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所有，未经作者许可不得转载 - 江育林】
国庆后，小姐姐要回新疆，我们也玩够了，于是我和小林都返回了荆门。队里大忙季节已经结束，上不上工已经没有很大关系，我每天就和妇女们一起上工混日子。快到冬天，白天也越来越短，劳动时间也越来越短。在家里的时间就长了。
下雪了，屋子里到处透风。原来，农村的土屋在筑墙时要打夹板，填土后用力夯实。下面需要塞几个棍子支撑。所以每打完一块墙撤掉夹板后就会留下几个孔洞。一整面墙做好后，上面到处是透亮的小孔。如果是农民自己的家，他们会仔细地用和了碎稻草的烂泥把它们一个个地填起来，并把外面糊得很光亮。而这是公家的仓库，就没有人管了。所以一到冬天，刺骨的寒风就从无数个小洞里灌进来，这里要比别人家冷很多。我们几个男知青仗着年轻，抗得住。白天多穿衣服，晚上就把头埋在被子里睡觉，几年也就混过去了。罗老师和秋恩一老一少，哪里能抗得住这样的环境！我们只好拿来一些稻草，扎成一把把的，从一个个小园洞里塞进去，尽量地塞紧。不过我们没有梯子，最高也只能站在板凳上，再高的洞就够不着了。经过这样一搞，至少两米高以内是没有大股的寒风了。但毕竟是稻草塞的，还是能感觉到丝丝寒气。我们只好在屋子里围了个火盆，每天烧树根取暖。大家围坐在火旁，胸前暖和，而背上则是寒气逼人，只有多披点衣服。所以当地人说：“人越吃越馋，火越烤越寒”。白天，特别是下雨下雪时，不上工了，我们就整天呆在火盆旁边。聊天，吃饭，打瞌睡。颇有点“冬眠”的味道。
寒冷的冬天对每一个身体不好的人都是过关。几年下来，我的身体也越来越差。一天晚上，可能是什么时候受了寒气，我左胳膊的伤口突然剧烈地疼痛起来。那是六七年抢枪时受过伤的地方，不知道怎么突然发作，一阵阵钻心地疼叫人难以忍受。到下半夜，我疼得死去活来，不由得大叫起来。张崇武和罗老师他们都被吵醒了。罗老师急得团团转，她叫张崇武去请赤脚医生。她自己在那里照顾我，不停地给我敷冷毛巾止痛。我实在忍不住，在那里不停地哼着，已经痛得有些迷迷糊糊了。罗老师则不停地安慰我。突然听到罗老师大声痛哭起来：“我的儿，你怎么要吃这么多苦呀！”迷糊中，我费力地睁开眼睛，看到她抱着我，满脸泪水。我真的感到她像是我的母亲！好久好久没有人这样疼我了。
直到张崇武把赤脚医生接来，给我吃了药，疼痛开始缓解，我才慢慢地缓过气来，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疼痛真的很耗人的精力，那天晚上疼过以后，一连几天我都没缓过气来，人总是感到有气无力的。我才二十来岁呀，怎么就变得像老头子一样了呢？
在那年漫长的冬天里，除了我们这两家人相互支撑外，陪伴着我们的就只有一条狗和一只猫了。
和我们天天在一起的狗叫“呜子”。实际上，呜子是另纪明家的狗。自从罗老师母女俩搬来后，纪明妈经常来看望她们，狗也跟着一起来。时间长了，狗不愿意回去，再后来就干脆睡在我们门口，给我们守门。
呜子是一只个子很大的长毛狗。毛很长，披在身上就像披着一件蓑衣，大概有七八十斤，站起来可以把前爪子搭在人的肩膀上。另纪明家的狗很通人性，每当看到另纪明的妈来了，老远就跑过去，高兴地蹦来蹦去，跳起来趴在他妈的肩膀上撒欢。他妈有时撑不住了，就打它一巴掌，骂道：“狗东西，太用劲了！”呜子立刻从肩膀上爬下来，低着头，不好意思地打个很响的喷嚏。呜子很注意观察别人的表情，经常表现出想和人交流的意思。我们讲话的时候，它很注意地听，眼睛直直地看着我们，仿佛是告诉我们它听懂了。它高兴时，就做很多动作逗我们笑。看到我们不高兴时，就坐在我们旁边，和我们贴得很近。隔一会看看我们，有时还用嘴推我们一下，或者用舌头舔我们的脸，以期引起我们的注意。它也有不高兴的时候，那时就低着头，嘴里“呜呜”地哼着。如果你那时候摸摸它，它就感到很满足了，大尾巴不停地摇来摇去。
呜子也非常聪明。什么口令只要教它几次，它就能很快明白其中的意思，很快就学会。像：进来、出去、走开、拿鞋子、不动、安静、追、坐下、卧倒、不准等等，都不在话下。在外面，我们只要扔出去什么东西，或者开枪打中什么野物，它会马上冲上去，把它衔回来。
以前我们养过三条狗：“陈重”、“叶凯”和“契卡”。陈重是个睁眼瞎子，只养了几个月，没有什么印象；叶凯看门还行，但喜欢吃屎。每当我们吃饭时，尽管它的胡子上还沾着大粪，它也满不在乎地站在桌子旁边流着口水，眼巴巴地看着我们。于衍正这时候总是恶心得大叫：“滚出去！”叶凯就满不在乎地迈着轻松的脚步走到外面，再把头伸进来看着我们。契卡则好吃懒做，喜欢偷鸡蛋吃，每天吃的满嘴都是蛋黄，最后被我们忍无可忍地打死，因此后来我们也不想再养狗了。而呜子，则比那几条狗要聪明得多，它从来不吃屎，也从来不偷东西吃，只有我们允许它吃什么才去吃。我特别喜欢它那喜欢和人交流的特点。也许是我不喜欢和人打交道，才开始注意动物的感情吧？我不知道。反正我特别喜欢看它那黑黑的眼睛。没有一点虚伪，那么透亮，那么真诚，叫人不忍心骗它。我很喜欢他勇敢真诚的性格。
我们家里的猫是从开始一直养到现在的老猫了。从小多吃素，没有吃过什么肉，所以一旦长大了能抓老鼠后，开始尝到吃老鼠的甜头，就一发而不可收拾，到处找老鼠吃。可能在它的心目中，老鼠是我们提供的。所以每抓到一只老鼠，就看着我们。吃完后，又望着我们叫。好像是要我们再给它一只老鼠。
猫真的是老鼠的天敌。猫很小的时候，老鼠猖狂地在屋梁上跑来跑去，怎么吓唬它们都不管用。一旦猫长大了，就开始上屋梁抓老鼠了。到后来，它不用上屋，只要站在下面威严地一叫，在屋梁上的老鼠立刻就腿发软，从上面掉下来。猫就得意地用爪子把老鼠拨来拨去，一直把老鼠的魂吓出了躯壳，一动不动了，才把它吃掉，只剩下一张皮。我们把皮放到灶里烧烧，再拿出来，猫就把烤熟了的皮也吃掉，还高兴地望着我们叫上两声，似乎在表示感谢，也似乎要我们再给它一只。罗老师这时就笑着对猫说：“我可没这个本事，要是还想吃就自己想办法吧。”
但猫也有讨厌的地方。它不像狗那么听话，也不愿意和人有太多的交流，非常独立。特别是喜欢在屋子里从这里跳到那里。所以农民们都会把自己家的东西放在比较稳当的地方。在我们那里，猫经常会打翻瓶子之类的东西。有时候你没有收好的东西，它也会毫不留情地偷吃掉。当地人都说：“养一只猫等于五只老鼠。”如果你家里的老鼠不是太多的话就不要养猫了。不过我们住的房子是公家的仓库，孤零零地站在岗子上，前后都没有人家。老鼠们除了光顾我们没有其它去处，因此不得不养一只猫！
快过年了，我们都做了一些腊鸡子，还杀了猪，这些东西都吊在横梁上。天气太冷，老鼠也不出来了。猫没有东西吃，就打起这些肉食的主意。半夜里，只听见猫在屋梁上跳来跳去的声音。清早起来一看，一只腊鸡子被猫吃掉一半。第二天，另一只鸡也被吃掉一半。天哪，按这种吃法，不出半个月，挂在上面的肉会被它偷光！怎么办呢？杀又不能杀，这里老鼠太多了。思来想去，决定把它的爪子拔掉。于是我抓住猫，拿出老虎钳子，开始拔猫爪。猫疼得大叫起来，扭头想咬人。我赶快叫罗老师：“快，帮我按住头！”罗老师生怕我被猫咬伤，连忙跑过来，把猫的头死死地按住。一看我在拔猫爪，大吃一惊。但又不敢松手，怕我被猫咬了。只好把眼睛紧紧地闭上。嘴里还念念有词“天哪，作孽啊！”我一边拔爪子，一边说：“是它在作孽呀，要不然过几天我们会连肉都没得吃的了。”
当天晚上，我们又听见猫在屋梁上偷鸡的声音。不过这次猫抓不住东西了，只听见猫从梁上掉下来的“扑通”声了。我们的肉保住了，这只猫靠往日的威风仍然在震慑四周的老鼠，只不过再也抓不到老鼠了。我们只好每天给它喂饭吃，把它供起来。
一转眼，一九七三年元旦到了，春节也即将来临，但是大家却笼罩在一片不安的沉寂中。十二月十八日，杨瑞丰离开荆门，去陕西落户。元旦后，张崇武透露出想转到汉阳农村的想法。罗老师则得到了可以回恩施的消息，准备过年后迁回城里。其余的人默默地看着这一切，这些似乎都是各人在为自己准备后路：该回去的回去了，不能回去的似乎要准备在农村过一辈子。虽然谁也不愿意点破这一点，但找个好点的农村对遥遥无期的将来可能会好一些，却被很多人认同。
元旦的前一天，罗老师把自家养的小猪杀了。猪很小，好像还不到一百斤。杀猪时，罗老师躲在一边不敢看，还叫小秋恩站在远处“啰啰”地叫，据说是给猪送行。我们则满头大汗地帮杀猪佬把猪大卸八块。晚上，罗老师送给我们一大块肉，又叫小妹带回掇刀一大块。剩下不多的十来斤，大概也只能吃过春节，然后就准备回去了。我打算回武汉，张崇武准备过年后办到汉阳农村去的转点手续，可能要在武汉多呆一段时间。所以想留在队里，过最后一个年。
一月十二日，我们在新建的老档水库工地上劳动。工地上人山人海。我正在给别人上土，突然陈幼黄说：“你看大坝上有个骑自行车的人好像是你弟弟？”我大吃一惊，抬头看看，果然是小林正慢慢地在大坝上骑着自行车。我赶快喊住他，原来他打算叫我一起回武汉。这里的工地这么大，有这么多人，要找到我是非常困难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大坝上走来走去，让我看见他。好在运气不错。我的心早就不在这里了，立马跟队长请假。第二天就和小林一起坐火车回武汉。
春节期间，我除了到汽标厂看望工读班的老朋友外，天天就呆在家里做示波器。到春节前夕，终于完工了。我还特地用做烟囱的铁皮敲了一个铁壳子，理论上是为了屏蔽外来干扰，实际上我害怕：玻璃的显像管在开机时会不会爆炸？在准备开机试验时，我和小林都感到有些担心：行吗？毕竟是第一次做能产生高压的显像仪器，心里真的一点底也没有，根本估计不到会是什么情况，也想象不出如果不行会发生什么事情。小林本来站在示波器的前面，看到我准备开机了，连忙跳到一边，仿佛会有什么东西会从前面射出来一样。我不禁笑了起来。我咬着牙齿把开关打开，没有什么动静，仔细一看屏幕，上面出现了一个绿色的亮点。虽然这个点又大又毛糙，像是有人用毛笔在屏幕上点了一下，但毕竟是亮了。我们欢呼起来。随后，我们逐渐调节亮度、对比度、聚焦等等，再加上各种信号，示波器终于能显示各种漂亮的波形了。真有趣啊，有图像的感觉就是不一样！我们在输入口接了一个喇叭。对着它发出不同的声音，屏幕上就立刻显示出不同形状和频率的波形……。我们像发现了一个奇妙的王国，小心翼翼地在里面探险。此时我们都忘记了外面的世界，什么农村，什么招工，什么前途，见它的鬼去吧！
春节前夕，大姐姐回来了。她准备结婚，未来的姐夫是大东门那边一个工程设计单位的技术员小周。小周父母家不在武汉，而以我们家的现状，没有能力也不敢举办什么婚礼。只能是意思意思，越简单越好。尽量不要让四周邻居们知道，免得惹出麻烦，搞得不愉快。结婚那天晚上，妈妈做了几个菜。爸爸妈妈、我和小林，再加上他们两人，好像还有黄原，大家一起吃了一餐饭，算是“婚宴”。晚上他们两人就到大东门那里自己的新房子去了。第二天，小林和黄原到他们那里送两人去轮渡码头，乘船到上海旅游。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婚礼啊！
也许在那种情况下找对象和结婚过于匆忙和草率，大姐姐他们婚后感情不是很好。好像经常吵架，并且没有一、二年就离婚了，也没有孩子。这段婚姻在我们家的所有人心里都没留下很深的印象。
春节后刚半个月，二月十七日，张崇武从荆门回来，开始办理转点的手续。他告诉我：罗老师他们打算二十几号就要回恩施了，很希望能见到我，而且也确实需要有人帮忙。于是，我赶快收拾行装，买好火车票，打算十九号晚上坐火车回荆门。那天小林送我去车站。在去火车站的路上，我正准备下公共汽车，不知道哪里来的几个人，像疯子一样往下面挤，可能是偷了东西要跑吧！我气得大骂他们：“这样着急是要去赶头刀呀！”旁边几个人听见都笑了起来。我回头一看，不料竟然是小娘娘。我和小娘娘都大吃一惊，我们好几年没有见面了，也不知道彼此的消息。我们兴奋极了，就站在路边谈了起来。小娘娘关心地问到爸爸妈妈，以及我们兄弟姐妹几个的近况。听说爸爸妈妈已经被放了出来，可以去探望时，都松了一口气。她也告诉我们：四爷爷也自由了，婆婆也还在……。我真想多和小娘娘讲讲话，但快到火车开车的时间了，只好依依不舍地告别。文化大革命把我们所有的亲人都冲散了，彼此失去了联系，也不敢贸然跑去看望，但彼此都还是记挂在心中的。无意中，我们又联系上了一个亲人！我赶快叫小林回去告诉爸爸妈妈这个好消息。
一九七二年对我而言，是比较务实的一年。劳动不能太卖命，但必须搞好，这是生存的必要条件。能回家看看，给受伤的心多少有点安慰。暂停招工使回城的希望断了，知青们开始想办法“病转”。而我则呆呆地看着这一切。
二月二十日，我匆匆赶回队里，准备送罗老师和秋恩返回恩施。
一进家门，就听到帘子那边很热闹的说话声。我赶快跑到他们住的那边一看，不禁大吃一惊：罗老师好像老了很多，精神很差，人也显得有气无力。小妹和秋恩也在，还多了一个中年男子，我一看就知道，他一定是罗老师的爱人，秋恩他们的爸爸余奉武了。
余伯伯看到我来了，高兴地说：“你是小江吧？感谢你这一年多对母子俩的照顾啊！”我摇摇头：“大家都是落难人，在一起相互依靠。罗老师还不是在照顾我们。”余伯伯是从恩施坐飞机到宜昌，然后坐汽车过来的。正在家里清理行李，准备过几天带她们回恩施。
我不解地问小妹：“罗老师怎么病成这个样子了？”小妹无奈地告诉我：她妈妈总是咽不下余有德一家大年三十把她们轰出来这口气，天天在想怎么教训他们。最后想出一个馊主意：要把他们院子南头的一颗很老的黄林头树（可能学名叫黄连头吧？）砍掉。那棵树有很多年头了，长得非常高大，一个人都抱不过来。周围也就这唯一的一棵这么高大的树，老远就能看到它。按照当地人的说法，它就是这个院子的风水了。要砍掉这么大一棵树不是件容易的事，于是罗老师就请沙恩的“男朋友”小张和张崇武来帮忙。大年二十九那天，小张带了两个人，不声不响地就冲到余有德家的那棵树下，拉开架势就锯了起来，张崇武则爬到树上开始砍树枝。
余有德家听到外面有声音，出来一看，大吃一惊，赶快出来阻拦。罗老师则在那里大声说：“这是我家的树，我想砍就砍。”这倒也是实话。本来余奉武和有德的爸爸就是亲兄弟，共同拥有这套院子。由于他们是城里人，也没有计较这些，倒是有德怕他们来分财产。就这样七扯八拉的，人越来越多，但锯子也很快，一转眼就锯了几十厘米进去。有德家里急了，开始大吵起来，阻止大家继续锯下去。队长也赶过来劝阻。毕竟这是颗很珍贵的大树，罗老师锯了也没有用。于是就不了了之，扔下那棵伤痕累累的树回去了。罗老师看到目的没有达到，气得几乎昏了过去。这个春节，两家都过得很不愉快。事实上，这棵树被锯成这样，也不可能再活下去，过几年慢慢死掉了。
听到这些，真的叫人哭笑不得。为这些事情生气，还气成这个样子，值得吗？
余伯伯在家里清了几天的东西，清来清去还是摊在那里。我是个急性子，跑过去帮忙，几下子就把他们的东西紧紧地捆成几大件行李了。罗老师看着我干净利落地做事，不由得笑着对余伯伯说：“等你清理好不知道要到猴年马月啊。”我也笑到：“这是力气活，捆得越紧越安全。如果不捆紧，在路上要散架的。
罗老师一家原先住在恩施县城。他们下放到荆门后，余伯伯也被调到离县城几十里的屯堡。罗老师和秋恩这次就是把户口迁到屯堡去。秋恩想到要回去上学了，兴高采烈。我默默地看着他们，想到他们一家要走了，张崇武不久也要走，心里感到很难过。今后我一个人还要孤单地在这个小屋里过多久？我真的不知道。
二十二号，荣兴的周建明和刘敦昭他们过来看望罗老师。过一会儿，冯庙四队的陈幼黄也跑了过来。一年多来，大家都比较熟了，经常在一起聚会，心里多少有些安慰。现在她们要回去了，我们都有些依依不舍。
二十三号一早，队里派了一辆板车，把罗老师的行李拉上，人则慢慢跟着车走到荆门城关，随后坐汽车到了沙市。沙恩安排我们住在荆州建筑公司的宿舍里。二十四号一早，大家就开始忙起来。把行李一件件地拖到码头，办理托运。罗老师和余伯伯一遍又一遍地嘱咐沙恩和小妹，有说不完的话。余伯伯看到我在努力学习，复习功课，准备可能要恢复的高考，叫小妹好好向我学习……。我和小张站在一边呆呆地看着他们，没有说太多的话。中午，从上海开来的“东方红36号”轮到了码头。那是去重庆的轮船，会经停巴东。我默默地看着罗老师带着秋恩慢慢走上轮船，往事一件件地从脑海中浮现：罗老师对我的关心和照顾，在我生病时的感情，在苦难时的相互鼓励和搀扶……,我不由得心里一阵酸楚。罗老师走了，张崇武也马上要走了，我将要一个人留在这里！
一点钟，“东方红36号”缓缓离开码头。经过了几次生离死别，我已经有点麻木。罗老师站在轮船的栏杆旁，不停地喊着什么。余伯伯拼命挥手，好像是叫我们回去。沙恩一声不吭地和小张站在高处，小妹则含着眼泪站在一边，看着轮船慢慢离开。我看着她，真希望将来能好好地照顾她，就象她妈妈照顾我一样。但我一句话也没有说。
船走远了，我们回到荆州建筑公司宿舍。沙恩晚上带我们去看电影，要不就和小妹打乒乓球，大家都不想回生产队。就这样一直玩到二十八号才返回荆门，又在小张家住了一晚。晚上接到罗老师的长途电话，说他们已经平安到达，大家才放下心来。第二天一早，我和小妹默默地清好自己的东西，上了去掇刀的的公共汽车。在路上，我们一句话也没有讲，大家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到了十里牌，我朝她点点头，就下了车，中午回到了生产队。
我觉得，一切都应当结束了。
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艰难的冬天
国庆后，小姐姐要回新疆，我们也玩够了，于是我和小林都返回了荆门。队里大忙季节已经结束，上不上工已经没有很大关系，我每天就和妇女们一起上工混日子。快到冬天，白天也越来越短，劳动时间也越来越短。在家里的时间就长了。
下雪了，屋子里到处透风。原来，农村的土屋在筑墙时要打夹板，填土后用力夯实。下面需要塞几个棍子支撑。所以每打完一块墙撤掉夹板后就会留下几个孔洞。一整面墙做好后，上面到处是透亮的小孔。如果是农民自己的家，他们会仔细地用和了碎稻草的烂泥把它们一个个地填起来，并把外面糊得很光亮。而这是公家的仓库，就没有人管了。所以一到冬天，刺骨的寒风就从无数个小洞里灌进来，这里要比别人家冷很多。我们几个男知青仗着年轻，抗得住。白天多穿衣服，晚上就把头埋在被子里睡觉，几年也就混过去了。罗老师和秋恩一老一少，哪里能抗得住这样的环境！我们只好拿来一些稻草，扎成一把把的，从一个个小园洞里塞进去，尽量地塞紧。不过我们没有梯子，最高也只能站在板凳上，再高的洞就够不着了。经过这样一搞，至少两米高以内是没有大股的寒风了。但毕竟是稻草塞的，还是能感觉到丝丝寒气。我们只好在屋子里围了个火盆，每天烧树根取暖。大家围坐在火旁，胸前暖和，而背上则是寒气逼人，只有多披点衣服。所以当地人说：“人越吃越馋，火越烤越寒”。白天，特别是下雨下雪时，不上工了，我们就整天呆在火盆旁边。聊天，吃饭，打瞌睡。颇有点“冬眠”的味道。
寒冷的冬天对每一个身体不好的人都是过关。几年下来，我的身体也越来越差。一天晚上，可能是什么时候受了寒气，我左胳膊的伤口突然剧烈地疼痛起来。那是六七年抢枪时受过伤的地方，不知道怎么突然发作，一阵阵钻心地疼叫人难以忍受。到下半夜，我疼得死去活来，不由得大叫起来。张崇武和罗老师他们都被吵醒了。罗老师急得团团转，她叫张崇武去请赤脚医生。她自己在那里照顾我，不停地给我敷冷毛巾止痛。我实在忍不住，在那里不停地哼着，已经痛得有些迷迷糊糊了。罗老师则不停地安慰我。突然听到罗老师大声痛哭起来：“我的儿，你怎么要吃这么多苦呀！”迷糊中，我费力地睁开眼睛，看到她抱着我，满脸泪水。我真的感到她像是我的母亲！好久好久没有人这样疼我了。
直到张崇武把赤脚医生接来，给我吃了药，疼痛开始缓解，我才慢慢地缓过气来，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疼痛真的很耗人的精力，那天晚上疼过以后，一连几天我都没缓过气来，人总是感到有气无力的。我才二十来岁呀，怎么就变得像老头子一样了呢？
我们的“呜子”和猫
在那年漫长的冬天里，除了我们这两家人相互支撑外，陪伴着我们的就只有一条狗和一只猫了。
和我们天天在一起的狗叫“呜子”。实际上，呜子是另纪明家的狗。自从罗老师母女俩搬来后，纪明妈经常来看望她们，狗也跟着一起来。时间长了，狗不愿意回去，再后来就干脆睡在我们门口，给我们守门。
呜子是一只个子很大的长毛狗。毛很长，披在身上就像披着一件蓑衣，大概有七八十斤，站起来可以把前爪子搭在人的肩膀上。另纪明家的狗很通人性，每当看到另纪明的妈来了，老远就跑过去，高兴地蹦来蹦去，跳起来趴在他妈的肩膀上撒欢。他妈有时撑不住了，就打它一巴掌，骂道：“狗东西，太用劲了！”呜子立刻从肩膀上爬下来，低着头，不好意思地打个很响的喷嚏。呜子很注意观察别人的表情，经常表现出想和人交流的意思。我们讲话的时候，它很注意地听，眼睛直直地看着我们，仿佛是告诉我们它听懂了。它高兴时，就做很多动作逗我们笑。看到我们不高兴时，就坐在我们旁边，和我们贴得很近。隔一会看看我们，有时还用嘴推我们一下，或者用舌头舔我们的脸，以期引起我们的注意。它也有不高兴的时候，那时就低着头，嘴里“呜呜”地哼着。如果你那时候摸摸它，它就感到很满足了，大尾巴不停地摇来摇去。
呜子也非常聪明。什么口令只要教它几次，它就能很快明白其中的意思，很快就学会。像：进来、出去、走开、拿鞋子、不动、安静、追、坐下、卧倒、不准等等，都不在话下。在外面，我们只要扔出去什么东西，或者开枪打中什么野物，它会马上冲上去，把它衔回来。
以前我们养过三条狗：“陈重”、“叶凯”和“契卡”。陈重是个睁眼瞎子，只养了几个月，没有什么印象；叶凯看门还行，但喜欢吃屎。每当我们吃饭时，尽管它的胡子上还沾着大粪，它也满不在乎地站在桌子旁边流着口水，眼巴巴地看着我们。于衍正这时候总是恶心得大叫：“滚出去！”叶凯就满不在乎地迈着轻松的脚步走到外面，再把头伸进来看着我们。契卡则好吃懒做，喜欢偷鸡蛋吃，每天吃的满嘴都是蛋黄，最后被我们忍无可忍地打死，因此后来我们也不想再养狗了。而呜子，则比那几条狗要聪明得多，它从来不吃屎，也从来不偷东西吃，只有我们允许它吃什么才去吃。我特别喜欢它那喜欢和人交流的特点。也许是我不喜欢和人打交道，才开始注意动物的感情吧？我不知道。反正我特别喜欢看它那黑黑的眼睛。没有一点虚伪，那么透亮，那么真诚，叫人不忍心骗它。我很喜欢他勇敢真诚的性格。
我们家里的猫是从开始一直养到现在的老猫了。从小多吃素，没有吃过什么肉，所以一旦长大了能抓老鼠后，开始尝到吃老鼠的甜头，就一发而不可收拾，到处找老鼠吃。可能在它的心目中，老鼠是我们提供的。所以每抓到一只老鼠，就看着我们。吃完后，又望着我们叫。好像是要我们再给它一只老鼠。
猫真的是老鼠的天敌。猫很小的时候，老鼠猖狂地在屋梁上跑来跑去，怎么吓唬它们都不管用。一旦猫长大了，就开始上屋梁抓老鼠了。到后来，它不用上屋，只要站在下面威严地一叫，在屋梁上的老鼠立刻就腿发软，从上面掉下来。猫就得意地用爪子把老鼠拨来拨去，一直把老鼠的魂吓出了躯壳，一动不动了，才把它吃掉，只剩下一张皮。我们把皮放到灶里烧烧，再拿出来，猫就把烤熟了的皮也吃掉，还高兴地望着我们叫上两声，似乎在表示感谢，也似乎要我们再给它一只。罗老师这时就笑着对猫说：“我可没这个本事，要是还想吃就自己想办法吧。”
但猫也有讨厌的地方。它不像狗那么听话，也不愿意和人有太多的交流，非常独立。特别是喜欢在屋子里从这里跳到那里。所以农民们都会把自己家的东西放在比较稳当的地方。在我们那里，猫经常会打翻瓶子之类的东西。有时候你没有收好的东西，它也会毫不留情地偷吃掉。当地人都说：“养一只猫等于五只老鼠。”如果你家里的老鼠不是太多的话就不要养猫了。不过我们住的房子是公家的仓库，孤零零地站在岗子上，前后都没有人家。老鼠们除了光顾我们没有其它去处，因此不得不养一只猫！
快过年了，我们都做了一些腊鸡子，还杀了猪，这些东西都吊在横梁上。天气太冷，老鼠也不出来了。猫没有东西吃，就打起这些肉食的主意。半夜里，只听见猫在屋梁上跳来跳去的声音。清早起来一看，一只腊鸡子被猫吃掉一半。第二天，另一只鸡也被吃掉一半。天哪，按这种吃法，不出半个月，挂在上面的肉会被它偷光！怎么办呢？杀又不能杀，这里老鼠太多了。思来想去，决定把它的爪子拔掉。于是我抓住猫，拿出老虎钳子，开始拔猫爪。猫疼得大叫起来，扭头想咬人。我赶快叫罗老师：“快，帮我按住头！”罗老师生怕我被猫咬伤，连忙跑过来，把猫的头死死地按住。一看我在拔猫爪，大吃一惊。但又不敢松手，怕我被猫咬了。只好把眼睛紧紧地闭上。嘴里还念念有词“天哪，作孽啊！”我一边拔爪子，一边说：“是它在作孽呀，要不然过几天我们会连肉都没得吃的了。”
当天晚上，我们又听见猫在屋梁上偷鸡的声音。不过这次猫抓不住东西了，只听见猫从梁上掉下来的“扑通”声了。我们的肉保住了，这只猫靠往日的威风仍然在震慑四周的老鼠，只不过再也抓不到老鼠了。我们只好每天给它喂饭吃，把它供起来。
第五个春节：1973
一转眼，一九七三年元旦到了，春节也即将来临，但是大家却笼罩在一片不安的沉寂中。十二月十八日，杨瑞丰离开荆门，去陕西落户。元旦后，张崇武透露出想转到汉阳农村的想法。罗老师则得到了可以回恩施的消息，准备过年后迁回城里。其余的人默默地看着这一切，这些似乎都是各人在为自己准备后路：该回去的回去了，不能回去的似乎要准备在农村过一辈子。虽然谁也不愿意点破这一点，但找个好点的农村对遥遥无期的将来可能会好一些，却被很多人认同。
元旦的前一天，罗老师把自家养的小猪杀了。猪很小，好像还不到一百斤。杀猪时，罗老师躲在一边不敢看，还叫小秋恩站在远处“啰啰”地叫，据说是给猪送行。我们则满头大汗地帮杀猪佬把猪大卸八块。晚上，罗老师送给我们一大块肉，又叫小妹带回掇刀一大块。剩下不多的十来斤，大概也只能吃过春节，然后就准备回去了。我打算回武汉，张崇武准备过年后办到汉阳农村去的转点手续，可能要在武汉多呆一段时间。所以想留在队里，过最后一个年。
一月十二日，我们在新建的老档水库工地上劳动。工地上人山人海。我正在给别人上土，突然陈幼黄说：“你看大坝上有个骑自行车的人好像是你弟弟？”我大吃一惊，抬头看看，果然是小林正慢慢地在大坝上骑着自行车。我赶快喊住他，原来他打算叫我一起回武汉。这里的工地这么大，有这么多人，要找到我是非常困难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大坝上走来走去，让我看见他。好在运气不错。我的心早就不在这里了，立马跟队长请假。第二天就和小林一起坐火车回武汉。
春节期间，我除了到汽标厂看望工读班的老朋友外，天天就呆在家里做示波器。到春节前夕，终于完工了。我还特地用做烟囱的铁皮敲了一个铁壳子，理论上是为了屏蔽外来干扰，实际上我害怕：玻璃的显像管在开机时会不会爆炸？在准备开机试验时，我和小林都感到有些担心：行吗？毕竟是第一次做能产生高压的显像仪器，心里真的一点底也没有，根本估计不到会是什么情况，也想象不出如果不行会发生什么事情。小林本来站在示波器的前面，看到我准备开机了，连忙跳到一边，仿佛会有什么东西会从前面射出来一样。我不禁笑了起来。我咬着牙齿把开关打开，没有什么动静，仔细一看屏幕，上面出现了一个绿色的亮点。虽然这个点又大又毛糙，像是有人用毛笔在屏幕上点了一下，但毕竟是亮了。我们欢呼起来。随后，我们逐渐调节亮度、对比度、聚焦等等，再加上各种信号，示波器终于能显示各种漂亮的波形了。真有趣啊，有图像的感觉就是不一样！我们在输入口接了一个喇叭。对着它发出不同的声音，屏幕上就立刻显示出不同形状和频率的波形……。我们像发现了一个奇妙的王国，小心翼翼地在里面探险。此时我们都忘记了外面的世界，什么农村，什么招工，什么前途，见它的鬼去吧！
春节前夕，大姐姐回来了。她准备结婚，未来的姐夫是大东门那边一个工程设计单位的技术员小周。小周父母家不在武汉，而以我们家的现状，没有能力也不敢举办什么婚礼。只能是意思意思，越简单越好。尽量不要让四周邻居们知道，免得惹出麻烦，搞得不愉快。结婚那天晚上，妈妈做了几个菜。爸爸妈妈、我和小林，再加上他们两人，好像还有黄原，大家一起吃了一餐饭，算是“婚宴”。晚上他们两人就到大东门那里自己的新房子去了。第二天，小林和黄原到他们那里送两人去轮渡码头，乘船到上海旅游。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婚礼啊！
也许在那种情况下找对象和结婚过于匆忙和草率，大姐姐他们婚后感情不是很好。好像经常吵架，并且没有一、二年就离婚了，也没有孩子。这段婚姻在我们家的所有人心里都没留下很深的印象。
春节后刚半个月，二月十七日，张崇武从荆门回来，开始办理转点的手续。他告诉我：罗老师他们打算二十几号就要回恩施了，很希望能见到我，而且也确实需要有人帮忙。于是，我赶快收拾行装，买好火车票，打算十九号晚上坐火车回荆门。那天小林送我去车站。在去火车站的路上，我正准备下公共汽车，不知道哪里来的几个人，像疯子一样往下面挤，可能是偷了东西要跑吧！我气得大骂他们：“这样着急是要去赶头刀呀！”旁边几个人听见都笑了起来。我回头一看，不料竟然是小娘娘。我和小娘娘都大吃一惊，我们好几年没有见面了，也不知道彼此的消息。我们兴奋极了，就站在路边谈了起来。小娘娘关心地问到爸爸妈妈，以及我们兄弟姐妹几个的近况。听说爸爸妈妈已经被放了出来，可以去探望时，都松了一口气。她也告诉我们：四爷爷也自由了，婆婆也还在……。我真想多和小娘娘讲讲话，但快到火车开车的时间了，只好依依不舍地告别。文化大革命把我们所有的亲人都冲散了，彼此失去了联系，也不敢贸然跑去看望，但彼此都还是记挂在心中的。无意中，我们又联系上了一个亲人！我赶快叫小林回去告诉爸爸妈妈这个好消息。
一九七二年对我而言，是比较务实的一年。劳动不能太卖命，但必须搞好，这是生存的必要条件。能回家看看，给受伤的心多少有点安慰。暂停招工使回城的希望断了，知青们开始想办法“病转”。而我则呆呆地看着这一切。
罗老师回恩施了
二月二十日，我匆匆赶回队里，准备送罗老师和秋恩返回恩施。
一进家门，就听到帘子那边很热闹的说话声。我赶快跑到他们住的那边一看，不禁大吃一惊：罗老师好像老了很多，精神很差，人也显得有气无力。小妹和秋恩也在，还多了一个中年男子，我一看就知道，他一定是罗老师的爱人，秋恩他们的爸爸余奉武了。
余伯伯看到我来了，高兴地说：“你是小江吧？感谢你这一年多对母子俩的照顾啊！”我摇摇头：“大家都是落难人，在一起相互依靠。罗老师还不是在照顾我们。”余伯伯是从恩施坐飞机到宜昌，然后坐汽车过来的。正在家里清理行李，准备过几天带她们回恩施。
我不解地问小妹：“罗老师怎么病成这个样子了？”小妹无奈地告诉我：她妈妈总是咽不下余有德一家大年三十把她们轰出来这口气，天天在想怎么教训他们。最后想出一个馊主意：要把他们院子南头的一颗很老的黄林头树（可能学名叫黄连头吧？）砍掉。那棵树有很多年头了，长得非常高大，一个人都抱不过来。周围也就这唯一的一棵这么高大的树，老远就能看到它。按照当地人的说法，它就是这个院子的风水了。要砍掉这么大一棵树不是件容易的事，于是罗老师就请沙恩的“男朋友”小张和张崇武来帮忙。大年二十九那天，小张带了两个人，不声不响地就冲到余有德家的那棵树下，拉开架势就锯了起来，张崇武则爬到树上开始砍树枝。
余有德家听到外面有声音，出来一看，大吃一惊，赶快出来阻拦。罗老师则在那里大声说：“这是我家的树，我想砍就砍。”这倒也是实话。本来余奉武和有德的爸爸就是亲兄弟，共同拥有这套院子。由于他们是城里人，也没有计较这些，倒是有德怕他们来分财产。就这样七扯八拉的，人越来越多，但锯子也很快，一转眼就锯了几十厘米进去。有德家里急了，开始大吵起来，阻止大家继续锯下去。队长也赶过来劝阻。毕竟这是颗很珍贵的大树，罗老师锯了也没有用。于是就不了了之，扔下那棵伤痕累累的树回去了。罗老师看到目的没有达到，气得几乎昏了过去。这个春节，两家都过得很不愉快。事实上，这棵树被锯成这样，也不可能再活下去，过几年慢慢死掉了。
听到这些，真的叫人哭笑不得。为这些事情生气，还气成这个样子，值得吗？
余伯伯在家里清了几天的东西，清来清去还是摊在那里。我是个急性子，跑过去帮忙，几下子就把他们的东西紧紧地捆成几大件行李了。罗老师看着我干净利落地做事，不由得笑着对余伯伯说：“等你清理好不知道要到猴年马月啊。”我也笑到：“这是力气活，捆得越紧越安全。如果不捆紧，在路上要散架的。
罗老师一家原先住在恩施县城。他们下放到荆门后，余伯伯也被调到离县城几十里的屯堡。罗老师和秋恩这次就是把户口迁到屯堡去。秋恩想到要回去上学了，兴高采烈。我默默地看着他们，想到他们一家要走了，张崇武不久也要走，心里感到很难过。今后我一个人还要孤单地在这个小屋里过多久？我真的不知道。
二十二号，荣兴的周建明和刘敦昭他们过来看望罗老师。过一会儿，冯庙四队的陈幼黄也跑了过来。一年多来，大家都比较熟了，经常在一起聚会，心里多少有些安慰。现在她们要回去了，我们都有些依依不舍。
二十三号一早，队里派了一辆板车，把罗老师的行李拉上，人则慢慢跟着车走到荆门城关，随后坐汽车到了沙市。沙恩安排我们住在荆州建筑公司的宿舍里。二十四号一早，大家就开始忙起来。把行李一件件地拖到码头，办理托运。罗老师和余伯伯一遍又一遍地嘱咐沙恩和小妹，有说不完的话。余伯伯看到我在努力学习，复习功课，准备可能要恢复的高考，叫小妹好好向我学习……。我和小张站在一边呆呆地看着他们，没有说太多的话。中午，从上海开来的“东方红36号”轮到了码头。那是去重庆的轮船，会经停巴东。我默默地看着罗老师带着秋恩慢慢走上轮船，往事一件件地从脑海中浮现：罗老师对我的关心和照顾，在我生病时的感情，在苦难时的相互鼓励和搀扶……,我不由得心里一阵酸楚。罗老师走了，张崇武也马上要走了，我将要一个人留在这里！
一点钟，“东方红36号”缓缓离开码头。经过了几次生离死别，我已经有点麻木。罗老师站在轮船的栏杆旁，不停地喊着什么。余伯伯拼命挥手，好像是叫我们回去。沙恩一声不吭地和小张站在高处，小妹则含着眼泪站在一边，看着轮船慢慢离开。我看着她，真希望将来能好好地照顾她，就象她妈妈照顾我一样。但我一句话也没有说。
船走远了，我们回到荆州建筑公司宿舍。沙恩晚上带我们去看电影，要不就和小妹打乒乓球，大家都不想回生产队。就这样一直玩到二十八号才返回荆门，又在小张家住了一晚。晚上接到罗老师的长途电话，说他们已经平安到达，大家才放下心来。第二天一早，我和小妹默默地清好自己的东西，上了去掇刀的的公共汽车。在路上，我们一句话也没有讲，大家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到了十里牌，我朝她点点头，就下了车，中午回到了生产队。
我觉得，一切都应当结束了。
我和"呜子"
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选择“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选择“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