果说腐败在世界上任何角落都存在，那苏共的败亡和腐败究竟有何关联？苏共《真理报》总编辑阿法纳西耶在《真理报总编辑沉浮录》一书中写道：苏共中央向大会所做的报告，其起草的方式、方法和顺序早就定型了，开头，永远是“资本主义总危机”；第二部分，国内情况，始终是“巨大成就”和“个别缺点”。他还回忆说：为勃列日涅夫起草文件，并不要求有什么“新思想”，更不要说有什么“独到的思想”了。只要你善于把那些早已陈旧、无人感兴趣的思想换上新的形式，找到新的表达方式，应当说就已经体现出十分卓越的“创造性”了。“我们就这样一天一天地、一周一周地、一月一月地写作、炮制、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正是由于苏联建国之初的合法性来自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当苏共背离了这些支持它存在的原则时，便比其它任何政权更容易失去人心。一方面，当人民看到官场上贪污贿赂公行，官员们生活腐化，而新闻里却天天大谈一些毫无实际的陈词滥调时，失望之情油然而生。另一方面，特权阶层的自我封闭，使得底层人才失去了上升的可能，大批精英被无情阻隔在了政权阶层之外，难以脱颖而出。
与此同时，统治阶层的封闭必然造成近亲繁殖，越来越多的干部子弟进入权力核心，他们从能力上根本不能胜任那些重要的岗位，因此，苏共上层成为一个在体力和智力上逐渐衰落的阶层，这直接导致了苏共的执政能力和统治基础不断下降。更糟糕的是，通过裙带关系获得高位的人，完全失去了信仰，脱离群众、自我封闭、思想僵化、官僚作风……到戈尔巴乔夫时期，当这些人发现有更好的办法将个人私利最大化时，竟然抛弃了自己的政权，改弦易辙，彻底的放弃了挂在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公然将国家财富占为己有，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正如美国一个专门研究俄罗斯问题小组的负责人弗兰克•奇福德说的那样：“苏联共产党是唯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
来源：《文史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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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反腐的三个底线
前不久的热播剧《人民的名义》中汉东省委书记沙瑞金对反贪局长侯亮平说，对腐败分子是“上不封顶，下不保底”，查到什么人，不管他职务多高，资格多老，只要他违法犯罪，就一查到底，绝不姑息。而在电视剧中，该省主管政法的省委副书记高育良、省公安厅厅长祁同伟等一干大老虎因腐败而被绳之以法，算是兑现了诺言。
不过证之现实，虽然类似的表述在领导人的讲话中也出现过，但从迄今为止落马官员的层级来看，也许“下不保底”做到了，但“上不封顶”的“顶”与大众的期待以及与中国实际存在的腐败来看，尚有很大差距。
中共十八大以来的这轮反腐，是中共建政以来力度最大、波及面最广的。根据不完全统计，迄今因腐败落马的省部级及以上官员（含军队），超过了200名，包括多名现任中央委员，以及上届常委周永康、上届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和徐才厚等。然而，即使如此，民间对此轮反腐仍然颇有微词，从领导人发起反腐伊始，一些指责反腐的声音就不绝于耳，如运动式反腐、选择性反腐，领导人借反腐清除异己、搞权力斗争等。随着本届领导人第一个任期接近尾声，对反腐的上述看法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有强化趋势。
客观地看，我们不应怀疑领导人对腐败的痛恨及反腐决心，以为那些对反腐的宣言式表态是在唱高调，而非出于真诚，如果这样来看待本轮反腐，是囿于历史成见。根本上，反腐不是由于哪个人喜欢，而是腐败本身危及到执政党的统治，是出于保政权之需要和目的，正如领导人多次强调的，不反腐，将会“亡党亡国”。如果这话在过去仅是说说而已，但这次确实让领导人感到有“亡党亡国”之危险。从这个角度看，不论谁当选中共最高领导人，都必须开展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腐运动，以赢得党心民心。
但是，前述对反腐的各种“微词”并非没有道理。反腐到目前，遇到了“天花板压力”或者瓶颈。这个词是我造的，指的是反腐迟迟受制于现有层级的压制，突破不了，一旦突破，整个政治生态的平衡系统就有可能被打破，会引起一种不可预料的政治后果。就好像天花板被捅破，整个被天花板遮蔽的一切会暴露，那些日久结成、附着在天花板上的“尘埃”掉下来一样。
那么，反腐为什么会存在“天花板压力”？或者换种说法，“天花板压力”是在反腐过程中逐渐认识到的，还是一开始就意识到这个问题？我倾向于后者，但也认为随着反腐的推进，最高层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印象。
这里涉及反腐的底线问题。在我看来，尽管这场反腐败运动轰轰烈烈，而且至今尚未见到收尾迹象，但领导人和执政党高层在发起这场反腐运动之初，是预设了三个底线的，无论如何，它们不能突破。这三个底线是：红二代不能反、现任的政治局成员不能反、退休的中共元老不能反（周永康案之后）。
先说第一个底线。在至今落马的官员中，未见红二代子弟。红二代自己的解释是，红二代比较清廉，江山意识强。这个解释是经不起推敲，也不符合事实和传言。的确，红二代从小生活在优越的环境里，有一部分对财富的观念相对淡薄，但作为一个群体，如果说红二代中没有贪腐现象，是不可信的。人性从本质上都一样，没有人天生就是贪官，断言农民的子弟更容易贪腐，是一种腐败上的“血统论”，不可取。从腐败的发生来看，越接近权力，腐败的机会更多。不说那些高级官员，以小官巨贪为例，像国家发改委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就是一个典型，只是因为掌握着项目的审批大权，几年时间就贪腐2亿多元。
因此，红二代中至今不见贪官，解释只能是，反腐败有意避开这一阶层，或被阻挡。因为对于领导人而言，红二代是红色政权的天然支持者。本届政权特别强调江山意识，强调祖宗打下来的江山不能在这一代丢掉，这恰是整个红二代的思维和意识形态，故无论如何，反腐败不能指向他们，如果红二代中出现落马腐败分子，一方面会引起整个红二代的不满，动摇领导人的支持力量，另一方面，它也无法向民众证明，红二代的“基因”天然正确。
相比反腐不下红二代带有意识形态的因素在内，现任政治局成员和前任元老免于腐败指控，则更多带有权力平衡、维持整个高层团结和整体大局的考量。本轮反腐到目前，落马官员最高层级只到现任政协副主席令计划和苏荣，虽然政协副主席也是副国级，但其权力含金量无法同政治局成员相比，甚至比不上一个大权在握的省委书记，如近两年落马的原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或者天津市委代理书记兼市长黄国兴。而在江胡时代，都有现任政治局委员落马，如陈希同、陈良宇等，虽然他们的落马是权力斗争的结果，腐败不过是披个外衣，但毕竟触及了政治局这一层级。
造成本轮反腐不动政治局奶酪的原因，据我观察，在于领导人发动的这次大规模高强度反腐，必须得到高层支持，如若领导人为讨民众喝彩，把腐败矛头指向权力核心层，在权力寡头里进行反腐，难免会引发政治内斗，造成党的分裂，出现又一个“薄熙来事件”。假如这样，反腐不但推行不开，还有可能引发政治危机。这样做也是为了避免反腐伤害到执政党。虽然官僚队伍腐败严重，但如果执政党核心层没有出现腐败，至少能给社会一点好印象。从这个角度看，海外不时爆料某个政治局成员涉腐，将不久被拿下，如果不是像官方指责的“别有用心”，就是不了解本轮反腐的目的和高层权力的运作。从海外的曝料来看，不排除有被曝料对象的政敌有意要将反腐引入更高层，但曝料这么久迟迟未见曝料对象落马，说明反腐一旦涉及权力核心层，就会被领导人过滤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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