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曾经发在本人参与编辑的公号“全球眼”上。今以未删节全文纪念该号第一次关小黑屋。
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单位曾经两次给我分配住房，两次都住进筒子楼。这种楼房的结构特别简单，砖混结构，只有两层。每层楼以一条宽阔的走廊为轴，住房在两边对称分布。每一户房子都只有一个开间，大小有15平米左右（也有不到10平米的单间）。这种房子的典型特点是挑高极高，有的高度达到3.2米。但是墙壁极薄，隔音保暖效果不好。厨卫都是公用的，位于走廊的两端。走廊根本没有自然光线透入，即使在白天也阴暗无比。
这些房子大多在五六十年代修建起来的，已经有相当的年纪，走廊上到处是脱落的墙皮以及裸露的各种电线。在1990年代这种房子一般留给刚刚毕业分配工作的单身职工。后来因为整体上住房的困难，很多单身职工结婚之后仍旧住在筒子楼里。既然成家立业，锅碗瓢盆不可或缺，于是他们纷纷占据走廊的一角，点燃炉子，入夜时就着昏黄的走廊路灯做饭。我对这种生活方式记忆犹新，因为有两件事留下了深刻印象。一次是同一栋楼的一户人家用电炉子做饭，因为电气老化引发了火灾，好在没怎么烧起来就给扑灭了。另外一次就是对门的一个小媳妇大清早起来点燃煤气煲汤。南方人习惯把煲汤的瓦罐放在文火上煨几个小时。结果那天不知道是瓦罐质量不行还是火开得太大，最后瓦罐居然烧裂了，里面的汤水流了一地，整条走廊上都是香喷喷的汤味儿。
这就是我印象当中的“筒子楼”，有些地方称为红砖楼。工作几年后到了北京，发现除了红砖房，还有灰砖房，仅颜色不同，外表上朴实到了呆板的地步。北京的红砖楼楼层稍多，一般都在四层左右，房间里有暖气片，其余跟南方的同宗区别不大。寒冷的冬夜里，最可怕的事情就是从被子里跑出来哆嗦着去公共厕所。以后知识见长，才知道发明筒子楼并非中国特色，而是原版引进于苏联时期，真名叫做“赫鲁晓夫小楼”。这是1953年到1964年赫鲁晓夫担任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的时候推动建设的一种住宅楼，其最主要的目的，无非是先把人装进去再说。至于住的质量如何，让更有智慧的下一代领导人解决。因此出现了带公用厨卫的“筒子楼”。
关于“筒子楼”的最早出现，我的朋友，在大学里讲授建筑设计的楚教授曾经给在微信上给予本人以极富权威的科普，兹引用如下：
“筒子楼这玩意最早我记得是美国鬼子他们搞出来的。具体要查阅王受之或者陈志华的世界现代史或者建筑史。二战（结束）背景下需要要大量重建（住宅），现代主义大行其道。原有各式建筑费时费工造价过高，以至于现代主义作品发展到后期，提出功能大于形式的口号，最后发展成所谓国际式，代表就是筒子楼。”
谢谢楚教授。可惜我一直没怎么认真看王受之或者陈志华的建筑史。现在看不进书。
本文发出来后，楚教授又专门进一步解释道：
确切的说，是德国的先锋建筑师，跑去美国发了家，壮大了现代主义，干掉了美国本土芝加哥学派。然后，跑去欧洲玩了一下集约化住宅。俄罗斯人一看，便宜呀，抄着密斯凡德罗的国际式，哗啦啦建吧。中国小兄弟一看，不错哟，便宜，简单。咱们更加节约点，一间屋子15平米算大的啦。工人阶级嘛，反正不开火，大食堂，厨房，不要啦。厕所，你们这帮泥腿子，一直蹲茅房，楼里面有公用的，可以啦。然后 哗啦啦，筒子楼出来了。
?
我就“赫鲁晓夫小楼”向俄罗斯人求证，有人认为本国的原版赫鲁晓夫小楼一般只有两层。大概是我遇到的俄罗斯人都太年轻，苏联是否后来推出了改良版“筒子楼”（据说都带有独立的厨卫）却无法证实。但我曾经住过的中国“筒子楼”倒是真有改良过的。基本的做法是在走廊两侧垂直加修两排仅起厨卫作用的小单间，把原来单调的“一”字形楼房变成了“H”。筒子楼里每家都分到一个小单间，早上起来不用去抢占卫生间了，但是冬天的半夜还是得哆嗦着起夜。
维基百科（英文）的Khrushchyovka词条大致解释了一下“赫鲁晓夫小楼”的来龙去脉。它的存在可能跟我的理解还有一点差异。其一，楼层一般是五层，这是省下电梯建造费用后苏联建筑师们能够允许的最高民居楼层。其二，走廊两侧一户可能是一间房，也可能是两间，最多三间。每户都有自己的厨卫。但是每套房子里住的不止一家，自然厨卫还是公用。第三，为了节省空间，浴室里的浴缸缩水，只够一个人坐着。第四，设计师曾经打算把蹲式马桶直接安装在淋浴头的下面以节省空间，这个设计没有被通过。
近两年我有机会到基辅和莫斯科出差。本来怀着美好的念头想要重温一下赫鲁晓夫小楼的生活，缅怀一下苏联人民在红色帝国的年代里如何在狭小的厨房里搞派对，唱歌吟诗，或者偷偷说一些领导人的笑话。但是寻找的结果让人失望，这两座城市市中心基本上没有看到“赫鲁晓夫小楼”。据说一栋这样的小楼的设计使用寿命仅有25年。或许是这些房子已经的确年久失修，或许是另外一个原因：勃列日涅夫大楼取代了“赫鲁晓夫小楼”。
说起“勃列日涅夫大楼”，这才是我在基辅和莫斯科最常见的民居式样。在波兰首都华沙南部的旧城区也可以看到许多这样的大楼。这些楼房在整体结构上跟“赫鲁晓夫小楼”非常相似，就是以一条走廊为轴，走廊两侧是单门独户的套间。不同的地方有几处。首先走廊的宽度缩小，变得狭窄。其次这些单门独户的套间有独立的厨卫。每个单独的房间都不算大，大的约有十几平米，小的有七八平米，总面积大约在50-80平米之间，以两居室到三居室为多，有非常小的储物室，内嵌式衣柜，带开放式阳台，房间挑高明显比“赫鲁晓夫小楼”要低。“勃列日涅夫大楼”在十数层到数十层高度不等，楼下有商店、运动场和公园。但以我在基辅看到的情况而言，这些大楼以及公共设施缺乏维护，水泥地面大多已经裂开，绿地里长满野草，运动场上的运动设施也已经锈迹斑斑。此外，房间的设计也远远算不上合理。走廊北侧的住户在冬季遇上采光不足的问题根本没有解决的可能。
“勃列日涅夫大楼”是在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执政晚期，也就是苏联的实力达到巅峰时期的建筑作品。在基辅和莫斯科，可以看到大部分公共建筑和高级公寓与普通民居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反差。公共建筑大多是带有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大楼，外表厚重结实，装饰有希腊风格的各种柱头。内部则高大宽敞，大量使用木地板、木墙板、地毯和壁毯，相当奢华。但是普通百姓的居住却无此好运。如果需要深入理解的话，恐怕还得从历史找原因。
苏德战争之前的斯大林时期，苏联实现了快速的工业化，从1927年到1940年，苏联城市人口增加了3000万，而1940年苏联总人口不过1.7亿。快速工业化的结果就是大量人口涌进城市。当时的建设重点是重工业，任何关于民生（例如住宿）的问题都放到最后解决。战后，苏联遍地疮痍，在住宿问题上也只是优先解决有无。至于苏联人民和现今俄罗斯人民所津津乐道的夏季“别墅”，虽然在战后也大量涌现。但是这些夏季“别墅”大多是私人在郊外搭建，建筑质量不一，外形难看，缺乏维护，常常水电气缺缺，仅供周末消夏而已。
战后城市化的进程在赫鲁晓夫时期延续，住房长期成为苏联时期人们头疼的问题。现在，斯大林时期的民居已经不易寻找，但是赫鲁晓夫上台后为了改善百姓的住宿问题，大量修建筒子楼这样的住宅，说明当年这个问题解决得并不好。但是筒子楼似乎也没法解决问题，因为它没有很好地考虑到隐私。最后“勃列日涅夫大楼”的问世成了勃列日涅夫本人鼓吹的“发达社会主义”象征。然而在莫斯科雄厚凝重的特维尔大街高级公寓这样的建筑映衬之下，反而突出了苏联时期严重的社会不平等。
“勃列日涅夫大楼”的出现算是体现了当时领导人试图解决不平等的一种努力。但实际上它又制造了新的不平等。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住进“勃列日涅夫大楼”。在分配住房的时候能够得到一套大楼里的房子，往往带有某种特权和身份的意味。美国记者罗伯特·库伦苏联时期曾长期驻站莫斯科。他在纪实报道《辑凶分队》里描述过1983年苏联南部工业城市罗斯托夫民警局里一名中尉侦查员的申请住房过程。他写道：“过去几年里，罗斯托夫的其他新区相继用国家的房屋投资建起了一批20层的家属楼。这些建筑很难看，建筑质量低劣，但至少有中央供暖和室内厕所……几乎每一新住宅都有好几个人申请。”库伦描述的这位中尉侦查员用了七年的时间都没有申请到新居。最后，上级准备分配给他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时，中尉以接受任务换来了住房。?
想要完整观看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民居，尤其是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精英民居，最合适的地方应该是位于基辅北部四小时车程的切尔诺贝利。在这里，废弃的普里皮亚季小城是当年的典型苏联精英住宅样板。它是在1970年代中后期建设起来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配套设施。这所五万人口的小城里的主要居民全部为核电站员工及其家属。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是整个国家不可或缺的技术人员。在这座废弃的小城里，十几层乃至20层的高楼全部是典型的“勃列日涅夫大楼”，均有电梯以及暖气。建筑质量也不是如罗伯特·库伦所描述的那样“低劣”。普里皮亚季从1986年成为“废城”。2014年我去参观的时候已经过去28年，外表上依然坚固无比。它的外观和莫斯科的“勃列日涅夫大楼”一样毫无区别。但它的配套设施远远比莫斯科或者基辅的大楼全面，从音乐厅到拳击馆，从游泳池到医院，一应俱全。对于一个五万人口的城市来说，它所拥有的五层楼医院甚至奢侈得有点过分。或许这才是列宁当年所描述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一美妙愿景的具体呈现。
但是，在21世纪的今天，这样的“勃列日涅夫大楼”仍旧在基辅和莫斯科大量存在，恐怕只能说明前苏联国家的基础建设停滞不前，距离本应该有的美好愿景越来越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