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id=10813987&boardid=96
东北野战军中究竟有多少日军?
根据中共中央军委1949年1月15日和3月7日的命令，东北野战军于3月11日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林彪任司令员，罗荣桓任政委。
四野的林彪部队中，有大批日本关东军被改编成东北野战军，根据当时日军官员回忆录：八路在60万关东军中搞了个百分比，要求日本人用留下小部份人的代价换取大部份人的遣返。日本人在同胞之间是重视责任感，他们误认为留下必死，因此很多团队中的精英分子和骨干便要求留下，换取大部份袍泽的平安归国。
【起码有6万名日本军人直接为中共军于前线工作】
1948年9月28日，日本外务省调查局局长加藤松平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向外界公布：日本前关东军官兵及其家属，一共有14万人或被迫留在东北中共军中服役，或滞留在中共控制区内生活；加藤局长肯定地认为，据他们周密调查，起码有6万名日本军人直接为中共军于前线工作，有教授士兵开炮打枪的，有教授飞行技术的，有跟随部队做出战术指导的，也有驾驶坦克和国军直接交战的。以上记录见诸于1948年9月29日的《纽约时报》。
据《凤凰周刊》刊文，四野战史第一次正式提到日籍战友，是1998年10月第一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在第三章第五节「加强军队后勤建设」的138页—141页上，记载了四野初进东北时后勤系统留用日籍工人、日籍职员、日籍医生、护士的情况，含注解，总计876字。
【四野战军里有差不多10万日本人】
「四野联谊会」的一位日本军官兵头义清说：第四野战军里，曾经有差不多10多万日本人。日中经济贸易中心理事兵头义清说：解放军第四野战军里，曾经有差不多10万日本人。四野一般一个连编有一个日军步兵班,这些日军训练有素，提高了四野的整体战斗力，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贡献。
【38军战友会有大概一万多人】
当听说北京有个38军战友会时，兵头义清透露日本也有个38军战友会，大概一万多人，仅东京地区就有几百人。日中经济贸易中心理事兵头义清1943年参加八路军，解放战争时在38军112师335团。他透露日本有个38军战友会，大概10000多人，仅东京地区就有几百人，335团的有好几十人。
据《大地》(2001年第二十期)记载，东北光复后，在东北的日本侨民大部分被遣送回国，但还有一部分日本人留在东北解放区。据当时东北9省14个市的调查统计，确实知道的日本人数有12016人，加上遗漏的估计有31030人到33000人。其中，卫生部、军工部、军需部内的技术工人和技术人员较多，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技术队伍。具体分布在各部门的日本人数是：军区卫生部7200人，军区军工部2000人，军区军需部900人，军区其他系统1500人。据辽宁省档案馆馆藏的有关资料记载，到1949年，东北军工部留用的技术人员186人中，日本人就有103人，超过50%。
根据中共中央军委1949年1月15日和3月7日的命令，东北野战军于3月11日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林彪任司令员，罗荣桓任政委。
四野的林彪部队中，有大批日本关东军被改编成东北野战军，根据当时日军官员回忆录：八路在60万关东军中搞了个百分比，要求日本人用留下小部份人的代价换取大部份人的遣返。日本人在同胞之间是重视责任感，他们误认为留下必死，因此很多团队中的精英分子和骨干便要求留下，换取大部份袍泽的平安归国。
【起码有6万名日本军人直接为中共军于前线工作】
1948年9月28日，日本外务省调查局局长加藤松平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向外界公布：日本前关东军官兵及其家属，一共有14万人或被迫留在东北中共军中服役，或滞留在中共控制区内生活；加藤局长肯定地认为，据他们周密调查，起码有6万名日本军人直接为中共军于前线工作，有教授士兵开炮打枪的，有教授飞行技术的，有跟随部队做出战术指导的，也有驾驶坦克和国军直接交战的。以上记录见诸于1948年9月29日的《纽约时报》。
据《凤凰周刊》刊文，四野战史第一次正式提到日籍战友，是1998年10月第一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在第三章第五节「加强军队后勤建设」的138页—141页上，记载了四野初进东北时后勤系统留用日籍工人、日籍职员、日籍医生、护士的情况，含注解，总计876字。
【四野战军里有差不多10万日本人】
「四野联谊会」的一位日本军官兵头义清说：第四野战军里，曾经有差不多10多万日本人。日中经济贸易中心理事兵头义清说：解放军第四野战军里，曾经有差不多10万日本人。四野一般一个连编有一个日军步兵班,这些日军训练有素，提高了四野的整体战斗力，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贡献。
【38军战友会有大概一万多人】
当听说北京有个38军战友会时，兵头义清透露日本也有个38军战友会，大概一万多人，仅东京地区就有几百人。日中经济贸易中心理事兵头义清1943年参加八路军，解放战争时在38军112师335团。他透露日本有个38军战友会，大概10000多人，仅东京地区就有几百人，335团的有好几十人。
据《大地》(2001年第二十期)记载，东北光复后，在东北的日本侨民大部分被遣送回国，但还有一部分日本人留在东北解放区。据当时东北9省14个市的调查统计，确实知道的日本人数有12016人，加上遗漏的估计有31030人到33000人。其中，卫生部、军工部、军需部内的技术工人和技术人员较多，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技术队伍。具体分布在各部门的日本人数是：军区卫生部7200人，军区军工部2000人，军区军需部900人，军区其他系统1500人。据辽宁省档案馆馆藏的有关资料记载，到1949年，东北军工部留用的技术人员186人中，日本人就有103人，超过50%。
2010年7月29日，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梁光烈上将在八一大楼会见来访的日本籍老战士代表团一行
乙、危險的南京 去年，即三十三年，是南京最危險的時期，也是中國全局最危險的時期。因為東條內閣末期，東京已有和共產黨妥協的動議，我們且接到日本參謀本部有派人赴延安商議的情報。在中國方面，有許多當地的日本軍已實際和共產軍默契。例如蘇北清鄉計劃，日軍事前先期通知新四軍和八路軍。日軍和新四軍實行交換物資了。新四軍首領陳毅負傷，由日本憲兵護送至上海療治。共產黨的代表在上海公然活動，且公然住在滄洲飯店。大使館的書記官池田，以托羅斯基派名義為掩護，出面為共產黨宣傳。谷正之大使公然對我說：共產黨並不壞，其政治且較重慶和南京為進步。汪先生於三月二日赴日本治病，把軍事委我負責，把行政院委佛海負責。我既然負軍事上的責任，我不得不替中國的前途打算，不得不替地方治安打算，尤其不得不為中國統一後打算。因此我決心如果日本一定和共產黨妥協，只有和日本破裂。。。。
日本都甲大佐说，清乡的目的是为了强化治安。日本方面目前最关心的是津浦线南段的运输安全。只要新四军不破坏这一段的铁路交通，日方则希望和新四军有一个缓卫地带。潘汉年说，新四军的发展很快，目前正在稳步地巩固和扩大农村根据地，也无意立即占领铁路交通线和其他交通据点。日军要给新四军一定生存条件，否则游击队就会随时破坏铁路交通的。”《潘汉年的情报生涯》，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版，
“潘汉年是饶漱石根据毛主席的命令派去和日军与汪精卫谈判的代表，而胡均鹤则是前日占区和汪精卫的谈判代表。”王明，中共五十年，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190-192。
“潘汉年是饶漱石根据毛主席的命令派去和日军与汪精卫谈判的代表，而胡均鹤则是前日占区和汪精卫的谈判代表。”王明，中共五十年，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190-192。
根据现有资料，中共与日军的秘密谈判始于1941年。1941年4月，当中国的抗日战争正处于关键时刻，苏联和日本签订了中立协定，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大日本国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独立和主权。”同时，斯大林命令中共和日本驻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汪精卫南京伪国民政府联系签约，商谈夹击国民政府及其军事力量的具体步骤和措施。
接到斯大林的命令后，延安保卫部长李克农派专人到苏北新四军驻地传达中共中央指示，并命令新四军政委饶漱石、情报部长杨帆和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兼长江局情报部长潘汉年具体执行。当时，还有中共中央电令直接到达。因为事关重大，饶、杨、潘三人不敢冒然行事，当即决定潘汉年返回延安，当面请示毛泽东，并要求中央给予正式文件指示。潘汉年于1943年携带中共中央正式文件返回新四军，开始着手和冈村宁次以及在南京的汪伪政权谈判缔约。当饶、杨、潘到达南京后，首先去找了汪精卫，却遭到了汪的拒绝。汪精卫说：“在上海、广东、武汉，我和共产党头目们打了好几十年交道了，共产党这个葫芦里所卖的药是何其剧毒，我是很清楚的，无论如何共产党这个贼船，我是不能再上了。何况我之所以脱离重庆走曲线救国的道路，就是为了消灭赤祸，共产党无论走到哪里，就把饥荒、内战、烧杀、愚昧、落后带到哪里。我的左膀右臂陈公博和周佛海两位先生不都是中共十二人成立大会上的成员吗！”中共代表被汪精卫拒绝后，竟直接与日军驻华部队总司令冈村宁次接触。经多次谈判后，饶漱石和杨帆返回苏北驻地，留下以潘汉年为首的工作组，继续完成和日军谈判缔约的工作。建政后，毛泽东为了掩盖这段见不得人的历史，首先把高岗以及与其从无瓜葛的华东人民政府主席、上海市委书记、中国大陆中央组织部长饶漱石，打成高饶反党联盟，监禁起来，饶死于狱中；继而又将华东人民政府公安部长、上海市公安局长杨帆和上海市委书记副市长潘汉年打成反革命，内部传达为“汉奸”，逮捕后长期监禁。
共产国际驻延安的特派员富拉基米若夫在其日记中也证实了毛泽东与日军秘密谈判的行径。他写道：“我无意中看到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总部的报告完全清楚的地证实了：中共领导与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存着联系……电报无疑还表明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是定期送到延安来的。”因为，“叶剑英告诉了毛泽东，我已经知道了新四军发来的电报内容。中共中央主席跟我解释了很久，说明共产党领导人为什么决定与日本占领军司令部建立联系。”；“中共领导人中只有几个人知道此事，毛泽东的一个代理人，可以说一直隶属于南京的冈村宁次大将总部的，什么时候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间谍机构的严密保护下，畅通无阻地往返于南京与新四军总部之间。”
接到斯大林的命令后，延安保卫部长李克农派专人到苏北新四军驻地传达中共中央指示，并命令新四军政委饶漱石、情报部长杨帆和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兼长江局情报部长潘汉年具体执行。当时，还有中共中央电令直接到达。因为事关重大，饶、杨、潘三人不敢冒然行事，当即决定潘汉年返回延安，当面请示毛泽东，并要求中央给予正式文件指示。潘汉年于1943年携带中共中央正式文件返回新四军，开始着手和冈村宁次以及在南京的汪伪政权谈判缔约。当饶、杨、潘到达南京后，首先去找了汪精卫，却遭到了汪的拒绝。汪精卫说：“在上海、广东、武汉，我和共产党头目们打了好几十年交道了，共产党这个葫芦里所卖的药是何其剧毒，我是很清楚的，无论如何共产党这个贼船，我是不能再上了。何况我之所以脱离重庆走曲线救国的道路，就是为了消灭赤祸，共产党无论走到哪里，就把饥荒、内战、烧杀、愚昧、落后带到哪里。我的左膀右臂陈公博和周佛海两位先生不都是中共十二人成立大会上的成员吗！”中共代表被汪精卫拒绝后，竟直接与日军驻华部队总司令冈村宁次接触。经多次谈判后，饶漱石和杨帆返回苏北驻地，留下以潘汉年为首的工作组，继续完成和日军谈判缔约的工作。建政后，毛泽东为了掩盖这段见不得人的历史，首先把高岗以及与其从无瓜葛的华东人民政府主席、上海市委书记、中国大陆中央组织部长饶漱石，打成高饶反党联盟，监禁起来，饶死于狱中；继而又将华东人民政府公安部长、上海市公安局长杨帆和上海市委书记副市长潘汉年打成反革命，内部传达为“汉奸”，逮捕后长期监禁。
共产国际驻延安的特派员富拉基米若夫在其日记中也证实了毛泽东与日军秘密谈判的行径。他写道：“我无意中看到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总部的报告完全清楚的地证实了：中共领导与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存着联系……电报无疑还表明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是定期送到延安来的。”因为，“叶剑英告诉了毛泽东，我已经知道了新四军发来的电报内容。中共中央主席跟我解释了很久，说明共产党领导人为什么决定与日本占领军司令部建立联系。”；“中共领导人中只有几个人知道此事，毛泽东的一个代理人，可以说一直隶属于南京的冈村宁次大将总部的，什么时候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间谍机构的严密保护下，畅通无阻地往返于南京与新四军总部之间。”
第二年，毛为苏联通过苏芬条约夺取芬兰一大块领土而兴奋。他在给中共高层的秘密指示中说：苏芬条约“保证了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在法国被划分为德国占领区跟维琪政府时，毛又看到了把一个国家一分为二的可能。在十一月一日给高级军事领导人的指示裏，他用隐晦的语言说：“苏联出面调整中日关系的可能性仍是有的，中国要争得比较法国优胜的地位，只有苏联出面调整与我们坚持努力才有可能。”毛设想的一个前景是：日本扶持国民党傀儡政府，苏联出兵，帮助中共，“国共划界而治”，以长江为界，“隔江而治”搞“南北朝”。
按波兰模式跟日本瓜分中国，正是斯大林此时的中国政策。苏德条约签订後，苏联开始了跟日本的谈判，中国问题是中心。谈判中，中共实力越强，占地越多，斯大林讨价还价的空间就越大。毛泽东看准了他的扩展对斯大林的好处，一九三九到一九四0年之交，他给莫斯科的报告在调子上有了明显的转变，开始直言不讳地谈论跟蒋介石军队的内战。苏德条约签订前，毛总是把火并说成是国民党要歼灭中共，中共都是自卫。而现在，他火药味儿十足，一九四0年二月二十二日报告说，在内战中，“胜利一般都是我们的”，“在河北我们歼灭了六千人，山西一万人。”
斯大林没有制止他，相反地，他用实际行动表示了对毛的默许。三天後他批准了给中共每月三十万美金的资助。周恩来离开莫斯科回国时，带给毛一座新电台专为跟莫斯科联系。毛的助手师哲回忆道：“我们同莫斯科建立了非常可靠的空中联络，但只有毛主席一人有权使用”，“往来的电讯，不但都由毛主席亲自处理，而且全存在他那裏，向谁传达或传阅，也由他决定。”
有了苏日条约签订的前景，毛开始了同日本情报机关的合作，目的是打击蒋介石，保存、发展中共。负责这项工作的是潘汉年，他联系的对象有日本驻上海的副总领事、高级情报官员岩井英一。岩井给了潘汉年一张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签发的特别证件，上面明确写著：凡日本军、宪、警如对持证件人有所查询，请先与日本总领事馆联系。延安派去的情报干部一度还在岩井公馆裏架设了电台，以便直接同延安联系，後因“困难太大”而没有使用。
潘汉年给岩井提供蒋介石的抗战能力、他与中共的矛盾冲突，以及他与列强的关系等情报，还有英美情报人员在香港、重庆的活动讯息。日本方面对这些情报评价很高，其中一份曾让日本驻华大使“高兴得发狂”。日本侵占香港时，岩井派专人把中共在那裏的情报人员安全撤走。潘汉年对岩井说：这些人将“一部分去内地，继续帮助我搜集那边的情报，一部分转到上海来帮助我们搞和平运动。”所谓“和平运动”是日本胁迫中国投降的非武力运动。有个著名的“兴亚建国运动委员会”，由潘汉年参与组织，裏面主要成员都是中共派去的。
日本人的手被用来更直接地打击国民党。一位当时的中共情报人员回忆说：““用敌人的手，来打击敌人，瓦解敌人，这是最机动最巧妙的革命策略。”康生同志过去曾屡次对我们这么说。然而，只有这次在杭州，我才看到如此生动的例子：在敌人的伪组织机构中，大量的充斥著我们的同志剑，“据我直接知道的，上海两次破获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和一次在江南日本人对忠义救国军的围剿，都是我们的党在日本人的合作之下的杰作。”*
-----------------------------------------------------------------
* 据现有资料，中共没跟日本人在战场上具体合作。只有一份苏军情报局驻延安组长对莫斯科的报告说：一九四三年夏天一次中共军队在山东“与日军配合”進攻国民党军队。
-----------------------------------------------------------------
除了打击蒋介石以外，潘汉年的另一项任务是使日本人放过中共。经岩井介绍，他会见了日本在华最高情报首脑影佐祯昭，向他建议在华北停火。这一建议终因日方没有反应而无结果。但在华中，潘汉年与日本方面(通过日本华中派遗军谋略科长都甲大佐)达成默契：新四军保证铁路交通线的畅通安全，日本人对新四军在乡间发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数年来，日本火车通行无阻，新四军也成长壮大。日本人为什么要容忍中共？我们问日本天皇的弟弟三笠宫崇仁，他曾是日本侵华军队的军官。他答道：日本认为中共不具备战略重要性，只能捣乱。日本始终把蒋介石作为主要敌人。
一九四0年春，华北的大片土地都掌握在中共手裏。三月份在斯大林的默许下，八路军集中三四万兵力，全歼六千国民党部队，在华北占据了绝对优势。这时，朱德、彭德怀感到他们也应该打打日本了，不然说不过去，四月一日，他们准备大规模破坏日本运输线。毛对这个要求拒不批准，反而令他们把部队调到华中去抢地盘。朱彭的破路计划只好作罢。
朱德心裏是不愿意继续打内战的。这时，蒋介石因为想解决华北内战问题，邀请他去重庆谈判。途中毛坚持要他回一趟延安，理由是开“七大”。到了延安，不但没有“七大”的影子，重庆也不让他去，这位八路军的总司令连部队也回不去了，只能待在延安。毛把朱的名字签在自己的指示上，作橡皮图章。
毛另派周恩来去重庆。从现在起毛规定中共任何人跟蒋介石联系都要通过延安转周。就这样，莫斯科和重庆这两个关键通路都彻底攥在毛的手中。
一九四0年五月，抗日战争到了紧急关头。日本对战时首都重庆加强了轰炸，山城成为世界上被炸得最厉害的城市。在六个月的时间裏，重庆承受的炸弹吨位是整个太平洋战争中日本全国承受的炸弹的三分之一。一场空袭下来，成千上万的平民死去。日军同时沿长江逼近重庆。日本要法国关闭滇越铁路，要英国关闭滇缅铁路，以封锁中国对外交通，断绝军用物资的接济。除苏联外，这是仅有的两条通向外国的陆运要道。六月二十日跟七月十八日，英法两国先後照办(尽管英国的闭路只持续了三个月)。在重庆，悲观失望、要求跟日本媾和的空气比这个著名雾都的雾还要浓。蒋介石和中国都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对毛来说，这简直是天赐良机。他後来对斯诺透露他“希望他们[指日本人]一直打到重庆去”。他企望的是，那样苏联将不得不出兵干预。
然而，朱德走後统领八路军的彭德怀不这么想。彭想帮重庆一把，帮蒋介石减轻些压力。彭在华北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破路战役，给它取了个响亮的名字：百团大战。七月二十二日，他命令八路军准备於八月十日起事，并把计划两次电报给毛。毛没有回答，毛惯用的手法是“默否”。彭第三次电毛仍无回音，就不再等，下令在八月二十日动手。
彭知道毛会对这场战役深恶痛绝，因为它“帮了蒋介石”，损害中共的利益，日本一定会加强对八路军根据地的扫荡。彭预先就考虑到这一点，但他把民族利益置於一党利益之上。
百团大战進行了一个月，它主要不是打日本军队，而是破坏交通要道、战略经济设施。日本“华北方面军作战记录”称：“此次袭击，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大”。供应东北鞍山钢铁厂的井陉煤矿遭到严重破坏，“至少半年以上不能出煤”。日本不得不把進攻蒋介石的一个师调回来，暂停夺取通向华南的两条铁路。
百团大战的主要影响是提高中国的士气，特别是在被日机炸得苦不堪言的国民党地区。报纸纷纷赞扬八路军主动出击，《大公报》说这是对日本人谣言攻势的“致命的打击”，“敌人不是常在造谣说我们分裂互讧吗？把这铁的事实给你们看。”周恩来从重庆给毛打电报说：“华北百团大战影响极大，蒋也说最好。”“我们在此到处鼓吹，连日报纸登大字新闻。”百团大战为毛争光不小。
但毛愤怒已极。一方面是因为八路军遭受了沉重打击--据朱德说伤亡九万。日本人说他们“由痛苦的经验中取得了宝贵的教训，改变了对共产党的认识，从而采取各项治安施策，使华北的治安肃正效果得到空前提高”。根据地被压缩成一半，人口由四千四百万降到两千五百万。但这还不是毛最生气的原因，彭德怀不久便重建根据地，在两年多的时间裏，八路军军力超过百团大战前，达四十万人。
使毛最生气的是百团大战减少了蒋介石被打垮的可能性，也就减少了苏联出兵干预的可能。彭德怀打乱他的战略部署。这一场八年抗战中中共军队打的唯一的大仗，成了彭在以後的岁月裏挨整的罪名。
日本人的大举進攻没有能使蒋介石投降、垮台，毛还得想别的办法把苏联人拉進来。蒋此时为了停止国共火并，计划把两党的军队分开，让他们驻在不同区域。这时八路军在华北已经占领了所有能占的地方，跟国民党已没什么仗好打，内战的焦点移到了长江流域的华中，新四军活动之地。蒋介石要新四军撤出长江流域，北上到八路军的地盘去，他允许中共在那裏基本保留所占的土地。一九四0年七月十六日，蒋正式发布这一计划，用词是“中央提示案”，要新四军一个月内到位。
毛一口回绝了蒋介石。他不想放弃富庶重要的长江流域，更想要蒋介石用武力强行赶走新四军。这样一来，全面内战就可能爆发。苏联大使潘友新当时写道： “毛的打算是，如果内战打起来，俄国人会援助中共。”毛就是想把事态朝这个方向推。
那年夏天毛给莫斯科发了许多电报，不断要求莫斯科帮助他“重创”国民党。新四军不但没有北移，反而於十月初在黄桥歼灭了一万一千国民党部队，击毙两名将领。蒋介石一声不吭，就像对其他同类事件一样。蒋伯事情暴露出来闹大了，引起全面内战。他只在十月十九日再次重申，新四军必须在一个月内北移到规定地区。
毛充耳不闻。他想激怒蒋介石，促蒋采用武力，展开全面内战。他对周恩来说，这时苏联就会“出来调整”。蒋介石怕的也就是这个，怕苏联進来同日本瓜分中国。“一个月”期限到了，蒋仍然没有采取行动。毛清楚蒋的弱点，十一月三日给周恩来的电报说：“蒋介石最怕的是内乱，是苏联，故我们可以这点欺负他”。
十一月七日，“十月革命”节，毛向莫斯科空前强烈地恳求批准他大打内战。电报由毛本人署名，收电人不仅是通常的季米特洛夫，而且加上毛在共产国际内的主要支持者曼努伊尔斯基，特地注明抄送斯大林和国防部长铁木辛哥(Semyon Timoshenko)。毛报告说他的计划是，出十五万精兵抄到他[蒋介石]後方，打几个大胜仗”，把这一行动称为“预防性的先发制人”。
毛这样不加掩饰地要求主动挑起全面内战，源於形势的最新发展。苏联正加紧了同日本的谈判。毛的主张等於是同日本合作，对蒋介石两面夹攻。这样一来，蒋很可能垮台，按波兰模式瓜分中国就成了现实。
----毛**：鲜为人知的故事
按波兰模式跟日本瓜分中国，正是斯大林此时的中国政策。苏德条约签订後，苏联开始了跟日本的谈判，中国问题是中心。谈判中，中共实力越强，占地越多，斯大林讨价还价的空间就越大。毛泽东看准了他的扩展对斯大林的好处，一九三九到一九四0年之交，他给莫斯科的报告在调子上有了明显的转变，开始直言不讳地谈论跟蒋介石军队的内战。苏德条约签订前，毛总是把火并说成是国民党要歼灭中共，中共都是自卫。而现在，他火药味儿十足，一九四0年二月二十二日报告说，在内战中，“胜利一般都是我们的”，“在河北我们歼灭了六千人，山西一万人。”
斯大林没有制止他，相反地，他用实际行动表示了对毛的默许。三天後他批准了给中共每月三十万美金的资助。周恩来离开莫斯科回国时，带给毛一座新电台专为跟莫斯科联系。毛的助手师哲回忆道：“我们同莫斯科建立了非常可靠的空中联络，但只有毛主席一人有权使用”，“往来的电讯，不但都由毛主席亲自处理，而且全存在他那裏，向谁传达或传阅，也由他决定。”
有了苏日条约签订的前景，毛开始了同日本情报机关的合作，目的是打击蒋介石，保存、发展中共。负责这项工作的是潘汉年，他联系的对象有日本驻上海的副总领事、高级情报官员岩井英一。岩井给了潘汉年一张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签发的特别证件，上面明确写著：凡日本军、宪、警如对持证件人有所查询，请先与日本总领事馆联系。延安派去的情报干部一度还在岩井公馆裏架设了电台，以便直接同延安联系，後因“困难太大”而没有使用。
潘汉年给岩井提供蒋介石的抗战能力、他与中共的矛盾冲突，以及他与列强的关系等情报，还有英美情报人员在香港、重庆的活动讯息。日本方面对这些情报评价很高，其中一份曾让日本驻华大使“高兴得发狂”。日本侵占香港时，岩井派专人把中共在那裏的情报人员安全撤走。潘汉年对岩井说：这些人将“一部分去内地，继续帮助我搜集那边的情报，一部分转到上海来帮助我们搞和平运动。”所谓“和平运动”是日本胁迫中国投降的非武力运动。有个著名的“兴亚建国运动委员会”，由潘汉年参与组织，裏面主要成员都是中共派去的。
日本人的手被用来更直接地打击国民党。一位当时的中共情报人员回忆说：““用敌人的手，来打击敌人，瓦解敌人，这是最机动最巧妙的革命策略。”康生同志过去曾屡次对我们这么说。然而，只有这次在杭州，我才看到如此生动的例子：在敌人的伪组织机构中，大量的充斥著我们的同志剑，“据我直接知道的，上海两次破获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和一次在江南日本人对忠义救国军的围剿，都是我们的党在日本人的合作之下的杰作。”*
-----------------------------------------------------------------
* 据现有资料，中共没跟日本人在战场上具体合作。只有一份苏军情报局驻延安组长对莫斯科的报告说：一九四三年夏天一次中共军队在山东“与日军配合”進攻国民党军队。
-----------------------------------------------------------------
除了打击蒋介石以外，潘汉年的另一项任务是使日本人放过中共。经岩井介绍，他会见了日本在华最高情报首脑影佐祯昭，向他建议在华北停火。这一建议终因日方没有反应而无结果。但在华中，潘汉年与日本方面(通过日本华中派遗军谋略科长都甲大佐)达成默契：新四军保证铁路交通线的畅通安全，日本人对新四军在乡间发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数年来，日本火车通行无阻，新四军也成长壮大。日本人为什么要容忍中共？我们问日本天皇的弟弟三笠宫崇仁，他曾是日本侵华军队的军官。他答道：日本认为中共不具备战略重要性，只能捣乱。日本始终把蒋介石作为主要敌人。
一九四0年春，华北的大片土地都掌握在中共手裏。三月份在斯大林的默许下，八路军集中三四万兵力，全歼六千国民党部队，在华北占据了绝对优势。这时，朱德、彭德怀感到他们也应该打打日本了，不然说不过去，四月一日，他们准备大规模破坏日本运输线。毛对这个要求拒不批准，反而令他们把部队调到华中去抢地盘。朱彭的破路计划只好作罢。
朱德心裏是不愿意继续打内战的。这时，蒋介石因为想解决华北内战问题，邀请他去重庆谈判。途中毛坚持要他回一趟延安，理由是开“七大”。到了延安，不但没有“七大”的影子，重庆也不让他去，这位八路军的总司令连部队也回不去了，只能待在延安。毛把朱的名字签在自己的指示上，作橡皮图章。
毛另派周恩来去重庆。从现在起毛规定中共任何人跟蒋介石联系都要通过延安转周。就这样，莫斯科和重庆这两个关键通路都彻底攥在毛的手中。
一九四0年五月，抗日战争到了紧急关头。日本对战时首都重庆加强了轰炸，山城成为世界上被炸得最厉害的城市。在六个月的时间裏，重庆承受的炸弹吨位是整个太平洋战争中日本全国承受的炸弹的三分之一。一场空袭下来，成千上万的平民死去。日军同时沿长江逼近重庆。日本要法国关闭滇越铁路，要英国关闭滇缅铁路，以封锁中国对外交通，断绝军用物资的接济。除苏联外，这是仅有的两条通向外国的陆运要道。六月二十日跟七月十八日，英法两国先後照办(尽管英国的闭路只持续了三个月)。在重庆，悲观失望、要求跟日本媾和的空气比这个著名雾都的雾还要浓。蒋介石和中国都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对毛来说，这简直是天赐良机。他後来对斯诺透露他“希望他们[指日本人]一直打到重庆去”。他企望的是，那样苏联将不得不出兵干预。
然而，朱德走後统领八路军的彭德怀不这么想。彭想帮重庆一把，帮蒋介石减轻些压力。彭在华北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破路战役，给它取了个响亮的名字：百团大战。七月二十二日，他命令八路军准备於八月十日起事，并把计划两次电报给毛。毛没有回答，毛惯用的手法是“默否”。彭第三次电毛仍无回音，就不再等，下令在八月二十日动手。
彭知道毛会对这场战役深恶痛绝，因为它“帮了蒋介石”，损害中共的利益，日本一定会加强对八路军根据地的扫荡。彭预先就考虑到这一点，但他把民族利益置於一党利益之上。
百团大战進行了一个月，它主要不是打日本军队，而是破坏交通要道、战略经济设施。日本“华北方面军作战记录”称：“此次袭击，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大”。供应东北鞍山钢铁厂的井陉煤矿遭到严重破坏，“至少半年以上不能出煤”。日本不得不把進攻蒋介石的一个师调回来，暂停夺取通向华南的两条铁路。
百团大战的主要影响是提高中国的士气，特别是在被日机炸得苦不堪言的国民党地区。报纸纷纷赞扬八路军主动出击，《大公报》说这是对日本人谣言攻势的“致命的打击”，“敌人不是常在造谣说我们分裂互讧吗？把这铁的事实给你们看。”周恩来从重庆给毛打电报说：“华北百团大战影响极大，蒋也说最好。”“我们在此到处鼓吹，连日报纸登大字新闻。”百团大战为毛争光不小。
但毛愤怒已极。一方面是因为八路军遭受了沉重打击--据朱德说伤亡九万。日本人说他们“由痛苦的经验中取得了宝贵的教训，改变了对共产党的认识，从而采取各项治安施策，使华北的治安肃正效果得到空前提高”。根据地被压缩成一半，人口由四千四百万降到两千五百万。但这还不是毛最生气的原因，彭德怀不久便重建根据地，在两年多的时间裏，八路军军力超过百团大战前，达四十万人。
使毛最生气的是百团大战减少了蒋介石被打垮的可能性，也就减少了苏联出兵干预的可能。彭德怀打乱他的战略部署。这一场八年抗战中中共军队打的唯一的大仗，成了彭在以後的岁月裏挨整的罪名。
日本人的大举進攻没有能使蒋介石投降、垮台，毛还得想别的办法把苏联人拉進来。蒋此时为了停止国共火并，计划把两党的军队分开，让他们驻在不同区域。这时八路军在华北已经占领了所有能占的地方，跟国民党已没什么仗好打，内战的焦点移到了长江流域的华中，新四军活动之地。蒋介石要新四军撤出长江流域，北上到八路军的地盘去，他允许中共在那裏基本保留所占的土地。一九四0年七月十六日，蒋正式发布这一计划，用词是“中央提示案”，要新四军一个月内到位。
毛一口回绝了蒋介石。他不想放弃富庶重要的长江流域，更想要蒋介石用武力强行赶走新四军。这样一来，全面内战就可能爆发。苏联大使潘友新当时写道： “毛的打算是，如果内战打起来，俄国人会援助中共。”毛就是想把事态朝这个方向推。
那年夏天毛给莫斯科发了许多电报，不断要求莫斯科帮助他“重创”国民党。新四军不但没有北移，反而於十月初在黄桥歼灭了一万一千国民党部队，击毙两名将领。蒋介石一声不吭，就像对其他同类事件一样。蒋伯事情暴露出来闹大了，引起全面内战。他只在十月十九日再次重申，新四军必须在一个月内北移到规定地区。
毛充耳不闻。他想激怒蒋介石，促蒋采用武力，展开全面内战。他对周恩来说，这时苏联就会“出来调整”。蒋介石怕的也就是这个，怕苏联進来同日本瓜分中国。“一个月”期限到了，蒋仍然没有采取行动。毛清楚蒋的弱点，十一月三日给周恩来的电报说：“蒋介石最怕的是内乱，是苏联，故我们可以这点欺负他”。
十一月七日，“十月革命”节，毛向莫斯科空前强烈地恳求批准他大打内战。电报由毛本人署名，收电人不仅是通常的季米特洛夫，而且加上毛在共产国际内的主要支持者曼努伊尔斯基，特地注明抄送斯大林和国防部长铁木辛哥(Semyon Timoshenko)。毛报告说他的计划是，出十五万精兵抄到他[蒋介石]後方，打几个大胜仗”，把这一行动称为“预防性的先发制人”。
毛这样不加掩饰地要求主动挑起全面内战，源於形势的最新发展。苏联正加紧了同日本的谈判。毛的主张等於是同日本合作，对蒋介石两面夹攻。这样一来，蒋很可能垮台，按波兰模式瓜分中国就成了现实。
----毛**：鲜为人知的故事
天下者，有德者居之，失德者失之，无德者毁之！家庭、社团与社会此理相通，厚德载物就是这个道理。
选择“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选择“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