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所有，未经作者许可不得转载 - 江育林】
我又回到了生产队，回到自己的“家”。
刚一进村，就碰见四川人谈玉璧。她拉我到她家吃中饭，仔细询问了罗老师的情况。下午，我回到自己的茅草屋。荒凉的岗子上孤零零的一间土屋，四周什么东西也没有了。能拿走的零碎东西都被周围的老乡拿走了，连挡鸡笼门的石板也不能幸免。我其实无所谓，反正也不再养鸡了，只是心里想想很不舒服。只有一只狗忠实地趴在门口，那是呜子在等着我。据说我们走了以后，它就一直呆在那里，一步也不肯离开，还不时地扒在门缝上往里面看。老乡们怕它饿死了，唤它到自己家去，但呜子一动不动，大家只好轮流带点吃的来喂它。呜子看到我回来了，高兴地扑了过来，在我身上舔来舔去。好像在诉说着什么。
我打开大门，在黑洞洞的门前站了好久，才走进屋。我累了，一头躺在床上，一动也不想动。傍晚，队里的年轻人听说我回来了，都跑来串门。他们七嘴八舌地告诉我这几天屋子里发生的事情。我在沙市期间，队里的年轻人轮流帮我守屋。第一天是南头的宋新德。半夜他被什么声音惊醒，隐隐约约听见屋子里有人走路。吓得他把头埋在被子里，连大气也不敢出，一直挨到天亮。第二天晚上，他带上北头的朱定国一起来睡。结果也是两人下半夜被闹醒，听见有人走路的响动。虽然他们把棍子放在床头，但谁也不敢下来看个究竟，就爬起来坐在床上，听了半晌的动静。第三天晚上又加上了冯家林。到了半夜，走路的声音从屋里跑到了屋顶……。就这样，这些年轻人提心吊胆地挨到我回来。他们绘声绘色地向我描述夜晚的恐惧：“这个屋子里闹鬼啊！”我听了又好气又好笑：“莫名其妙！我在这里住了四年，怎么从来没有听到什么鬼叫？”他们不以为然地说：“那是你的火气大，鬼怕你啊，所以它们不敢出来。”我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那你们的火气小啰？”
我开始了独自一人的生活。每天早上起来，默默地洗漱；上早工回来，默默地做早饭；中午一个人默默地呆在屋子里，直到下午上工；晚上做完家务后，则默默地坐在小桌子旁看书，直到眼睛睁不开了才上床睡觉，以免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每天一回到自己的小屋，就成了一言不发的哑巴，没有谁需要你说一句话。只有呜子陪伴，但它也是一言不发地陪着你，让人感到窒息。
我想起在张坪的姜都。我才过了没多少天，就感到如此的孤独。我很难想象那几年她一个人是怎么过日子的？当然，她是在老乡家里，至少在喊“救命”时会有人出来看看。而我这里一百米以内除了我和呜子没有其它活物，我难以想象我该怎么继续活下去！
一天晚上，狂风突起，只听见外面的风呼呼作响。我把窗户关得严严实实，还用书把煤油灯挡住半边，端坐在屋里看书。到八、九点左右，突然呼的一下，不知道哪里刮来一阵大风，灯立刻被刮灭了。我摸索着又点着了灯，想继续看书。谁知不一会，又一阵大风吹来，灯又被吹灭了，也不知道风是从哪里钻进来的。看来今晚是看不下去了。我只好摸索着爬上床，早早地睡了。
第二天清早，当我在朦胧中睁开双眼，看到蓝蓝的天上有一小团白云在慢慢移动。我以为还在做梦，把眼睛使劲地闭了闭，让自己醒过来，再把眼睛揉了揉，再睁开眼睛。真的，一朵白云就在蓝天上飘荡！我大吃一惊，原来昨夜的大风把我那小屋屋顶上的草吹走了，露出脸盆大的窟窿。我不由得想起杜甫的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难怪昨晚煤油灯没法用了。幸亏夜里没有下雨，否则就糟了。
早上，我找到新上任的队长冯如生。他看了看屋顶，答应马上派人来把屋顶修好。我又问：这间土屋靠床那边的墙好像也开始垮了，墙已经变得很薄，似乎也是摇摇欲坠了，是不是也要修修？他犹豫了一会说，过些时再说吧。
几天后，我正和北头的妇女们挑牛粪。大家挑着担子走过我的小屋旁，国芳提议休息一下。于是我们都坐在菜园子旁边，一边纳鞋底，一边聊天。突然，不知从哪里传来一阵吱吱的响声，声音虽然不大，但每个人都听到了。大家顿时安静下来四处张望，寻找发出声音的地方。突然兴阳“啊“的一声大叫，只见我们那小小的猪屋正在慢慢地倒下。几秒钟以后，轰隆一声，猪屋就消失了，只剩下一堆土疙瘩，并扬起了一阵灰尘。我们慌忙躲开。过了一会，看到没有动静了，大家才慢慢地凑过去。原来猪每天没事就在下面拱土，天长日久，四周的地基都被拱得很薄很薄。也许刚才发生了一次很小很小的地震，一点点摇动，墙就支撑不住了。
刘桂兰笑起来：“好啊，连房子都没有了，看来小江要走了！”大家也都笑了起来。我不由得苦笑：“我也想走啊，但我能走到哪里去呀？”大家听了都沉默下来。
不过，队里的妇女们确实对我非常照顾。自从上次肚子痛从屋里爬出来后，她们担心我再出什么事，每天上工前一定要有人来看我，并陪我一起去上工。有时还叫我出去休息两天。只要我不在队里，她们就特别注意我那小屋。有次我到县城去了，她们突然发现小屋的屋顶上闪闪发光，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最后大家壮着胆子，手拉手一起过去看看，才发现不知谁往屋顶上丢了一块碎玻璃，被太阳照的反光，这才松了一口气。
如生队长听说了猪屋倒塌的事情，感到事情严重。跑过来仔细检查了一下我住的小屋。发现东北头的墙角的确已经开始坍塌，需要修补。但队里那时没有多少闲散劳力。于是他说：“小江，干脆你不用出工了，就天天从南头挑些泥砖坯子来吧。等挑够了数，我再派工给你修屋，好吗？”
于是，我自己挑泥砖来修补要塌了的睡房。但一块泥砖至少有三十斤重，我一次最多挑四块。从南头几里地挑一趟来就要歇好久，一天根本搬不来几块。开始，我还挑一趟，看看书，休息一下。几天后我就彻底烦了：我究竟要在这里住多久？还不如干脆塌掉算了！于是，我不再挑砖，又到北头上工去了。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到这时，我才真正体会到“度日如年”的感觉。那是一种无穷无尽的，看不到未来的生活方式。而现实生活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党的“重在表现”政策已经成了彻头彻尾的屁话，连干部们自己也不相信了。没有好的爹妈，没有后门，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出路。主观能动性在这里丧失殆尽。如果你是一个女性的话，可能出卖自己的身体；或者如果你很有钱，可能用重金收买农村干部，可能还有一点点希望。而这两点我都不具备。我不禁想起老支书家宾的话：“劳改犯被放到农村劳改还有个期限，刑满就要释放。而我们都是无期徒刑，而且连子子孙孙都要继续劳改！”我的未来是这样的吗？……
从那时起，我开始了不知道重复了多少次的恶梦：我的户口被撕成了碎片，在天空中飘着。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光秃秃的山顶上，有一间小茅草屋。一个人狞笑着说话，声音从空中传来：“你要在这里过一辈子！过一辈子！！过一辈子！！！”这个梦一次又一次地出现，甚至到我回城之后十几年内，我都做过好多次几乎一模一样的梦。每次都满头大汗地惊醒过来。
倾盆大雨，我沮丧的情绪低到了极点。无聊地坐在门槛上，看着外面的雨哗哗地下个不停。只有呜子在旁边晃来晃去，似乎是想亲近我。我心里烦透了，大吼一声：“滚开”，一脚把狗踢开。狗吓了一跳，马上蹦到门外，默默地看着我。大雨不停地下，它浑身水淋淋的，但他一动不动地看着我，任凭雨水从它身上流下来。我看着它的眼睛，那里除了雨水，似乎还有眼泪。我心里一阵痛，立马冲了出去，在大雨中抱着呜子大哭起来：“我也是一只被别人随意踢来踢去的狗啊！”呜子没有动，任我抱着它哭。我们就这样呆在雨里淋得浑身透湿……。大雨似乎冲掉了心中的烦恼。我心里比原先舒畅多了。
一天晚上，舒宗文和周建明跑过来，说他们很久没有菜吃了，现在生活很苦。我马上想到了余有德家的菜园。别人家的菜园都是紧靠在自己家门口，唯独他家除了门口的那一小块除外，还在岗子对面的小山坡上又开了一块菜地。那里没有人管，菜还长得特别好。初春时节，主要是大蒜和剩下的一些萝卜了。我说：“你们明天带东西来搞吧。”大家都觉得这是个极好的机会，而且还能顺便帮罗老师出口气。自从罗老师走后，大家似乎都对有德家充满了怨气，觉得罗老师一家在这里受的很多苦都和他家有关。不过谁也没有想过要采取把他家的人打一顿之类的复仇手段，只是希望他们家受到什么报应才好。
第二天晚上，周建明、刘敦昭、舒宗文拎着麻袋和镰刀跑来了。我们聊到快九点，通常农村人这个时候都要上床睡觉了。于是我们开始行动，每个人都穿着深色的衣服。这点倒不需要太过细，初春很冷，我们还穿着棉衣，这种衣服在那个年代不是黑的就是兰的，夜间在外面走根本就看不见。大家悄悄地来到半山腰的那个菜园子，每个人选块长得好的菜地，就用镰刀不声不响地割起来，一边割一边就往麻袋里塞，也顾不得连根挖起来了，那样太慢。突然，对面有德家的狗狂叫起来，看来发现这里有动静。但大家一点也不紧张，泰然自若地继续干活。农村人胆子小，黑夜里绝对不会为菜园子出门。于是狗就拼命地叫，但同样也不敢过来。我们沉着地收割，直到把三条麻袋全部装得满满的，才扛着战利品回家。过了几天我到荣兴去，他们还在晒那些没有吃完的大蒜，准备腌起来慢慢享用。我们在知识青年中谈起这件事时都觉得很好笑，而有德家则好像没有到处说这事，可能也有点顾忌吧，但我相信他们家应当猜得到是谁干的。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罗老师还在生产队的时候，她们的菜园子也在半山腰，很小很小的一块。她们母女俩根本就搞不动，通常是我们去帮忙，平时就在我们的菜园子里拿点菜吃算了。她临走前叫我去种点菜。我想了很久，这里只能种些懒人菜才行，否则我哪有这份心思天天跑去浇水施肥啊。所以我就种了些土豆，然后搭架子种些黄瓜。靠天吃饭吧，到时候有收获就行了。
春耕插秧时节，我回武汉休息去了。临走前还惦记着菜园里的土豆，等到茎叶长大了应当打掉一部分，否则叶子疯长起来会把养分全吸收掉，土豆就长不大了。但要回家，也顾不得那么多，听天由命吧。谁知道等我过了半个月回到队里，发现菜园被牛踏过，土豆的茎叶被折断了很多，场面看起来“惨不忍睹”。我高兴极了，赶快把表面的土扒开一看：一个个又大又圆的土豆正等着我来收获，真是天助我也！第二天上工时，兴阳和成芳她们七嘴八舌地告诉我：是有德家孩子趁我不在时把牛赶到我们的菜园子里的。我大笑：“你们替我转告他们，我太感谢他们了。托他们的福，我的土豆大丰收了！”大家听了目瞪口呆。
这里人真的不会种菜，也不会科学种粮，确实比不过我们这些从城里来的中学生。去年年底，我在自己的菜园子里收洋葱。家宾从旁边走过，看到我的菜园子里长满了草，好奇地问：“小江，你在草里面找什么？”我说在收洋葱。他笑笑说：“洋葱最要肥了，你在草里面还能收到什么洋葱？”谁知刚好那天晚上在我们那里开社员大会，家宾看到好多拳头大个的洋葱被我整齐地捆成一把一把挂在门口的屋檐下，不由得叹气：“你们知识青年命好啊！我们把洋葱像祖宗一样供起，天天施肥浇水，一根草都要除掉，结果长的洋葱像鸡蛋那么小，真的没有办法啊。”我笑了笑。种菜不是光靠勤施肥就可以的，不该施肥时就不能施肥，否则光长其它地方，不长果实。这个道理他们很难搞清楚。
六月四日，又到了我的生日。今天，我二十五岁了！
张崇武三月二十八号就回来了。但那时候他已随时准备离开，所以基本上没有上工，而是跑来跑去地忙着办各种手续，或许还包括打通各种各样的关系。经常是几天也不在家，所以常常是我自己一个人在那里过。不过我已经无所谓了，要孤零零地过日子是既成事实的事情，早一天晚一天又有什么关系？不过，生日还是要过的。没人给我过，就自己给自己过二十五岁生日吧！
那天早上，我出早工回来，拿面粉用水一调，把家里仅存着的两个鸡蛋全打了进去，准备烙个軟饼。我特地加了很多香油。所以軟饼一出来，满屋子都是香味。我把黄澄澄的鸡蛋軟饼盛在盘子里，低下头，望着它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正准备享用这顿美餐……
“什么东西这么香啊！？”一声吆喝，从房子那头转过来一个人。原来是民兵连长的老婆曹太和路过这里，被香味引来了。太和这一辈子很苦。据说在三年困难时期，她刚好怀了大儿子。看在孕妇的面上，没有被饿死，却靠足足吃了三个月的黄瓜维持生命，饿得路都走不动。
我端着盘子，呆呆地看着太和，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请她吃吧，再没有鸡蛋了；不给她吃吧，又开不了这个口。平时她们都对我挺好的。太和笑嘻嘻地和我开玩笑：“今天是什么日子啊，吃这么好的东西？”我老老实实地回答：“今天我过生日。”她大叫起来：“那我要吃这饼子！”我轻轻地说：“你拿去吃吧。”她听后准备伸手去拿饼子，手伸出去一半，又缩了回来。太和很狐疑地问到：“我真的可以吃吗？”我心里不由得感到一阵难受：可怜啊，在农村，吃个鸡蛋饼子算是很好的东西了啊！我不由得大声说：“拿去吃吧！没有关系的。”她犹豫了一下，又试探地问：“我真的拿去吃了啊？”我笑起来，用手拿着饼子递了过去。太和接过饼子，脸上乐开了花，她连说谢谢地走了。
看着太和远去的背影，我转过身，叹了口气，用面粉再调了一个軟饼。鸡蛋是没有了，不过香油是足够的，就这样凑合过吧。
二十五岁，是正值青春的年龄，也是正年轻力壮的时候。本来应当是踌躇满志的年代，而我却在农村等待，等待那可能出现在地平线上的希望。据说，“地平线”是一种“你越朝它走过去，它就离你越远”的东西。我们的希望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更严重的是：我们的年龄一天天大起来。有些招工的人看到我们这些老三届的高中生，居然说我们“当新工人嫌太老了”！有些同学听到这话几乎被击昏过去。可是这该怪谁呢？我们已经不再年轻，我们已经开始被看作“老了”。
到国庆节时，我们看了一个记录片，介绍了一些“和共和国一同成长的同龄人”。有二十五岁就当空军某部指挥员的人，有在工厂里当厂长的小伙子，还有在基层当领导的青年等等。记录片里的“佼佼者”着实让人羡慕。但，那是学不来的，而是天生的，从娘肚子里带出来的，绝对不是通过努力能做到的。对我又有什么激励呢？
去年十二月二十日，福建一个知青的父亲李庆霖给毛主席写了一封诉苦的信。一直到今年四月二十六日，毛主席才给李庆霖复信：“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毛泽东”。这句话被当作圣旨，在全国广大农村传达。不过，由于留在农村的剩余知青基本上都是家庭出身有问题的，没什么出身好的，所以底气先天不足。这些宣传就像放了一个屁一样，一阵风就吹过去了。无论是农村干部，还是知识青年，谁也没有把它当作一回事。
不过生日那天，我还是很快活的。上工的时候，我高兴地告诉大家，我今天二十五岁了。大家叽叽喳喳地祝我生日快乐。过了一会，国芳撇撇嘴说：“二十五岁了，还是个童男哩。也不晓得找个姑娘，睡觉时也可以有人给你捂脚啊！”大家轰地大笑起来。我看着他们，心里酸酸的，一点也不想笑。我该怎么设计自己的“后半生”？光在农村好好劳动还是不行哪？
一天，成芳跑过来说：“小江，二队那边又下来了一批知青哪！你不去看看？”她对象的老爹是现大队书记，姐夫是大队副书记，所以消息还是比较灵通的。
几天后，我路过二队。看到在路边已经盖了一间红砖瓦屋，几个学生样的小孩子在那里忙来忙去。我想这大概就是新来的知识青年了。不过他们比我们要小八、九岁，觉得好像隔了很远很远，我不太想和他们讲话，只是远远地看着他们。有个知青看到我站在那里看着他们，很快就猜出我也是知青，就高兴地跑过来和我打招呼。其他几个也过来了。
这批知青下来的情况和我们那时完全不同。不仅专门修了砖瓦房，还有两个工人师傅带着他们，好像还和他们一直同吃同住。他们好像也有回去的日期，一切都是可以预料的。这可比我们好多了。这些知青们拉着我问这问那，有问不完的担心。我不禁有点好笑：你们这样舒服，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带队的师傅是两个很年轻的小伙子。他们看到我也很高兴，可以来取取经，看看农村要注意什么事情。他们很担心这些知青在这里会不会有什么不安全，感到责任很重。我笑了起来：“放心吧，这里绝对比城里安全。又没有汽车，原先还有狼，现在建了炼油厂，什么野兽也没有了。除了干活很累以外，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他们松了一口气：“干活累到不怕，大不了不干活就是了。”我看看他，心里想：“说的倒轻松，农村人要是也这样，你们吃什么？”但没有说出来。
就这样慢慢熟悉了，说话也随便多了。突然，他看看四周没人，偷偷地问我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伙计，你分得清麦子和韭菜吗？”我奇怪地看着他，点点头。他叹了一口气，大倒苦水：“我们天天在厂房里，只看到机器，从来没有来过农村，哪里分得清这些东西？”他犹豫了一下，又说：“但毛主席把这作为革命和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试金石，谁又敢说个不呢？”我不由得同情地看了他一眼。是啊，不认识麦子和韭菜就不是革命者！毛主席是在农村长大的，他自己以为这个标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假如他在工厂里长大的呢，是否就要把能否区分车床和铣床作为革命的试金石了呢？但在那个年代，毛主席的话就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谁敢说个不字，谁又敢有一点点怀疑呢？
罗老师给我来信了。她在信中讲了她目前的生活，很怀念在队里的日子，也祝愿我能早日被招工出去。信里流露出对尚留在掇刀的小妹非常惦记和担心。是啊，自己的四个孩子，不管工作好不好，好歹已经解决了两个。秋恩还小，剩下让人揪心的就是丢在掇刀的小妹了。
于是，我给小妹写了一封信。写什么呢？我挠了半天头，把她妈妈的情况转告了她。其实罗老师肯定已经给她写信了。再把这里的情况也说了说，告诉她，如果有需要帮忙的地方，请不要客气。一个星期后——虽然从冯庙到掇刀走路只要四个小时，但寄信一个来回却要一个星期——她回信了。她对队里有些人趁着我们不在把零碎东西拿跑了感到很生气，还叫我有空来玩。来玩？是啊！为什么不呢？周围除了我和几个留下来的同学外，就没有可以串门的地方了。于是，我打算到掇刀去看看她。这也许是罗老师所希望的，至少有个人在附近能关心关心，会让人放心些吧？
三月十七日，队里放假一天。我早上起来就往掇刀走去。掇刀，传说是关公走麦城的地方，关公在那里丢了他的青龙偃月刀。据说在文化大革命前，那里有个关帝庙，里面有手拿一把大刀的关公泥塑。最神奇的是，那把刀插在一个石头里面，连小孩子都能把它轻轻摇动，但几个年轻人却无法把刀从石头里拔出来。所以当地就有“关公庙里的大刀，摇得动，拔不出来”的说法。直到文革“破四旧”，人们砸烂了关公像，也砸烂了那块大石头。这才发现那石头居然是空心的，里面安了一个销子。大刀在里面的部分被打了一个洞，插销穿过大刀。所以刀能轻易摇动，但绝对不可能拔出来了。此事被作为笑料广为流传。
来到响铃大队，老远就看到一群妇女们在地里劳动，小妹也在其中。这才发现她们队里今天不是休息日。我不声不响地走到她住的地方。农村里家家户户的大门一般都是不锁的，反正也没有什么可偷的。我进去找了个地方，坐在那里静静地看书。一会儿，小妹扛着锄头收工回来了。她一进门看见我，惊奇地说：“你什么时候来的？为什么不去叫我回来？”我不好意思地说：“怕给你影响不好啊。”小妹摇摇头：“这个时候了，还考虑什么影响？我们队里对我很好，他们不管我的。”我点点头。
小妹对我的到来显然感到很高兴。她站到桌子上，割了一点挂在屋梁上的肉，炒了两个菜。我们一边吃，一边谈。她其实也是一个人住在一间小屋子里。只不过隔壁有个人家，同一个大门里还有个老太婆住在另外一间屋子里，好歹有点照应罢了。因此也很想有人说说话。她说到前年中暑昏倒了，是队里一个老中医给她扎针才醒过来的。我奇怪地问：“你平时生病了怎么办？”小妹摇摇头：“我很少病。”我不由得担心起来。要是像我这样：喉咙发炎化脓、黄疸性肝炎、肠梗阻、打摆子……，随便拿一种搁到她身上都够呛啊！
下午离开后，我赶快跑到十里牌那里的油田职工医院。那是专门为油田职工服务的，一般不对外看病，除非是周围农村的人有急诊，但对职工及其家属还是很松的。那里很多人见过我，知道我大姐姐在医院工作。所以我就到挂号处要了一本病历本，在上面填了小妹的名字，赶快把它给寄到掇刀去了。我想，万一她生病了，可以拿这个病历本到油田医院看病。
几天后，小妹又来信了，她谢谢我寄给她的病历本。不过心里不踏实，不知道医生会不会给她看病。希望我能有空陪她一起去一次医院，但信里没有说有什么病。我拿着信看了又看，怎么也猜不到她会有什么病。
第二天，三月二十七号，我请假去了掇刀。她这几天好像都没有上工，就呆在家里。我担心地问：“你怎么啦？”她小声说：“肚子痛。”我“很有经验”地告诉她：不要紧，看个内科就行。小妹低着头，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含含糊糊地说：“我们先吃饭吧。”
下午，我们去十里牌医院。那里离掇刀只有十里地，而且有从荆门到掇刀的往返汽车，挺方便的。一到医院，我就带她直奔内科门诊的候诊室。我先进去看看，看到有两个医生正坐在那里没事，就连忙出来对她说：“赶快进去吧，里面没有病人！”谁知小妹突然脸红了。她眼睛望着别处，小声说：“我要看……妇科。”说完就径直向挂有“妇产科”牌子的房间走过去了。我大吃一惊，呆呆地站在那里。不知道做什么才好，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好坐在远处的椅子里，看着她看病拿药。等她把这一切都办完了，再把她带到大姐姐那里吃晚饭。
大姐姐从食堂打饭回来，她的同事潘玲也和我们一起吃饭。潘玲关心地问我：“她怎么不好了？”我吞吞吐吐地说：“我也不知道，她看的是妇科。”潘玲立刻瞪大了眼睛，看着小妹说：“你的病历呢？
拿我看看。”小妹老老实实地把病历本递了过去。潘玲扫了一眼，松了一口气，把病历还回小妹：“喔，是痛经啊。没有关系，慢慢就会好的。”小妹低着头，不好意思地“嗯”了一声。潘玲又对她说：“不要紧，有什么事就来这里。有我们在，不要怕。”小妹感激地说：“好的，谢谢你！”我也松了一口气。
四月十八日，又到队里放假的日子了。我一早去了掇刀。一到那里，就看到沙恩也在那里。她是请假过来看望小妹的，还带来了一大篮子鸡蛋。沙恩见到我也很高兴，连忙招呼我，并赶快烧水给我打荷包蛋。我看见她打了一个又一个，打了六个了，还要往里面打。我奇怪地问她：“你煮这么多给谁吃呀？”“给你啊。”沙恩笑着说。我大吃一惊，赶快拦住她：“哪能这种吃法？一人吃两个蛋就够多了，再打就要涨死人的！”那天，我们每个人都很高兴。临走时，沙恩再三叫我有空过来玩。我看到她们还是把我当自家人一样，还是看得起我，心里得到很大的安慰。好久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了，我似乎不再感到孤独。
就这样，每到队里休息时，我就跑到掇刀去看看小妹，日子也感到充实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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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的生活开始了
我又回到了生产队，回到自己的“家”。
刚一进村，就碰见四川人谈玉璧。她拉我到她家吃中饭，仔细询问了罗老师的情况。下午，我回到自己的茅草屋。荒凉的岗子上孤零零的一间土屋，四周什么东西也没有了。能拿走的零碎东西都被周围的老乡拿走了，连挡鸡笼门的石板也不能幸免。我其实无所谓，反正也不再养鸡了，只是心里想想很不舒服。只有一只狗忠实地趴在门口，那是呜子在等着我。据说我们走了以后，它就一直呆在那里，一步也不肯离开，还不时地扒在门缝上往里面看。老乡们怕它饿死了，唤它到自己家去，但呜子一动不动，大家只好轮流带点吃的来喂它。呜子看到我回来了，高兴地扑了过来，在我身上舔来舔去。好像在诉说着什么。
我打开大门，在黑洞洞的门前站了好久，才走进屋。我累了，一头躺在床上，一动也不想动。傍晚，队里的年轻人听说我回来了，都跑来串门。他们七嘴八舌地告诉我这几天屋子里发生的事情。我在沙市期间，队里的年轻人轮流帮我守屋。第一天是南头的宋新德。半夜他被什么声音惊醒，隐隐约约听见屋子里有人走路。吓得他把头埋在被子里，连大气也不敢出，一直挨到天亮。第二天晚上，他带上北头的朱定国一起来睡。结果也是两人下半夜被闹醒，听见有人走路的响动。虽然他们把棍子放在床头，但谁也不敢下来看个究竟，就爬起来坐在床上，听了半晌的动静。第三天晚上又加上了冯家林。到了半夜，走路的声音从屋里跑到了屋顶……。就这样，这些年轻人提心吊胆地挨到我回来。他们绘声绘色地向我描述夜晚的恐惧：“这个屋子里闹鬼啊！”我听了又好气又好笑：“莫名其妙！我在这里住了四年，怎么从来没有听到什么鬼叫？”他们不以为然地说：“那是你的火气大，鬼怕你啊，所以它们不敢出来。”我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那你们的火气小啰？”
我开始了独自一人的生活。每天早上起来，默默地洗漱；上早工回来，默默地做早饭；中午一个人默默地呆在屋子里，直到下午上工；晚上做完家务后，则默默地坐在小桌子旁看书，直到眼睛睁不开了才上床睡觉，以免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每天一回到自己的小屋，就成了一言不发的哑巴，没有谁需要你说一句话。只有呜子陪伴，但它也是一言不发地陪着你，让人感到窒息。
我想起在张坪的姜都。我才过了没多少天，就感到如此的孤独。我很难想象那几年她一个人是怎么过日子的？当然，她是在老乡家里，至少在喊“救命”时会有人出来看看。而我这里一百米以内除了我和呜子没有其它活物，我难以想象我该怎么继续活下去！
一天晚上，狂风突起，只听见外面的风呼呼作响。我把窗户关得严严实实，还用书把煤油灯挡住半边，端坐在屋里看书。到八、九点左右，突然呼的一下，不知道哪里刮来一阵大风，灯立刻被刮灭了。我摸索着又点着了灯，想继续看书。谁知不一会，又一阵大风吹来，灯又被吹灭了，也不知道风是从哪里钻进来的。看来今晚是看不下去了。我只好摸索着爬上床，早早地睡了。
第二天清早，当我在朦胧中睁开双眼，看到蓝蓝的天上有一小团白云在慢慢移动。我以为还在做梦，把眼睛使劲地闭了闭，让自己醒过来，再把眼睛揉了揉，再睁开眼睛。真的，一朵白云就在蓝天上飘荡！我大吃一惊，原来昨夜的大风把我那小屋屋顶上的草吹走了，露出脸盆大的窟窿。我不由得想起杜甫的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难怪昨晚煤油灯没法用了。幸亏夜里没有下雨，否则就糟了。
早上，我找到新上任的队长冯如生。他看了看屋顶，答应马上派人来把屋顶修好。我又问：这间土屋靠床那边的墙好像也开始垮了，墙已经变得很薄，似乎也是摇摇欲坠了，是不是也要修修？他犹豫了一会说，过些时再说吧。
几天后，我正和北头的妇女们挑牛粪。大家挑着担子走过我的小屋旁，国芳提议休息一下。于是我们都坐在菜园子旁边，一边纳鞋底，一边聊天。突然，不知从哪里传来一阵吱吱的响声，声音虽然不大，但每个人都听到了。大家顿时安静下来四处张望，寻找发出声音的地方。突然兴阳“啊“的一声大叫，只见我们那小小的猪屋正在慢慢地倒下。几秒钟以后，轰隆一声，猪屋就消失了，只剩下一堆土疙瘩，并扬起了一阵灰尘。我们慌忙躲开。过了一会，看到没有动静了，大家才慢慢地凑过去。原来猪每天没事就在下面拱土，天长日久，四周的地基都被拱得很薄很薄。也许刚才发生了一次很小很小的地震，一点点摇动，墙就支撑不住了。
刘桂兰笑起来：“好啊，连房子都没有了，看来小江要走了！”大家也都笑了起来。我不由得苦笑：“我也想走啊，但我能走到哪里去呀？”大家听了都沉默下来。
不过，队里的妇女们确实对我非常照顾。自从上次肚子痛从屋里爬出来后，她们担心我再出什么事，每天上工前一定要有人来看我，并陪我一起去上工。有时还叫我出去休息两天。只要我不在队里，她们就特别注意我那小屋。有次我到县城去了，她们突然发现小屋的屋顶上闪闪发光，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最后大家壮着胆子，手拉手一起过去看看，才发现不知谁往屋顶上丢了一块碎玻璃，被太阳照的反光，这才松了一口气。
如生队长听说了猪屋倒塌的事情，感到事情严重。跑过来仔细检查了一下我住的小屋。发现东北头的墙角的确已经开始坍塌，需要修补。但队里那时没有多少闲散劳力。于是他说：“小江，干脆你不用出工了，就天天从南头挑些泥砖坯子来吧。等挑够了数，我再派工给你修屋，好吗？”
于是，我自己挑泥砖来修补要塌了的睡房。但一块泥砖至少有三十斤重，我一次最多挑四块。从南头几里地挑一趟来就要歇好久，一天根本搬不来几块。开始，我还挑一趟，看看书，休息一下。几天后我就彻底烦了：我究竟要在这里住多久？还不如干脆塌掉算了！于是，我不再挑砖，又到北头上工去了。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到这时，我才真正体会到“度日如年”的感觉。那是一种无穷无尽的，看不到未来的生活方式。而现实生活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党的“重在表现”政策已经成了彻头彻尾的屁话，连干部们自己也不相信了。没有好的爹妈，没有后门，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出路。主观能动性在这里丧失殆尽。如果你是一个女性的话，可能出卖自己的身体；或者如果你很有钱，可能用重金收买农村干部，可能还有一点点希望。而这两点我都不具备。我不禁想起老支书家宾的话：“劳改犯被放到农村劳改还有个期限，刑满就要释放。而我们都是无期徒刑，而且连子子孙孙都要继续劳改！”我的未来是这样的吗？……
从那时起，我开始了不知道重复了多少次的恶梦：我的户口被撕成了碎片，在天空中飘着。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光秃秃的山顶上，有一间小茅草屋。一个人狞笑着说话，声音从空中传来：“你要在这里过一辈子！过一辈子！！过一辈子！！！”这个梦一次又一次地出现，甚至到我回城之后十几年内，我都做过好多次几乎一模一样的梦。每次都满头大汗地惊醒过来。
倾盆大雨，我沮丧的情绪低到了极点。无聊地坐在门槛上，看着外面的雨哗哗地下个不停。只有呜子在旁边晃来晃去，似乎是想亲近我。我心里烦透了，大吼一声：“滚开”，一脚把狗踢开。狗吓了一跳，马上蹦到门外，默默地看着我。大雨不停地下，它浑身水淋淋的，但他一动不动地看着我，任凭雨水从它身上流下来。我看着它的眼睛，那里除了雨水，似乎还有眼泪。我心里一阵痛，立马冲了出去，在大雨中抱着呜子大哭起来：“我也是一只被别人随意踢来踢去的狗啊！”呜子没有动，任我抱着它哭。我们就这样呆在雨里淋得浑身透湿……。大雨似乎冲掉了心中的烦恼。我心里比原先舒畅多了。
偷菜
一天晚上，舒宗文和周建明跑过来，说他们很久没有菜吃了，现在生活很苦。我马上想到了余有德家的菜园。别人家的菜园都是紧靠在自己家门口，唯独他家除了门口的那一小块除外，还在岗子对面的小山坡上又开了一块菜地。那里没有人管，菜还长得特别好。初春时节，主要是大蒜和剩下的一些萝卜了。我说：“你们明天带东西来搞吧。”大家都觉得这是个极好的机会，而且还能顺便帮罗老师出口气。自从罗老师走后，大家似乎都对有德家充满了怨气，觉得罗老师一家在这里受的很多苦都和他家有关。不过谁也没有想过要采取把他家的人打一顿之类的复仇手段，只是希望他们家受到什么报应才好。
第二天晚上，周建明、刘敦昭、舒宗文拎着麻袋和镰刀跑来了。我们聊到快九点，通常农村人这个时候都要上床睡觉了。于是我们开始行动，每个人都穿着深色的衣服。这点倒不需要太过细，初春很冷，我们还穿着棉衣，这种衣服在那个年代不是黑的就是兰的，夜间在外面走根本就看不见。大家悄悄地来到半山腰的那个菜园子，每个人选块长得好的菜地，就用镰刀不声不响地割起来，一边割一边就往麻袋里塞，也顾不得连根挖起来了，那样太慢。突然，对面有德家的狗狂叫起来，看来发现这里有动静。但大家一点也不紧张，泰然自若地继续干活。农村人胆子小，黑夜里绝对不会为菜园子出门。于是狗就拼命地叫，但同样也不敢过来。我们沉着地收割，直到把三条麻袋全部装得满满的，才扛着战利品回家。过了几天我到荣兴去，他们还在晒那些没有吃完的大蒜，准备腌起来慢慢享用。我们在知识青年中谈起这件事时都觉得很好笑，而有德家则好像没有到处说这事，可能也有点顾忌吧，但我相信他们家应当猜得到是谁干的。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罗老师还在生产队的时候，她们的菜园子也在半山腰，很小很小的一块。她们母女俩根本就搞不动，通常是我们去帮忙，平时就在我们的菜园子里拿点菜吃算了。她临走前叫我去种点菜。我想了很久，这里只能种些懒人菜才行，否则我哪有这份心思天天跑去浇水施肥啊。所以我就种了些土豆，然后搭架子种些黄瓜。靠天吃饭吧，到时候有收获就行了。
春耕插秧时节，我回武汉休息去了。临走前还惦记着菜园里的土豆，等到茎叶长大了应当打掉一部分，否则叶子疯长起来会把养分全吸收掉，土豆就长不大了。但要回家，也顾不得那么多，听天由命吧。谁知道等我过了半个月回到队里，发现菜园被牛踏过，土豆的茎叶被折断了很多，场面看起来“惨不忍睹”。我高兴极了，赶快把表面的土扒开一看：一个个又大又圆的土豆正等着我来收获，真是天助我也！第二天上工时，兴阳和成芳她们七嘴八舌地告诉我：是有德家孩子趁我不在时把牛赶到我们的菜园子里的。我大笑：“你们替我转告他们，我太感谢他们了。托他们的福，我的土豆大丰收了！”大家听了目瞪口呆。
这里人真的不会种菜，也不会科学种粮，确实比不过我们这些从城里来的中学生。去年年底，我在自己的菜园子里收洋葱。家宾从旁边走过，看到我的菜园子里长满了草，好奇地问：“小江，你在草里面找什么？”我说在收洋葱。他笑笑说：“洋葱最要肥了，你在草里面还能收到什么洋葱？”谁知刚好那天晚上在我们那里开社员大会，家宾看到好多拳头大个的洋葱被我整齐地捆成一把一把挂在门口的屋檐下，不由得叹气：“你们知识青年命好啊！我们把洋葱像祖宗一样供起，天天施肥浇水，一根草都要除掉，结果长的洋葱像鸡蛋那么小，真的没有办法啊。”我笑了笑。种菜不是光靠勤施肥就可以的，不该施肥时就不能施肥，否则光长其它地方，不长果实。这个道理他们很难搞清楚。
今天我二十五岁！
六月四日，又到了我的生日。今天，我二十五岁了！
张崇武三月二十八号就回来了。但那时候他已随时准备离开，所以基本上没有上工，而是跑来跑去地忙着办各种手续，或许还包括打通各种各样的关系。经常是几天也不在家，所以常常是我自己一个人在那里过。不过我已经无所谓了，要孤零零地过日子是既成事实的事情，早一天晚一天又有什么关系？不过，生日还是要过的。没人给我过，就自己给自己过二十五岁生日吧！
那天早上，我出早工回来，拿面粉用水一调，把家里仅存着的两个鸡蛋全打了进去，准备烙个軟饼。我特地加了很多香油。所以軟饼一出来，满屋子都是香味。我把黄澄澄的鸡蛋軟饼盛在盘子里，低下头，望着它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正准备享用这顿美餐……
“什么东西这么香啊！？”一声吆喝，从房子那头转过来一个人。原来是民兵连长的老婆曹太和路过这里，被香味引来了。太和这一辈子很苦。据说在三年困难时期，她刚好怀了大儿子。看在孕妇的面上，没有被饿死，却靠足足吃了三个月的黄瓜维持生命，饿得路都走不动。
我端着盘子，呆呆地看着太和，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请她吃吧，再没有鸡蛋了；不给她吃吧，又开不了这个口。平时她们都对我挺好的。太和笑嘻嘻地和我开玩笑：“今天是什么日子啊，吃这么好的东西？”我老老实实地回答：“今天我过生日。”她大叫起来：“那我要吃这饼子！”我轻轻地说：“你拿去吃吧。”她听后准备伸手去拿饼子，手伸出去一半，又缩了回来。太和很狐疑地问到：“我真的可以吃吗？”我心里不由得感到一阵难受：可怜啊，在农村，吃个鸡蛋饼子算是很好的东西了啊！我不由得大声说：“拿去吃吧！没有关系的。”她犹豫了一下，又试探地问：“我真的拿去吃了啊？”我笑起来，用手拿着饼子递了过去。太和接过饼子，脸上乐开了花，她连说谢谢地走了。
看着太和远去的背影，我转过身，叹了口气，用面粉再调了一个軟饼。鸡蛋是没有了，不过香油是足够的，就这样凑合过吧。
二十五岁，是正值青春的年龄，也是正年轻力壮的时候。本来应当是踌躇满志的年代，而我却在农村等待，等待那可能出现在地平线上的希望。据说，“地平线”是一种“你越朝它走过去，它就离你越远”的东西。我们的希望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更严重的是：我们的年龄一天天大起来。有些招工的人看到我们这些老三届的高中生，居然说我们“当新工人嫌太老了”！有些同学听到这话几乎被击昏过去。可是这该怪谁呢？我们已经不再年轻，我们已经开始被看作“老了”。
到国庆节时，我们看了一个记录片，介绍了一些“和共和国一同成长的同龄人”。有二十五岁就当空军某部指挥员的人，有在工厂里当厂长的小伙子，还有在基层当领导的青年等等。记录片里的“佼佼者”着实让人羡慕。但，那是学不来的，而是天生的，从娘肚子里带出来的，绝对不是通过努力能做到的。对我又有什么激励呢？
去年十二月二十日，福建一个知青的父亲李庆霖给毛主席写了一封诉苦的信。一直到今年四月二十六日，毛主席才给李庆霖复信：“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毛泽东”。这句话被当作圣旨，在全国广大农村传达。不过，由于留在农村的剩余知青基本上都是家庭出身有问题的，没什么出身好的，所以底气先天不足。这些宣传就像放了一个屁一样，一阵风就吹过去了。无论是农村干部，还是知识青年，谁也没有把它当作一回事。
不过生日那天，我还是很快活的。上工的时候，我高兴地告诉大家，我今天二十五岁了。大家叽叽喳喳地祝我生日快乐。过了一会，国芳撇撇嘴说：“二十五岁了，还是个童男哩。也不晓得找个姑娘，睡觉时也可以有人给你捂脚啊！”大家轰地大笑起来。我看着他们，心里酸酸的，一点也不想笑。我该怎么设计自己的“后半生”？光在农村好好劳动还是不行哪？
伙计，你分得清麦子和韭菜吗？
一天，成芳跑过来说：“小江，二队那边又下来了一批知青哪！你不去看看？”她对象的老爹是现大队书记，姐夫是大队副书记，所以消息还是比较灵通的。
几天后，我路过二队。看到在路边已经盖了一间红砖瓦屋，几个学生样的小孩子在那里忙来忙去。我想这大概就是新来的知识青年了。不过他们比我们要小八、九岁，觉得好像隔了很远很远，我不太想和他们讲话，只是远远地看着他们。有个知青看到我站在那里看着他们，很快就猜出我也是知青，就高兴地跑过来和我打招呼。其他几个也过来了。
这批知青下来的情况和我们那时完全不同。不仅专门修了砖瓦房，还有两个工人师傅带着他们，好像还和他们一直同吃同住。他们好像也有回去的日期，一切都是可以预料的。这可比我们好多了。这些知青们拉着我问这问那，有问不完的担心。我不禁有点好笑：你们这样舒服，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带队的师傅是两个很年轻的小伙子。他们看到我也很高兴，可以来取取经，看看农村要注意什么事情。他们很担心这些知青在这里会不会有什么不安全，感到责任很重。我笑了起来：“放心吧，这里绝对比城里安全。又没有汽车，原先还有狼，现在建了炼油厂，什么野兽也没有了。除了干活很累以外，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他们松了一口气：“干活累到不怕，大不了不干活就是了。”我看看他，心里想：“说的倒轻松，农村人要是也这样，你们吃什么？”但没有说出来。
就这样慢慢熟悉了，说话也随便多了。突然，他看看四周没人，偷偷地问我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伙计，你分得清麦子和韭菜吗？”我奇怪地看着他，点点头。他叹了一口气，大倒苦水：“我们天天在厂房里，只看到机器，从来没有来过农村，哪里分得清这些东西？”他犹豫了一下，又说：“但毛主席把这作为革命和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试金石，谁又敢说个不呢？”我不由得同情地看了他一眼。是啊，不认识麦子和韭菜就不是革命者！毛主席是在农村长大的，他自己以为这个标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假如他在工厂里长大的呢，是否就要把能否区分车床和铣床作为革命的试金石了呢？但在那个年代，毛主席的话就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谁敢说个不字，谁又敢有一点点怀疑呢？
可怜的工人师傅！
小妹
罗老师给我来信了。她在信中讲了她目前的生活，很怀念在队里的日子，也祝愿我能早日被招工出去。信里流露出对尚留在掇刀的小妹非常惦记和担心。是啊，自己的四个孩子，不管工作好不好，好歹已经解决了两个。秋恩还小，剩下让人揪心的就是丢在掇刀的小妹了。
于是，我给小妹写了一封信。写什么呢？我挠了半天头，把她妈妈的情况转告了她。其实罗老师肯定已经给她写信了。再把这里的情况也说了说，告诉她，如果有需要帮忙的地方，请不要客气。一个星期后——虽然从冯庙到掇刀走路只要四个小时，但寄信一个来回却要一个星期——她回信了。她对队里有些人趁着我们不在把零碎东西拿跑了感到很生气，还叫我有空来玩。来玩？是啊！为什么不呢？周围除了我和几个留下来的同学外，就没有可以串门的地方了。于是，我打算到掇刀去看看她。这也许是罗老师所希望的，至少有个人在附近能关心关心，会让人放心些吧？
三月十七日，队里放假一天。我早上起来就往掇刀走去。掇刀，传说是关公走麦城的地方，关公在那里丢了他的青龙偃月刀。据说在文化大革命前，那里有个关帝庙，里面有手拿一把大刀的关公泥塑。最神奇的是，那把刀插在一个石头里面，连小孩子都能把它轻轻摇动，但几个年轻人却无法把刀从石头里拔出来。所以当地就有“关公庙里的大刀，摇得动，拔不出来”的说法。直到文革“破四旧”，人们砸烂了关公像，也砸烂了那块大石头。这才发现那石头居然是空心的，里面安了一个销子。大刀在里面的部分被打了一个洞，插销穿过大刀。所以刀能轻易摇动，但绝对不可能拔出来了。此事被作为笑料广为流传。
来到响铃大队，老远就看到一群妇女们在地里劳动，小妹也在其中。这才发现她们队里今天不是休息日。我不声不响地走到她住的地方。农村里家家户户的大门一般都是不锁的，反正也没有什么可偷的。我进去找了个地方，坐在那里静静地看书。一会儿，小妹扛着锄头收工回来了。她一进门看见我，惊奇地说：“你什么时候来的？为什么不去叫我回来？”我不好意思地说：“怕给你影响不好啊。”小妹摇摇头：“这个时候了，还考虑什么影响？我们队里对我很好，他们不管我的。”我点点头。
小妹对我的到来显然感到很高兴。她站到桌子上，割了一点挂在屋梁上的肉，炒了两个菜。我们一边吃，一边谈。她其实也是一个人住在一间小屋子里。只不过隔壁有个人家，同一个大门里还有个老太婆住在另外一间屋子里，好歹有点照应罢了。因此也很想有人说说话。她说到前年中暑昏倒了，是队里一个老中医给她扎针才醒过来的。我奇怪地问：“你平时生病了怎么办？”小妹摇摇头：“我很少病。”我不由得担心起来。要是像我这样：喉咙发炎化脓、黄疸性肝炎、肠梗阻、打摆子……，随便拿一种搁到她身上都够呛啊！
下午离开后，我赶快跑到十里牌那里的油田职工医院。那是专门为油田职工服务的，一般不对外看病，除非是周围农村的人有急诊，但对职工及其家属还是很松的。那里很多人见过我，知道我大姐姐在医院工作。所以我就到挂号处要了一本病历本，在上面填了小妹的名字，赶快把它给寄到掇刀去了。我想，万一她生病了，可以拿这个病历本到油田医院看病。
几天后，小妹又来信了，她谢谢我寄给她的病历本。不过心里不踏实，不知道医生会不会给她看病。希望我能有空陪她一起去一次医院，但信里没有说有什么病。我拿着信看了又看，怎么也猜不到她会有什么病。
第二天，三月二十七号，我请假去了掇刀。她这几天好像都没有上工，就呆在家里。我担心地问：“你怎么啦？”她小声说：“肚子痛。”我“很有经验”地告诉她：不要紧，看个内科就行。小妹低着头，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含含糊糊地说：“我们先吃饭吧。”
下午，我们去十里牌医院。那里离掇刀只有十里地，而且有从荆门到掇刀的往返汽车，挺方便的。一到医院，我就带她直奔内科门诊的候诊室。我先进去看看，看到有两个医生正坐在那里没事，就连忙出来对她说：“赶快进去吧，里面没有病人！”谁知小妹突然脸红了。她眼睛望着别处，小声说：“我要看……妇科。”说完就径直向挂有“妇产科”牌子的房间走过去了。我大吃一惊，呆呆地站在那里。不知道做什么才好，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好坐在远处的椅子里，看着她看病拿药。等她把这一切都办完了，再把她带到大姐姐那里吃晚饭。
大姐姐从食堂打饭回来，她的同事潘玲也和我们一起吃饭。潘玲关心地问我：“她怎么不好了？”我吞吞吐吐地说：“我也不知道，她看的是妇科。”潘玲立刻瞪大了眼睛，看着小妹说：“你的病历呢？
拿我看看。”小妹老老实实地把病历本递了过去。潘玲扫了一眼，松了一口气，把病历还回小妹：“喔，是痛经啊。没有关系，慢慢就会好的。”小妹低着头，不好意思地“嗯”了一声。潘玲又对她说：“不要紧，有什么事就来这里。有我们在，不要怕。”小妹感激地说：“好的，谢谢你！”我也松了一口气。
四月十八日，又到队里放假的日子了。我一早去了掇刀。一到那里，就看到沙恩也在那里。她是请假过来看望小妹的，还带来了一大篮子鸡蛋。沙恩见到我也很高兴，连忙招呼我，并赶快烧水给我打荷包蛋。我看见她打了一个又一个，打了六个了，还要往里面打。我奇怪地问她：“你煮这么多给谁吃呀？”“给你啊。”沙恩笑着说。我大吃一惊，赶快拦住她：“哪能这种吃法？一人吃两个蛋就够多了，再打就要涨死人的！”那天，我们每个人都很高兴。临走时，沙恩再三叫我有空过来玩。我看到她们还是把我当自家人一样，还是看得起我，心里得到很大的安慰。好久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了，我似乎不再感到孤独。
就这样，每到队里休息时，我就跑到掇刀去看看小妹，日子也感到充实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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