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2月26日凌晨，日本裕仁天皇颁布停战诏书四个多月后，高邮城东部的日军司令部“洪部”在仓促中举行了一次特殊的受降仪式。大厅中，黄军毯铺就的长桌一边是日军大佐岩崎学，另一边则是已整编成华中野战军第八纵队的政治部主任韩念龙。
几个小时前，这座南临扬州、北靠两淮的小城刚在细雨的深夜经历了新四军对日的最后一战。随着日本大佐将日军花名册和军械、军需登记册呈交给韩念龙，自1939年起被日军侵占的高邮城终于迎来了解放，也成为全国最后一座被收复的县城。
“高邮战役进一步完成了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过渡与转变，军政并用、攻坚与打援并用。这样规模的政治攻势，在我军军史上也是罕见的。”
日本人西胁久良雄没有想到，自己此生能有机会再次登上高邮城的文游台。那是1982年3月30日的午后，距他上一次见到这座始建于北宋的庙台，已过去了三十多年。
在那个中国社会还未大规模对外国人开放的年代，草长莺飞的苏中小城高邮在县人民政府的“研究特许”下，迎来了这支来自日本岐阜县的旅游团。
岐阜县地处日本本土西南部，与高邮市纬度相似。17名旅游团团员中，除了旅游中心的1名随员和6名妇女之外，其余10人在日军侵华时都曾驻扎过高邮。抗日战争结束后，被遣返的日本军人在“与高邮隔海相望的那一头”成立了社会团体“高邮会”，成员达到七八百人，西胁久良雄便是其中一员。
“你不会想到，高邮这座城市在日军投降后，还经历过那样一场大仗。”一位当年曾陪同岐阜县旅游团游访的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时团内有一位名叫木村幸子的日本妇女在进入高邮城前特意下车，洒酒跪祭，返程时又忍不住哭了一路。
原来，她的丈夫就死在高邮城南的邵伯镇，那已是1945年12月，日本裕仁天皇颁布停战诏书已过去4个多月了。
粟裕的三次“请战令”
“你应下令你所指挥下的一切部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听候中国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的命令，向我方投降，除被国民党政府的军队所包围的部分外。”就在《停战诏书》公布的同一天，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朱德对南京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如此电令。
彼时，新四军为了完成解放全苏中的任务，于苏中区编组了17个步兵团，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迅速占领运河沿线各城市”的指示，向日军和伪军不停发起进攻。
8月23日，解放宝应；9月1日，解放兴化；至9月底，连克东台、安丰、海安；11月10日，解放盐城。至此，除南通、泰州、扬州、高邮和海门五城外，苏中地区全部解放。
盐城解放后，新四军将战役中投诚的原伪军高级军官放回高邮劝降。没过几日，这名军官的头颅竟被悬挂在高邮北城楼上。城内的日军宣称：“你们新四军没有资格受降！”
高邮，这个南临扬州、北靠两淮的古城是古运河道上的军事重镇。特殊地理位置使得新四军必须即刻做出决定。
1945年12月，华中军区司令员张鼎丞、政治委员邓子恢、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政治委员谭震林联名致电中共中央：集中华中野战军（注：1945年11月下旬完成整编，下辖六、七、八、九四个纵队，每个纵队辖4至5个团）第六、七、八纵队，组织进行高（邮）邵（伯）战役，歼灭该地区拒降之敌，以除后患。在建议获准、部队进入战前准备阶段时，第六、八、九纵队被临时要求北调，以配合山东野战军在津浦线上开展破击战。
然而，三支纵队集结宿迁一带待命后，情况不断在变化。粟裕再次建议：“即暂停对津浦作战，可趁我主力集结之机，进行高（邮）邵（伯）战役”。他认为，高邮地区是解放区腹地，同时城内日军拒不投降，新四军攻城歼敌师出有名。这个建议又很快获得批准，军部仍留第六纵队于淮海地区，将第七、八纵队投入高邮进行战前准备。
至12月15日，占据扬州的国民党第25军在日伪军掩护下，有意进犯邵伯、占领高邮，而国民党第49军也有从江阴渡江北进之势。
箭在弦上，高邮一战已无路可退，粟裕只能第三次拟写复电，以千字篇幅致电陈毅、张云逸、饶漱石、黎玉并告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张爱萍，再次请战。电文中，粟裕明确了目前的战略态势，称高邮战役有助于“解除顽军自高邮沿运河向北分割华中之威胁”，“更可使苏中区的经济财政保证对华中之主要供给”。
这一次，新四军军部最终接受了粟裕的建议，同意集中第七、八纵队先打高邮和邵伯。12月19日晚，被日军和伪军占领的泰山庙、真武庙、承天寺、放生寺、观音庵、如意庵等大小十多个据点被逐个攻破。
机枪声响至20日中午，邵伯被成功收复，并扫清了阻碍进攻高邮外围之敌。
新四军派出“土飞机”
“冬月十五亮月头，新四军来打高邮！”
今年82岁的赵方敖至今还能记得当年高邮战役时大伙儿口口相传的歌谣。
由于赵家位于高邮城郊，新四军在收复邵伯之后，便在那里住进了一个排的战士。写传单、绑竹篾、糊白纸，住在赵家的战士们不喊打喊杀，反而扎起了风筝似的“土飞机”。
“约摸有两公尺宽、四公尺长，就在我家的大院里扎‘飞机’。”赵方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时家里人都疑惑，不知道新四军“这是唱的哪一出”。后来，跟着战士们来到离城一公里远的地方，看着几个人七手八脚地拽着绳。那“土飞机”就乘着西北风，飘到高邮城上空。
赵方敖比划着：“‘土飞机’上捆着一小包一小包的传单，每包传单旁边点着一根线香，线香有长有短，先后烧断传单的绳子，传单就像雪花一样飘下去。”
“日本天皇早已宣布无条件投降了！”
“你们为谁在流血？”
“你们的父母姐妹正等待着你们！”
“放下武器，保证你们生命安全！”
传单里都是有关日本投降、新四军优待俘虏的内容。当时，由于日军内部对下严密封锁消息，像西胁久良雄那样驻扎在高邮的普通日本兵们仍不知道战败的消息。
新四军除了放出“土飞机”，战士们还连夜在高邮城北门外十几公尺的密集民房、树干上全都写上、挂着、拉好各式各样醒目的劝降标语，并把印制的传单用大弓箭射进城里，用迫击炮把成捆的传单打进去。
“高邮战役进一步完成了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过渡与转变，军政并用、攻坚与打援并用。这样规模的政治攻势，在我军军史上也是罕见的。”高邮市党史办主任刘春龙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时，新四军一连6天在广播里不断播放着日本歌曲《思乡曲》《支那之夜》。
“唷……经常的，经常的，为我的命运祷告的好母亲，大概很健康吧，妹妹大概要出嫁了，我做哥哥的多么想买些东西，做你的嫁妆。山啊，海啊，遥远的隔离我们，怎么能到达那里……”
熟悉的歌声之外，来自“日本反战同盟”“朝鲜独立同盟”等团体的反战人士也组成日语喊话组，用“土喇叭”一遍遍播送天皇的停战诏书。
开始时，城内的敌人对喊话根本听不进去。话筒一响，日军就打炮弹、扫机枪，还夹着谩骂声。后来，枪声渐渐少了，有的日本兵还抱着枪站着细心听。
广播两天后，两名日本士兵以出城修铁丝网为名，偷偷向新四军投诚。他们还带来了一个消息：日军内部十分混乱，士兵们和部分军官认为再流血已无意义，但部分指挥官仍要执行上级命令，不向新四军投降。
危急之下，粟裕决定，向高邮发起总攻。
“漆黑的夜，伸手不见五指，天空，不住地下着雨；我们的任务，是要从高邮城西北角突上城墙。”
70年前，甄为民凭着“第壹号”的战地记者证兼通行证，随同主攻部队主攻连攀云梯登上子弹纷飞的高邮西北城墙，并在事后写下这段《突破西城头》的开头。
2015年7月2日上午，江苏钟山干部疗养院内，90岁的他将一张珍藏了70年的战地记者证递到高邮抗日战争“最后一役”纪念馆工作人员手中。
1945年12月25日夜，第八纵队的第六十四、六十六和六十八团分别从城北、城东、城南三个方向，向高邮城发起猛烈攻击。然而，层层紧固的工事和复杂的地形，成为攻城最大的障碍。
自1939年日军侵占高邮之后，连年加修工事。到1945年时，高邮已有高9米、厚7米的城墙。在城墙上筑有永久性机枪掩体14个，转弯处和城墙上驻有两层或三层大碉堡8个，城垛之间均筑有射击掩体。
城西北方向，担任攻城突击队的“老虎团”第七团，用老百姓送来的被胎裹着方桌制成“土坦克”作掩护，越过开阔地，强渡护城河、架云梯，与日军展开白刃战。
不少战士眼看就要爬到城头，突然敌军将许多钩镰枪伸出来，这种特制的城防武器能刺能推，还能钩。爬在十来米高的云梯上，摇摇摆摆，只要推一下就会摔下来。为了克敌，战士们趁敌人的钩镰枪还未戳到云梯，就先将手榴弹扔上城头，趁着硝烟弥漫的刹那间，迅速跃上城头。
随着攻城战、巷战的展开，一时间，只听得枪声、格斗声、喊杀声响彻云霄。至12月26日凌晨，日军城防司令部被攻破。
据当时初步统计，此役共歼灭山本源兵团日军1100余人（其中生俘岩崎学大佐以下892人），歼灭孙良诚部伪第5军42师师长王和民、副师长任遒武以下伪军约4000人（其中生俘3493人），缴获大小炮种61门、掷弹筒约30个、轻重机枪145挺及步枪等4308支。
“战事停止了，在搜索战果时，沙包工事里、斜坡上都是鬼子仰翻的尸体。我们冲进碉堡去，几个河北腔的汪伪和平军走出来，陆续交出了全部武器，六班的同志喊话：‘苦鲁三大衣（仿日语‘放下武器’之意），优待俘虏’。九个鬼子都拱手求饶。”
战争胜利后，甄为民在《突破西城头》最后署名“劳之”二字。他说，其中并没有什么深意，只因想用谐音（“劳之”与“老子”读音相近）纪念那天夜里，战士们齐声欢呼“鬼子投降了，老子胜利了”的战场豪情。
凌晨受降仪式
“我是大日本皇军高邮派遣军最高司令官，我只同你方最高代表谈判！”
“我就是我方最高代表，我代表新四军，命令你立即下令无条件投降！”
“我们同意离开高邮，回到南京去，城里的弹药给养和重武器，可以全部留交给你们。为了到南京去的路上安全，我们的轻武器将随同带走。”
“你们只能无条件投降，你们天皇的命令，也是叫你们无条件投降，我们保证你们和你们家属的生命安全，不侮辱你们的人格，你们投降后的一切安排，我们自然会按我军优待俘虏条例妥善处理。”
1945年12月26日凌晨，这番对话就发生在选择投降的日军大佐岩崎学和华中野战军第八纵队政治部主任韩念龙之间。
日军高邮司令部“洪部”位于高邮城东部草木茂密之处。而在那个夜里，这个幽静的小楼则成了日军在中国的最后一个投降之所。
第八纵队长官彭德清、张云龙、谢云晖、严振衡曾都撰文回忆这一次新四军的受降仪式——
灯光昏暗的大厅中，一排长桌紧靠后墙，桌面上均铺上了黄军毯。长桌后边正中是韩念龙主任，他的左右分别是助手和翻译。这排长桌的左边，站立新四军的干部战士，右边立着两排日军军官，为首的是岩崎大佐。
在接过日本军官递呈的日军花名册和军械、军需登记册之后，岩崎大佐向韩念龙行军礼（其他日军军官行注目礼），双手捧着册呈交给韩念龙。
韩念龙接过花名册，并宣布：（1）投降的日军官兵，仍各回原住处待命，为了安全，活动限于院内，不得外出；（2）战死的日军官兵，可按日本国习俗，予以火化，骨灰收好以备带回本土；（3）受伤的日军官兵，将由我方医务人员协同日军医务人员予以救治。
韩念龙宣布完毕，仪式即告结束。他没有注意到此时正有一名穿着普通军服、个子不高的人影慢慢离开大厅。那便是粟裕。
粟裕的做法事后被解读为巧妙的政治考量。那天，要是韩念龙发现司令员粟裕在场，必定会从主座位上跑下来迎接，从而造成司令员受降日军大佐的局面。
直到3天后，粟裕在高邮城接见日本军官时，人们才知道此事。日本军官们惊讶道：“不胜感激之至！不胜荣幸之至！”
始终居于日军官佐中心位置的岩崎肃立在粟裕面前，把一件紫光闪闪的冷兵器，双手高高地举过头，又双肩近膝地深躬，说道：“谨将这柄远祖相传的紫云刀，敬献给久已仰慕大名的中国将军。”
在粟裕的回忆录里，有关高邮战役的文字不过寥寥几句：“十二月发起高邮战役，在南面攻取了高邮城，收复了高邮以南至邵伯镇的运河沿线地区。为保障华中解放区首府两淮扫除了一个心腹之患，对加强苏中与淮南的联系也起了重要作用。在北面，控制了陇海铁路徐（州）海（州）段，第一次使华中与山东两大战略区连成一片，并使华中解放区有了坚强的依托。”
见证了那段历史的“洪部”礼堂曾被用作高邮市的羽毛球馆，又在最近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时被翻修成纪念馆。近些日子，礼堂周围的居民们都得到了拆迁的消息，这个原本不为人所知的角落将被扩大到120亩，建成胜利广场、烈士广场和市民广场。
时至今日，那封凌晨的受降书已无处可寻。高邮的古城墙也已在一次次的城市建设中被新的砖墙所取代。曾围困日军多日的净土寺塔、街道巷口无法再看到炮弹攻打的痕迹。
就像1982年春天，曾在文游台站岗的日本老兵西胁久良雄，又一次俯瞰全城时的感叹：“一切都变成新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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