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突破6.84！美元再次破百！人民币贬值空间究竟有多大？！
刚刚，人民币跌破6.84关口！ 6.90还会远吗？
在岸人民币跌破6.84关口
午盘，在岸人民币午盘跌破6.83关口，为2010年6月来首次。随后跌幅扩大，跌破6.8400关口，创逾七年新低，日内跌逾250点。
离岸人民币兑美元跌至6.8523，创历史新低，日内跌逾270点。
人民币中间价则在刷新逾六年新低，报6.8291，较上一交易日大幅下调176点，为连续第7个交易日走低，刷新上周五刚刚创下的六年多最低水平。
这是自10月以来中间价第12次创下六年最低值。人民币中间价上周五报6.8115，逾六年来首次跌破6.80。
美元指数再次突破100！
人民币进一步贬值的重要压力来自美元的持续走强。
今日美元指数扩大涨幅，突破100，创11个月新高，日内涨约1%。美元上周五连阳，单周涨逾2%，为一年来最大周涨幅，上周五升至99.13，创9个月最高。
而CFETS人民币一篮子汇率指数上周则呈现上涨态势。据国家外汇交易中心数据，截至11月11日，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为94.33，按周涨0.55。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何帆、社科院世经政所博士朱鹤、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助理李蕊近日联合发表署名文章，齐齐发声：本轮人民币贬值压力主要来自于外部，不必过度恐慌。短期来看，应关注美联储加息可能引发的市场震荡；长期来看，央行应该继续加快汇改，让人民币汇率尽早实现自由浮动，从根源上消除贬值预期。
6.80轻松跨越，6.90还会远吗？
资深外汇专家、华尔街见闻专栏作家韩会师认为，6.80轻松跨越，6.90不会太远。
过去的几个月，进口企业一定是心惊胆战的，道理很简单，整数点位被突破似乎是越来越快了。从当初的5个半月失守6.60，到2个半月失守6.70，再到今天的1个月失守6.80，是不是有点触目惊心的感觉。
美元兑人民币从6.79以下跳跃到6.82以上将仅仅花费2天时间，2天3分钱的贬值速度不可谓不快，这对市场恐怕又会产生较为明显的刺激。
韩会师称，在美元走强的情况下，如果收盘价跟随中间价持续走弱，市场会自动将此理解为官方对人民币贬值持宽容态度，从而持续增强购汇冲动。
目前来看，如果任由市场力量发挥作用，由于企业很难主动改变“积极购汇、消极结汇”的财务运作模式，除非有外力介入主动控制即期汇率的波动幅度，否则6.90的到来真的不是什么难事。
美元指数强势攻破100，与特朗普的政策有何关？
不到半年的时间金融市场已经飞出两只黑天鹅。
特朗普上周问鼎美国总统宝座再次在金融市场上引发了风暴。
笔者在这篇文章中想讨论两点
第一，美国总统大选后市场走势与英国脱欧公投后的走势异同点？
第二，特朗普的政策是如何联系到强势美元的？
并顺便梳理一下近期美元的逻辑。今天的美元指数强势攻破100，为11个月来首次触及，日内上涨1%。吓得我手机都掉在了地下。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两次黑天鹅事件发生后当天市场的反应。可以说上周三亚洲时段美国总统大选开票日当日市场的反应与英国脱欧公投日当日的反应如出一辙。
美股（期货）大跌，黄金大涨，美债收益率大幅下滑，对未知的恐惧占据了金融市场的交易主线。
只是相对于英国脱欧公投当天，市场对黑天鹅事件的免疫力显著提高，避险情绪持续了不到7个小时，市场就走出了V型反弹，而随后两天我们看到的是美股再创历史新高，美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10年国债收益率更是从1.71%低点大幅上升至2.2%。
目前特朗普挂帅只是刚刚开始，其经济政策甚至内阁成员都面临很多不确定因素，因此现在预测未来市场走势并不容易。不过我们可以先回顾一下第一只黑天鹅英国脱欧公投后市场的走势。
今年7月和8月全球市场上曾出现股债齐涨的奇怪现象。而上周总统大选后三个交易日我们看到全球市场上股票上涨债券大跌的局面。
所以这里有一个比较有趣的观察就是，似乎黑天鹅过后，不管什么逻辑股票都能大涨。
我们先来梳理一下英国脱欧后市场的逻辑，当时之所以出现股债齐涨的主要原因就是对宽松货币政策的预期。由于担心脱欧对全球经济的冲击无法估量，投资者普遍认为全球央行将推出新一轮货币宽松政策，而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也被延后，从而导致了股债齐涨的局面。
而过去几个交易日虽然市场也在质疑全球央行会否在面临新的不确定中再次进入宽松通道，这也导致大选开票日当天对美国12月加息预期出现了剧烈的波动。但是目前再通胀主题盖过了宽松预期成为主导市场走势的主线。
其实今年9月初随着油价和其他大宗商品价格的持续反弹以及美国劳动力市场的持续复苏，再通胀主题已经渐渐浮出水面，并成为终结7月和8月股债齐涨的主要原因。而此次，美国总统大选后，再通胀主题再次被特朗普的财政刺激计划所放大。
特朗普的财政刺激是如何联系到强势美元的呢？
这里主要有两条传导机制：
此外，特朗普铁公基政策下可能会更多发行长期国债，从而推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从而从利差的角度对美元起到支撑。
这似乎正成为目前美元的驱动力。当然这个逻辑里也有两个瑕疵。
第一，美国搞基建的话，意味着美国要从国外大量进口原材料，那势必会导致美国贸易逆差恶化，从而抑制美元的强势。
第二，特朗普的财政刺激也同样需要宽松货币政策支持，毕竟融资成本上涨过快对特朗普政府的融资是不利的。所以市场可能会形成一个自我调节的机制。
对特朗普时代美元走势的思考不能仅止步于财政刺激上。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是他的能源政策。
事实上，如果一定要在奥巴马和特朗普之前寻找共同点的话，那就是双方对美国能源自给自足的想法是一致的，只是双方实现的路径不一样。奥巴马政府主张对削减对传统能源的依赖，大力发展清洁能源，而特朗普政府则更侧重传统能源的开采利用，并保护美国的煤炭行业，增加石化能源的开放，并取消奥巴马对石化能源行业的限制以及支持美国石油出口。
相对于奥巴马的能源自给自足计划来看，特朗普简单粗暴的方式似乎更容易实现能源独立。如果这样的话，将很有可能帮助美国缩小经常账户赤字，从而成为支持美元的一个长期要素。
图：特朗普胜选后首次与奥巴马白宫会晤
总体来看，无论是财政刺激导致的再通胀主题还是能源独立对美国经常账户的长期改变似乎都为特朗普政府下强势美元作了渲染。特朗普能源独立政策能否兑现还需要关注其上任后政策的推动，短期内来看，再通胀主题所引发的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会继续主导市场，而市场又是最喜欢透支预期的。未来美元可能还是会面临很大的震荡。
人民币贬值空间究竟还有多大？
当下人民币贬值的预期依旧很强烈，为此，央行对人民币资本项下的管制也进一步加强，但管制或许又会强化了贬值预期。外贸顺差、外汇储备及经济增长前景等是否是影响汇率的主要因素？从购买力平价角度看，很多新兴经济体的货币都属于过度贬值了，原因何在？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外汇储备第一大国，贬值空间究竟还有多大？本文尝试探讨这些问题，尽管无法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但在前同事王晓东的启发和支持下，至少对有关汇率决定因素中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提出了质疑。
为何新兴经济体货币汇率易超贬
为何新兴经济体的货币一般都会贬过头呢？逻辑很简单，因为相对于发达经济体的可自由兑换的国际货币而言，它们的流通性和可兑换性都差，主权信用评级也差，这好比一个是主板股票，另一个是新三板股票，前者的流动性很好，财务透明度也高，估值水平当然可以比后者高。从理论上讲，风险溢价通常等于流动性溢价加上信用溢价，新兴经济体货币的风险溢价率较高，故超贬现象就成为常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每年都对各国货币估算出一个以美元计价的购买力平价（PPP）， 有人统计过，当2011年全球的名义GDP总额超过72万亿美元的时候，按IMF估算的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总额达到90万亿，也就是说，全球除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货币总体被低估了约25%，当然，这当中主要是新兴经济体的货币被低估。
如IMF依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2016年俄罗斯人均GDP为26109美元，但名义人均GDP只有8058美元，比中国还低，因此，按照购买力平价理论，卢布兑美元汇率或被低估了2.24倍（26109/8058减去1）；同理，印度被低估了2.87倍，巴西被低估了0.77倍，中国被低估了0.83倍。我们不妨把这些倍数称之为本币的风险溢价率。
2016年各国人均名义GDP及购买力平价下人均GDP
资料来源：IMF 、海通证券宏观研究
虽然购买力平价是理论计算结果，但基本能够如实反映在不同国家使用等额美元所能获得的商品和服务的差异。中国相比金砖国家中的印度和俄罗斯，风险溢价率要低很多，这是否外汇管制有关呢？如作为高收入地区的台湾，新台币的风险溢价率也高于大陆的人民币。
很多新兴经济体的名义汇率之所以会出现大幅贬值，主要是因为它们大多靠货币扩张来应对经济难题，中国、巴西、南非、印度和俄罗斯等金砖五国也莫不如此。如1976年末，1美元兑印度卢比汇率为8.97，如今则上升至66.7，过去40年里卢比对美元的贬值幅度竟然达到644%，俄罗斯更是贬值了80多倍（1976年底1美元=0.74卢布）。中国过去40年的贬值幅度还不算大，虽然超过250%，但相比其他新兴经济体要小得多，这可能与外汇管制有关。
此外，外贸顺差和外资的大量流入让中国成为外汇储备第一大国，这对于稳定币值是否有贡献呢？接下来探讨这个问题。
决定汇率水平的最主要因素是什么
从一般意义上去理解，外汇储备越多，说明对应的外币资产越多，那么，本币的稳定性就越好。但事实上新兴经济体的外汇储备并不算少，尤其是金砖四国，如中国的外汇储备全球第一，俄罗斯、巴西和印度的外汇储备在全球排名都在前十位置，但名义汇率都大幅低于实际汇率。即便像中国台湾这样一个外汇储备全球排名第三的地区（4340亿美元），名义汇率也是超贬的。
外汇储备与汇率之间关系不大
资料来源：海通宏观研究于博提供
王晓东专门研究了1973年年初至今的美元指数（major，指对欧元、日元、英镑等7个主要国际货币）的走势，发现美元指数至今只贬值了15%左右；但对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等约20个国家货币的美元指数（OITP）同期升值却超过70倍。尽管相对于major国家，OITP国家的经济整体上蓬勃向上，但汇率却无一例外地出现超大幅度贬值。
1973-2016年美元指数（major和OITP）走势
资料来源：王晓东提供
为何美元指数（OITP）的升值幅度如此夸张呢？如果既非外汇储备不足的原因，也非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那只能是货币超发原因了。因为汇率从本质上讲，就是一种货币对另一种货币的供需关系。如印度这两年的经济增速在全球领先，已超过中国，海外直接投资规模也超过中国，成为全球第一，但印度卢比却依然维持贬值的走势。
美元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贬值只15%，变化幅度之小真是匪夷所思，因为毕竟经历了43年时间，美元指数（major）波动的幅度如此之小，说明发达国家大多没有滥发货币。如日本这些年来，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出口都非常乏力，且还实行负利率，但日元对美元却没有出现趋势性的贬值或升值，如目前美元兑日元在106左右，与10年前的汇率水平（100左右）相差很小。
日本2006年末的M2为714万亿日元，如今只提高至940万日元，10年的M2累计只增长32%。为何日本的货币增长如此之慢呢？原因是这10年间日本的贷款余额在不断下降，尽管GDP总体仍是上升的。但中国这10年的M2大约增长了345%。无论是日本还是美国，它们央行在货币投放上都很疯狂，但商业银行却都很节制，这是发达国家币值稳定的根本原因。
但新兴经济体却不一样，如中国央行的基础货币投放并不算多，今年8月，央行总资产为33.4万亿（2008年为19.9万亿),过去八年总资产规模才增长了67.8%，且大部分基础货币投放都是因外汇占款而产生的（约为26万亿），这说明央行并没有明显做大资产负债表的意愿。但是，中国商业银行则是在法定准备金率高达15%的情况下，依然大肆扩张信贷规模，如2000年年初中国信贷余额只有9.3万亿，如今已经达到108.3万亿，扩大了10倍以上。信贷扩张的速度远超GDP增速，其结果是上市银行的净利润总额要超过所有上市公司净利润的一半以上。
因此，决定汇率变化的最主要因素应该是货币供应量，就像通胀是货币现象、房价是货币现象一样，汇率也是货币现象，货币一旦超发了，其能量总会释放出来，要么通胀，要么资产泡沫，要么货币贬值。只是货币超发的过程未必会通胀，也有可能通缩；未必会引发资产价格泡沫，或许还会出现资产价格的低估；不一定马上出现货币贬值，也有可能升值。但从长期看，货币超发肯定会导致资产泡沫、通胀和货币贬值。
至于经济增速、外贸顺差和资本流入规模等对汇率的影响，可能比较间接些，也很难定量。或许它们的实际汇率的影响更明显些，如体现在购买力平价上。但实际汇率的“实际意义”似乎不大，因为绝大部分人只关心名义汇率，并以名义汇率来衡量财富和参与相关的经济活动。
管制之下人民币贬值空间究竟还有多大
中国加入了SDR，说明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前景进一步明朗，但汇率形成机制和资本账户开放的进展似乎总比预期的要慢，尤其当人民币贬值预期抬升之后，外汇管制也随之加强。管制的加强究竟会减弱预期还是会加强预期呢？人民币有离岸价和在岸价，离岸价总是高于在岸价，但价差并不大，似乎表明在不管制的情况下汇率的贬值空间也不大。但毕竟人民币在资本项下还不能自由兑换，外汇也不能自由进出。
如中国与印度相比，同样都是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但印度的浮动幅度要大于中国。在金融的开放度上，中国也落后于印度。这就给人民币自由兑换和资本项下开放条件下的贬值幅度还有多大留下了悬念。
不少人在寻找人民币的“均衡汇率”，均衡汇率水平只有在外汇市场充分开放条件下，通过汇率长期不断波动之后才能形成一个阶段性平衡点，但在管制条件下均衡汇率难以形成。那么，有没有可能计算出一个“理论”上的均衡汇率呢？
王晓东认为，可以通过M2与GDP之间的比价关系来找到“合理”的汇率水平。如以2000年为基期，当初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为8.28:1；同时，GDP按2000年作为不变价计算（按目前修正后数据，下同），2000年的M2规模为13.5万亿，1元人民币M2对应的GDP为0.77元，如今，1元人民币M2对应的GDP为0.27元。美国2000年1美元M2对应的GDP为2.6美元，如今1美元M2对应的GDP为1.3美元。若按此比值关系，那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为11.6:1。
依据这种挂钩GDP与M2的比值变化来推算人民币合理的汇率水平，显得有点简单粗暴。首先，2000年的时候，人民币汇率8.28:1是否属于均衡汇率也是要打问号的，尽管当时的外汇黑市价与官价都很接近了。
其次，不仅因为中国的GDP与美国的GDP在计算口径上存在差异，从而导致中国的GDP有所低估，而且中美两国产业结构上的差异使得GDP缺乏可比性，如中国GDP中第二产业的占比较高，过去一直超过50%，而美国不足20%，第二产业的产出中，大部分是可贸易品，属于全球定价的，而第三产业的产出中，大部分是不可贸易品。因此，GDP统计口径和结构性差异也可以从两国的购买力平价上体现出来。
第三，选择不同的基期，M2与GDP之间的比价关系又会出现差异。正如王晓东又以2006年作为基期（人民币步入升值阶段），当时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为1：8.08，按2006年不变价计算的1元人民币M2对应0.63元GDP，如今为0.32元GDP；同时，按2006年不变价计算的1美元M2对应的GDP为1.97美元，如今为1.19美元。若按此比值关系，那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应该为9.5:1。
尽管用M2/GDP的比值关系来推算理论汇率存在很大问题，却反映了一个毋容置疑的事实，即过去20多年来货币供应量相对于GDP的规模来说，多得有点离谱，尤其在2009年之后货币增速继续高增长是有违常理的，因为经济增速与货币增速之间的剪刀差不宜过大，不要因为CPI没有显著上升就以为提高M2增速问题不大，如前所述，通胀、资产泡沫和贬值都是货币过量投放的多种表现形式。
GDP作为产出指标，必须关注其背后的投入量究竟多少，是否合理。比如，2014年的GDP目标为7.5%，M2增速目标为13%；2015年GDP的目标为7%左右，M2的增速目标是12%；2016年GDP的目标为6.5%-7%。但M2的增速目标却提高至13%，显然是投入多产出少，目前，货币过量导致的问题至少在资产和汇率两个指标上都体现出来了。
同时，我们还需要关注的现象是，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还会导致贫富差距过大。如美国次贷危机之后，M2增速也大幅上行，美国全部储户的基尼系数居然已经高达0.48，这或许也是导致川普大选获胜的重要原因，因为奥巴马在过去8年的执政期间过多利用了金融手段来刺激经济，导致贫富差距扩大，导致中低收入群体去“占领华尔街“，川普则主张多用财政手段，通过减税和增加基础设施投入，让中低收入群体受益。
日元升值原因：近年来美国M2增速显著快于日本
资料来源：王晓东供图
因此，无论从人民币国际化，从抑制资产泡沫的角度，还是从防通胀、缩小贫富差距的角度，都应该严格控制货币规模，这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完全吻合。相应地，我们可以预料，今后外汇管制会进一步加强，毕竟防风险是首位的，故人民币贬值还会是渐进式的，如果货币规模扩大能够得到有效控制，则贬值的幅度应该有限，尽管GDP增速会相应减慢；如果货币规模难以有效控制，则贬值之路还可能很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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