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审了九年的宋代“谋杀亲夫”案
相信许多人都会这么评价中国的司法传统：“传统司法理念只强调惩处罪犯，为了破案可以‘不择手段’，毫无程序之说”；“在司法过程中，青天老爷们是没有什么程序可言的，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事实上也没有什么法定程序需要他们遵守”。但事实是不是如此呢？不如我们回到历史现场，看看宋朝人是怎么审判一起刑事案的。
现在让我们来到南宋淳熙五年（1178）的南康军（今江西都昌县），因为当年这里发生了一个骇人听闻的大案子：一名叫做程念二的平民，被杀身亡，而他的妻子阿梁、阿梁的奸夫叶胜是最大的犯罪嫌疑人。南康军巡尉调查发现，很可能就是叶胜与阿梁合谋杀死了程念二。因此，二人被逮捕到案。
这个案子会怎么审、怎么判呢？史料的记载非常简单，该案供状、判状、中央法司与地方法司围绕本案的往来文书，几乎完全佚失，只有朱熹文集中收录有一则《论阿梁狱情札子》，《宋会要辑稿》收录有一段刑部的结案报告，但文字极简略，加起来不足700字。不过，我们可以根据宋朝法定的审判程序，将阿梁谋杀亲夫案的审判过程大略复原出来，并可以借着此案展现宋朝司法程序之周密、繁复。
为便于理解宋人的司法程序，我要先简单介绍宋朝司法的两大原则：
一是“鞫谳分司”。鞠，即推勘狱情，相当于“事实审”；谳，即议法定刑，相当于“法律审”。宋朝的中央法司与地方都配置有专职、专业的司法官，其中州郡一级的司法官主要是司理参军、司法参军，司理参军负责事实审；司法参军负责法律审。阿梁案的审理，当然要遵守“鞫谳分司”的司法原则。
二是“翻异别勘”。翻异，即翻供；别勘，即案子移交给另一个法庭重审，原审法官回避。宋朝的每一个州郡，差不多至少都设有两个法院：州院与司理院，二院并立。这样，州院翻异的案子，可移交司理院别勘；司理院翻异的案子，也可移交州院别勘。阿梁案的审理，当然也必须遵循“翻异别勘”的原则。
好了，我们可以来讲述阿梁案的审判过程了。
推鞫
按照“鞫谳分司”的原则，阿梁案将由南康军司理院主审，推勘官一般来说由司理参军担任。不过，在开庭之前，南康军需要先对司法官进行是否要回避的甄别，因为根据宋朝的回避制，凡与本案当事人（包括受害人程念二、犯罪嫌疑人叶胜与阿梁）有亲戚、师生、上下级、仇怨关系的司法官，都必须自行申报回避：“在法：鞫狱、录问、检法而与罪人、若干系人有亲嫌应避者，自陈改差。”若应回避而不回避，许人检举、控告。不用说，这么做自然是为了避免司法官的裁断受到私人关系、私人情感的影响，出现假公济私、公报私仇的情况。
走完回避甄别的程序之后，阿梁案正式开庭。推勘官唯一要完成的任务，就是将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审讯清楚，并对其真实性负责。至于被告人触犯了哪些法条，当判什么刑罚，那是另一个法官——检法官的责任，推勘官不能过问，法律也禁止推勘官与检法官私自会面、商议案情：“推司公事，未曾结案之前，不得辄与法司商议。”这一禁令旨在防止推勘官预设立场，“高下迁就”刑名，依着刑名之需罗织罪状、修饰款状，以使罪名成立。听起来有点像英美陪审团制度下，“陪审员决定疑犯是否犯罪而不能决定刑罚”，且陪审团不得跟法官有私下接触。
推勘官独立鞫狱，不得揣测与迎合上级法司的意旨。朝廷有立法：“自今御史、京朝官、使臣受诏推劾，不得求升殿取旨及诣中书咨禀”；“州县鞫狱，在法不得具情节申监司，及不得听候指挥结断”。阿梁案后来“翻异别勘”时，正好遇上朱熹主政南康军，我们知道朱熹是一名道学家，对妇人通奸、谋杀亲夫之事深恶痛绝，因此，他认为“阿梁所犯穷凶极恶，人理之所不容，据其审词，自合诛死，无足怜者”，但司法官该怎么推鞫阿梁案，却未受朱熹的个人好恶影响。
而且，推勘官只能按起诉书列举的控罪鞫问罪情，起诉书没有控罪的，法官不得自行问罪，否则，推勘官以“故入人罪”论处，这叫做“据状鞫狱”。《宋刑统》有明文规定：“诸鞫狱者，皆须依所告状鞫之。若于本状之外别求他罪者，以故入人罪论。”确立“据状鞫狱”的司法原则，是为了限制推勘官的权力，防止法官节外生枝、陷害无辜。
本案中，推勘官的责任是审出阿梁与叶胜是否合谋杀死程念二的事实。他们的奸情由于关系到对谋杀动机的认定，自然也需要讯问清楚，但按“据状鞫狱”的要求，司法官不能深究他们的通奸之罪。
经过传唤证人、验看物证与法医检验报告、讯问被告人，推勘官讯得本案若干细节：程念二身体有病，系被叶胜“手杀之”，案发现场为程念二之家；叶胜入内行凶之时，阿梁抱着儿子立于门外，长达半个时辰之久，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及见丈夫呼救而出，才随声叫呼求救，但此时丈夫已伤重而倒毙；阿梁供认她与叶胜有奸情，合谋杀死程念二。
考虑到宋代允许刑讯：“如赃伏露验，事实显白，而拒抗不即承引及隐蔽徒伴者，许量拷讯，数勿过二十。”我们认为阿梁是在受了拷讯之后才招供认罪的——假如她有身孕或疮病，才不可以动刑。
不管怎么样，阿梁与叶胜已经招供认罪了，意味着推鞫程序完成，犯罪嫌疑人可以暂时收监，推勘官可以下班回家。
录问
阿梁案在走完推鞫程序之后，还要接受录问。
录问是宋代重大刑事案审判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程序。凡徒罪以上的刑案，走完庭审程序，便自动进入录问程序：由一位跟负责庭审的推勘官、受审的犯罪嫌疑人都没有亲嫌关系、依法不需要回避的司法官担任录问官，至狱中向嫌犯宣读供状，核对供词，询问嫌犯所供是否属实，是否有冤情：“令实则书实，虚则自陈冤”。对犯死罪的重案犯，还必须是“聚录”，即多名法官一起录问，以防有人作弊。阿梁与叶胜涉嫌触犯的是杀人死罪，依例需要“聚录”。
如果录问之时，嫌犯称“所供不实”，自己之前是“屈打成招”，现在要翻供喊冤，那么，案子将启动“翻异别勘”的复审程序。而且，根据宋朝立法，别勘官跟初勘官不可以是同一人，也不可以有亲嫌关系。一般来说，录问时若出现翻异，州郡会将案子移交给本州的另一个法院重审，这叫做“移司别推”。
如果嫌犯在录问时自称“所供属实”，并在供状上签名，则录问程序至此完成，案子将进入下一个程序。但犯人以后还有机会喊冤翻供。录问程序完成之后若再出现翻异，州郡需要马上申报提刑司，由提刑司委派法官重审，为避免复审受到原审所在地政府的影响，往往要借调其他州的法官组建法庭，这叫做“差官别推”。
录问官负有发现冤情、驳正错案的责任。若录问之时，发现案情有疑，嫌犯可能含冤，或者嫌犯称冤，录问官必须对案件提出驳正，启动“移司别勘”的程序。否则，他将负连带责任。如果他能及时发现冤情、纠正错案，则将获得朝廷的嘉奖。
宋人之所以在庭审之后、定罪之前插入一道录问的程序，用意显然是要防止出现冤假错案，因为在庭审时，推勘官完全可能会锻炼成狱，被告人完全可能会屈打成招。从制度设计的效果来看，多一道防弊的程序，犯罪嫌疑人便可以减少几分含冤被罪的危险。宋仁宗时，开封府审理了一起刑案，法官判处案犯死刑。此案的录问官叫做李宥，他发现“囚有疑罪，法不当死”，立即驳正了错判，并对开封府知府提出弹劾，迫使开封府知府被免职。
因此，宋人认为，录问的程序不可或缺，哪怕是皇帝、宰相交待的特案，也须走录问的程序。任何重大的刑事案，若未经录问，不可以判决；即使作出了判决，也不能生效；如果生效，则以司法官枉法论处。
说回阿梁案。在录问的时候，阿梁翻供了。于是，本案启动“移司别勘”的程序，由南康军的另一个法院来重新审理。
检法
因为史料匮乏，我们已无从知道别勘官重审阿梁案的细节。不过我们可以合理想象：由于刑讯合法存在，在重勘的过程中，阿梁大概又受到了刑讯，因此又认供服罪。第二次录问时，阿梁便没有喊冤。
那么按照“鞫谳分司”的制度安排，阿梁案进入“检法”的程序——全部卷宗送至南康军的司法厅，由检法官（通常由司法参军担任）根据卷宗记录的犯罪事实，将一切适用的法律条文检出来，并以他的法学专业参酌法意，阐明法理，拟定犯人的罪罚，并在拟法状上签名，以表示负责。
检法官如果发现卷宗有疑点，有权也有责任提出驳正，若能驳正错案，他将获得奖赏；反过来，如果案情有疑，而检法官未能驳正，则将与推勘官、录问官一起受处分。
为保障检法官的独立性，法律要求检法官与推勘官、录问官之间决不能有亲嫌关系，否则必须回避；在结案之前，他们之间不可会面，也不可与其他法官相见：“诸被差鞫狱、录问、检法官吏，事未毕与监司及置司所在官吏相见，或录问、检法与鞫狱官吏相见者，各杖八十。”
这一“鞫谳分司”的制度，有点类似英美法系陪审团制度下的事实审与法律审相分离。美国开国元勋、宪法起草人之一汉密尔顿曾说过：“支持陪审团最强有力的论点，就是（这项制度）可以反（司法）腐败。”宋人建立“鞫谳分司”的制度，也是旨在防止推勘官滥用权力：“狱司推鞠，法司检断，各有司存，所以防奸也”。
从司法专业化的角度来看，“鞫谳分司”也完全有必要。因为宋代立法频繁，法律条文浩如烟海，比如北宋元祐初年，“法令尤为繁多”，新修订的“尚书六曹条贯”就有三千六百九十四册，“敕令格式”有一千余卷册，“虽有官吏强力勤敏者，恐不能遍观而详览”，因而，只有设置专业的检法官，才可以做到准确地援法定罪。
就阿梁案而言，涉及的法律有：
1、《宋刑统·名例律》十恶条：“恶逆，谓殴及谋杀祖父母、父母，杀伯叔父母、姑、兄姐、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
2、《宋刑统·名例律》注云：“恶逆者，常赦不免，决不待时”；
3、《宋刑统·贼盗律》谋杀条：“诸谋杀周亲尊长、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者，皆斩。犯奸而奸人杀其夫，所奸妻妾虽不知情，与同罪”；
4、《宋刑统·贼盗律》谋杀条：“诸谋杀人者，徒三年；已伤者，绞；已杀者，斩；从而加功者，绞；不加功者，流三千里。造意者虽不行仍为首”。
另外，由于南宋时期的司法审判往往优先适用编敕，阿梁案的检法官肯定也检出了相关敕文，只是具体是哪些敕文，因为史料限制，我们已不得而知。
这里有两点需要特别说明：其一，恶逆罪为“十恶不赦”之罪，受到的处罚重于一般谋杀罪：一般谋杀罪尚有机会获得赦减刑责，恶逆罪则被排除在常赦的适用范围之外。因此，如果阿梁参与谋杀亲夫的行为被认定，那么便是恶逆罪无疑，也必定会被判处死刑。
其二，《宋刑统·贼盗律》谋杀条还有一则附注：“犯奸而奸人杀其夫，谓妻妾与人奸通，而奸人杀其夫，谋而已杀、故杀、斗杀者，所奸妻妾虽不知情，与杀者同罪，谓所奸妻妾亦合绞。”若依此律，则即便阿梁没有参与谋杀，也可以判绞刑。
不过，我们知道，《宋刑统》抄自《唐律疏议》，不少条款其实是存而不论的，特别在南宋时期，刑统的适用性就更低了。从一些判例来看，宋朝法官对于通奸谋杀案的处理，并非不管奸妇知不知情一概问以死罪，而是列为疑案奏谳。
如熙宁年间，邵武军发生一起跟阿梁案近似的命案：“妇与人奸，谋杀其夫已定，夫因醉归，奸者杀之。”若按《宋刑统》，奸妇当判绞刑。但邵武军没有援引刑统条款，而以法律适用有疑为由，呈送中央法司议法。大理寺认为，“妇谋杀为从”，是从犯，按律当判流刑。但刑部认为，“妇加功，罪应死”。所谓“加功”，是指有协同杀人的行为，包括为杀人者望风。按律，“从而加功者，绞”。换言之，在实际司法活动中，法司对通奸谋杀案当事女性的处罚，是看她到底有没有“加功”的行为。
阿梁应该判什么刑，也是要看她对叶胜杀程念二之预谋与行动是否知情，有没有“加功”。那么南康军的司法官会怎么判罪呢？
拟判
庭审、录问、检法之后，案子进入拟判的程序。拟判的司法官，照例是一个类似于合议庭或判决委员会的集体，通常由判官、推官组成，有时候司法参军也可以拟判。拟毕的判决书再呈交州郡的首席法官太守审定、宣判。
宋朝实行连署判决制度：“诸案呈复，已得判押，并须以经由通判、职官签押，方得行遣。”任何一起刑案的判决书都必须有太守、通判、判官、推官与录事参军的共同签署，才可以生效，就好比英美陪审团制度下，陪审团对于犯罪事实的认定，必须是全体陪审员意见一致，裁决才能生效。
假如将来发现判决有误，则所有在判决书上署名的司法官，都负连带责任，这叫做“同职犯公坐”。我们去看宋人的公文，包括判决书，便会发现那些宋朝文书的落款处，必有一串签名，签名意味着行使职权，也意味着负责，比如大理寺集议详断疑案，“悉令著名，若刑名失错，一例勘罚”。
既然签名即负责，那么在太守定判之前，所有需要署名的司法官当然都得有权对案子之判决作出独立的审视。如果有人认为定判有误（包括事实认定的错误、法律适用的错误），可以提出反对及驳正的意见，这叫做“当职官驳正”。
对判决持反对意见的司法官，也有权拒绝在判决书上签名。南宋初，建康府发生一个案子：“民有刀伤盗桑者，盗投环死”，太守判小偷故杀之罪，处死刑。推官萧之敏认为判决不当，“抗执不书”，便坚决不在判决书上署名。推官不签名，判决书便无法生效。
认为判决不妥的司法官，如果未能驳正，而且基于种种原因不得不签名，此时他还可以在签名的同时，附注自己的保留意见，这叫做“议状”。倘若以后证实案子有冤、判决有误，在追究法官责任时，“议状”的司法官可免问责。
如果所有需要署名的司法官都对判决没有异议，都签了名，便可以定判。依程序，定判后，法院需要向犯人宣读判决书，问犯人是否服判。犯人若称服判，案子才算结绝，上报路提刑司，等候提刑司的复核。犯人若称冤翻供，则启动“翻异别勘”程序。
南宋军的司法官们究竟怎么详议阿粱的罪刑，我们已找不到记录，根据现有史料可以推测：南康军法官议刑的时候出现了争议，有人认为阿梁是叶胜杀人的同谋，且有“加功”之举，依法当判斩刑；也有人认为阿梁是从犯，并未“加功”。——这涉及怎么评断阿梁当时抱着孩子在门口站了半个时辰的举动，是无意为之，还是替叶胜望风。由于存在争论，案子最后作为疑案奏报中央法司定夺。
中央法司通过议法，给南康军发来了“指挥”：判阿梁斩刑。
别勘
在宣判的时候，想不到阿梁再次喊冤了。根据“翻异别勘”的立法：“诸州大辟囚，或官员已结正而翻异，或其家属称冤者，并马递申提点刑狱司审察。朝廷矜悼愚民自陷刑辟，必不得已而后决，求所以生之之意，亦可谓尽矣。”犯人在宣判时翻供喊冤，必须暂停执行判决，快马申报提刑司，由提刑司“差官别推”。
所以，阿梁案又从头开始，再走一遍推勘、录问、检法、拟判的程序，阿梁再次认罪画押。但是，程序走完之后，阿梁又一次翻异，于是又一次别勘。
这是“翻异别勘”的制度必然会产生的后果：被告人一次次翻供，司法机构只能一次次重组法庭，没完没了，一个案子审了几年、十几年，都无法完成终审。
为解决这一问题，宋政府对“翻异别勘”作出了次数限制。大致而言，北宋时期实行的是“有条件的三推制”，即被告人只有三次“翻异别勘”的机会，但在两种情况下，被告人可以不受三次别勘的次数限制：一是被告人控告本案法官受贿枉法而枉断其罪的；一是被告人声称其冤情有明确证据可证明的。
南宋时期从乾道七年（1171）起，实行“五推制”。所以，阿梁有五次“翻异别勘”的法定权利。但实际上，阿梁案“翻异别勘”的次数并不止五次。
大概第三次“翻异别勘”的时候，淳熙六年初（1179），南康军换了长官，新任知军就是朱熹。朱熹坚决认为阿梁应该“依元降指挥处斩施行”。所以他给孝宗皇帝上了一道札子，说：
“熹照对本军阿梁之狱，节次审词互有同异，须至依条再行推鞫。然以愚见，本人审词虽非实情，然且只据其所通情理，亦不可恕，不必再行推鞫，尽如前后累勘所招，然后可杀也。盖阿梁与叶胜私通，致叶胜因其夫病而手杀之，虽使阿梁全然不知杀害之情，究其所因，已绝人理。况已明知杀意，当时自合出门声叫，或密投邻里以求救援。今乃抱儿立于门外半时之久，以俟其夫之死。及见其夫之出，闻其夫之声，知其事之不成，然后随声叫呼以求救，只此一节，其情盖已灼然可见，不必同谋共杀，然后可置极典也。”
朱熹认为，叶胜杀程念二，阿梁显然是知情的，而且站在门口把风，于情于理，都可谓罪无可恕。朱熹又说，判阿梁死刑，尽早执行，不但可“使奸凶之人不得以迁延幸免；亦以耸动群听，使众著于人伦之义”。这里朱熹只强调情理与礼教，一字未提法律。实际的议法过程，当然不可能这样。其实朱熹本人尽管嘴里喊打喊杀，却不能不按法律办事——“须至依条再行推鞫”，因为阿梁又翻供了，依法，又得启动“翻异别勘”的程序。他再厌恶阿梁，也不能罔顾程序，擅自判她死刑。
朱熹知南康军时重修的白鹿洞书院
淳熙八年（1181），朱熹改任“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离开南康军。而此时，阿梁案还是未能结案，因为阿梁一次次认供，又一次次翻异，只能一次次别勘。
你或许要问，阿梁一个弱女子，难道就不怕刑讯吗？一次次用刑，她又如何受得了？可是，宋政府对刑讯也有严格限制啊：一名嫌犯不管庭审多少次，刑讯最多只能三次；两次刑讯之间须相隔二十日以上；刑讯只限用杖，杖笞的总数通计不得超过二百。也就是说，阿梁领受三次刑讯，或者受杖总数累计达到200下之后，便不可再对她用刑了。
转眼到了淳熙十四年（1187），阿梁案已经审了九个年头，阿梁一直“节次翻异，凡十差官勘鞫”，居然是前后十次“翻异别勘”。第十次别勘，法官还是维持死刑判决。但阿梁又临刑喊冤，所以又进行第十一次“差官别推”。这一次，由江东提刑官耿延年亲勘。
此时，叶胜已病死于狱中，阿梁尽翻前供，称程念二元全系叶胜一人杀死，她事前完全不知情，也没有跟他合谋。这一供词“与前来十勘不同”。但叶胜已死，死无对证，无法验证阿梁供词的真实性。
最后，耿延年将勘得的案情上报中央法司，奏请御裁。中央法司经过议法，采纳了刑部尚书葛邲的意见：“今若便以提刑司所勘为据，则十次所勘官吏皆合坐以失入之罪，干连者众，以一人所见而易十次所勘，事亦可疑；若不以提刑司所勘为据，则又须别差官再勘，叶胜既以瘐死狱中，阿梁得以推托，淹延岁久，追逮及于无辜，委是有伤和气。窃谓九年之狱，十官之勘，不为不详矣，而犹有异同，则谓之疑狱可也。夫罪疑惟轻，则阿梁当贷死。”建议将阿梁案定为疑案，按“罪疑惟轻”的司法原则作出终审裁决。
淳熙十四年三月八日，宋孝宗下诏：“南康军民妇阿梁特贷命，决脊杖二十，送二千里外州军编管。”脊杖二十下之后，送远方州城，编入当地户籍，监视居住。
这起“翻异别勘”达十一次之多、前前后后审了九年的刑事案，至此，终于以一种折中的方式结案。
余话
若以今日的标准来看，阿梁案的审结是有遗憾的，因为毕竟没有按“疑罪从无”的原则，将阿梁释放。但在800年前，宋人显然无法做到“疑罪从无”。按宋人观念，假如阿梁确为叶胜同谋，却无罪释放，那如何对得起冤死的程念二？但如果阿梁确为无辜，却蒙冤被处死，又如何对得起这条死于刑刀的冤魂？权衡之下，“罪疑惟轻”不失为相对合理的选择。
比起漫漫历史长河中无数冤死的无辜小民，阿梁算是幸运的。没有证据显示阿梁是有势力、有背景的人物，她就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寻常民妇，如果未发生这起“谋杀亲夫”命案，她不会在历史上留下任何痕迹，被史官记录下姓氏（按宋人称呼习惯，“阿梁”应该是她的姓氏，而不是名字）。她陷身于人命大案，最终却得免一死，应该说，是宋人繁密的司法制度与“罪疑惟轻”的司法理念救了她一命。
抛开“以今律古”的苛求，我们不能不承认宋人的司法程序设计是非常周密的：一起重大刑事案的审判过程，被划分为多个环节：推勘、录问、检法、拟判、连署判决书、当职官驳正、拟状、宣判、翻异别勘、提刑司复核、疑狱奏谳……各个环节环环相扣，又彼此独立，相互制衡。其设计之精巧，足让人叹为观止。
但如此繁密的司法程序，只存在于两宋。民国法学家徐道邻先生在一篇考据宋代“鞫谳分司”制度的论文中说：
“元人入主中原只后，宋朝优良的司法制度，大被破坏，他们取消了大理寺，取消了律学，取消了刑法考试，取消了鞠谳分司和翻异移勘的制度（吴按：还取消了录问制度）。明朝把元人赶走，但是承认了他们的专制政治（吴按：其实元朝的制度与其说是专制，不如说是粗疏）。所以恢复一些旧有的制度，而最不彻底的就是司法。清朝在这一点上，也完全接受了明朝的衣钵。所以有关宋朝的优良司法传统，七百年来，知道的人不多。就是有人知道的，也不敢多讲。这一篇短文的内容，本是施行了三百多年的一代要政，而说起来颇有点觉得像在谈稀罕古董，真使人不胜浩叹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