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纵即逝的九十年代 （《1989，不合时宜的回忆》连载之二十）

《1989，不合时宜的回忆》连载

第十九章 稍纵即逝的九十年代

一

张爱玲形容人生“悠长得像永生的童年，相当愉快地度日如年，然后崎岖的成长期，也漫漫长途，看不见尽头。 然后时间加速，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繁弦急管转入急管哀弦，急景凋年倒已经遥遥在望。一连串的蒙太奇，下接淡出。”

我虽然不同意她对人生的悲观看法，但我也赞同人生的速度存在一个转折点。在这之前，一切都是慢悠悠的，一旦过了那个转折点，人生就开始加速。每当我回忆起1989年的生活，我能够一天一天地，甚至是一小时一小时地复盘。一进入九十年代，时间稍纵即逝。我还没反应过来，90年代就结束了。

整个九十年代，我可能只关心一件事，那就是我和之华谁的人生选择是正确的。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源于从小受到的潜移默化的教育，比如小时候看过的《金姬和银姬和命运》。金姬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银姬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究竟谁过得更好？之华未必有这种意识，但我却有一种很强的竞争心。

之华是9月份走的。我每天都盼着她给我来信。我知道她不可能一抵达就给我写信。那是一个全新的环境，她总得适应一些日子。再说，那时候一封信从美国到北京大约需要半个月。十月份之前我不可能收到她的信，但我还是每天都要往服务台跑两趟。

佳能北京事务所预订于10月2日搬到中国国际贸易中心去。搬家那天早晨，川岛小姐吩咐小顾和小廖留在北京饭店打包，派我先去新办公室确认那里已经具备了工作条件 。我接了任务就走出了办公室。经过服务台的时候，我想应该跟他们打声招呼。尽管我没有仪式感，但我知道大多数人还是在意的。

我找到小肖，告诉他我要走了。小肖说：“经常回来看看。”我说：“好，欢迎你到国贸中心找我玩儿。”

我们都这知道这是客气话。他不会去找我玩儿，我也不会回来看他。仪式结束了，我正要去坐电梯，小肖忽然说：“这儿有你一封信。”

这是一封从美国来的信，信封上有之华的字。信很厚。我郑重其事地把信揣进风衣口袋。我要找一块完整的时间好好阅读。

国贸中心的大堂高大明亮，入口一侧的墙上有企业名录：漂亮的灰色哑光金属板上，用蚀刻法雕出了每家企业的名字。有名的公司几乎都在这里了：日本的，美国的，香港的，英国的，法国的，意大利的，芬兰的……佳能公司在1403。

电梯门在14楼打开，楼道里人来人往：正在最后收尾的装修工、搬家的工人、衣服上绣着红黄两色DHL 标志的快递员。我找到厕所，打来水笼头，有水；我进入佳能公司办公室，按下墙上的开关，有电；我拿出随身携带的电话机，往墙上的电话插孔里一插，没有声音。我换了个插孔，还是没有声音。川岛小姐真有预见性。

客服中心派了个负责装电话的工人来。他把墙上一个白色的金属板打开，拨弄了几下，作出了诊断：“线路没接对，这是电工的活儿。”然后他就去找电工了。那个金属板就留在地上，好像医生把病人的肚子切开，把内脏都暴露出来，然后就顾自去找另一个医生咨询了。在那裸露出来的对开报纸大小的空间里，密密麻麻地布满了电线，有粗有细，有红色、黄色、绿色，令我叹为观止。眼前这间办公室，光洁的墙壁上看不到一根电线，墙壁里面却藏着如此发达的神经网络。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的宿舍：只有一根电线从室外的电表沿着天花板爬进室内，为天花板正中的一盏电灯供电，然后继续爬到左侧墙壁，顺着墙壁向下延伸，停留在书桌的高度上，末端连接着一个黑色酚醛树脂粉末插座。

在等待电工的时候，我掏出了之华的信。信写在一种黄色蓝格的信纸上，左侧有一根竖直的红色装订线。我从来没见过这种信纸。

之华在信中描述了她的旅程：她先飞到纽约，然后坐学校的大巴前往伊萨卡。穿越纽约市区的时候，她感觉眼睛不够用，但是只一会儿工夫，纽约就在身后了，接下来就是漫长的毫无惊喜的旅途，以至于她在车上都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汽车行驶在一条乡间小路上，她担心司机迷了路。正疑惑中，汽车停在一幢三层楼房前。康奈尔到了。康奈尔原来位于一个小镇的边缘，比北京安静得多，安静得仿佛能听到脚下草叶的喘息。

我把她的信读了一遍又一遍，读到差不多能背下来了，就走到玻璃幕墙前看外面的风景。全封闭的玻璃幕墙从地板直通到天花板，我眼前是一望无际的工厂区。我小姨是工厂工人，我妈妈也在工厂做过十五年技术员，我刚出生就被放在厂房改成的托儿所里，我对工厂的印象就是屋顶高得像天穹一样。如今我站在14楼上，发现厂房原来这么矮。又宽又平的屋顶，因为太矮而看不清细节，只能看到大块大块单调的颜色，有些是土黄色，有些是青灰色。我想到了电影《华尔街》里查理·辛走到阳台上，俯瞰曼哈顿天际线的场景。

究竟我们俩谁离真正的美国更近呢？

我心目中的美国，也是被电影塑造的。如果把电影中五光十色的曼哈顿当作美国，当然是我离美国更近。我眼前的这一片厂房会在十年之内全部消失，变成建外Soho；我脚下这片土地将成为北京的CBD，一片从外观上完全不输于曼哈顿的钢铁丛林。我离美国只有十年。而康奈尔，2016年夏天我带着孩子们去参观的时候，几乎和1990年之华寄给我的明信片一模一样。

二

我准确预测到了中国会沿着市场经济的道路一路狂奔，却没有预测到我个人在这场全民狂欢中会逐渐失去落脚点。

佳能公司北京办事处是一个历史产物。当外国公司在中国既不能生产，也没有经销权的时候，它需要一个过渡性的联络机构。1989年，佳能大连工厂成立了，随后又成立了佳能天津工厂、佳能广州工厂、佳能苏州工厂。大连工厂生产打印机，那么它就归佳能公司的打印机事业部管理；天津工厂生产照相机，那么它就向照相机事业部汇报。北京办事处的职责越来越窄，在佳能公司的地位开始变得模糊不清。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佳能公司获得了自主经营进出口产品的权利，从此不再需要由中国仪器进出口总公司来代理。就这样，北京办事处被撤消了，佳能中国公司成立了。村田先生和川岛小姐都被调回日本，领导佳能中国的是一批从美国商学院毕业的MBA。

佳能公司北京办事处是一个历史产物，和FESCO、外汇券一样。

新的老板虽然没有解雇我，但我也主动离开了，因为我的工作内容越来越无聊。那时我的主要任务就是去机场接从日本来出差的人，然后带他们去长城，去故宫，去友谊商店买牛黄清心丸；如果到了年底经费还没花光，我们就要想各种方法突击花钱，包括去深圳、珠海出差。这和我想像中的资本主义生活——主要来源于《推销员之死》——是多么不同啊！

 我进入了一家香港公司。这家公司规模不大，只有三、四十人，主要业务是代理外国的工程机械。这家公司有一种创业初期的家庭式气氛，每个人下班后都不立即回家。公司里的一半员工是推销员，每个人都有突出的特点。有的人特別幽默，说起话来真真假假，天花乱坠；有的人喜欢穿名牌西服，隔十分钟就拿出一个精致的小刷子，在衣服上刷一刷，掸一掸。我刚到这家公司的时候，颇为兴奋了一阵，觉得这个公司可比佳能北京办事处有意思多了。

我读过柏拉图的《理想图》。绝大部分内容我都忘了，只记得“形式理论”（the Theory of Forms）。我们都生活在洞穴里，我们看到的一切都是完美形式的影子。我们的现实生活与完美的形式总有误差，但我们可以无限接近那个完美的形式。和佳能北京办事处比起来，我觉得这个香港公司更接近“白领生活”的完美形式。

我却没有注意到，在现实世界中，白领生活的“影子”已经越来越趋向专业化。白领的分工越来越精细， 每一个人都必须有专长，比如有人擅於营销，有人懂得国际贸易。在我工作的那个香港公司里，我是唯一一个没有专长的人。我是总经理的秘书。有客户来公司访问，总经理会很自豪地介绍说：“这是我的秘书，北大毕业的。”实际上我所做的事情就是转接电话：有人打电话给总经理，电话会先打给前台，前台转给我，我再转给总经理。我对于公司的业务来说是可有可无的，我的存在无非就是为了满足总经理的虚荣心：看，我能雇一个北大毕业生。我自己很清楚这一点，不过我也并不在意。我的工作没有压力，总经理不在的时候，我就可以写小说。

我仍然买不起电脑，我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在办公室写到九点左右才回家。有一天晚上，开放式的大办公室里早已经没人了，我正专心地在键盘上敲字，突然销售经理走出他自己的办公室。他见到我，大吃一惊，厉声问道：“你在这儿干什么？”我的第一反应是他不喜欢我用公司的电脑写小说，於是脸一红，头一低，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他紧接着问：“谁叫你在这里加班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奇怪，於是抬起头看了他一眼。这时我才注意到他身后还站着一个我从来没见过的人。那个人见我看他，急忙转过身，快步走了出去。我开始怀疑我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了错误的地点，于是赶紧实话实说：没有人派我加班，我是在写小说。我错了，不该用公司的电脑干私活儿。他绕到我的桌子前面，看了一眼电脑屏幕，脸上露出半是释然半是嘲讽的笑容。临走之前，他又沉着脸嘱咐我一遍：“不管你听到什么，都不许往外传。你要是说出去，下场会很惨。”我赶紧申辩：“我什么都没听到啊！”他没有理我，快步走出公司，和站在那里等他的黑影会合了。

我意识到在这家公司正常的表象下，可能掩藏着黑暗和秘密。可具体是哪些黑暗，哪些秘密呢？我又没有勇气去探听。

过了一年， 公司生意越做越大，在行业内越来越有影响，总经理再也不需要花钱雇一个没有任何专长的北大毕业生了。我就被解雇了。

失业令我很痛苦。我痛定思痛，意识到自己必须确定一个职业方向。我喜欢写作，那么我应该从事与市场、广告有关的工作。我在报纸上发现一个休閒俱乐部正在招聘公关经理。这是一家合资公司，经营会员制休閒俱乐部。合资的外方是一家马来西亚公司，中方是体委下属的一家公司。在当时的中国，会员制休閒俱乐部的概念还是很超前的，愿意为会员买单的人还不多。公关经理的工作就是推广“会员制”的概念。

这份工作很适合我。公司出钱在经济类报纸买版面，由我来写文章宣传公司。我还带着俱乐部的创始会员去了一趟马来西亚，住在外方老板的私人俱乐部里，回来后用生花妙笔把这趟旅行细细描写了一遍，如何私密，如何尊贵。

公关部有两个人：我和一个姓杨的女孩儿。在名义上，我是经理，但我从来不能真正指挥杨，因为杨和体委的一个领导关系很好。具体好到什么地步我也没有证据，反正大家都说她是体委安插在俱乐部的眼线。有一天，杨给我提建议：公司有一笔做宣传活动的预算，我们应该请一个专业承办体育赛事的公司帮我们策划一次宣传活动。我说“好啊”。然后杨就向我推荐了一家公司。这家公司的朱经理提议搞一个网球加桥牌比赛。这两项运动都是当时北京市的领导热衷的。听说一些官员会来参加比赛，我们俱乐部的会员和有意向加入俱乐部的準会员都积极报名参加了比赛。 赛前赛后，我在各大报纸都发了消息，再配上活动的照片。总的来说，是一场成功的公关活动。

活动结束后，杨忽然问我：“你拿了多少回扣？”

我很吃惊：“我一分钱都没拿啊！”

杨说：“公司付了十万元，我们俩至少一人要拿到一万元回扣。”

我说：“我不知道还能要回扣啊！”

杨说：“你必须向他们要。这是规矩。我们可以不要，但是他们不能不给。再说，即使你不要，公司的同事们也都认为你拿到了。”

我只好给朱经理打电话，吞吞吐吐地说了回扣的事儿。我想：事先没有说清，现在活动都结束了，朱经理还能认账吗？没想到朱经理十分痛快，当即来到我们公司楼下的咖啡厅交给我两个信封。每个信封里装着一万元。

我把两个信封都交给了杨，她坚持我们俩一人一个。我没有禁得住诱惑。

那时我已经搬到中国国际贸易中心以东十公里的定福庄。我和俱乐部的一个同事合租了一个两居室的公寓。我把信封放在双肩背包里，把背包移到胸前，一路提心吊胆坐公车回到了家。打开公寓门，我一步跨进自己的房间，把门反锁上，再把信封拿出来。看着那一叠钞票，我又开心，又害怕，又困惑。

我仔细回想这件事，觉得从头到尾都是杨设计好的。她之所以敢于拿回扣，是她在公司高层的“朋友”默许的，然而这毕竟是犯罪，所以她让我去实施。

我恨自己的堕落，又害怕在这个职务上继续堕落下去。我想换一个工作。此时已经是1995年了，我已经29岁了。新一代在市场经济下成长起来的毕业生大量涌向市场。在人事经理看来，像我这种年龄这样知识结构的人，早已经过时了。

同龄人差不多都结婚了。之华也结了婚，还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就在写论文的时候，她发现自己怀孕了。她很犹豫，要不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她写信问我。这不是成心气我吗？这就像女王问乞丐：“你说我今晚上是吃牛排呢还是吃羊排呢？”我阴阳怪气地给她回了满满两张纸，中心意思是：你还是生孩子吧，生孩子至少能为社会做点实实在在的贡献。你那个博士论文有人看吗？你打算写什么？比较《西游记》和《荷马史诗》？

我虽然和外婆再也亲密不起来，但我每个月还会去看她一次。有一天，我在南礼士路站下了公共汽车，忽然听到一个女人喊我的名字。回头一看，原来是我外婆的邻居，那个无所不知的小秦。她热情地说：“好久不见了！你怎么一个人来了？谁在家帮你看孩子呢？”我说：“我还没孩子呢。”小秦说：“噢？我记错了？你外婆说你前年就生了呀！”

我一下子就明白了。我心里一阵恼火，转身走到马路对面，坐上了反方向的公共汽车。

三

1995年，我放眼一望，发现我在各方面都落后于同龄人。我的同学们大学毕业后无论是分配到大学、新闻社、出版社，基本上都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多多少少做出了成绩，取得了一定的地位。只有我，每隔三、两年就换一次工作，飘来飘去，一事无成。我就是在这时下了去美国的决心。我刚刚得到了一万元不义之财，这笔钱能支撑我一年。我打算用一年时间学英语，準备托福、GRE考试。至於到了美国之后又如何？我没有想那么远。我只是觉得：一来美国遍地都是机会；二来，就是洗盘子也要到美国去洗，起码那里没人认识我。

我辞去了俱乐部的工作，专心准备出国。在没有工作的那一年半时间里，我逐渐变成了神经紧张的人。回家的路上，身后一辆消防车呼啸而过，我的心就会一紧：会不会是我家失了火？我会不会变得一无所有？紧赶慢赶走进小区，看到自己所住的那幢楼并没有冒出烟来，一直提着的心才会放下。

我告诫自己：不能再买零七碎八的东西了。话虽如此，看见漂亮的床单、枕套，精巧的小摆设，还是会难以自制地掏钱买下来。我拎着战利品回家，心情却像是打了败仗一样。难道我要把这些都带到美国去吗？

1996年的中国已经有了互联网，只不过是电话拨号上网。那时装一部电话要四千元初装费，为了联系出国，我咬咬牙，准备装一部。到了电信局，发现一条新规定：凭教师证可以优惠一千元，这时我才想起：我是有教师证的。我回到家，翻箱倒柜，找出了我的北大教师证。

拿着北大教师证再次前往电信局的路上，我不知为什么忽然想起了北大中文系的教务冯先生。1988年的5月份，冯先生为了把面试通知送给我，先是跑到36楼中文系宿舍，得知我实际上住在31楼计算机系宿舍，又骑着车来到31楼，气喘吁吁地爬到四层，这才将通知亲手交给我本人。我当年竟然连一声“谢谢”都没说。

我真地没说过“谢谢”吗？我不能肯定。印象中，我是到了佳能公司以后，才跟日本人学会事无钜细都说谢谢的。上大学时候的我，应该还没有养成说谢谢的习惯。我到底是说了呢，还是没说呢？我反反覆覆地回忆，追悔，惆怅突然间，我明白了我真正纠结的是什么。1992年我从佳能公司北京办事处辞职的时候，我同时也就从北京大学辞职了。在当时，我并不在意北京大学教师这一身份，但是现在，我开始后悔自己竟然轻易离开了北大，离开了一个那么稳定的平台。我当时也许可以回北京大学新技术公司，总公司肯定能给我安排一个职位。

从冯先生，我又想到了校长丁石孙。丁石孙校长对于学生是同情的，因此在1989天安门事件之后被撤消了北大校长的职务。很多学生都很怀念他。大家都记得他在校园里骑着自行车，随便一个人都可以拦住他，向他投诉学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1988年6月，我也在从图书馆往勺园走的路上碰见了骑在自行车上的他。那时我即将毕业，刚刚被北大新技术公司录取，正处在一个人生的巅峰上。我很想拦住他，告诉他：“感谢你允许北大学生转系。因为你的改革，使得我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但是不知什么原因，我并没有这样做，只是原地站住，目送着丁校长从我身边经过。现在想来，其实那时的我就已经对自己获得的自由存在不确定感。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对得起这份自由。现在的我，在看不见前途的生活中，已经开始对自由感到后悔：要是当初没有转系的自由，我现在至少应该有一份稳定的电子工程师的工作吧？

我的一切失败，都是从获得转系自由的那一刻开始的。

我已经回不去了，只能往前走，到美国去。

四

1997年，我获得了俄勒冈大学东亚系的奖学金。我一下子又觉得前途光明起来。但是我能不能拿到护照呢？

我还记得1990年春夏之交，之华已经退学回到天津，成了无业青年，正当她准备办护照时，公安部又出了一个新政策：只有在国外有亲戚的人才有资格申请护照。我记得当时这条政策的出台让她十分绝望。但她已经没有退路了。人在绝境中能焕发出极大的创造力，她居然挖地三尺，找到了一个生活在美国的远房堂兄。这位堂兄的祖父和她的祖父是亲兄弟，用英语说，这种关系叫二级堂兄（second cousin）。堂兄是找到了，可之华没有任何文件能证明他们之间确实存在血缘关系，因为这位堂兄的祖父在1940年代就去了美国。他能够提供的，只是一份簽名的声明，外加一份美国护照复印件。她忐忑不安地把申请材料交了上去，结果护照竟然被批下来了。

这件事又成了我们俩之间的笑谈，就像我们说北大的保安都是哲学系毕业的一样，因为她突然意识到：其实她可以随便找一个人写证明，哪怕根本没有血缘关系。她安慰我说：“过几年你需要办护照的时候，我就让他再当一回你的表兄。”我说：“干嘛麻烦別人？还是等你成了美国人后，直接当我的表妹吧。”

一晃七年过去了，不知之华是不是已经入了美国籍。我正要写信去询问，才知道必须有外国亲戚才能办护照的规定早已经取消了。为什么会取消呢？因为美国的克林顿总统决定永久赋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我有点纳闷，不知道这两件事之间有什么关系。不过当年的我并没有求真的愿望，既然办护照不再受限制，我便忙不迭地把申请材料交了上去。很快，我的护照批下来了。我又去美国大使馆签了证。签证也批下来了。接下来我就可以订机票去美国了。

不过，关于那条规定的疑问一直存在于我的脑海里。不久前，为了写这本书而翻阅资料，这个困扰我将近三十年的谜团才得以解开。

事实是这样的：自1980年以来，中国在贸易上从美国获得了最惠国待遇，享有包括低关稅和高进口配额的贸易优势。然而根据杰克逊—万尼克修正案（Jackson–Vanik amendment），共产主义国家的最惠国地位需要每年审查一次。审查包含两方面：第一，该共产主义国家的人民是否享有移民的自由；第二，该共产主义国家是否有侵害人权的行为。在“人权”方面，1989年的天安门屠杀已是既成事实，无法改变；中国政府要保有最惠国待遇，就只剩下第一条：必须证明它的人民享有移民的自由。可它又并不真想将这份自由赋予人民，于是就作出一个可笑的规定：必须在外国有亲戚才能申请护照。实际执行起来，只要你在外国随便找个朋友声称是你的亲戚，公安部就不敢阻拦你出国。政府在意的并不是亲戚是否真实，而是你的处境是否能被国际社会了解。

五

就中国能否继续享受最惠国待遇，美国参议院经贸委员会于1990年6月20日专门为此举行了听证会。与会者一致对中国政府的残暴表示谴责，争议主要在于：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是否会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

 来自纽约的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说：“当我看到中国学生把自由女神像竖立在天安门广场的时候，我的心都碎了。我们对那些学生欠了债。我们至少要取消给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以此来表明我们反对中国政府的镇压。”

俄勒冈州参议员鲍勃·帕克伍德（Bob Packwood）说：“美国不应该给中国领导人留下任何印象，让他们以为我们愿意为了暂时的商业利益而放弃对理想的坚守。”

赞成继续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人则认为：无论如何，应该保持中国对外开放，而不应该将一个如此之大的国家隔绝在世界之外。蒙大拿州参议员马克斯·鲍克斯（Max Baucus）说：“请记住，我们在1980年代看到的中国的积极转变，根源就在于他们扩大了与西方的经济联系。如果与西方的经济联系被打破，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就会消失。”

孩之宝公司（Hasbro Inc.）总裁阿兰·哈森菲德（Alan G. Hassenfeld）代表玩具制造商作证说：“10年前，在中国获得最惠国待遇之前，从中国进口玩具的关稅是70％，今天则是从零至12％之间。”如果玩具稅率回到 70 %，美国的玩具业将会受到巨大冲击。当然，玩具业会努力从其它发展中国家寻找替代中国的原料和工厂，但这需要时间，整个行业的调整至少要到1992年才能完成。

读到这里，我仿佛能看到现场听众的表情。中、美之间的贸易涉及到很多商品，但我相信玩具这一商品对在场参议员的心理会产生最强烈的冲击。今年的圣诞节怎么过？如何面对孩子们渴望的眼睛？尤其是那些处在社会最底层，只买得起廉价玩具的孩子？

正在哈佛大学学习的来自中国的留学生龚晓夏在证言中指出: “1989年6月的天安门广场大屠杀仅仅是中国政府对自己人民犯下的诸多令人发指的罪行之一，这次犯罪与以前犯罪的关键区別在于它被展现在世界面前。因此，我们应该尽全力保持中国的大门开放......中国的最惠国地位是保持中国大门畅通的最重要因素之一。”龚晓夏还将中国人权进步的希望放在了民营企业家身上。她相信“民营企业家是自由民主最热心的支持者”，而最惠国待遇的取消将损害中国正在萌芽的私营和准私营企业。

二十八年后读到这些文件，我忽然想到：当年之华顺利到达美国，竟然是为中国继续获得最惠国待遇作出了一份贡献。

这是不是也算一种蝴蝶效应呢？银姬在1990年代初找到了她的二级堂兄，于是金姬在1990年代末拿到了她自己的护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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