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碧君对汪精卫是有相当影响力的，以同志的立场，儿女的私情，鼓励汪献身革命，同谋行刺摄政王即惊险一幕。在汪政权名义是中央监察委员，实际是广东的政治指导员。就汪政权而言，她在粤时期的专权，形成割据之局，令人有“请看今日之广东，究竟是谁家天下”那一种感想。
陈碧君对汪精卫是有相当影响力的，以同志的立场，儿女的私情，鼓励汪献身革命，同谋行刺摄政王即惊险一幕。在汪政权名义是中央监察委员，实际是广东的政治指导员。就汪政权而言，她在粤时期的专权，形成割据之局，令人有“请看今日之广东，究竟是谁家天下”那一种感想。
但她不畏强暴，对日本人也为所欲为，也不能不说在胡骑纵横之下，确实曾经为民间减除一份痛苦。不能怎样高贵的人，往访汪氏可毫不客气地挡驾，面上无一丝笑容而厉声说：“今天汪先生不见客”。随便给人闭门羹。或者某人与汪谈得正欢时候，她直入瞪着眼说：“汪先生疲倦了，有话改日再说”。毫不客气下逐客令。国民党的老同志，固然无人不对之摇头，即使如中央党部五中全会时候汪被刺，蒋介石闻警出来安慰，她愤然对蒋中正说：“蒋先生，用不着这样做的，有话可以慢慢商量，何必如此”。显然指蒋为主使，怎么能安得而不结怨于人？又如军人亲汪者如张发奎等最后的疏离，也归于陈的骄横所致。
她待人接物适得其反；汪温文俊朗，而辞令更委婉动人，一席晤谈，就能博得好感，每于谈笑之间，化敌为友。而陈每每出语伤人，常有挟善意而来，终怀恨意而去。但我们不能不说一半由性格，另一半由积渐所致。当年中山先生在日本对其另眼相看，其余如何香凝辈一向趋承恐后。在汪时代已经垂垂老矣，人矮肥面厉，更傲岸不近人情，直有冷若冰霜之势。汪政权之中无人不怕，无人不厌。背后不客气称为“老太婆”。
但是她对朋友与汪部下如此，在沦陷区敌人枪刺之下，对任何日本人也如此。前广东特务机关长兼香港民政长官曾经有与陈接触机会，一次在宴席上得知陈以通谋敌国罪后哑然失笑。说：“说别人犹可，说她则滑稽。莫说她向我们通谋，有时候我们去见她商谈一件事，她看到我们日本人就像有气一样，不是指责这，就是诉说那。喋喋不休，我们都怕了，连声辩的勇气也没有，只好诺诺连声而退，所以，说她通谋敌国，连我们日本人也万难置信。
当汪病死东京，在京安葬已毕，太平洋战争日军败象毕现，那时尽可飘然远引，手下劝之犹烈。她认为：今日之抗战必胜，已仅属时日问题，有我等在，陷区人民尚有交涉庇护之人。如我等引退，造成政府解体，日军于屡败之余，势将益加迁怒，以为我敌，横加摧残，则陷区人民，将何以堪命！我不忍以一己之安全，贻亿万人无穷之祸害。这是怎样一副肝胆！！
被诱捕后仍然对军统中人颐指气使，并不稍易其常态，据说在狱中有，狱卒照例直呼其名，她立即怒骂：“陈碧君是你叫的吗？当年国父不曾这样叫？你们委员长不敢如此叫，你是国民党下面雇的人配这样叫我？”从此，狱卒不是叫汪夫人就是陈先生。一个中国妇人，能不为威武所居，大丈夫且难，何况一个狱囚之女流？
晚年，不为人原谅的又一点是指好货。在粤东时候，人言啧啧，不免有聚敛之嫌。周佛海有次由沪搭专机去粤，正将去机场，汪氏副官送来一箱东西。体积不大，但极为沉重。说汪夫人之命，托周带往广州。周说：”或许里面尽是黄白物吧“。她以早年华侨富女，毁家输财，投身革命，而晚岁如此，是否难逃孔子“及其老也，戒之在得”。但是据亲近者解释她心态:汪夫人好货，主要在晚年脱离重庆后，一旦抵达河内，艳电发表了，和平主张提出了。汪先生本意偕同周佛海、曾仲鸣、陶希圣、陈碧君去法国，但是旅费没有，不得不请重庆派往河内挽劝的谷正鼎向政府请求资助。以后因为曾遇刺，汪认为被迫太甚，起了组政府之念。搞政治就需要钱，而汪留居河内，周、梅思平、陶等在香港活动时候几乎不名一文，而有赖于周作民、杜月笙等友谊资助港币3万。夫人首次受到那种左支右绌的教训。也许是突然改变常态的原因。
她是虎虎生气的人，一生少流泪的她，当陈公博、诸民谊枪决前与她诀别之际，老泪纵横泣不成声。汪停灵于中央党部，葬于梅花山时候，不曾看到她如此悲哀。而同志生离死别，就无法再抑制悲情，以其一生倔强，在此等处，可以见得其自不失为性情中人。在狱中一段时间，不少汪政权的人皆同在一处，也许是她一生中少有过的温柔吧，对难有常殷情的安慰。常说：你们的被累，都是为了汪先生。有家境贫寒而不能接济的，她真肯解衣推食，到了盛暑买成担的西瓜，分享各人；室内热又恳求当局由她出资搭凉棚，这时也表现出是一个慈善的母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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