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金融主权。一国财政部通过向央行发行国债作为增加基础货币供给的途径是最 公 平的货币发行办法，因为这种铸币税收入可以通过政府的公共财政开支被全体国民所分享。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清楚地表明，国债是美国基础货币发行的主要途径。但 是，中国在1994年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后的第二年颁布的《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二十九条却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这项法律阻断了财政部 通过向央行发行国债增加基础货币供给的途径，在大力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出口导向型经济形成大量贸易顺差、热钱流入和国内企业海外上市等诸多政策体制下，这 项法律在事实上开启了中国通过外汇占款实现基础货币发行的机制(参见下表)。
从表中可以看出，从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开始，外汇占款占基础货币发行的比例以每年30%的速率高速增长;特别是到2005年以后，由于 汇率机制改革，大量热钱流入中国，导致了所谓的“流动性过剩”。为了避免通货膨胀，央行不得不通过提高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和发行央票等措施回收过去通过 主权信贷发行的基础货币，这才使得2005年以后流通中的基础货币小于外汇占款产生的基础货币(参看上表)。这说明，从2005年开始，中国的货币发行是 以流入的美元为基础发行的，形成了事实上的“美元本位制”，中国财政、货币和金融制度的性质发生了改变：美元本位制构成了中国货币金融制度的核心。
外国直接投资。保 护幼稚工业理论的实质，是通过将外国工业品挡在国门之外，使本国民族企业独占国内市场。按照这个理论，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很 少引进外资，甚至排斥外国直接投资。因为，外国直接投资绕过关税壁垒，运用关税保护民族产业的政策 将完全失效，跨国公司攫取巨额利润并垄断欠发达国家市场，在欠发达国家内部直接控制了其产业。
从理论上来说，与发达国家通过对欠发达国家商品销售来摧毁其工业相比较，在外国直接投资的情况下，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将会更加轻而易举地摧垮发 展中国家的新兴工业和价值链高端。 原因在于，即使是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发达国家的企业也不得不使用成本高昂的本国劳动力进行生产并与发展中国家低劳动力 成本的产品进行竞争，这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其产品的竞争力。但在直接投资的情况下，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可以直接使用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与发展中国家 的本土企业展开短兵相接的直接竞争，发展中国家民族企业仅有的一点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就荡然无存了，其绝大部分高端产业在没有走出国门之前在本土上就被 发达国家直接剿灭了，所以，只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被永远地固化在价值链低端“担水劈柴”的地位上。
与严格限制、排斥外国直接投资不同，除少数“敏感”产业外，中国在产业政策上对外资采取了税收优惠、廉价出让土地、压低 劳动报酬、降低环保要求和科技开发用品免征进口关税等一系列政策，大力引进外资，从而在二十余年里形成了依赖外国直接投资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出口导向型发 展模式。其结果是，截至2005年底，外资企业进出口占中国进出口总额已超过55%，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占比更接近90%。当 跨国公司在中国国内控制和垄 断了有利可图的价值链高端之后，从2005年开始，中国大量资金因无利可图从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中游离出来后，不得不投资于可以在短期内就能产生回报的产 业，因而造成钢铁、水泥、煤炭、轻工、建材等产业的大量产能过剩：或者转向股市和房地产等投机活动，特别是在前者的产能过剩日趋明显的情况下，无形中又加 剧了房地产的投机活动。由于跨国公司大量的利润转移和民营企业的不景气，中国地方政府从实业上征收的税赋入不敷出，因此纷纷靠卖地增加财 政收入，从而不断 推高房价，更加助长了房地产业的投机活动，成为社会不和谐的重要因素。
国内市场。高度竞争的国内统一市场是工业化成功的重要基础，但中国过早的不分阶段的全面对外开放、“GDP”作 为地方政府官员考核指标的 弊端以及货币发行权的丧失等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国内市场走上了四分五裂的道 路，它在经济方面的弊端至少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在加入世贸组织前，中国的市场分割、各省之间产业结构雷同和地方保护主义问题就没有得到解决，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片面强调“用 开放倒逼改革”，忽视了统一国内市场问题，这包括高昂的社会物流成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比发达国家高一倍)和流通渠道严重不畅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使国内企业在开发国内市场潜力上知难而退，纷纷通过加入跨国公司控制的全球价值链，被迫走上出口导向型经济的道路。因此，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跨国公司 就把中国各省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自然资源迅速地纳入其全球产业价值链之中，其结果是中国各省的国际一体化程度大幅度增加，而国内市场的一体化程度却进一步被 弱化了。这种状况导致了外国产品和外资在中国畅通无阻，而国内市场的分割却有增无减。这是导致中国制造业企业不仅在进出口而且在国内市场上均没有渠道控制 权和价格定价权的重要原因。
其二，经济区、开发区在改革开放初期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分权体制和 “GDP”作为考核地方政府官员 考核指标的巨大刺激之下，地方政府竞争导致了“地方政府的公司化”，地方政府的逐利行为使其竞相通过开办这种画地为牢的经济区和开发区，以各种不计生态成 本和损害其他地区的优惠政策招商引资，并在一有所谓新的产业机会就闻风而动，一哄而上，遍地开花，加剧了地方政府的各自为政和市场分割。这是中国长期以来 无法解决各地重复建设、产业结构雷同的主要原因，使得中央政府统一实施产业振兴的难度越来越大。
其三，外国直接投资导致和加 剧了国内市场分割，严重阻碍了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在外汇占款成为人民币发行和信贷的基本途径之后，地方政府只有搞 到美元，才会有发展的资金;而搞不到美元，该地区将因缺乏资金而无法发展，所以，驱动着地方政府大力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外资在哪里建厂，哪里就有了发展的 资金，有税收，有就业，因此，跨国公司就利用地方政府的竞争，利用地方市场分割，哪里越不要求技术转移、给的市场越多，就在哪里投资建厂。合资企业曾被看 做是发展中国家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重要途径，但合 资模式在中国却培养了中方利益集团，地方政府与外资企业、中方利益集团在利益上是一致的，当合资企业遇到 真正的自主企业竞争时，中方利益集团和地方政府反而保护外资的利益，因为保护外资的利益就是保护自己的利益。而对中方利益集团来说，引进技术后自主研发费 时费力，利用廉价劳动力和资源从事低端产品生产并垄断国内市场立竿见影，何必再去自主创新?这不仅是导致“市场换技术”失败的基本原因，也是外国直接投资 利用“地方发展型国家”对中国市场分而治之、阻碍国内统一市场形成的重要根源。
在 历史上，中央政府作为国家发展主义唯一代理机构是成功崛起的基本特征之一，即使是像美国这种具有典型地方分权的联邦制国家，在其崛起过程中，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也是由中央集权的司法体系为其提供基本的政 治结构并最终完成的。时至今日，美国联邦政府仍是统一对外实施有关外资进入等产业政策，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企业“华为”并购美国一家200万美元的小企业还 被美国联邦政府否决的原因。但是，“中国模式”却与中央政府作为国家发展主义唯一代理机构的“李斯特式发展型国家”背道而驰：中国行政、财政分权化导致地 方政府绕开中央政府吸纳外 资，以及地区间的竞争，都使得中央的发展政策在地方执行的过程中被扭曲乃至被抵制，使得中央统一的产业政策无法实施，难以实施全国性的经济协调。
现在，终于到了为改革滞后付出惨重代价的时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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