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见内）

阿Q是一个典型的文学形象，符合 “熟悉的陌生人” 特征。谁都不认识，没见过阿Q，但不管在什么地方，阿Q这种人在生活中却到处都能见到，比比皆是。况且，鲁迅写阿Q的时候，完全没有强调甚至没有提到阿Q的地域（通篇没有“绍兴”二字），这就为这个典型形象留给了充分条件。

电影文学中流传一个有名的说法：你如果在舞台上看到墙上挂了一把剑，最后那把剑就必须出鞘。如果从头到尾剑都不出鞘，那把剑就是多余的累赘。

《药神》一开场高调强调程勇是上海人，那他必须在程勇身上体现出上海人的特质。如果不能，甚至体现出和上海人迥然不同的性格，你就不该强调程勇是上海人，否则，在文学上就是一个败笔。因为文学是创造的，而不是警察的案例，你可以随意把内容写得合情合理。做不到这点，就失去了文学创作的优势。

上海人当然有各人不同的性格，但上海人又有他们明显不同于外地人的共性。艺术是对生活的提炼，这种提炼，就是要让观众既看到人物的个性，又看到人物的共性。只有个性没有共性的人物，是单薄无力的创造，反之亦然。

试想，如果把程勇塑造成一个本来胆小谨慎，做事不越雷池的性格（上海人性格），在被逼无奈之下铤而走险，有什么不好？反而会增加电影的戏剧性。后来害怕了，很不好意思的要求散伙（而不是流氓般的叫人“滚蛋！”），就十分符合上海人的特点，且不影响剧情。最后感情爆发升华，从操旧业，不赚钱（但绝不需要倒贴钱）卖药，不仅不会削减程勇的高点形象，反而让人物有血有肉，合情合理。这样，程勇就是一个上海人，但又是一个不一般的上海人。

为什么又要强调程勇是上海人，又要给程勇一个和上海人完全不搭界，半带流氓性质的性格？连温文尔雅的原型陆勇都表示气愤，说为什么要把他描写成那样。不能不说这是影片编导犯的一个严重艺术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