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观察人士看来，“短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的去职只是一个强势利益集团显现“强权”的缩影。事未竞，愿未遂，他的离去也许是对李克强那句“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更难”的感慨最好的注释。在此之间，坊间即传言郭树清因为在主政证监会期间高调推动改革而触动利益集团将不得不“被放逐”地方。而更为引人深思的是置身事后的利益集团何其有如此大的威力？事实上，中国的强势利益集团本身是改革开放体制下的自发产物，因此习李向利益集团宣战根本上是指向制度保护色下堂而皇之的“合法腐败”；若无颠覆“利益固化的藩篱”之改革勇气，“合法腐败”势必侵蚀中共执政根基。
郭树清去职暴露利益集团影响力
从中国金融股市行业内角度讲，如果说郭树清的离职是个令人唏嘘的个人悲剧的话，那么它也暴露了强势利益集团无所不在的影响力。就连刚刚即位的总理李克强也在两会后的首次亮相中发表了类似的感叹。他在3月17日的中外记者会上称“改革进入了深水区，也可以说是攻坚期，的确是因为它要触动原有的利益格局。现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
3月19日，中共官方宣布任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担任山东省委委员、常委、副书记时距离他执掌证监会的那个星期六才过去500多天。尽管沪深股市在这段时间里走势没有大变化甚至略有下挫，但对于郭树清在这段时间里厉行改革推出的一系列新举措，股民大部分都认可，普遍认为他的措施为中国股市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影响深远。
据多维新闻了解，有别于前任尚福林，郭树清在短暂的任期内高调发声，频繁推动包括新股发行改革、完善退市制度等七大类70多项新政，矛头直指行内垄断利益、内幕交易等。正是凭借着直率和雷厉风行的个性，郭树清收获了极高的人望，但也最终失去了继续他改造中国股市大计的机会。
事实上郭树清触怒利益集团将被迫调离的消息早已不胫而走，甚至因为不断的针对性举措令这种风传终其任期从未消失，“郭树清叫停IPO圈钱所以被调职”的消息曾一度充斥舆论。稍早前中国经营网的报道披露了郭树清得罪利益集团的消息。报道引述《华尔街日报》3月14日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深中国问题专家、康奈尔大学教授Eswar Prasad的话表示，郭树清可能威胁到了大型国有银行、省级政府部门以及国有企业之间的舒适关系，这可能是导致他调职的原因。
尽管郭树清只是平调到山东主政一方，未来仍有跻身中央部委之可能，然而对于一个金融才俊来说离开他熟悉的“水域”无异于剪断他赖以遨游的鱼鳍、剥夺他的职业“生命”。业内对痛失人才的惋惜比比皆是。对于未来业内不敢预知，尽管继任者肖钢宣称将继续他的政策，然而中国股市仍以“四连跌”表达了这种忧虑。据称肖钢已将第一把火烧向上市公司违规，两日间已调查3家公司。
四大利益集团垄断社会资源
之前的许多媒体都报道了郭树清在提升股市和债市融资作用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使他不太受国有银行等既得利益群体欢迎。客观看，利益集团的存在的确具有现实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这也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民主的因由。人们之间在不同的利益诉求下结成一定的利益集团，并以民主的名义形成对政府决策的实际影响力。
尽管从整体看，每个利益集团的诉求都具有偏狭与短视的局限性，但是不同利益集团互相妥协与平衡的最终结果却可以无限趋向于符合大多数群体的利益。
然而，具体到中国，利益集团有着明显的强弱之别。中国逐渐形成的利益集团分化是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奠定今天的格局的。在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变过程中，掌握资源与利益分配主导权的政府，以及以政府背景为基础获得资源优先使用权的国企，得益于现行中共体制的培育逐渐形成最具强势力量的利益集团，反之他们又以这种对权力与资源的垄断特权来巩固其政治经济地位。对于社会公义而言，他们的特权利益是笼罩在制度保护的“合法性腐败”，只要制度的屏障未消失，他们的存在即是合法。
多维新闻此前曾引述观察人士的论述将中国目前背离“社会公平正义”的强势利益集团粗分为垄断国企利益集团、政府部门利益集团、官商勾结利益集团、身份血缘利益集团。中共官方智囊、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会长王玉凯则直接将中国的强势利益集团划分为权贵利益、垄断利益以及地产资源利益集团。
当年邓小平南巡的鼓吹手、《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最近接受采访时便炮轰垄断国企利益集团、政府部门利益集团、官商勾结利益集团。他承认，在这20多年的市场经济发展中，确实有一种“特殊利益者”，他们掌握了一定的社会资源，又有一定的公权力作为背景。特殊利益者的坐大，不仅表现在他们对自然资源的“盘踞”，如对全国矿山资源的占有，而且表现在收买专家为其垄断行为辩护，制造话语权。
铁道部“独立王国”的存在、“中”字头国企的垄断优势等等正是通过一种改革开放所赋予的“合法腐败”的形式消耗掉人们对政府社会公平正义承诺的热情，而且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不仅扮演着保护神的角色而且是这场游戏的既得利益者。因此当郭树清以一己之力希望修正资本与权力的依附关系时，无可避免地成为了一个牺牲品。
元老后代编织利益网 合法腐败沉疴难消
2012年12月底美国彭博新闻社曾披露中共八大元老邓小平、陈云、杨尚昆、王震、薄一波、李先念、彭真和宋任穷后代敛财详情，以图文显示八大家族编织了一张利益关系网。尽管该报道或许有不甚严谨甚至夸大其实的嫌疑，但无疑揭示中国权力与资本缔结了亲密而坚实的联盟。而多维新闻也曾表达对权贵阶层垄断经济、政治权力，继而将普通大众边缘化的担忧，同时警告说习李时代“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同时也要将矛头指向于常年游走在政府权力周边的“红顶商人”。
周瑞金便提到特殊利益者们也在寻找代言人。在社会资源从权力配置向市场化配置转型的过程中，官员最容易被特殊利益者所裹挟，甚至被拉下水。
不过，毕竟中国利益集团的构成完全不同于西方自发自为的多元社会形态。相对于西方的各种利益集团的互相妥协与平衡，恰恰是中国政府由于积极介入各个利益集团的矛盾冲突，非但导致权力的恶性膨胀，甚至使得决策乃至未来的改革路径都“听命”于强势利益集团的主导，从而使得整个的社会的发展方向趋向于少数利益集团对占大多数的劳动者利益集团的倾轧与剥夺。当权力无可避免地与利益结成亲密的同盟军时，政府的集体腐败行为便被罩上了合法化的外衣。
更为严重的是，当政府决策越来越偏向于维护处于优势地位的“压力阶层”时，那么这个政权必然将失去它应有的代表性即社会的公平性，甚至危及它的执政合法性。正是出于这种担心，胡习均显现出对破除权力与资源垄断、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政治理想的热忱。
习李执政后向非正义利益集团宣战事实上绝非仅仅指涉非法利益集团，而且还包括在改革开放体制下应运而生并壮大的合法利益集团。不过，这种在体制机制的保护色下成长起来的利益集团最为可怕，改革的难度亦最为困难。正如周瑞金所说，利益的背后是机制。所以分析者称，实现公平正义破除非正义利益集团更需要的是对体制机制的一定程度上的颠覆。
对于这些利益集团而言，这种颠覆必然是痛苦的，但正如李克强说所“这是削权，是自我革命，会很痛，甚至有割腕的感觉”，但“再深的水我们也得趟，因为别无选择，它关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习近平亦信誓旦旦“要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和利益固化的藩篱，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只是人们不应该过于相信强势利益集团自发的改革冲动，如果处于最大多数的利益集团不能凸显其压力时，同属于权力利益集团的习李未必会保持他们的改革自觉，毕竟改革从来都是领导层对庶民自下而上压力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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