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争吵的第二天，我下班后直奔西单商场附近的照相馆。一进门就感到异常：不少小青年在馆里东张西望，好像很悠闲，他们的样子就像“四·五”前在广场上到处可见的半大小子。柜台后面站着几个陌生人。我来到柜台取胶卷，陌生人答道：“设备坏了，明天来。”出来后听人说，这些人是工人民兵。二赴照相馆，还是有“悠闲”的小青年和陌生的民兵，还是“设备坏了，明天来”。
三赴照相馆，仍然有“悠闲”的小青年和已经不陌生的民兵，这次，设备没坏，民兵按照我提供的信息找到了我的胶卷，居然给了我！我不敢相信自己会有好运，说不定是曝光的，我离开柜台，打开胶卷，对着光察看。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一张张底片记录的是多么熟悉情景啊。我审视着每一张底片，忘记自己还在照相馆，直到我听到后面有小声议论：“快来看，有人取出来了，我们也去取······”我回头一看，两个小青年站在我身后。原来这些男孩子和我一样来取胶卷，碰了壁，不甘心，在那等待、观望。至于为什么胶卷没有被损、还让取出来，一直是个谜。
我收好胶卷立刻往家赶，为了防止被跟踪，我到西单食品商场和西单商场转了几圈，然后突然登上一辆恰好过路的公交车回家。到家把胶卷收好，自以为万事大吉，立马往里院李家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小毛姐。我太激动了，还没进她家门就开始喊：“胶卷取出来了！取出来了！”
当时正值追查、镇压的风头，我和小毛姐商量，等风头过去之后，就去买显影粉、定影粉等印照片的材料。之后的一天下班回家，当我进入胡同的拐弯处，远远地看到我们四合院门口的大石阶上站着两个人，是外婆和小毛姐的妈妈李大妈，她们焦急地向我这边张望。这两人都不是爱看热闹的人，外婆深居简出，李大妈带着小外孙女。小女孩是她大女儿夫妇的，这对夫妇是北医的高材生，文革初期毕业分到遥远的青海地质队工作，那里生活条件艰苦，政治气氛淡薄，人际关系单纯，夫妇俩觉得那里并不比在大城市差，只是不忍心让年幼的孩子跟着受苦，逐将孩子送到北京抚养。
外婆眉心那道竖纹很深：“你可回来了！出事了！”
“怎么啦？”我吃惊地问。
“我去后面给你妈打过电话了······回家说······”外婆又说，“后面”指经营公用电话的老头家。
这时，急性子的李大妈早已等不及了：“小李子传你们！”
“肇事”相机
“小李子”从年轻时就在我们那片当民警，这时已经三十多岁了，仍然被老居民们称为“小李子”，平时与居民关系挺好，常到胡同各院走动。
我们进屋后，外婆捂着胸口说急得心口疼，缓了一会儿才告诉我，“小李子”来过，找我和小毛姐，因为我们都不在家，就留下话，让我们下班后务必去派出所。我立即想到，这可能与胶卷有关。
李大妈继续站在院门口等小毛姐。小毛姐后来回忆说，她还没下自行车，李大妈就冲她喊：“小李子传你们！”小毛姐以为警察在院子里等着抓她，就说：“那我在外面躲躲！”当她得知是传我们俩，她也想到胶卷，便回来与我商量对策。
妈妈回来了，十分镇静，没责怪我添麻烦，我甚至感觉她有些兴奋。她先安慰外婆和李大妈：“不要紧，我们对付得了。”妈妈的策略是，（1）为了对付可能的抄家搜查，先烧掉抄写的诗文，因为里面有很多“灭妖”的内容；（2）我们空手去派出所，而不是不打自招地把胶卷带去，如果他要胶卷再回来取；（3）承认去了天安门广场和拍了照，不承认抄了诗文，声明是去悼念总理、不知道是“反革命事件”等等。
于是，我们分别在各自家里把在天安门广场抄写的诗文烧了，然后我们出门去派出所。路过西单商场时，小毛姐说：“咱们着什么急呀？先逛逛商场。”于是我们进了西单商场。逛了一圈，小毛姐又说要给她大姐的孩子买玩具。我们来到玩具柜台，小毛姐那天特别挑剔，好像商品多得琳琅满目。买完玩具，再也想不出更多拖延的理由，我们便拿着玩具去派出所。
到了派出所，精明干练的李民警看到我们立即说：“我认识你们，你（指小毛姐）是XXX的老闺女，你（指我）爸是XXX。”真是一位很专业的片警。他专注地看了看小毛姐手中的东西，说：
“咱们不多耽误功夫，打开天窗说亮话，去天安门广场了吗？”我们承认了。
“照相了吗？”我们也承认了。
“胶卷呢？”
“在家。”我答。
“回家拿来交给我。”
“为什么？”我问。
“看来你们是深受蒙蔽了。”于是李民警滔滔不绝地对我们进行教育：有人利用人民悼念总理发动了反革命事件，云云。我们站着听完他的训话，被告知立刻回家取胶卷，不管多晚他都在派出所等着。我还是不甘心：
“既然照的都是反革命的东西，我们自己在家销毁不成吗？反正你们拿去也没用。”
李民警对这个问题没有准备，他迟疑了一阵，之后恢复了民警的威风，用很权威的口气说：
“我们收集这些当反面教材，将来教育人民······”然后，又催促我们回家取胶卷。
我们回家取了胶卷，又返回派出所交给“小李子”，他一声“没事了”，息事宁人。我们觉得李民警也是迫不得已，他没有气势汹汹、居高临下地对待我们，也没有通知我们各自的单位。
回家的路上，我们互问：“小李子”是如何知道的？我觉得如果是照相馆告密，不会牵连小毛姐，而且冲洗底片不填写住址，只有日期、姓名和胶卷类型。问题就出现在我们的四合院里！
我们的四合院有三个小院，中院和外院各住两家，包括我们家住在中院，那三家人不知情，问题应该出在里院。里院很挤，住三家：李家朝南，王家朝北对着李家，刘家朝西挨着李家，刘家与王家中间是公用厕所。我们判断是刘阿姨听到我那天的喊声，知道了实情并告了密。我妈和李大妈也不约而同得出同样的结论，在一个小小的空间为邻多年，又曾在一个单位工作，邻里之间相互颇为了解。
几天后，小毛姐叫我晚上去她家唱革命歌曲，还笑着说：“让她告革命歌去！”乘着刘家还亮着灯，我们唱起《长征组歌》中的《告别》：
“红旗飘，军号响。子弟兵，别故乡。······”
唱到最后两句，我们拉大嗓门：
“革命一定要胜利，敌人终将被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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