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民国学术界，吴宓的名字是绕不过去的。他是著名文学评论家、西洋文学家，诗人，红学研究权威，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奠基人，一代国学大师，所著《外国文学史》、《文学与人生》、《吴宓日记》、《红楼梦之文学价值》等，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吴宓是桃李满天下的教育家，许多大名鼎鼎的学者、作家，如钱钟书、季羡林、王力、曹禺、许国璋，以及后来长期担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都曾是吴宓的学生。
吴宓
很多人关注吴宓，一方面是因为他学问精深，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人生坎坷。一位学富五车的著名学者，即便不去得体体面面，也应死得安安静静，像吴宓这样的过世，的确让人感叹世事无常：活着，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想想吧，一位国学大师该怎样告别人世？在病榻上，面对众弟子，用最后的气力，叮嘱他们研究学问，把传统思想文化学术传承下去？如果是主旋律的影视编导，很可能会想到这样的设计。
可是，吴宓之死却简单得很，他死在老家陕西省泾阳县。那里是八百里秦川的腹地，属于秦始皇当年定都的咸阳，与他曾经求学的哈佛大学相距万里，与他曾经执教的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也隔着千山万水。
吴宓一生治学，临死前身边却没有一个学生，他死在一家部队医院，最后租住的地方是当地居民的两间平房，对面则是为他养老送终的堂妹吴须曼的工作单位，泾阳县面粉厂。
据说，吴宓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句话是，给我开灯，我是吴宓教授，我很饿，给我一口稀饭喝吧！
青年吴宓
吴宓，原名玉衡，字雨僧，1894年8月20日出生于陕西泾阳县安吴镇安吴堡村一户大户人家，即吴氏家族。吴宓少时聪颖好学，受教于三原县宏道书院。1917年，23岁时赴美留学，先入读弗吉尼亚大学攻读英国文学，获学士学位。随后进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师从美国文学批评大师白壁德，研修比较文学，获硕士学位。
1921年，吴宓回国，执教于国立东南大学，讲授世界文学史等课程，颇受学生欢迎。而此时，正是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深受恩师白壁德思想影响的吴宓，担心在激烈的革命中，古老的传统文化会遭到摒弃，于是与梅光迪、柳诒徵一起，于1922年创办《学衡》杂志，发表了《中国的新与旧》、《论新文化运动》等一系列有影响的文章，主张维护中国文化遗产的应有价值。
这段经历对吴宓日后的命运有相当大的影响，因为在某些人看来，他创办《学衡》是为了抗衡陈独秀的《新青年》其目的是维护旧传统、旧文化，而这无疑是与“先进的革命文化思潮”相违背。
1922年1月《学衡》第一期封面
吴宓博学强记，学问精深，他是文学评论家、西洋文学家、诗人，更是公认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奠基人。早年在哈佛大学求学时，他的学识便被当时的学人所推崇，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为“哈佛三杰”。
在教学上，吴宓十分严谨，他把讲台视为最神圣的地方，不允许自己有丝毫懈怠。讲课前，他总是把讲义整理得十分规范，重要的地方必用红笔标出，次日清晨，还要把提纲再拿出来，反复诵读，直到烂熟于心。那认真的样子，完全像一个即将进入考场的学生。
著名西方语言文学大师、北京大学教授李赋宁曾这样回忆自己的老师：“先生写汉字，从不写简笔字，字体总是正楷，端庄方正，一丝不苟。这种严谨的学风熏陶了我，使我终生受益匪浅。先生讲课内容充实，条理清楚，从无一句废话。先生对教学极端认真负责，每堂课必早到教室十分钟，擦好黑板，做好上课的准备。先生上课从不缺课，也从不早退。”
在学生眼中，吴宓是非常注重仪表的人，无论穿西装，还是穿中式长袍，浑身上下总是收拾得干净整齐。吴宓极守规矩，在校园里行走，很多人穿过草坪抄近路，他却只走直路，规矩得如同他的为人。
吴宓非常乐于助人，常说：“宓就是乐于助人，并无其它目地，亦不望人报答。”上世纪三十年代，他的一个学生要赴美留学，可是费用不够。吴宓知道后，慷慨解囊相助，资助该学生300元钱，并再三说明，这笔钱是赞助，不必还。
可是，吴宓自己的生活却十分简朴，吃穿都很简单。很多学生都记得，当年在西南联大任外文系主任时，吴宓经常穿着一件已洗得发白的灰布长袍。他那些精彩的讲义，很多是写在废纸的边缘，而他那顶蚊帐，则从1938年一直用到文革，用了30多年。
1937年春，吴宓在清华园
吴宓在学术界享有崇高声望。1941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首批部聘教授，即从当时各大学中的顶尖学者中选出，因此被称为“教授中的教授”，第一批部聘教授仅30位，吴宓便是其中之一，其他如苏步青、吴有训、李四光、陈寅恪、徐悲鸿、茅以升等大家，也在首批部聘教授中。
在吴宓的学术生涯中，创办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是其中辉煌的一页，世人所津津乐道的清华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就是在1925年被吴宓请进国学研究院，从而令研究院力量倍增，学术成就超过了早先成立相似机构的其它大学，成就了清华校史中的一段传奇。
对于吴宓的这一贡献，冯友兰曾有过一段肺腑之言：“雨僧（吴宓）一生，一大贡献是负责筹备建立清华国学研究院，并难得地把王、梁、陈、赵四个人都请到清华任导师，他本可以自任院长的，但只承认是‘执行秘书’。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很难得的！”
正是因为吴宓的这一贡献，画家陈丹青在2001年为清华大学90周年校庆创作的油画《国学研究院》中，出现的是五个人，在四大导师之外，第五个人便是吴宓。著名哲学家贺麟说，吴宓是当时“清华的一个精神力量”。
陈丹青油画《国学研究院》，自左向右：
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
吴宓先后在多所大学任教，可谓门生遍天下。1943年至1944年，吴宓代理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1945年，任四川大学外文系教授，1946年2月，他婉拒了浙江大学要他出任文学院院长的邀请，前往武昌中华大学（即华中师范大学前身）担任外文系主任。
1947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邀请他回去任教，吴宓没有接受。两年后，他接受入蜀邀请，担任相辉学院外文系教授，同时在梁漱溟创办的勉仁文学院授课。1950年4月，两所学校撤销，吴宓北分配到新成立的四川教育学院，9月随校并入西南师范学院，先后在历史系和中文系任教。
入蜀是吴宓一生的转折点，从此之后，他便像进入了一条羊肠小道，甚至是黑暗的隧道，从此每况愈下，晚景凄凉。
1951年5月，西南师院外语系部分师生合影，
前排左起第五人为吴宓
1957年反右期间，吴宓因对简体字发表不符合主流观点的言论，随即被打成右派，并被戴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买办文人、封建走狗，蒋介石文化打手、美帝国主义帮凶”等帽子。在一次批斗中，吴宓反驳说，毛主席诗词中不也有繁体字吗？对方顿时怒不可遏，呵斥道：毛主席的繁体字是革命的，而你的繁体字是反革命的！接着便劈头盖脸将他打了一顿。
文革中，吴宓更是三天两头便要接受批斗。在西师，每次开批斗会，吴宓都会被打，据当年目击者回忆，许多次，还没等被押上批斗台，吴宓的头和肩就被两旁的人用竹条抽打，还有人捡起地上的石子朝其身上扔。
在一次全校批斗大会上，已经72岁的吴宓在台子上被勒令下跪，一跪便是两个小时。批斗会结束后，他早年的学生、当时的同事刘兆吉同情他，悄悄问他，身体吃得消吗？吴宓回答说：“跪着比站着好受些。”刘兆吉听了，心里一阵酸楚。
1954年，吴宓（右三）与西南师院同事合影
后来，吴宓被发配到梁平县劳动改造，在那里受尽折磨，年过七旬的他每天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令他病弱的身躯难以承受。一次，他在高台之上接受批斗，被造反派推了下去，摔断左腿。
1969年11月30日，吴宓在《上西师中文系群众工作组报告》中曾这样描述自己伤后的惨状：“宓现在七十六岁垂暮之年，腿伤如此，不能站立，不能行步，即在室内爬行，偶一卧起转动，腿关节亦痛不可忍……”还没等腿伤痊愈，造反派即命令他打扫厕所。
有一段时间，吴宓感到无法忍受，曾想绝食自尽，不料这被造反派视为“向伟大领袖的疯狂进攻”于是，就对他进行强制性“鼻饲”，用一根胶管往他的鼻子里灌馊菜汤。极度的痛苦迫使吴宓最后只得求饶，同意放弃绝食，红色小将这才停止了他们的“鼻饲”。
在被批斗改造期间，吴宓一度被关进一间小黑屋里，屋里地面长年有积水，时间一场，吴宓很深瘙痒得难受。于是请求洗澡。不料，看管他的造反派提来一桶冷水，从头顶直接倒在他的身上。其时正是初春季节，一桶冷水泼下，吴宓顿时浑身发抖。两个造反派接着用刷子抽打他，吴宓疼得不断喊叫，直到他叩头求饶，对方才停了手。
1973年的吴宓
耿直的性格让吴宓吃了很多苦头。1974年1月，全国掀起批林批孔运动，他却不愿意批判孔子，说，“如果没有孔子，中国仍在混沌之中”，并说“宁愿杀头也不批孔”，结果在“反动权威”之外又多了一顶帽子，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1971年，吴宓右眼失明，左眼患严重白内障，于是获准回到重庆。晚年的吴宓是孤独的，因为频繁的政治运动以及他身上的各种标签，人们不敢轻易接触他，更遑论与他做知心朋友。他在1973年写给吴须曼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医生建议我多和朋友聊天，或外出散步，但我身边极少有人来谈话，外出更无人作伴……”字里行间处处透露着无奈、苦闷与凄凉。
1977年，吴宓伤病加重，生活已不能自理，堂妹吴须曼念及兄妹情谊，在请示上级后，将吴宓接回泾阳老家照料，这让饱受折磨的吴宓略微得到一丝家的温暖。只是多年的政治运动把他折磨得近乎神经质，每次吃饭时，他总会问：“需要请示吗？”吴须曼就告诉他，四人帮打倒了，不需要请示了。
吴宓是一个很重情的人，把别人的哪怕一点恩情都牢记在心。有两件小事很能说明这一点。
文革后期，被批斗的吴宓显得很落魄，西师一位女教师觉得他孤苦伶仃，心生同情，就给他织了一双毛线袜子。吴宓非常感动，送给那位女教师100元钱。要知道，在那个年代这可是一大笔钱。有人觉得他给得太多，吴宓却不这么认为，他说，这笔钱不只是那一双袜子，我答谢的是情，这么算来，100元不多。
还有一次，吴宓正在街上散步，突然一个青年喊他“吴老师”，吴宓竟然热泪盈眶，因为那时已经没有人再这么叫他了。他非要给那个青年10元钱，他说，很多年没人这么叫我了，你今天叫我吴老师，我心里感动啊！
吴宓与他的学界同行保持着很深的友情。1925年，在担任清华国学研究院筹备处主任后，吴宓开始积极物色全国最著名的学者来校任教。王国维是当时著名的学术大师，吴宓与清华校长曹云祥均希望请他。可是，王国维当时因对校方不满，刚从北大辞职，心情不好，本不想去清华任教。可是，吴宓上门后什么也没说，对着王国维先深深鞠了三个躬。这一举动令王国维大为感动，一个学界名人，能这样谦恭与诚恳，让王国维很是惊叹。于是，王国维答应进清华研究院任教。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在颐和园鱼藻轩自沉而死，人们在他的衣兜找到一份遗嘱，说，“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这里的吴即是吴宓，王国维对吴宓的信任可见一斑。
吴宓与陈寅恪的友情也非常深，两人在哈佛读书时就经常一起探讨问题，他经常对人说，陈寅恪是中国一等一的学问大家，“学问渊博，识力精到，远非侪辈所能及。”1961年，久居重庆的吴宓思念旧友，便给时任中山大学教授的陈寅恪去信，表明希望“来粤晋谒”。
陈寅恪非常高兴，让夫人代笔回信，告知吴宓到广州所应注意的事项，从吃住到交通，极为详尽。据说，这是陈寅恪1949年后字数最多的一封信函。由此可见，陈寅恪对老友来访的期盼和重视。
在西南联大时，吴宓交际甚广，除了学者文人，他甚至和许多国民党军界高层人士，如关征麟、杜聿明、黄维、宋希濂等人，均有很好的交情。吴宓身为学人，却始终抱有家国情怀。一次，在学校外面看到一个国军军官用枪打鸟，他便上前劝阻说：“子弹最好留下打日本人，打鸟太可惜了！”此时恰好有学生路过，向吴宓鞠躬喊“吴先生”，年轻军官这才知道劝阻自己的人是联大教授。
钱钟书与杨绛
不少人知道，吴宓与钱钟书是师生关系，杨绛在《吴宓先生与钱钟书》一文中更指出，吴宓是钱钟书在清华读书时最敬仰的老师之一。早年，年轻的钱钟书在一篇书评中，对吴宓钟情的意中人流露出讥诮，并为此长时间心存懊悔和不安。多年后，钱钟书到昆明后当面向吴宓赔罪，可是吴宓却淡淡地说，他早已忘了。
杨绛感慨地写道，吴宓先生从不说假话，他就是这样一位“真诚而宽恕的长者”。关于师生二人的友情，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吴宓先生是他交往最长久、交情最亲近的一位老师。其他几位先后都疏远了。六十年代初，吴先生到了北京，还到我家作客。他在我们家吃过晚饭，三人在灯下娓娓话家常，谈体己，乐也融融。此情此景，一去不复返了。”
人的一生中会有许多拐点，但最重要的往往只有一两个，这些拐点，只有当翻过人生的那一页后，你才能体会到，那个拐点究竟意味着什么。
吴宓本来是不必蹲牛棚的，也不会被批斗，更不会跌断腿。1949年4月，国民党败局已定，于是动员一些著名学者迁往台湾。教育部长杭立武亲自出面，恳请吴宓赴台，出任台湾大学文学院院长，但是被吴宓婉拒。对一些友人请他去美国、香港讲学，吴宓也谨表谢意，以一句“生为中国人，死在中国土”，表达了他不愿离开故土的心愿。
然而，在那个时刻，吴宓并无法预料，他将为这句话付出怎样惨痛的代价。相比之下，那个在1941年某个雨夜，在西南联大陈旧的教工宿舍，用行李包为吴宓堵破窗户的陈省身，于1949年前往芝加哥大学任教，后执教于伯克利加州大学，1984年退休后被聘为北大、南开、华师大等校名誉教授，建立南开大学数学研究所，2004年去世，安葬于南开校园。
陈省身也想“死于中国土”，但幸运的时，他避开了那段动荡岁月，生活安逸，将全部时间用于研究，终成享誉世界的数学大师，所以，也就没有吴宓那样令人唏嘘的遭遇。
位于现西南大学文学院大楼前的“吴宓路”
杨绛非常敬重她的老师吴宓，她曾写过一段文字，可称得上是对恩师一生为人的总结：“他老是受利用，被剥削，上当受骗。吴先生又不是糊涂人，当然能看到世道人心和他的理想并不一致。可是他只感慨而已，他还是坚持自己一贯的为人。”
的确，在吴宓心中，无论世事如何变化，不管自己的境遇是多么凄苦，尴尬，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先生，一个在讲台上教书育人的人。
1977年，也就是他去世的前一年，他的病刚刚好一点，便帮助在家待业的外甥女进行高考补习。当听说泾阳中学因缺少师资开不出英语课时，吴宓认真地说：“他们为什么不来请我？我还可以讲课呀！”
此时，吴宓已经83岁高龄，有谁能够想到，一个学识渊博的大师，一个早已被社会遗弃的耄耋老人，还能在自己伤病缠身，即将走到人生尽头的时候，想着去一所贫困县城的中学教书，为那些梦想进入大学的年青人做铺路石，为他们展开自己的人生和未来尽最后一份力？这，就是吴宓。
1978年1月14日，吴宓突发老年性脑血管疾病，被送入解放军513野战医院抢救后不治，于1月17日病逝，终年84岁。
三年后，吴须曼将吴宓的骨灰送回安吴堡，葬于嵯峨山下的吴氏陵园，与他的先人们安息在一起。至此，青年时代外出求学，负笈哈佛，中年执教清华和西南联大，桃李满天下，晚年却凄苦悲凉的一代学术大师吴宓，终于落叶归根。在他的碑文上刻有八个大字：博古通今，学贯中西。
晚年吴宓
吴宓在西南联大任教时的学生，曾经给蒋经国做过20年英文秘书，后来担任东吴大学教务长的李俊清，至今还保留着吴宓当年批改过的作业。2010年春，老人在北京与旧日联大校友欢聚时，对与恩师当年的过往记忆犹新。
李俊清记得，吴宓曾谈到早年在清华园住过的西客厅，前有紫藤架，后有荷花池，环境十分清幽，故取名“藤影荷声之馆”，怀念之情溢于言表。
老人深情地说，虽然离开联大已逾60载，但”宓师教泽仍系心怀。每至夏荷承雨、藤叶迎风的时候，总会对宓师兴起无限的怀念。”
作者：枫叶君， 前新华社资深编辑，驻外记者，所著长篇小说《移民》在精致小号（id:lovejzxh）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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