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不合时宜的回忆》连载
第二十二章 上帝保佑中国
一
如果我的移民故事能在第二十一章结束该是多么完美：“从此我们在加拿大幸福地生活下去。”偏偏当我在2015年春天收拾行李的时候，我的美国梦又蠢蠢欲动：为什么不去美国呢？我的美国梦再不实现，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实现？
早在2011年，我就在南加州橙县买了房子。2011年底我们离开加拿大的时候，我把列治文的房子卖掉了。我们在中国居住的三年里，每年夏天我都会带着孩子们来南加州住上两个月。如果我现在回加拿大，我还要重新找住处；如果我去美国，房子是现成的。
只是，加拿大人每年来美国住半年是不成问题的，但如果在美国长期居住，就必须要有绿卡或者签证。
2015年6月份，我带着两个孩子来到了南加州。把孩子们送到夏令营去之后，我转身就去找移民律师。律师告诉我：想在9月份开学前拿到绿卡，肯定是来不及了，不过我可以申请E2签证。E2签证允许加拿大人在美国投资，投资金额在十五万美元以上。E2的有效期一般是两年，但可以延期，延期的次数没有限制。E2的好处是批准很快。如果一切顺利的话，9月份就能拿到，孩子们就可以注册上学了。
E2签证也有一个微妙而复杂的地方，那就是你需要在没有E2的情况下先把公司办起来，然后才能拿着资料去申请签证。如果没有被批准，那么前期的投资就打了水漂。对我来说，还涉及到入境的目的。我6月份入境的时候，向移民官声称我来美国是渡假，可是我却在这段时间注册了一个公司。这与我当初入境时声称的目的不符。如果我把一切全都安排好了再离开美国去加拿大申请E2签证，那倒也没问题，偏偏在正式去申请签证之前我还要再去加拿大一次。我准备投资的钱全在加拿大银行里，网上转账一天只能转五千美金。为了在9月份之前拿到签证，我必须去一趟温哥华，到开户银行去办理电汇手续。
我订了温哥华¾洛杉矶当天往返的机票。去温哥华的飞机是早上七点起飞的，我凌晨四点就从家里出发，开车前往洛杉矶机场。
前往机场的路上，我一直在担心回美国的时候能不能顺利通过海关。我有过被海关挡住的教训。2011年我还住在加拿大的时候，曾经有一次，开车经和平门海关去西雅图购物，被海关关员拦住了。他查了我的出入境记录后，问我：“为什么你有时候经陆路来美国，有时候经机场来美国？”
我说：“如果我经机场去美国，我就是去南加州。如果我经陆地去美国，那么就是去西雅图。”
他说：“你去南加州干什么？”
我还没有来得及回答，我儿子插嘴说：“我们在那里有一个家。我妈妈喜欢住在那个家里。”海关关员一听：什么？你在那里有一个家？你还喜欢住在那个家里？这绝对是有移民倾向啊！于是拒绝我入境。
我向他争辩：“我不是在美国有一个家，只是有一幢房子。这是不一样的。小孩子的话你也能当作证据？”
他说：“反正我今天就是不让你进美国。”
我问：“难道我以后永远都不能去美国了？”
他说：“以后我不知道，你自己可以试试看。”
我问有经验的朋友到底发生了什么。朋友说：“你肯定是踩到了某根红线，按照规定当时就不能让你入境。但是到目前为止，你并没有逾期居留，所以你也没有受到处罚。过一段时间你再试一试吧。”
过了一段时间，我再次开车去西雅图。入境的时候，海关关员查了查电脑，然后问：“记录表明你在加州有一幢房子。你的房子怎么样了？”
“还能怎么样？”我说，“你们不让我去住。空着呗。”
“为什么你不卖掉它呢？”
“现在房市低迷，卖不掉。”
他同情地说：“就是啊，谁会要加州的房子呢？”然后，他就在我的护照上盖了个章，放我过去了。
在长达一年的时间内，每次我进入美国，都要经历这么一番对话。一年之后，美国海关对我的怀疑终于消除了。
就在我开车前往洛杉矶机场的那个早上，我想起了这件事。如果今天下午进入美国的时候，海关关员问我去美国干什么，我该如何回答？如果我说：我要去美国办一个公司。那么他会不会问：你6月份去美国不是旅游吗？怎么隔了二十多天就要办公司？如果我继续说渡假，那么我为什么不好好渡假，却要在假期中间回一趟温哥华？且仅仅呆六个小时？
我内心纠结，开车的时候就有点走神。我离开家的时候，天还黑着，走到长滩附近，天边已经闪出一缕鱼肚白。远方出现的光明，反而让我更难看清夜幕笼罩下的高速路。突然，我前方传出一声巨响。还没等我看清发生了什么，我前面的一辆车仿佛失控一般向右前方冲过去，我右前方的车来不及避让，两辆车便撞在一起。与此同时，我正前方有辆车正在以底朝天的姿势向前滑行。我下意识地向左打方向盘，避开了那辆底朝天的车。但等我完成了并线，我才意识到我刚才做了一个危险的动作：我没有在并线前察看左侧车道是否有车。万幸我的左侧车道没车，否则我将成为今早的第四辆事故车。我的心砰砰乱跳，剎那间出了一身冷汗。
我在梦游状态下到了机场。登记，过安检，找到登机口，坐在椅子上。一路上我都在发愁：如果我被拒绝入境，两个孩子怎么办？我只能电话遥控他们打包，替他们在网上买好机票，让他们自己坐飞机来温哥华与我会合。他们能找到护照吗？我把护照放在哪个抽屉了？他们要是忘记锁门怎么办？院子里的花怎么办？
我的思绪纠缠在这些细节里，越想越“山重水复疑无路”。忽然，我意识到自己有什么不对：我不是刚刚侥幸躲过了一次车祸吗？最坏的情况应该是我遭遇了车祸，现在躺在医院里。可是最坏的情况并没有发生。难道我不应该庆幸吗？不应该感恩吗？与车祸相比，不能入境的麻烦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可是为什么，当幸运的事情发生后，我总是转眼就忘记，快乐一点也无法在我的心上驻留？反倒是可能发生的小小的不顺利，总会占据我的全部身心？让我焦虑万分？到底什么才是生活中最重要的？我的价值观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
我就是在这时，开始检讨我这些年移民的经历。我发现我从不珍惜已经得到的。当我拿到了新西兰的居留权，我就开始向往加拿大；当我成了加拿大公民，我就开始向往美国。凡是敞开大门迎接我的国家，我都没有兴趣继续住下去。一旦为我的进入设置了门槛，我就觉得那个国家有各种的吸引力。想到这里，我开始为未来感到担忧：如果我拿到了E2，可以合法地住在美国。接下来，我又要去哪里呢？我又会想去哪里呢？月球？火星？我的流浪到底还有没有尽头？
虽然经过一些波折，我最终还是拿到了E2签证，在美国生活了下来。我对自己内心深处的不安十分警惕，时刻提醒自己要感恩，要满足。但是我的幸福感仍然无可挽回地流失，就像时间一样不可阻挡。我现在住的城市，以总体规划社区著称。我住的这个社区有将近一千幢房子，社区正中是一个公园，里面有垒球场、足球场、网球场、游泳池、沙滩排球场，等等。当年，从寒冷的加拿大过来，站在游泳池旁边，看水下的灯光柔和地穿透水面，再辐射到池畔的椰子树上，仿佛在嶙峋的树皮上洒了一层金色的粉，我就想：这里简直就和渡假村一样。如果我能住在这里，我一年到头都不需要去渡假了。每年来这里短期居住的时候，我恨不得把花园里的每一张椅子都坐一遍¾那么一种不能完全拥有的痛惜。现在我长年住在这里，再也找不到那种美好的感觉。这里的每个社区都是一样的，都有游泳池，水下都有灯光，灯光都照着池畔的椰子树。有什么了不起的？
二
2016年9月份，我带着我的新书前往温哥华参加LiterAsian文学节。我与文学节的组委会主席Jim Wong-Chu一直都是通过电子邮件联系。开幕式结束后，我找到他本人，跟他打个了招呼。
“你就是安娜！欢迎你！”他礼貌地说。他又问我旅途是否顺利，对开幕式感觉如何等等不需要严肃回答的问题。然后，他问道：“你真的是加拿大人？”
要参加这个文学节，必须是有加拿大国籍的亚裔作家，我的直觉以为他认为我的国籍还是中国，于是说：“我有加拿大护照。不过我现在没带。明天我带来给你看。”
这话倒把他吓了一跳，连忙摆手说：“不用，不用。”
后来，在讨论会上，在晚宴上，Jim介绍我的时候总是这样开头：“安娜住在美国加州，不过她是加拿大人。”
我这才明白Jim并非因为我带着口音的不流畅的英语而怀疑我是加拿大人。他对我的疑问源于我住在美国。加拿大人对于喜欢住在美国的同胞，总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我想起我曾经打算向Jim出示护照，不禁觉得自己有点好笑。不过，这也是我内心的真实反应。多年以来，无论面对中国人，加拿大人，还是美国人，我总觉得自己是假货一枚。
在讨论会上，有人问我：“你怎么看待中国人的离散现象？你认为这种离散的尽头在哪里？”我一下子又过敏起来，觉得这个问题又是针对我住在美国，于是我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的归宿到底在哪里。实话告诉你，在成为加拿大人之前，我还去过新西兰。”
我儿子是2005年在新西兰出生的。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已经12岁，换过六个小学。2015年我拿到签证之后，就带着儿子去新学校报到。回来的路上，他严肃地问我：“你还打算再搬家吗？”
我说：“至少在你上大学之前不会再搬了，嗯，至少七年之内不会再搬了。”
“好吧，”他说。他的眼睛盯着我，眼珠骨碌碌地转，好像机场安检员用的手持扫描仪。
“怎么了？”我问。
“没什么，”他说，“那我准备交几个朋友了。”
我想到2014年我们见过的那个移民局官员。当时我和老辛信誓旦旦地回要加拿大居住。如今不仅他没回去，连我都没回去。难道我不欠他一个解释吗？还有我儿子、Jim Wong-Chu、文学节的听众、以及许许多多的人，我感觉我都欠他们一个解释，也许不是解释，而是道歉。我怀疑我滥用了自己的自由。但是，怨有头债有主，我变成这样，总是有原因的吧？
三
2016年10月的一天，我忽然发现右眼出现了一个随着视线移动的圆圈。我早就听说过飞蚊症。这是一种老年病，我听很多同龄人描述过。随着年龄增加，眼睛中的玻璃体会变得混浊，视线中会出现斑点，像一只只蚊子。我的眼睛里一直都没有黑点，没想到突然间一下子出现了一个由数不清的黑点组成的黑圈。我被吓坏了，站在原地，左看右看，那个黑圈好像跟我捉迷藏一样，每次我直视它，它就溜走了；等我不看它，它就又溜回来。我赶紧打电话约眼科医生。专科医生一般都要提前一个星期约，我带着哭腔说我的眼睛出了紧急状况，接待小姐很同情我，给我在当天下午挤出了十五分钟。
但是我的紧急状况在医生看来一点都不致命。虽然是一天之内突然出现了一个黑圈，而不是在长时间内一个黑点一个黑点地累积，但本质上也是衰老导致的玻璃体混浊，没有办法治疗，而且肯定还会继续恶化。唯一能减缓恶化的方法就是少用眼睛，包括少看电脑，少看手机——和我在网上搜索到的结果一样。
此后两天，我情绪低落，不再写作。我在家里东转转西转转，试图转移注意力。就算一次能够把洗好的衣服从楼下洗衣房拿到楼上臥室，我也要分好几次拿，这样可以多走两趟。有一天，当我走在楼梯拐角处的时候，我突然问自己：如果我明天就失明了怎么办？什么是我这一生如果不做就死不瞑目的事？
我还没有长大，可是就已经老了。忽然间，我悲从中来，内心的积怨一下子爆发出来。我必须要找个人来承担责任。可是我怪谁呢？我想来想去，竟然想到了我外婆。我为什么辗转于世界各地，却始终也无法安定下来？我认为根本的原因，是我与外婆以那种方式决裂。中国人喜欢说：“父母在，不远游”。我对我外婆的感情比对我父母还深，因为我是她养大的。我相信她对我也有同样的甚至是更深的感情，但最终她还是把我赶走了，因为她对政治迫害的恐惧更加强烈。正是这段变质的亲情放逐了我，也正是对亲情的幻灭使我成了无根之萍。另一种形式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我外婆过世于1997年。她去世时我不在她的身边。我一直后悔没有跟她好好道別。此后很多次，在我遇到重大人生选择的时候，我都会梦到她。在我的梦里有一个反复出现的场景：我走出那幢L型大楼，正好身边有一辆公共汽车经过。我想追上那辆汽车，可是却心有余而力不足，那辆车以正常速度向南行驶，而我总是以电影中的慢镜头速度向前跑。眼瞅着那辆车就要到长安街了，我只能艰难地把自己唤醒，否则梦中的我就会因无法承受的焦虑心痛而死。
我外公和我外婆是同年去世的。我有时候会想：假如他俩能再多活十年，我也许就能帮到他们。以现在的观点来看，外婆和外公就是性格不和。外婆没有受过教育，再加上屈辱地被结婚，总觉得自己低人一等。可就性格来说，她其实是夫妻之间强势的那一方；外公虽然受过教育，但性格软弱，不擅长表达，面对一个咄咄逼人的妻子，他宁肯四海为家。
如果他们能再多活十年。我会更成熟一些，不再计较当年的恩怨。我也有了更好的经济状况，可以给他们请专业的治疗师。我想像着把他们领进一个大楼里，然后把外公送进一个言语治疗师的办公室，又把外婆送进一个婚姻咨询师的办公室。外公在言语治疗师的指导下一字一顿地练习说“我爱你”；外婆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诉说“我呀，一辈子受气，都因为当年被娘家上赶着送来”。想着想着，我就忍不住笑出了声。因为我发现这些都是电影镜头。我的想像来自于我看过的影视作品：Analyze This, Analyze That, Frasier，等等等等。
也许我和外婆没有本质的不同。我们都是经验的奴隶。但我至少还有文字作为疗愈的工具，至少我的生活能转化成万语千言。
我再也不能等了。我要开始写作我的回忆录。我要检讨自己的生活选择。只有这样，我才能与生活产生永远的联系，我才能向世界证明我曾经有过卑微的生活。多少次我都想写这本书，但多少次都拖延下来。为什么？我以为我总有明天。
阿尔贝·加缪曾经说过：“人必须生活和创造。必须以这种方式活到让自己热泪盈眶的地步。”
四
2017年元旦过后，我接到了连同学的电话。他现在已经是香港成功的制片人。他告诉我春节期间他将带着太太和孩子来美国旅游，其中一站是斯坦福大学。之华就在斯坦福工作。连同学以一贯的聚会召集人的身份说：让我们在斯坦福相聚吧！
我一口答应，然后就订了从橙县前往圣何塞的机票。等飞机的时候，我忽然想：这件事可真有意思。我们三个北京大学的同学，居然要在美国才能见上一面。随后我又想：这些年来我在中国认识的人，到底有多少移民到外国呢？我开始扳着手指数：美国、加拿大、澳洲、新西兰、欧洲、日本、新加坡、香港……
我开始写这本书已经有半年了。在写作过程中，我时不时地会为理想与现实间的差距而惊叹。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刚结束的时候，我哪里能想象到今天的中国是这个样子的？自从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国家分崩离析之后，不断有人预测中共政权即将垮台，结果却并没有。现代政治理论认为：随着一个国家的经济逐渐富裕，中产阶级人数增多，社会就会开始向民主和法制阶段过渡，然而这个理论竟然不适用于中国。究竟中国出了什么问题呢？为什么适用于全世界的理论偏偏就不适用于中国呢？
此刻，望着停机坪上的飞机，我脑海中两条从不相交的电路突然搭在了一起。我一下子就把天安门事件和中国近年来的移民潮联系在了一起。为什么那些理论不适用于中国呢？因为它们没有计算移民这一选项。
我想起方励之在《中国的失望和希望》中写到：
“中国的希望正在于越来越多的人摆脱了对当局的盲目希望，开始意识到只有对当局采取公开的批判、监督立场，才是推促社会进步的有效方式……随着民主意识的扩散，必定会形成对当局有越来越强的制衡力的集团。事实上，一些雏形已经出现。目前，各种行业各种社会阶层中的非官方活动，如联谊会、讨论会、俱乐部等等，都开始在起着不同程度的压力集团的作用。”
我又想起龚晓夏当年将中国人权进步的希望放在了民营企业家身上。她相信“民营企业家是自由民主最热心的支持者”。
但事实却是，我们既没有对当局采取公开的批判和监督的立场，也没有形成压力集团，也没有成为自由民主的热心支持者。谁愿意找死呢？天安门事件后，人们再也没有胆量说不。当然，如果自身利益过于巨大，当事人也许会铤而走险反抗一回，但旁观者却再也不会为了他人的利益不受侵犯而轻举妄动了。天安门时代那种全城一心同仇敌忾的局面再也不会出现了。人们不再有同理心。中国人将永远是一盘散沙。这才是天安门事件的真正恶果。我们感觉没有希望，于是一走了之。但走得人越多，中国越是没有希望。
我感到内疚，那是从1989年以来一直被埋在我内心深处的愧疚感。28年了，它以各种形式出现，有时以痛苦折磨我，有时以幸福麻醉我，有时以寻找欺骗我。在这以前，我始终认为我写的是我与外婆之间的故事。一直到去斯坦福参加同学聚会那一天，我才意识到这本书的内容也许会远远超出我以前的预期。它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那件只有我能做的事，那份只有我能承担的责任，那个只有我能实现的改变。
五
2017年5月，互联网上突然传出消息：刘晓波患了肺癌，且病情已经发展到晚期。
刘晓波就是1989年6月2日下午四点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四君子”之一。6月3日晚军队开枪之后，刘晓波和侯德建一起劝说学生撤离广场，而不是跟进驻广场的军队对抗，从而挽救了很多生命。尽管如此，他还是被政府视作学生运动背后的“黑手”，并被投入监狱。
1991年初获释后，刘晓波继续呼吁政治改革，并于1996年到1999年被劳教三年。劳教结束后，刘晓波继续追求政治改革，因此一直是国家监控的目标。2008年，刘晓波和其他异议人士、知识分子等一起发佈了《零八宪章》。《零八宪章》呼吁结束中国的一党专政体系，提倡促进中国民主化进程、呼吁改善人权状况，更提出以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来解决大陆与台湾问题的方案。2009年，刘晓波因《零八宪章》以及其他“颠覆”活动，被判入狱11年。2010年，刘晓波因“在中国争取基本人权的长期非暴力抗争”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获奖消息传来，刘还在沈阳坐监狱。不仅他本人不能前往领奖，他的家人、朋友也被中国政府禁止前往挪威领奖。于是，在奥斯陆市政厅举行的授奖仪式上就出现了一把空椅子，刘的奖牌和证书被放在椅子上。
那一年我在加拿大。在观看授奖仪式的时候，我意外地听到了一首自己熟悉的歌曲：由Marita Kvarving Søberg演唱的《索尔维格之歌》。
冬天会离开，春去不可追，春去不可追，
夏天难久留，年华似流水，年华似流水。
相信你的爱，此心终不悔，此心终不悔，
我必守诺言，等你来相随，等你来相随。
但凭日月在，上帝会保佑，上帝会保佑，
当你祈祷时，上帝会伸手，上帝会伸手。
我等你归来，苦心长厮守，苦心长厮守，
倘你已归天，在天上相候，在天上相候。
我一下子就想起了我和之华在天津租界区兜兜转转的日子。我这个对音乐一窃不通的人，一辈子会唱的歌不超过十首，其中竟然有一首穿越了三十年的岁月与我不期而遇。在那一刻，我意识到这不是偶然，这是因为三十年来我一直是那个愤怒和无奈的人。我对现状不满，不过我也没有起而反抗。我能做的只是逃离和拖延。
我的眼泪流了下来。三十年了，我自己从未改变，我的母国也从未改变。
刘晓波去世后的“头七”，刘晓波生前好友尚宝军、莫之许、刘苏里、江棋生、徐晓、梁晓燕、贺延光等20人在北京举行了追思会。还有二百多位好友在网络发布公告成立刘晓波追思会，准备择日为刘晓波举办网络公祭，设立刘晓波永久网络灵堂，并推出纪念刘晓波的文集。这些消息都令我感到宽慰。
但大多数中国人对刘晓波的命运表示冷漠，这与1989年的民众情绪完全不同。那时我们都关心被通缉的学运领袖。尽管没有为他们做什么，至少我们的感情是在他们一边，听到他们脱离危险也都会如释重负。将近三十年过去了，很多中国人觉得刘晓波是自找麻烦。他为什么要发起签署《零八宪章》？ 《零八宪章》和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这还算是好的，毕竟他们还知道刘晓波是谁。很多三十岁以下的人根本就没听说过这个名字。
与刘晓波罹患晚期癌症的消息爆出几乎同时，2017年5月21日，在马里兰大学毕业典礼上，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杨舒平发表了毕业演讲。她首先谈到中国的空气质量不好，以至她出门都要戴口罩。来到美国后，她发现美国的空气是甜的，于是她就开心地把口罩扔了。以新鲜的空气作为引子，接下来她阐发了自己对美国大学的批判性思维教育、美国的自由民主价值观，以及公民能行使投票权利的欣赏。演讲的最后，她表示“民主和自由是值得我们为之奋斗争取的新鲜空气”。
杨舒平的演讲通过社交媒体传到中国后，在中国引起轩然大波。中国大陆的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对她进行了批判，并将此次演讲定义为辱华行为。有中国官方背景的马里兰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谴责杨舒平“以诋毁祖国的方式博眼球”，并呼吁中国留学生对校方和杨舒平采取抗议行动。一时间，中国网民纷纷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平台上批评杨舒平，给她打上了“辱华”、“卖国求荣”、“汉奸”等标签。
在海外华人的微信群中，也有很多人对杨舒平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比如我所在的一个教育群，就有人认为杨舒平在美国人面前说中国的坏话，是家长教育的失败。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杨舒平通过微博道了歉。刘晓波于2017年7月13日在沈阳一家医院去世。 这两件并不相关的事联系到一起，让我对中国的前途深深忧虑。我觉得中国人非常可怜，因为他们被剥夺了获取信息的自由和独立思考与自由表达的权利；但同时他们也十分可恨，因为他们自私、冷血、见利忘义、目光短浅。
那么，我是谁？我已经入了加拿大籍，我还有资格对于中国的事情发表意见吗？可既然我已经不是中国人了，为什么总是关于中国的消息让我意难平？
六
进入2017年后，我在油管（YouTube）上发现了一位生活在加拿大多伦多的时评家文昭。每个工作日，他会上传一段20分钟左右的录影，评点当日的热点新闻。在刘晓波去世之后的第二天，文昭在自己的节目中表示：听到刘晓波去世的消息，他身边的一些朋友都感到压抑、愤怒和绝望。看到中国政府的冷酷，西方政府的软弱，以及中国人的麻木，这些朋友感觉人性在溃败，良知、正义都成了浮云。文昭劝大家情绪低落的时候出去走走，去电影院看场电影。他推荐的电影是《神奇女侠》（Wonder Woman）。他说神奇女侠的笑容非常甜美，能够让人一扫心头阴霾。他还说虽然这部电影情节紧张，战争场面引人入胜，是一部标准的爆米花大片，但它传达出一个对我们非常有启发的主题：你就是你所相信的（ you are what you believe）。
听了文昭的节目，周末我就去看了《神奇女侠》。我完全同意文昭概括的这部电影的主题。我认为这里的相信有两层意义：一是你要相信你的能力。你比自己想像的更强大；二是你要相信你自己的信念的价值。当你出于自己的信念去帮助別人的时候，你不要管对方是不是值得你帮助。神奇女侠经历了沮丧，焦虑和自我怀疑，但最终，当影片中的恶棍坚持人类是丑恶的，不值得她帮助的时候，神奇女侠说：“这不关乎他们配不配我的帮助。这只关乎我的信仰。” 她拯救了人类，不仅证明了自己的力量，而且证明了理想主义、爱、同情和对这些事物的坚定信念，在充满现实考量的世界中也占有一席之地。
你是你所相信的。
走出电影院，走进南加州温和的夜，我不禁自问：我相信什么呢？抛开国籍的困扰，我相信以下三点：
第一，我相信民主和专制不可能和谐共处；
第二，我相信民主优于专制。尽管中国最近三十年的经济发展，似乎使这一信仰受到了挑战；
第三，我不相信中国人必须被迫在物质丰富和精神自由之间二选一。我相信我的同胞配得上既民主又富强的生活。再说，如果在中国能享有既富足又自由的生活，那么我的移民故事根本就不会发生。
在结束这本书的时候，我又想起了1989年张德培在法国网球公开赛上发表的演说。这个勇敢的年轻人带给我的温暖一直持续至今。我相信：尽管人们生活在不同的政治体制下，拥有不同的国籍，尊重人性的基本价值观仍然深植于一切正直的人们的心里。
“上帝保佑每一个人，特別是中国人。”
（全书连载完毕，祝大家圣诞、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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