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飘地主》 第四章 青年，布鲁克林的初遇

安顿下来之后，读书、打工是我生活的全部，虽然忙碌却很有冲劲，每一天都有令人喜悦的收获，生命里充满了希望。

有一天，我的表姐给我打来电话，请我顶替一下她在布鲁克林餐馆的工作，因为她有一个约会。我乘了很长时间的地铁，从地铁站口出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置身在一个黑人区。虽然我一向胆大，但这个社区令我心生忐忑。

布鲁克林早期住的是荷兰人，1664年成为纽约属地，1898年才正式划入纽约市。1994年朱利安尼任纽约市长之后，大力打击犯罪，布鲁克林的治安才大为改善，居住环境也越来越好，现在已经是纽约人口最多的一个区。但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布鲁克林却是以治安不良闻名于世的。

看着三三两两的黑人青年晃晃悠悠地从我面前经过，无意间和一个黑人满是血丝的眼睛对视了一瞬之后，各种新闻中出现的犯罪事件和一些口口相传的持械抢劫、强奸杀人之类的故事一一涌入脑海，我突然害怕极了，急忙打电话给餐馆。

他们告诉我，老板正在来接我的路上。我不敢乱走，只能背靠着墙等在那里，警惕地望着四周，焦急地等待。大约15分钟后一辆车停在了我身边，一个20来岁的亚洲小伙子大声地叫：“小姐，上车！”

他那张英俊的东方面孔使我毫不犹豫地上了他的车。上车后我才恢复了平静，难以相信餐馆的老板这么年轻。他用中文介绍了自己，他叫艾伦。

我们来到挂着大红字母“NO.1中国餐馆”店铺门口停下。当我走进去时，惊奇地发现眼前是一个没有任何桌子和椅子约400平方英尺的房间，厚厚的防弹窗隔着厨房，右边是通向厨房的铁门。

艾伦告诉我这是客人等候区，他打开铁门让我进去，里面这个长方形的房间就是厨房。

我站在门口，环视整个厨房。我的左边墙上挂着一部电话，下面是收银机。收银机下面的柜台很长，沿着防弹玻璃窗，与对面的墙相接。

靠着那堵墙，有两个油炸锅，上面挂着四个铁篮子，旁边有一个大大的炒饭锅和几个小一点的炒菜锅，一字沿墙排过去还有一个巨大的汤锅。

厨师们正在灵活操控着手里的锅，菜被抛向空中又一丝不差地落入锅中。他们的头顶上面是隆隆作响的抽油烟机，挂在墙的上半部。冷藏室在最里面挨着后门，我想这是为了方便装卸货物。

在厨房的中间有两个准备食物的操作台——一个是冷冻食品柜，另一个是热汤食品柜。热汤食品柜的顶端加长了三尺当作外卖包装工作台，向着防弹玻璃窗。柜子底部是个架子，摆满了塑料餐具和袋子；柜子的上面则堆满了外卖的盒子和容器。

一切安排看上去都很有序和合理方便。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如此井井有条的厨房，所谓的外卖餐馆。我确信，这不是NO.1餐馆，而是NO.1厨房！

我从窗台上拿起一张印着绿色和红色字样的菜单。想让自己在几分钟内熟悉菜品，并尽量迅速地记住价格，以便马上展开工作。

这时电话铃响了，艾伦放下车钥匙，迅速拿下墙上的电话：“No.1 Chinese Restaurant, May I help you？（第一中国餐馆，你需要什么吗？）”他操着一口不知道哪儿学来的英文，顺手抓了一张菜单，在上面飞速地画了几个圈，并在底部写下了电话地址和菜单总数。

然后，他转过身，把圈注过的菜单摆列在包装台上，大声吆喝道：“鸡炒饭，小！”同时，伸手从台下拿出一个包装袋子，把菜单订在袋子上，最终变成一个外卖订单。接着，他将大小合适的纸板放进纸袋里，再把炒饭盒子放进去。几分钟内就在我的眼前完成了一个订单!

我惊叹于这个小小的订购流程是如此的高效，我不知道这是谁发明的……艾伦向我展示了他是如何接听电话下订单和处理窗口订单。任何一个新人来这儿工作都不需要太多的培训，工作程序一目了然。

艾伦来自中国沿海城市的一个侨乡，兄妹三人，他排行老大，来美国两年多。他的小姨父是1982年跳船留美的水手，也是他们家族的主事人物。小姨父分别用1.2万—3万美元的价格把他老家的亲戚几十口人陆续带到了美国纽约。他和小姨父及其乡亲在曼哈顿唐人街共租一栋公寓。

认识艾伦后，他经常找我帮忙做一些与英文相关的事。我们也相互介绍了自己身边的同学和朋友认识。我一直认为出门在外，多个朋友多条路，互相帮助总是好的。

顺便说一句，20世纪90年代初期，正值偷渡客的鼎盛时期。每年成百上千的人被一船一船地被运到美国，聚集在唐人街不毛之地的东百老汇街头，人山人海成为当时的一大景观。

我和许多华人当时都很敬佩他们有机会、有能力、有毅力和途径来到美国。他们诚实肯干、热情善良。不偷不抢凭自己的体力、能力赚钱生活，无可厚非。我们留学生当时也是非法打工，又有何区别？

原本纽约的唐人街是广东人的天下，随着大批中国人的涌入，地头蛇黑社会组织也随之迅速地壮大起来。

我曾经见过蛇头萍姐——郑翠萍，圆脸的她看上去是个简单而朴素的人，听说非常讲义气。我常跟着艾伦到她开的一家餐馆里吃地道的福州菜和汇款给他在中国的家人。

从某些方面来说，萍姐也算是那些初来乍到的许多人的恩人了，这些人大部分文化程度偏低，一句英文都不会讲，萍姐安排他们在纽约各地的餐馆工作。

萍姐还是位了不起的银行家。她开了个地下钱庄，这边收钱，当天就让中国的手下把钱送到乡亲的家里。几年后，中国银行才在唐人街有了第一家分行。他们把存下的钱一批批地寄回给中国的亲人，为当地的建设发展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如果这些人工作稍微勤快点的话，一般只用一两年的工资就可以还清所欠的债务。然后，他们就开始存钱，再帮助自己家乡的亲人来美国。

就这样一个带一个，一批带一批，一些地区的村庄几乎全村的青年人都出来了，每家每户都有人在美国。直到1993年，“金色冒险号”在纽约港外搁浅，多人被淹死，在美国成为大新闻，非法移民问题受到美国社会和执法当局的密集关注，这股偷渡潮流才平息下来。

中国人说“时势造英雄”，也有人说“时势造罪犯”。对美国移民局来说，郑翠萍毫无疑问是个罪犯，但对许多在郑翠萍的操作下心甘情愿历尽艰辛到美国来追求他们的美国梦的邻里乡亲来说，她是个真英雄。

2014年，郑翠萍在德州服刑期间患病身亡。她的灵柩运回纽约安葬时，有许多人自发去给她送行。

“她是个好人！”在一段现场媒体报道中，一个路人说。

而《蛇头》一书的作者派崔克·基夫说：“她是唐人街的华人社区中一个重要人物，也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很难用一种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论调去判断，她两者兼有。”

我想这个评价是公正的，无论后来人怎么想，我所见到的萍姐只是一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中年女人。

在20世纪80年代，从中国大陆来美国的留学生还是很少的，全美总数约几万人。那时候中国刚刚改革开放，中美两国文化和经济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但凡那些能闯过道道关卡来到美国的留学生，不论学识还是技能都有过五关斩六将的本事，尖子中的尖子，精英里的精英。

那一代中国留学生里有些未雨绸缪的人，在出国留学前会做一些额外的准备——恶补英文自不必说，学一学烹调、剪裁和理发的都有。因为有一技之长，在美国找工作赚取学费、生活费总是容易一些的。

总的来说，当时唐人街的华人留学生较少。艾伦大约觉得能认识我这么个年轻漂亮的留学生是一件非常自豪和光荣的事，因此很乐意把我介绍给他周围那些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老乡。

有一次，我们几个朋友正在唐人街的一家餐馆喝早茶吃早点，艾伦跟几个刚刚走进餐馆的老乡打招呼，还没说两句话就指着我大声地叫道：“这是我的女朋友，广州来的留学生。”

尽管我觉得莫名奇妙，但碍于他的面子并没有反驳他，还配合他演完了这场戏。就这样，艾伦之后逢人就说我是他的女朋友。

艾伦是个英俊的年轻人，和他站在一起，从别人羡慕的眼神里我就能感受到画面是多么美。时间一长，我开始分不清我到底是他真的女朋友还是假的女朋友了。

不久，艾伦的小姨生小孩，他不太懂英语，很怵头去医院，就约上我一起去医院探视他的小姨，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他的小姨和小姨父。很明显，变成了“见家长”的面试，他小姨夫妇都很喜欢我，并极力鼓动艾伦大胆地追求我。

后来，我表姐与她的男朋友确立了正式的恋爱关系，约会越来越多，不得不辞掉了艾伦餐馆的工作，并推荐我来接替她的位置而不止是顶班。艾伦也特地打来电话请我去工作。

他说每月工资1800美元，工作时间可以根据我上课的时间调整。我在脑中迅速地盘算了一下该如何支配这笔钱：350美元的公寓租金，900美元的大学学费，100美元的地铁费，在餐馆工作饭费就可以免了……这样我还能有450美元的余额存款。

如果我休息日也工作，还可以多赚几百美元，每个月就可能储蓄1000美元。我觉得这是一份收入很不错的工作，就接受了。

从此，我每天去艾伦的“NO.1中国餐馆”。如果有晚上的课，我就先去餐馆上班，走时带条春卷和两只鸡翅在地铁里当晚饭吃——后来听说他姨父的姐夫对我吃春卷和鸡翅很有意见。

有时我上午上课，中午坐地铁去工作到晚上11点钟下班。下班后，艾伦载上我和几个员工，先送我回家，他们再一起回他姨父家。

暑假到了，我辞了“NO.1中国餐馆”的工作，回到曼哈顿找到一个全时的工作，有时月薪可到3000美元。我的存款很快就达到1万美元，这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中国相当于8万元人民币了。

这数字是个什么概念呢？当时的中国大学毕业生平均月工资才46元人民币，还得是不错的工作。而在纽约的麦当劳买一个汉堡也才0.25美元。

那时我还没有自己的银行账户，叔叔帮我管理钱。他望着大笔现金质疑我所做的是什么类型的工作。我向他解释并给他餐馆的地址，请他随时检查我的工作，以证明我说的是事实。叔叔告诉我，我爸爸托人带了3000多美金放在他那里，以备我急用，没想到我能迅速独立还能存下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