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论焦点
双方争论的焦点，一是蒋介石是否使用“激将法”要求中共出兵及其真实意图，二是中共是否出兵了。关于第一个问题，有人认为蒋是用“激将法”要求中共出兵，而且“这是个一石二鸟之策，中共如果出兵，可以消耗其实力，如不出兵，则以放弃抗日立场之名，从政治上打击中共”；毛泽东则“识破”了蒋的意图，于是要求“把主要配合作战区域摆在晋东南和冀南”，而不是晋南，从而使“蒋之激将法失效了”。还有人则不大同意蒋用的是“激将法”，也不认同蒋意在藉机消耗中共实力或“从政治上打击中共”的说法，因为这两者都有“过度解释之嫌”。
蒋一开初用的正是激将法，毛也认为蒋用的是激将法；但蒋在发现激将法未起作用之后，就直接用了下命令的方式。另一方面，蒋的真实意图是一回事，毛如何判断蒋的意图又是另一回事，这两者之间有着重要区别。在前期，蒋的真意就是让中共出兵配合作战，以利中央军守住中条山；在后期，蒋更多的是为了藉机消耗中共实力或“从政治上打击中共”。也就是说，蒋是想让中共在政治上或军事上某一方面失分即可，而不是也不可能是想让中共同时在两方面失分，不是所谓的“一石二鸟”。对中共来说，这确实是一个两难问题，不出兵就有可能在政治上陷于被动，出兵则可能让百团大战之后元气尚未恢复的八路军实力再次受到削弱，所以毛泽东告诉彭德怀：“目前方针是必须打日本，但又决不可打得太凶。不打则国民党不能谅解，中间派亦会说话，但如打得太凶，则有相反危险，日本将转向我们报复，国民党坐收渔利，并将进攻边区。[8]”也就是说，中共决定量力而行，适度出击，既不在政治上失分，也不在军事上失利。
关于毛泽东为什么要求“把主要配合作战区域摆在晋东南和冀南”的问题，大家似乎都没有注意到一个重要事实：晋南不是蒋介石规定的八路军活动区域，中共在晋南和晋西南也基本上没有兵力。1939年12月发生“十二月事变”后，中共控制的军队就撤离了晋西南，控制了晋西北；蒋介石的中央军和阎锡山的军队则控制了晋南和晋西。1940年7月16日，军事委员会发布“中央提示案”，命令新四军、八路军（十八集团军）限期开到“冀察两省及鲁北晋北[9]”。这一命令正是皖南事变发生的重要肇因。1941年1月17日，蒋在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的时候，强调说这是因为新四军不遵从命令，所以必须整饬军纪，统一军令。如果蒋此时命令八路军参加晋南战役，岂不是自己扇自己耳光？因此，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一直反对用“命令”的方式要求八路军配合作战；蒋在一开始也不同意用下命令的方式，而采用“激将法”的方式。但在中央军严重失利的情况下，蒋已不得不下命令了，然采用的是“口头告知”式的命令，而且只是要求八路军“用游击战争的方法，切断蒲路、正太路、平汉路等”，并没有要求中共投入晋南战场。同样，毛泽东之所以主张不把晋南作为主要配合作战区域，也是鉴于皖南事变的教训，要避免和国民党军队“接触”或混杂而引起摩擦。 这一点可从5月23日周恩来所说“十八集团军作战地界，奉命不与友军混杂，免致引起误会”得到印证。
其实，按毛泽东的说法，蒋介石不仅仅将了一军（即激将法），而且将了两军（详后）；对于国民党方面造的谣言，新华社发表社论予以驳斥则是反将了一军。可见，双方还进行了一场激烈的宣传战，而宣传战的目的正是要提升自己的政治形象，或贬损对方的政治形象，这也就是蒋所谓从政治上打击中共的着眼点所在。蒋之所以认为可以在政治上打击中共，而中共又必须极力驳斥，则说明日苏中立条约签订之后，中共是否与日军妥协及其政治形象确实遭到了怀疑。
关于第二个问题，由于一方主要着意讨论晋南战役所引起的政治争议，所以他没有明确说中共究竟出兵没有。另一方则明确说中共拒绝出兵了，并详细分析了中共回应的经过及拒绝出兵的原因。大约在2005年春夏，杨奎松先生在修订《失去的机会？——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一书时还认为：“（1941年）5月日军进攻中条山，蒋介石要求八路军出动配合作战，不论此役之配合是否成功，中共中央指示八路军加以配合仍属事实。[11]”究竟哪个观点正确呢？按照杨先生早前的观点：中共肯定出兵了。只是，出兵的迟早，出兵的力度，出兵是否达到了为中央军解围的效果，以及中共出兵是否还有其他目的等问题，都必须予以认真斟酌。
争论中提到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日军是否宣称“中共与日军从不冲突”？一方说“晋南之役期间，日军电台多次广播称中共与日军从不冲突，其实就是为重庆朝野攻击中共提供口实”。另一方则认为日军不可能散布这样的消息，因为这反而会迫使中共不得不打敌，“这岂不是给正在进攻的日军自己找麻烦吗”？其实日军完全可能制造“中共与日军从不冲突”的谣言，以挑拨国共关系，削弱抗日力量。虽然国民党完全有自己的渠道证实中共是否打敌，国共之间也为此进行了沟通，但国民党确实有意利用了日军散布的相关消息，想从政治上打击中共。
另一方面，杨奎松先生的文章中还存在一些史料运用、解读方面的问题，值得在此点明，因为这些问题直接影响着他的判断和结论。1941年5月5日，徐永昌日记记曰：“蒋先生令（刘）为章面询周恩来，当兹敌将大举攻我晋豫，十八集团军能否击敌，或即放弃抗日立场，请两日内答复。周答以即电延安。蒋先生此种作风一如孙老二（此时惧敌无用，求共亦只遭其轻视而已）。”杨先生在利用此则史料时说：徐永昌“在日记中颇不以为然，特别以两字表示反感，认为：‘错极’。”进而说：“可知在徐看来，蒋这时不过是病急乱投医，甚至是屈膝求共而已，全然没有什么谋略和计划。”可见“错极”一语直接影响着杨先生对史实的判断。但是，经认真查阅徐永昌日记，却没有找到“错极”两字。
1941年5月9日，毛泽东、朱德致电八路军、新四军各部负责人说：“国民党要求我军配合作战，唯仍想用激将法。谓中共如不与日妥协，便应在华北发动攻势，制止敌进。”“我们方针，决不被其激将法所动，仍按我军现在姿态，巩固各根据地，耐心发展敌、伪、奸三种工作（这是极重要的），按当地情况许可，拔取敌伪某些深入我区的据点，在接近豫、陕地区，应有相当部队配合友军作战，使蒋桂各军放心对敌。对韩、沈、于、高各部亦暂时停止攻击。”
杨先生引用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卷收录的《中央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1941年1月29日）》一文，指出“中共中央已经准备另立中央政府，彻底否认蒋介石的中央政府了”；“中共这时不仅拒不派员出席参政会，而且明令各根据地政府和军队不再向国民政府请示和报告任何事项”。笔者以为，这份决定在多大程度上被执行还需要认真考证，或许其中的部分说法仅仅是一时气急之语。因为从1月29日前后中共的相关政策、主张中，都看不出这时中共中央要准备推倒蒋介石另立中央政府（详后）。而且，该决定只是说中共“努力的方向”是“孤立与克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其首领蒋介石的反动，而不是要推翻他[14]。另一方面，刘少奇于1月15日就致电毛泽东说：“在此时我党亦不宜借皖南事件与国民党分裂”，“以在全国主要的实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但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如此我在政治上有利，在军事上稳健”[15]。蒋介石也多次指出中共没有进行军事决裂的实力。事实上，时与势都不允许中共此时和蒋介石展开全面的军事斗争，否则，中共也会受到国内外各方的强大压力，这对中共是相当不利的。此外，周恩来在这一时期还多次晤见蒋介石，并于3月14日“呈了八个报告，请求放人、发饷、放车、发照”[16]，因此中共并没有断绝和蒋介石政治上的联系渠道。
蒋请中共出兵
事实上，重庆各方包括苏联军事顾问早就在提醒蒋，日本可能攻击陕西。1941年4月11日，崔可夫就告诉经济部部长翁文灏，中国“应防（日军）侵攻昆明，及陕西同时并攻”[17]。日苏中立条约于13日签订之后，日军就开始大量增兵山西，徐永昌日记记载说，从4月14日起，“山西南部及豫北敌增兵之讯，几于无日无之，其气势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亦似敌必取洛阳西安者，洛阳判断如此，而情报亦确如此”。所以，4月21日徐就告诉蒋，不宜先下手攻陕北，因为此举可能“引出日寇渡黄侵陕”[12]。但是，军方高层并没有认真、快速地作应战准备，参谋总长何应钦从4月7日到24日大多呆在西安（在洛阳呆了三四天），用中共的话来说，就是在作进攻陕北的军事部署。4月20日，何应钦在洛阳召集军事会议，指出：“晋南之敌，似将夺取我中条山，企图彻底肃清我黄河左岸之部队，尔后进犯洛阳、潼关，以威胁我第五战区之侧背，或西窥长安。”蒋介石也有相同的观察。[18]
5月7日晚，十余万日军发动全面攻势，第二天战略重镇垣曲就失陷了。6月初战役结束， 关于此次战役的结束日期，国民党编撰的战史有说5月27日的，也有说6月17日的；日军编撰的战史也说是5月27日。但徐永昌日记却记载说：6月3日，日军正式宣布晋南战役结束。中条山根据地失陷。6月30日，蒋介石在总结与反思这场战役时说：“晋南损失与伤亡虽不如南京失陷时之大，然而危险与壮烈则过之”。日军编纂的战史也说：日军“实施完整的包围作战，击灭了中国军主力。其战果乃在中日战争中所稀有”。战争的激烈与惨酷程度可想而知。
面对日军的强大压力，为了让处于劣势且疏于准备的中央军保住中条山根据地，蒋不得不向中共求援。5月5日，在敌军开始攻击之前，蒋就“令（刘）为章面询周恩来，当兹敌将大举攻我晋豫，十八集团军能否击敌，或即放弃抗日立场。请两日内答复，周答以即电延安”。5月8日，毛泽东复电周恩来：“（一）对于敌军进攻，须强调‘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号召。（二）对于国民党要求我们配合作战，须告以当然如此，不成问题。（三）我们要求事项：（甲）速解决新四军问题，（乙）速发饷弹，（丙）停止反共，（丁）派机送周回延开会。”此电的要紧之处在于，既要告诉国民党中共当然会配合作战，同时也要趁机提出要求，解决此前悬而未决的问题；而且，毛指出须强调“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号召，这一点还排在第一，说明毛非常重视此时国共团结对敌的必要性以及标举这种口号的重要性。
国民党在还没有收到中共肯定答复的情况下，又想借用社会的力量将中共的军，激中共出兵。5月8日下午，在党政军联席会报会上，刘为章“提议发动各机关各团体呈请中共部队协助国军打击敌军在晋南之蠢动。如果中共部队不策应作战，显然系违反抗战立场背离民众意旨，是自弃也，且其结果将引起共党内部之分化。如其出兵抗战，则足以协力打击敌军，亦国之幸也”。而刘为章之所以有此提议，则是因为蒋介石“嘱其与周恩来谈话”[16]。根据当时绝大多数的情况看，延安发给重庆的电报基本上是第二天甚至第三天才能转达给国民党，而毛泽东的复电是8日才发出的（具体上午还是下午，无从得知）。也就是说刘为章在开会报会时，应该还没有收到周恩来的答复。又，梁漱溟说中共“自己有电台，在化龙桥近处的山上，每日午后四时，晚十时，天明五六时，和延安通电三次”。刘为章有此提议，或许不是蒋明示的，但亦不能排除蒋有所暗示或提示。
需要注意的是，徐永昌对蒋让刘为章找周恩来面谈这种方式是很不赞成的，认为“蒋先生此种作风一如孙老二（此时惧敌无用，求共亦只遭其轻视而已）”。而唐纵则认为“提议发动各机关各团体呈请中共部队协助国军打击敌军在晋南之蠢动”体现了“委座之贤能诚不可及也”。也就是说唐纵赞佩的是用激将法这种方式，因为它借用的是社会的、民间的力量；而徐永昌反对的是由军令部次长面谈的方式，因为这是官方行为。当然，所谓刘为章“面询”云云，至少在毛泽东听来，肯定是一种反问或质问，所以称之为激将法；其实，徐永昌或崔可夫也认为是质问。徐永昌5月9日的日记就记载：在会报会上，苏联军事顾问崔可夫就“藉委员长质周语，会报时提议命令十八集团云云”。徐永昌更反对用直接下命令的方式来要求八路军配合作战。5月9日的会报会上，会议由多数人议决：“一、令卫立煌指挥朱德作战；二、以蒋委员长命令并叙日人乘我内部磨擦将侵洛、潼，十八集团如尚不放弃抗战，应即加入作战。”徐永昌对此很不赞同，他说：“共军不加入作战，国军是否即不能抗日？如此妥协将置委员长前令于何地？如必取第二案者，应仍加入一句，即令其并遵行撤至河北作战命令。”此处徐永昌提到的“委员长前令”就是1940年7月16日蒋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开往“冀察两省及鲁北晋北”的命令，所以徐永昌认为即使此时要求八路军配合作战，也必须“令其并遵行撤至河北作战命令”。会议结束之后，徐永昌觉得如果“即对该军下令，必贻后悔”，特再次电话告知蒋介石：“（二）我们应告周恩来以前日之话是警告性质，彼亦有军誉与人格及对国家的良心，这次敌人进攻，十八集团打敌不打敌，即证明其与敌妥协不妥协。（三）同时亦不必令卫立煌指挥之，因周恩来自会知照朱、毛。（四）我们真要对之妥协，亦必待敌人此次攻击过去平息后再与商讨，不应在敌人进攻时示弱也。”此处的第二点很值得注意，因为徐永昌明示其后半段是蒋添的，也就是说蒋也同意不直接命令八路军配合作战，但要提醒中共：你亦有军誉与人格及对国家的良心，这次八路军打不打日军，就是中共与日军妥协不妥协的证明。蒋采用的仍然是激将法。而且，蒋“完全同意将二三两条即电话为章办理”，因为第二天早晨刘为章又约定周恩来见。虽然这时蒋介石已经得知中共的答复，并认为这是“中共藉此要胁，应以淡然处之”，依然命令刘为章再次约见周恩来，可见他是非常急于“请”中共出兵配合作战。
此时，不仅蒋介石急，就是前方指挥官卫立煌也很急。5月10日，毛泽东、朱德致电彭德怀说：“关于卫立煌要求配合作战，请拟一部署计划电告。同一天，卫立煌也致电彭德怀要求八路军配合作战。需要注意的是，此处毛泽东说的是卫立煌要求配合作战，而不是蒋介石要求配合作战，这说明卫在5月10日之前已与中共联系过，而且此举很可能没有告知蒋，不然蒋不会在5月9日还同意“不必令卫立煌指挥”朱德，并让刘为章在5月10日再次约见周恩来，自己又于11日亲自约见周恩来。抗战期间卫立煌和中共方面有比较密切的合作，但这种合作却引起了蒋介石的极大疑虑，认为是一种很大的内部威胁。详细情形笔者将另文专论。蒋告诉周恩来：“只要你们用游击战争的方法，切断同蒲路、正太路、平汉路等，敌人一恐慌，一定会恢复原状”，“你们如配合行动，我决不会亏待你们，饷弹有了成绩后自然发给”，“各地反共捉人，要使他们安心，我一定命他们放人”。大概周恩来的回答较为积极，所以蒋判断“中共对晋南战事或能望其参加击敌也”。可以说，蒋已采用了命令的方式，只是采取的是“口头告知”式的命令，而不是用文电下命令。这两者间有重要的区别。1940年12月9日的王世杰日记就记载说：蒋命令新四军限期移往黄河以北的命令“系以口头告知第十八集团军驻渝代表叶剑英，其尚未用电者，或系略留伸缩之余地也”。由此可知，蒋即使不得不下命令，也很注意下命令的方式。
最迟在5月14日，“朱德亦已与卫立煌通电，将夹击敌军”，也就是说八路军已正式答应出兵配合作战。但直到5月20日左右，蒋还没有得到八路军为配合作战而切实行动的讯息。当天，王世杰的日记也记载说：“晋南战事，我方损失颇重。共产党军队迄今仍无协同国军作战之行动，军部方面甚愤慨。”]5月21日，蒋约集各军政大员商议中条山撤兵问题，考虑到“敌以大兵力围攻，而共产党军队复在后方相牵制”，“乃商定酌留两个军交阎（锡山）留守晋西，另酌留一部在晋南及胶东地区游击，余均撤退渡河南岸”。
《大公报》发表社论《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内称：“晋南战役，业已经过半个月之久……而十八集团军集中晋北，迄今尚未与友军协同作战，则系事实。”“在国家民族的大义名分之下，十八集团军应该立即参加晋南战役……我们谨代表国民舆论，作热诚激切之呼吁！”
当天晚上，周恩来即致函《大公报》负责人张季鸾与王芸生，“负责”地敬告他们：十八集团军必定对敌作战，而且，“在贵报社论发表一周前，晋南白晋公路一段即为第十八集团军部队袭占，停止通车；其他敌区战事尚在发展，只因远在敌后，电讯联络困难，此间遂不得按时报道”。同时，“十八集团军作战地界，奉命不与友军混杂，免致引起误会。我们现在仍守漳河之线，未入林县一步”。此处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周恩来说的因“电讯联络困难”使得前方战报不能及时予以报道；二是八路军有意要与友军划界作战，以免混杂而引起误会，而且是“奉命”如此。
23日，《大公报》将周恩来的来信全文发表，并再次发表社论指出：“我们前天的评论，其实只一句话，就是期待十八集团军将协同作战的事实尽速表现出来。我们愿声明，只要有此事实，就满意了，且并不苛求或奢望一定有大的战果”。由此可知，《大公报》在意的是一种事实：中共出兵打击日本的事实，而并不在意其战果。这种事实恰可以证明中共与日军有没有妥协，这一点正是日苏中立条约签订以后朝野各界最怀疑中共的地方，也是蒋介石说如果中共不打敌，则从政治上打击中共的着眼点所在。5月23日，黄炎培等人公电毛泽东等，“请速与中央军协力抗敌，御西犯敌军，间执谗慝”。也就是说，中间派确实出来说话了，呼吁中共出兵助战。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强调八路军必定对敌作战，因为中共深知如果不打日军，将给自己的政治形象带来严重的伤害。
23日的《大公报》社论还敦促中共“拥护国民政府”。26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指出：这是国民党的第二个将军（第一个问我们是否配合作战，第二个问我们是否拥护国家中心，都是向我们将军）。毛同意周恩来的意见：暂时置之不理[15]。25日，《新华日报》以社论的形式刊发了前述周恩来写给《大公报》的信，毛泽东认为这是对国民党的造谣污蔑反将一军。28日，《解放日报》又发表社论《谣言与烟幕》，针对国民党说中共不打敌，以及日方制造的“中共与日军从不冲突”等谣言予以驳斥。可见双方都很重视运用宣传来巩固本党的政治形象。
中共出兵
在讨论中共是否出兵这个问题时，必须明确一点：中共和国民党一样，都担心对方投降日本；而且，在中共看来，蒋介石反共也是意在与日本妥协。5月14日，毛泽东在致周恩来的电文中就指出，蒋介石“发动两次自毁藩篱的反共高潮给日本看”，是希望日本不再进攻，但蒋的这个政策根本错了。
另一方面，日苏中立条约的签订也确实让苏联的形象大为受损，让中共遭受很多国人的质疑，怀疑中共会追随苏联的步伐，和日本妥协，从而不配合中央军对敌作战。1941年4月17日，黄炎培“招周恩来、董必武来，舜生、伯钧亦到，请中共表示态度。周极言苏联此约乃其一贯之政策，与对华毫无关系，至中共态度，决不因此变更云云。董略同”。19日，沈钧儒、王造时、张申府、史良等九人，“素以亲苏著名。今日致一函于苏联大使潘又新，询问日苏协定之意义，意存责问”。23日，唐纵日记说：“闻向日同情中共之青年，莫不痛哭流涕。[16]”从这几则史料足以看出中共在此时受到的舆论压力是很大的。但必须指出的是，中条山战役之后，加上同年6月22日德国进攻苏联，中苏英美间的合作更加紧密，国内政治格局因此发生转变，人们对中共的疑虑也随之消失了。
5月8日，毛泽东要周恩来答复国民党，配合作战是“当然如此，不成问题”。同一天，毛泽东起草的《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则指出：中日间的民族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国共间的阶级矛盾依然处于从属地位。[15]5月9日，毛泽东、朱德致电八路军、新四军各部负责人：“日来平汉、同蒲各路运输甚忙，战事有在近日发生可能。判断经此役国民党反共气焰当大减杀，时局有好转希望。”“国民党要求我军配合作战，唯仍想用激将法。”“我们方针决不被其激将法所动，……在接近豫陕地区，应有相当部队配合友军作战，并极力发展统战工作。但不要乘机向国民党地区扩展，使蒋桂各军放心对敌。[13]”此电非常重要，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毛泽东这时还不知道晋南战役已经正式打响了，这也说明中共的通讯联络确实不那么便捷，所得到的信息也要慢几天；第二，毛泽东要求在战事可能发生的地区，应有相当部队配合友军作战，而且各地不能乘机向国民党地区扩展，以便蒋桂各军放心对敌。
5月14日，毛泽东、朱德又致电彭德怀：“据悉：敌兵沿黄河增多，飞机亦有增加，敌似有在飞机掩护下抢渡可能，我军于此时机有在敌侧背给以打击以振奋国民党之必要”。“目前国民党非常恐慌，望我援助甚切。判断在日寇此次打击下，国民党不能不向我讨好。国共地位将发生根本变化，我党在抗战中将日益占据领导地位。因此，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团结对敌，是配合作战，但决不为国民党激将法所冲动，而是周密考虑情况，给以有计划的配合。”“我意主要配合区域应是晋东南与冀南，其他作为次要配合区域（即按寻常状态作战）。[15]”毛泽东强调，中共的基本方针是团结对敌，是配合作战。而且，毛泽东把八路军一直在进行着的与日军的作战（即寻常状态作战）也看作是配合对敌作战。关于这一点，《邓小平年谱》中的一则材料可以说明。5月18日，邓小平和刘伯承在通报冀南军区动员群众击敌、破路的战绩时说：“冀南军区为粉碎敌之全面占领冀南及实行‘清剿’的企图，自本月五日至九日以新七旅及冀南军区四、五分区，动员群众两万余人，实行了五天的大破袭。计大小战斗十七次，破路、破墙、填护路沟共十四次，攻克敌六个据点，毙伤敌伪一百三十余人，生俘伪军五十八名”[30]。在邓小平等人于5月5日至9日对敌展开破袭战的时候，他们根本还没有接到配合中条山战役的命令。
5月15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左权，要求八路军“总部应与蒋介石、徐永昌、卫立煌、阎锡山通报，不断告以敌情、战况，特别是胜利消息，表示我军热心配合作战，并向他们请示，以影响其抗战决心，争取国共好转”。此处的一个关键是：毛泽东要用实际行动及胜利消息来振奋国民党，加强其抗战决心，同时争取国共关系好转[22]。5月18日，毛泽东、朱德又致电彭德怀，对其提出的作战计划表示同意，并且说：可以“在一部分地方打得大些，而在其他地区则打得小些，使国民党觉得我们真在打就好了”。这和毛此前提出的主要配合区域和次要配合区域的观点是一致的。
由上所述可知，这时配合国民党对敌作战是中共的基本主张，而且时势的演化也要求中共配合作战。6月9日，中共在总结这次战役时，列出了自己的战绩：一、在冀南：5月7日之夜，八路军配合当地群众七千余人，开始大规模的破击战，截断了敌之联络和交通。二、在白晋线：于5月9日，八路军在子洪口开始伏击敌之汽车，在沁源南北，破坏铁路三里多，从12日起，白晋线路已不通车。三、在正太线：5月16日八路军攻占获鹿以南之□□车站，并径以东之微水车站，及寿阳、榆次、苏家庄各车站。四、在同蒲线：5月15日，在（左山）县原平间，破坏铁路十余里，17日破坏大同以南宋家庄之尚布庄间之铁路一段。五、在平汉线：破坏涿鹿以南之铁路数段，在保定以北，炸毁敌火车一列，北平热河间，炸敌货车一列，我军曾一度攻占水治镇汽车站。六、在平绥线：攻占怀来以西之沙城堡车站，破路三里多，在蔚县至张家口间，破坏敌之汽车桥一座[31]。由此可知，中共确实是出兵了。只是，基本上可以说，特意为配合中条山战役而出兵的力度不那么大，时间也有些迟，因此并没有达到明显牵制敌军的效果，也没有得到国民党方面的认可，加之战报迟缓，使得重庆高层一度很“愤慨”。
前面还提及，国共双方早就为中共是否出兵配合作战展开了一场舆论战。5月13日，周恩来“列举事实，向中外记者驳斥国民党参政员许孝炎散布的‘十八集团军不配合对敌作战’的谣言”[32]。此后，周恩来又一再要求国民党澄清谣言，宣布并发表八路军配合作战的事实。5月28日至31日，周恩来连续致电毛泽东，建议采取针锋相对的办法：“（一）向记者发表声明，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提出质问；……（三）分别答复国民参政员邵从恩、张澜等，揭破敌人阴谋，说明事实真相，指出目前战果证明第十八集团军在政府不发饷弹情况下仍抗战耗敌，要邵等主持公道，代请饷弹，以便扩大战果，电文送中央社发表，用以向海外广作宣传，同时发社论；（四）华北作战抓住要害，给敌严重打击，以影响国内外。”电文中的第三点说明张澜等中间派人士这时仍在质问中共出兵没有，第四点则说明中共出兵的力度确实不够，没有给日军造成“严重打击”，因此也不能影响国内外。
在中共的据理力争之下，特别是卫立煌的“协助”之下，当月底，国民党终于发表了八路军的战绩，5月30日毛泽东就电告彭德怀：“九个月来中央社第一次广播我军战绩，谓据洛阳讯，我军已截断正太路车不通等语，是卫处已起作用，望对正太、平汉两路战绩多报卫、蒋。”
结论
综观1941年上半年的国共关系，我们大致可以获得以下这些认识：
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一度主张强硬，并于1月17日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由此引发了极大的反弹，不仅中共因此采取坚决的政治攻势，而且苏、美、英等国也担心中国发生大规模内战，因此给予蒋介石较大的压力。随后蒋在政治上采取和缓手段，希望缓和局势。但在中共坚持政治攻势的情况下，双方谈判破裂。蒋随即决定采取军事措施，准备进攻陕北。只是由于进攻陕北存在诸多困难，蒋最终放弃了这一计划。但蒋也因此疏于防范日军进攻中条山。中条山战役发生前后，在日军的强大压力下，蒋采取多种方式“请”中共出兵配合作战。蒋一开初用的是激将法，毛也认为蒋用的是激将法；到5月11日蒋则直接用了下命令的方式；到5月21日蒋发现下命令的方式似乎也没有起作用的时候，再次使用了激将法，用《大公报》发社论和中间势力致电呼吁的方式请中共出兵。另一方面，在5月21日之前，蒋请中共出兵的真实意图就是让中共出兵配合作战，以利中央军守住中条山；在此之后，中央军已经开始转移、撤退，却仍然呼吁中共出兵，很可能就是想借机消耗中共实力或“从政治上打击中共”。
在皖南事变刚刚发生的时候，毛泽东一度主张在政治上、军事上采取全面的大举反攻，但在刘少奇等人的劝说下，并考虑到时势的不允许，随即改取“军事守势，政治攻势”的方针，和蒋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政治斗争。当毛泽东得知蒋可能进攻陕北之后，也积极展开军事上的防备工作，可以说4月中下旬双方的军事关注重点都放在陕北了。中条山战役前夕及此后，毛泽东积极地、肯定地回答了蒋要中共配合对敌作战的要求，只是很不满意蒋用“激将法”的方式来请，而不愿给命令、给饷弹。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也不愿意出全力打日本，以防日军将矛头转向八路军，使元气尚未恢复的八路军实力再度受到削弱。由于多种原因，中共出兵的行动较迟，力度也不够，不能给日军以严重打击，未能达到帮中央军守住中条山的效果。
在战役期间，日军也确实多次散布八路军与日军“不冲突”的谣言，意在挑拨国共关系，减弱抗日力量。事实上，八路军与日军之间的战争一直都在进行着，八路军也的确出兵配合了对敌作战。
无论如何，正是在皖南事变之后，国共一度形成“凡事互信不足，则共事难成”[29]的局面，使得中国的抗日力量受到了极大影响。6月9日，中共在总结晋南战役的教训时也指出：“晋南方面，由于我方存在着种种内在的弱点，故使敌人暂时的占了上风。这些弱点中，主要的一个，就是反共。反共结果，使得内部不团结，将士无信心，所以吃了大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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