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震撼全球的天安门爱国民主运动在六月三日夜间遭到正规军坦克机枪的血腥镇压。许多人因此失去生命、受 伤致残，许多人就此改变命运。但更重要的是，“天安门大屠杀”（Tiananmen Massacre）已成为世界政治词典中“耻辱”的代名词。中共统治集团中，几乎所有当事人对此都有默认，也都因此而不愿以个人名义公开承担直接责任。这 恰恰衬托出，天安门抗争的实质，是共和国公民群体共同发声，要求执掌权力者认明，公民群体才是国家权力最根本的正当性来源。今天中国的众多困境，很多可以 溯源到六四镇压。六四记忆，是保护人类道义和民族精神不能回避的责任，也是认识历史和现状的最佳鉴镜之一。
高涨的自豪与勇气
八九年中国民众抗议运动，在暴力镇压面前表现出惊人的勇气和热情。素不相识的 人们在长街上同仇敌忾，即使手无寸铁，也不惧于面对枪口痛斥法西斯。危机时刻，相互扶助，不留姓名。只身阻挡坦克车队的形象，传遍世界，是那时人们正义精 神的缩影。大街小巷，无数类似的身影，令当政者不敢信任北京人，不敢信任北京警察，也不敢完全信任他们自己的部队。这本应是民族历史上最值得自豪的一页。
同样值得自豪但较少为人提及的，还有长期大规模示威中，坚守“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立场。这个在最后 两星期里出现的口号，与其说引导了运动，不如说是表达了一直充溢在运动中的基本精神。从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直到镇压前一两天部队试图强行进城，一个半 月的时间里，北京、上海、广州、武汉、长春，一系列大城市见证着上百万人的游行队列多次穿行于繁华商业区，却没有发生任何严重治安事件。抗议第一周曾有报 道西安和长沙商家被袭，当地学生控诉政府栽赃，果然，政府有所收敛后，两地在此后益发扩大的示威游行中也都平安无事。世界近现代史上，各国都曾多次发生各 种大规模抗议示威，可是，只有中国八九民运，出现了千百万人和平抗争，长达五十天无事故，堪称独一无二。
这并不是说，八九民运具有超乎寻常的组织能力。事实恰恰相反。尽管八十年代校园生活很活跃，但当局一贯打压自治组织的立场，造成几乎所有运动参与者在规划组织政治示威时，都缺乏必要的知识和实践。二十三年来，对当时学生组织的批评数不胜数，足以说明，运动有其自身逻辑。
没有力挺某一高官，也没有集中攻击某一政策，整个八九民运最持久的要求是“对话”。北京、上海、湖北、 湖南等地学生，分别和中央及省市领导进行了对话。而各界声援民众，支持的正是学生的对话要求——为什么政府不能和公民平等对话？反腐败，反官倒，要求言论 自由、结社自由，都是有效动员群众的口号。但仔细考察民众支持的状况就会发现，将这些既抽象又具体的条目连结在一起的，是“对话”体现的公民与政府平起平 坐的立场。事实上，这也是当局最难以答复的要求。官民平起平坐的内涵，赋予民众作为公民的自豪感。运动期间的自律，并非只是出于恐惧的谨慎。
同时，运动要求于当局的，并不仅限于“对话”两个字涵盖的意义。经过前一年18％的通货膨胀，民众带着 对政府强烈的不信任走上街头，拒绝接受“摸着石头过河”的安抚。诚然，任何前人没有走过的路，都需要以探索精神开拓，但这不等于无原则地原谅当局，人们要 求政府提出改革方向，更要求政府有承诺，有信用。这是前一年的经济危机转化为八九年社会运动时的核心政题。
不是几个学生领袖，也不是只有民主雏形的学生组织，而是千百万自豪的共和国公民，共同创造出八九民运令人震惊的世界纪录。坦克开进天安门，扼杀了改革开放以来最为辉煌的民族精神，埋下了今日维稳体制的根基。
重评六四？
最近，一些中共当局有意为六四“平反”的消息正在蔓延传播。五月底以来，国内各地民众纪念六四的趋势， 也比往年更为活跃而且公开。特别是各地访民，重新发现天安门的感召力，在纪念六四中寄托着他们微薄却坚韧的希望。最近，更有消息说中共当局有意重评六四， 至少会先从抚恤难属和允许流亡者回国探亲入手。
二十三年来，死伤者及其家属在政治高压下承受了难以言传的苦难，其中包括少为人知的那些以“暴徒”入罪 服刑长达二十年的普通市民。面对个人遭受的冤屈，官方做出的任何补偿，都值得欢迎。但是，我们必须区分人道补偿和重建社会公义，在重评六四时，前者不但无 法全然取代后者，而且需要以后者为支撑。
官方人士曾私下接触个别受难者家属，提出赔偿可能。“天安门母亲”群体倍感侮辱，发出公开信拒绝。这里的首要问题，在于政府能否痛下决心公开承担自己的罪责。而首要的步骤，则应当是开放独立调查，公布尽可能完整的受害者名单。否则，无异于金钱收买仍在忍辱坚持的家属。
六四流亡者回国，同样有人道关怀和社会公义两方面。当陈光诚及其家人受到无时不在的监控和侮辱，当陈光 诚的维权朋友们仍受到国保威胁，当刘晓波仍因《08宪章》受监禁，而他的妻子刘霞并没有受到任何起诉却不能如自由公民那样生活，那么，基于人道理由的流亡 者回国，就只能被理解为相当于囚犯家属可以探监。这样的条件，与重评六四所能许诺的，相差无乃过于遥远？！
问题在于，无论现任还是即将接任的中共高层领导，都无法有效转变他们自己对维稳体制的依赖。即使如传言 所说，温家宝确实真心呼唤政改，他也没有能力做出承诺，没有能力让地方政府受他本人承诺的约束。普通公民无妨对温家宝本人有期待甚至有同情，但要以他的言 谈作为杠杆追求社会公义，却只会落入沉重的无力与无助。
畏缩规避，不可能解决六四为中国留下的沉重负担。只有恢复天安门运动的精神本质，将公民尊严还给公民， 将政府置于必须提出明确承诺、必须可以检验、必须有信用的宪法制度保障，与六四相关的人道补偿才能谈及重建社会公正与道义，有可能为公民参与公共政治开辟 空间，并取代“稳定压倒一切”、“发展就是硬道理”等严重破坏社会肌体的恶性立场，重建国家“主权在民”的政治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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