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所有，未经作者许可不得转载 - 江育林】
快到一九六九年春节了。广播里在不断地报道某某地方的知青留在农村过“革命化春节”的新闻。我们都在想：如果回武汉算什么？不革命吗？其实心里真的很想回去看看。看看家里究竟成了什么样子？小林现在怎么样了？还想看看学校有什么变化？广播站的战友们还好吗？一想到这次如果不回去，还得再等一整年才能有机会回去，怎么能不想回去呢？
回？还是不回？这是每个知青都在考虑的问题。在我们组里，张崇武说他不打算回家了,叫我帮他带点东西回去。其他同学都要回去。后来到公社一打听，几乎每个小组都留了一个人不回去，绝大多数人还是回武汉了。
回不回的问题决定后，下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回？这么多知青要同时返回武汉，那几天路上到处是浩浩荡荡要回城的知青，买车船票是件非常困难的事。荆门有好几条回武汉的路：直接坐汽车回武汉、先坐汽车去襄樊再转火车回武汉、先坐汽车到沙市再转轮船回武汉。但这些走法的前提都是必须买到汽车票，而荆门汽车站每天只发一班汽车往襄樊、沙市和武汉，每天另外还有两班过路的班车。这对于接纳了大几千知青的荆门县而言，根本是杯水车薪。于是我们想到了另外一条比较艰苦但比较靠得住的路线：先想办法到九十里外的沙洋镇，再乘那里的小火轮回武汉，船票总是能买到的。
二月九号，我们清早二点就起了床。头一天大家把行李精简了再精简，只带了一点糯米和老乡给我们打的糍粑，做好了长途跋涉的准备。我们走啊走，天亮了才走到麻城铺。匆匆吃了早饭，继续赶路。快到中午了才到达沈集，走了近一小半。但由于每个人背的东西很多，大家都感到累了。我们看到那里有很多军车在运粮食，就打起他们的主意。原来荆门是个产粮大县，由于当时没有铁路，所有的粮食都要用汽车运出去，所以经常调动大量军车来运粮。我们找了几个年轻的司机，跟他们商量：我们帮他们把粮食装上车，而他们把我们捎带到沙洋。这些司机也多是从学校招去的小兵，大家都有些相怜，很容易就谈妥了。
我们七手八脚地把几辆车装满了一袋袋的粮食，坐上了顺风车，总算是省了一多半的走路。傍晚，我们才到达沙洋码头。船票总是有的。大家在候船室一直等到凌晨五点，才登上小火輪。冬天汉江水浅，船走得很慢，还不时地感到船底和江底摩擦的沙沙声。就这样走了几乎一天一夜，到十一号半夜一点到了汉口码头。一辆货车的司机听说我们是回城过年的知青，就说：“上来吧，我把你们顺路带到武昌去。”大家高兴极了。那个老司机边开车边叹气说：“哪个父母不想自己的孩子回来过年哪！” 车过大桥时，我们都站在车头后面到处看。心里很激动，说不清楚是个什么心情。到“家”了吗？是我们的“家”吗？
在回武汉之前，我已经知道：我一下乡，大姐姐就被放了出来。虽然还在被批斗和审查，但不像以前那样被关押，完全没有自由。而妈妈却被关起来审查。看来我原来的猜测是对的：专案组之所以没有把妈妈立即关起来，是因为我要下乡，小林需要照顾。一旦我走了，大姐姐被放出来，妈妈就理所当然地要被关起来。这两个单位的专案组是互相通气的。现在小林住在大姐姐那里，院里是没法住了，所以我就直接奔七医院。经过修整，洗刷，并到张崇武家去了以后，我迫不及待地跑到学校找老朋友。那里只有工读班的人还在那里等待分配。广播站里除了韦琪、姜都、王晓林、陈宣美和刘仁森外，增加了好几个新来的广播员，李新新也经常到那里去。
姜都和王晓林是六九届的学生，我们下乡前她们才刚上学不久。所以要过一年后才会下乡。但她们两人都提出了提前下乡的申请。那时候她们才十五、六岁，可能是看到我们都下去了，反正总是要下去的，干脆早些下去还能和熟人在一起。她们很希望能和娄建华他们下到一个地方，这样也算是有个照顾。当她们兴高采烈地告诉我这个消息时，我心里真不知道是个什么滋味。王晓林的爸爸那时是铁道部什么工程局的领导，后来到北京市当了市委的领导，算是很高级别的领导了。她要下去其实无所谓。但姜都的情况完全不同。
那天，姜都拿着她的情况登记表，跑来问我：“你看这样行吗？”我打开看了看，他家的成分很不好，好像是“地主”。但事已如此，我该如何回答她呢？我能说什么呢？也许和熟人在一起会好一些，说不定将来和班上的同学一起下乡会更糟糕，这些都很难预料的。知青有各种不同家庭成分的事实不可能永远隐瞒下去，一旦老乡们知道后会怎么对待我们，谁也无法预知。我心里乱糟糟的，简直不敢正视她，不知道说什么好。含含糊糊地说了句：“还行，就这样吧。”
第三天，我带着小林到了防疫站，找到了工宣队。我提出要拿些东西下乡。工宣队就把妈妈从“五不准学习班（实际上就是变相关押的地方）”里带出来，由两个人押着，一起回到家里。在路上，两个工宣队的人问了我一些知青下乡的情况。我装作汇报的样子，很大声地向他们讲述了我这两个月的情况。妈妈在前面走，头也不敢回，但能看出她在很注意地听。我尽量慢慢地走，慢慢地讲，大声地讲。讲了好些在农村里的开心事，顺便还提到小林要到二附中，我的朋友们都会照顾他等等，和工宣队的问话有些答非所问。他们似乎也不太管我说些什么，随便我想说什么都行。我在家里仔细看了看，发现我的很多东西都还在那里，特别是我高中时期所做的各科的笔记本都在那里。书我都可以不要，这些笔记本是我几年学习的积累。只要有了它们，我随时都能够复习。但现在是绝对不能动的，那两个人正警惕地看着我们。我装作清理东西的样子，“顺便”把我想带走的一些资料堆在靠窗户很近的地方。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地把窗户上的插销轻轻地拉了上去。我紧张极了，心里在叨念着：“千万不要自己打开，千万不要自己打开！”也许是长期没有开窗户的缘故。虽然插销没有插上，仍然纹丝不动。我才放下心来。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我又回到了防疫站。这次我直奔家里。四周看看没人，就把那扇窗户轻轻地推开，把我高中的学习资料全部拿了出来，还顺便拿了两本“毛泽东选集”。其实下乡前已经送给我们每人一套了，拿这两本是万一被抓住了可以做挡箭牌。然后把窗户轻轻关上，溜回了医院。这才松了口气。
这些笔记本我一直保留着。在农村，我常拿出来看看。恢复高考时，我靠这几本笔记本，考取了武汉大学。到后来虽然没有用了，但我觉得很有意义，就一直保留到今天。纸张已经发黄发脆，但它们仍然站在我的书架上。
这次春节我在武汉整整呆了半个月。每天就是到处串门。同学们对我非常好，知道我不能回家，没有地方呆，都邀请我到他们家里做客。我也就吃了东家吃西家。临走前，大姐姐给了我一个医院装葡萄糖盐水瓶的木头箱子。我把它修理了一番，安了一把锁。带下乡后可以用来装一些常用的东西。二十五号晚上，和其他一些同学们一起上了去襄樊的火车。第二天再转汽车，回到了荆门。
一到荆门汽车站，看见张崇武正在那里等我们。原来先到的同学告诉了他我们今天会回来的消息。张崇武很高兴地拉着我的手问：“武汉的气候怎样？”我没明白他问的什么，就告诉他：“一天雨也没有下”。他笑着打了我一拳说：“我问的是政治气候。”我恍然大悟。摇摇头，苦笑着说：“不知道，我天天在逃难！没有报纸看。”
这就是我下乡后的第一个春节。
年过完了，该安静下来参加劳动了。我们这才逐渐进入角色。冯庙一队当时一共有三十六户人家，二百零六人，七十四个劳动力。分布在宽约一里，长约四、五里的一条岗子上面。岗子之间的低地就是队里的近四百亩水田，而岗子上面还有约一百来亩旱地，可以种棉花、芝麻、红薯等，还有一些柑橘树。由于是一个南北方向的长条形，所以生产队分成了四个小组，以便出工时方便。我和张崇武被分到北头的二组，吴恒乐和范镇峰被分到南头的一组，而于衍正和秦以钦则分到中间的四组。对了，秦以钦是二附中的初中生，是于衍正武测（严教授注：武汉测绘学院）家的邻居。下乡前他父母托于衍正一起下乡照顾他。于衍正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们对他不熟悉，觉得无所谓，就跟我们一起下来了。
这组是分好了，但这个“家”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安顿好。所以大家还是零零星星地被安排搞自己的事情。首先是要搞好菜园子。只有尽早种菜，才可能尽快地有菜吃。我们几个强劳动力，几下子就把地翻了一遍，但立刻招引来了不少鸡来这里翻来翻去地找虫子吃。虽然已经有个篱笆墙，但又矮又有很多窟窿，鸡就是从窟窿里或者干脆从上面飞进来，连小猪都能钻进来。这样肯定无法种菜。于是队长又派人把篱笆墙加高修整了一番，我们也拼命地赶这些“飞鸡”，经过一番追打，算是基本搞定。
刚来时，在屋子里面临时打了个灶台。虽然后来垒了个厨房，但快过年了，没有及时在里面给我们打新灶台，实际上是个空屋子。一天清早，大队书记的妈突然跑来了。她年轻时是个跳大神的，会装神弄鬼地给人治病，据说还很灵。后来受到批判，公开不让搞了，但有时私下偷偷地搞。她一来就说：“我给你们算过了，今天是打灶的黄道吉日，赶快叫队里派人打灶吧！”她还告诉我们：“灶门朝北，越吃越没得，一定要朝南。”我们这才仔细看了看现在的临时灶台，灶门是朝东的。
我们谁也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可靠。但是与其信其无，不如信其有。于是我们嘻嘻哈哈地几下子就把灶台给拆掉了。然后去跟荣芝老头说：“赶快给我们打个灶吧！”老头一看旧灶已经拆了，只好赶着给我们做了一个新的灶台。灶门朝南，有两口锅，可以一个做饭，一个炒菜。这样，新厨房就开始使用了。
有天早上，我们刚起床，冯化文的妈迈动着一双小脚，走进我们屋说：“我给你们捉了一只女猫来了。”大家一看，她手里提着拳头大小，刚刚满月的一只小猫。老太婆刚走，我们就哧哧地笑了起来：怎么叫“女”猫！？后来我们才知道，这里对不同动物的性别有很多不同的称呼：牛是牯牛和沙牛，驴子是叫驴和课驴，狗是公狗和母狗，猫是男猫和女猫……。我真的很佩服他们能想出那么多不同的词汇来。
后来，我们从别人家里讨来了一只小灰狗。把我们最讨厌的老师名字送给了他：陈重。每当我们一喊：陈重，小狗就摇着尾巴高高兴兴地跑过来，我们就哈哈大笑。但过了些时，我们就发现他有些不对劲：每次喊他，他并不看着我们，而是侧着头，把耳朵对着我们。仔细看后才发现，这只狗眼睛的瞳孔是散的，是个有眼无珠的狗。但它很努力地讨好我们。凡是闻到什么好东西，就把它用嘴衔过来，放在我们脚下。我们感到很可惜。但农村养狗可不是当宠物玩的，要看家，要能管事。我们犹豫了好久，还是把它杀掉了。重新养了一只，这次起了另一个老师的名字：叶凯。
农村的桌子很矮，所以狗能够爬上桌子偷吃东西。为了避免这种事情发生，必须从小进行训练。我们一开始就把一片肉放在桌子上，让狗看着。叶凯眼睛盯着肉，口水忍不住从嘴里流出来，成了长长的一条线。但每当它朝肉一靠拢，我们就狠狠地打它。等它不敢动了，我们就把肉扔在地上。这样它就明白了：在地上的肉是可以吃的，桌子上的肉是不能动的。接着我们把肉放在桌子上，然后自己躲起来。每当它刚打算偷吃时，我们就走出来打它一顿。从此以后，我们把什么东西放在桌子上，即便没有人在场，叶凯也只会乖乖地看着，决不敢动一下。
再后来，我们赶集时买来了一只白里透红的小猪娃，还买了一群小鸡。家里有了狗、猫、鸡和猪，简直就成了动物园。但农村里面家家户户都是这样做的：狗是看家护院的，猫是捉老鼠的，鸡是下蛋用来换煤油火柴和肥皂的，猪则是个“存钱罐”，把残汤剩水积攒起来，最后一起卖掉换钱。所以，一个也不能少。
小猪娃刚买来时太小，还不能放进猪屋。我们就让它和我们在一起。每天收工回来都要到处寻找小猪。有一天中午回来，发现小猪不见了，怎么也找不到。我们非常纳闷。大家在吃饭的时候还在想：猪到底躲到哪里去了？突然，听到有大声咀嚼的声音。大家都停止了吃饭，但声音消失了。过一会儿，声音又出现了。我们立刻听出声音是从米缸里发出来的。把米缸盖子打开一看，天呐！一只小猪站在米里面，正在大口大口地吃米，还得意地看着我们笑。我们立即把猪从缸里拖了出来，在它的屁股上重重地打了几巴掌。但小猪是怎么爬进米缸的，大家各说其事，到今天也没有答案。
等猪稍稍长大一些，就要住进猪屋了。四川老乡给我们用石头打了一个猪槽。我们则每天用米汤拌米糠和菜叶子喂它。但我们也很喜欢喝米汤，往往是等我们吃完饭，米汤已经没有了。只好用清水拌糠。老乡们看见了说：“你们不能把米汤自己喝了，要给它吃啊！要不然长不大的。”我们才不管呢，先喂饱了自己再说。所以别人养的猪大半年就卖了，而我们的猪喂了两年才长大。
小猫也慢慢地长大了。但那里的田鼠实在太大，猫刚开始看见老鼠时，自己和老鼠差不多大。它除了睁大了双眼惊讶地看着老鼠外，什么事也做不了。一直等到一年以后，才开始发威。老鼠那时就遇到了灭顶之灾：即便老鼠在梁上跑，猫只要在下面低声地吼一声，老鼠就一定会吓得从上面掉下来。猫就得意地用爪子把老鼠拨来拨去。用老乡们的话说，是要先把老鼠的灵魂吓出躯壳，然后才把它吃掉。
小猫开始和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特别看中了于衍正的球鞋。每天晚上在他的左脚鞋子里拉尿，在右脚鞋子里拉屎，搞得于衍正几次半夜起来踩得两只脚脏兮兮的。盛怒之下，坚决把猫轰出了门。于是猫就改住灶里了。每当早上我们起来烧水时，刚把一把柴火从灶口塞进去，一定会把一个灰不溜叽的东西从灶里挤出来。然后站在那里，弓着腰浑身一抖，就变成了一只猫，把昨天做饭烧出来的灰抖得我们一头一脸。
在小猫长大之前，屋里的鼠灾实在严重，大白天老鼠们敢在家里公开地走来走去。光吃东西也就不说了，经常把我们晾在绳子上面的衣服咬出一个个的洞来。一天，一只老鼠发现了米缸，下去偷米吃上不来了，急得吱吱叫。我们灵机一动，把米都取出来，只留一点点在里面，把缸盖子也开了一条缝。第二天早上，米缸里困住了十几只大老鼠，个个肥肥胖胖的。我们把猫放进去，小猫吓得大叫起来。我们只好把老鼠一只只地夹出来喂狗。叶凯高兴死了，一下子都吃光了，把肚子胀得圆滚滚的。大家看了都笑起来。不是说“狗咬耗子多管闲事”吗？看来这句话也不一定对啊！
从下乡第一天起，做饭这活就摆在了我们面前：不管你是否喜欢，也不论你是否愿意，饭是必须要做的！我们六位男生只好轮流值班做饭。除了秦以钦仗着自己小，有时耍点赖皮外，大家都还是很努力地把饭做好。张崇武仔细研究了做饭的书，悟出了“大火快炒”的优越性，所以每次炒菜时都要强调：“火要大，快！”。恨不得刚把菜倒进锅里就要盛出来。我则坚持“汤的学说”，认为营养都在汤里。凡是有菜一定要含汤……。总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
为了给知青安家，政府除了给每个人几百元的“安家费”以外，还给每个知青一些木料盖房子。一天，突然有人通知：知青做房子的木料到了。我们跑到冯庙小学那边，看见一辆大卡车，挂了一节拖车，正停在一条小沟前面。知青们都围在那里。司机嫌小沟太宽太深，不愿开过去，想就地把木料卸下来。可那里离我们住的地方还有好远啊。我们说了很多好话都不行，知青们发怒了：“你不会开车就滚到一边去！”司机看到势头不对，赶快下车站到一旁。二队的周长琪马上把车发动起来，一下子就冲过去了。司机在一边看得目瞪口呆。他不知道我们这些知青在文革中都开过汽车，根本不把这当回事！
木料到了，春天也到了，天气开始热起来。六个人再挤在四块门板上睡觉就感到很不舒服。队长从队里找了六个会做木活的人来，分别给我们六个人各打一张床。头几天，我们自己动手把粗木料锯成一块块的板子，家里满地积了很厚的一层锯末。然后木匠和我们一对一的打床，要做多长，多宽，什么样子，都自己说了算。范镇峰个子大，床做得最长最结实。于衍正个子小，他的床就要小很多。我们五个人的单人床都大同小异，只是床的尺寸和床头的挡板略有不同。但秦以钦要求打一个双人床，令我们大吃一惊。问他为什么，他说如果有人来玩可以挤在一起睡觉。大家听后直摇头。谁知几年后，我们一个个都回了城，秦以钦虽然被送到沙市师范读了两年书，但毕业后仍被送回革集，还在那里结了婚。真的在那张床上睡了两个人。命呼？运呼！
由于这屋原来是仓库，没有考虑到住人的方便。当队里在反面开了一个门供我们出入时，才发现出门要下近半米的坎。连到厨房去都要上下走，下雨天就更狼狈了。于衍正观察了好几天，提出要挑些土来，把门口垫高，做一个场子。很快，一个漂亮的场子出现在门口。生活方便多了。
大家都非常努力地把这个家安顿得舒服些，一切准备就绪，似乎可以在这里过一辈子了。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有谁知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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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春节：回，还是不回？这是个问题
快到一九六九年春节了。广播里在不断地报道某某地方的知青留在农村过“革命化春节”的新闻。我们都在想：如果回武汉算什么？不革命吗？其实心里真的很想回去看看。看看家里究竟成了什么样子？小林现在怎么样了？还想看看学校有什么变化？广播站的战友们还好吗？一想到这次如果不回去，还得再等一整年才能有机会回去，怎么能不想回去呢？
回？还是不回？这是每个知青都在考虑的问题。在我们组里，张崇武说他不打算回家了,叫我帮他带点东西回去。其他同学都要回去。后来到公社一打听，几乎每个小组都留了一个人不回去，绝大多数人还是回武汉了。
回不回的问题决定后，下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回？这么多知青要同时返回武汉，那几天路上到处是浩浩荡荡要回城的知青，买车船票是件非常困难的事。荆门有好几条回武汉的路：直接坐汽车回武汉、先坐汽车去襄樊再转火车回武汉、先坐汽车到沙市再转轮船回武汉。但这些走法的前提都是必须买到汽车票，而荆门汽车站每天只发一班汽车往襄樊、沙市和武汉，每天另外还有两班过路的班车。这对于接纳了大几千知青的荆门县而言，根本是杯水车薪。于是我们想到了另外一条比较艰苦但比较靠得住的路线：先想办法到九十里外的沙洋镇，再乘那里的小火轮回武汉，船票总是能买到的。
二月九号，我们清早二点就起了床。头一天大家把行李精简了再精简，只带了一点糯米和老乡给我们打的糍粑，做好了长途跋涉的准备。我们走啊走，天亮了才走到麻城铺。匆匆吃了早饭，继续赶路。快到中午了才到达沈集，走了近一小半。但由于每个人背的东西很多，大家都感到累了。我们看到那里有很多军车在运粮食，就打起他们的主意。原来荆门是个产粮大县，由于当时没有铁路，所有的粮食都要用汽车运出去，所以经常调动大量军车来运粮。我们找了几个年轻的司机，跟他们商量：我们帮他们把粮食装上车，而他们把我们捎带到沙洋。这些司机也多是从学校招去的小兵，大家都有些相怜，很容易就谈妥了。
我们七手八脚地把几辆车装满了一袋袋的粮食，坐上了顺风车，总算是省了一多半的走路。傍晚，我们才到达沙洋码头。船票总是有的。大家在候船室一直等到凌晨五点，才登上小火輪。冬天汉江水浅，船走得很慢，还不时地感到船底和江底摩擦的沙沙声。就这样走了几乎一天一夜，到十一号半夜一点到了汉口码头。一辆货车的司机听说我们是回城过年的知青，就说：“上来吧，我把你们顺路带到武昌去。”大家高兴极了。那个老司机边开车边叹气说：“哪个父母不想自己的孩子回来过年哪！” 车过大桥时，我们都站在车头后面到处看。心里很激动，说不清楚是个什么心情。到“家”了吗？是我们的“家”吗？
在回武汉之前，我已经知道：我一下乡，大姐姐就被放了出来。虽然还在被批斗和审查，但不像以前那样被关押，完全没有自由。而妈妈却被关起来审查。看来我原来的猜测是对的：专案组之所以没有把妈妈立即关起来，是因为我要下乡，小林需要照顾。一旦我走了，大姐姐被放出来，妈妈就理所当然地要被关起来。这两个单位的专案组是互相通气的。现在小林住在大姐姐那里，院里是没法住了，所以我就直接奔七医院。经过修整，洗刷，并到张崇武家去了以后，我迫不及待地跑到学校找老朋友。那里只有工读班的人还在那里等待分配。广播站里除了韦琪、姜都、王晓林、陈宣美和刘仁森外，增加了好几个新来的广播员，李新新也经常到那里去。
姜都和王晓林是六九届的学生，我们下乡前她们才刚上学不久。所以要过一年后才会下乡。但她们两人都提出了提前下乡的申请。那时候她们才十五、六岁，可能是看到我们都下去了，反正总是要下去的，干脆早些下去还能和熟人在一起。她们很希望能和娄建华他们下到一个地方，这样也算是有个照顾。当她们兴高采烈地告诉我这个消息时，我心里真不知道是个什么滋味。王晓林的爸爸那时是铁道部什么工程局的领导，后来到北京市当了市委的领导，算是很高级别的领导了。她要下去其实无所谓。但姜都的情况完全不同。
那天，姜都拿着她的情况登记表，跑来问我：“你看这样行吗？”我打开看了看，他家的成分很不好，好像是“地主”。但事已如此，我该如何回答她呢？我能说什么呢？也许和熟人在一起会好一些，说不定将来和班上的同学一起下乡会更糟糕，这些都很难预料的。知青有各种不同家庭成分的事实不可能永远隐瞒下去，一旦老乡们知道后会怎么对待我们，谁也无法预知。我心里乱糟糟的，简直不敢正视她，不知道说什么好。含含糊糊地说了句：“还行，就这样吧。”
第三天，我带着小林到了防疫站，找到了工宣队。我提出要拿些东西下乡。工宣队就把妈妈从“五不准学习班（实际上就是变相关押的地方）”里带出来，由两个人押着，一起回到家里。在路上，两个工宣队的人问了我一些知青下乡的情况。我装作汇报的样子，很大声地向他们讲述了我这两个月的情况。妈妈在前面走，头也不敢回，但能看出她在很注意地听。我尽量慢慢地走，慢慢地讲，大声地讲。讲了好些在农村里的开心事，顺便还提到小林要到二附中，我的朋友们都会照顾他等等，和工宣队的问话有些答非所问。他们似乎也不太管我说些什么，随便我想说什么都行。我在家里仔细看了看，发现我的很多东西都还在那里，特别是我高中时期所做的各科的笔记本都在那里。书我都可以不要，这些笔记本是我几年学习的积累。只要有了它们，我随时都能够复习。但现在是绝对不能动的，那两个人正警惕地看着我们。我装作清理东西的样子，“顺便”把我想带走的一些资料堆在靠窗户很近的地方。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地把窗户上的插销轻轻地拉了上去。我紧张极了，心里在叨念着：“千万不要自己打开，千万不要自己打开！”也许是长期没有开窗户的缘故。虽然插销没有插上，仍然纹丝不动。我才放下心来。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我又回到了防疫站。这次我直奔家里。四周看看没人，就把那扇窗户轻轻地推开，把我高中的学习资料全部拿了出来，还顺便拿了两本“毛泽东选集”。其实下乡前已经送给我们每人一套了，拿这两本是万一被抓住了可以做挡箭牌。然后把窗户轻轻关上，溜回了医院。这才松了口气。
这些笔记本我一直保留着。在农村，我常拿出来看看。恢复高考时，我靠这几本笔记本，考取了武汉大学。到后来虽然没有用了，但我觉得很有意义，就一直保留到今天。纸张已经发黄发脆，但它们仍然站在我的书架上。
这次春节我在武汉整整呆了半个月。每天就是到处串门。同学们对我非常好，知道我不能回家，没有地方呆，都邀请我到他们家里做客。我也就吃了东家吃西家。临走前，大姐姐给了我一个医院装葡萄糖盐水瓶的木头箱子。我把它修理了一番，安了一把锁。带下乡后可以用来装一些常用的东西。二十五号晚上，和其他一些同学们一起上了去襄樊的火车。第二天再转汽车，回到了荆门。
一到荆门汽车站，看见张崇武正在那里等我们。原来先到的同学告诉了他我们今天会回来的消息。张崇武很高兴地拉着我的手问：“武汉的气候怎样？”我没明白他问的什么，就告诉他：“一天雨也没有下”。他笑着打了我一拳说：“我问的是政治气候。”我恍然大悟。摇摇头，苦笑着说：“不知道，我天天在逃难！没有报纸看。”
这就是我下乡后的第一个春节。
安家
年过完了，该安静下来参加劳动了。我们这才逐渐进入角色。冯庙一队当时一共有三十六户人家，二百零六人，七十四个劳动力。分布在宽约一里，长约四、五里的一条岗子上面。岗子之间的低地就是队里的近四百亩水田，而岗子上面还有约一百来亩旱地，可以种棉花、芝麻、红薯等，还有一些柑橘树。由于是一个南北方向的长条形，所以生产队分成了四个小组，以便出工时方便。我和张崇武被分到北头的二组，吴恒乐和范镇峰被分到南头的一组，而于衍正和秦以钦则分到中间的四组。对了，秦以钦是二附中的初中生，是于衍正武测（严教授注：武汉测绘学院）家的邻居。下乡前他父母托于衍正一起下乡照顾他。于衍正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们对他不熟悉，觉得无所谓，就跟我们一起下来了。
这组是分好了，但这个“家”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安顿好。所以大家还是零零星星地被安排搞自己的事情。首先是要搞好菜园子。只有尽早种菜，才可能尽快地有菜吃。我们几个强劳动力，几下子就把地翻了一遍，但立刻招引来了不少鸡来这里翻来翻去地找虫子吃。虽然已经有个篱笆墙，但又矮又有很多窟窿，鸡就是从窟窿里或者干脆从上面飞进来，连小猪都能钻进来。这样肯定无法种菜。于是队长又派人把篱笆墙加高修整了一番，我们也拼命地赶这些“飞鸡”，经过一番追打，算是基本搞定。
刚来时，在屋子里面临时打了个灶台。虽然后来垒了个厨房，但快过年了，没有及时在里面给我们打新灶台，实际上是个空屋子。一天清早，大队书记的妈突然跑来了。她年轻时是个跳大神的，会装神弄鬼地给人治病，据说还很灵。后来受到批判，公开不让搞了，但有时私下偷偷地搞。她一来就说：“我给你们算过了，今天是打灶的黄道吉日，赶快叫队里派人打灶吧！”她还告诉我们：“灶门朝北，越吃越没得，一定要朝南。”我们这才仔细看了看现在的临时灶台，灶门是朝东的。
我们谁也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可靠。但是与其信其无，不如信其有。于是我们嘻嘻哈哈地几下子就把灶台给拆掉了。然后去跟荣芝老头说：“赶快给我们打个灶吧！”老头一看旧灶已经拆了，只好赶着给我们做了一个新的灶台。灶门朝南，有两口锅，可以一个做饭，一个炒菜。这样，新厨房就开始使用了。
有天早上，我们刚起床，冯化文的妈迈动着一双小脚，走进我们屋说：“我给你们捉了一只女猫来了。”大家一看，她手里提着拳头大小，刚刚满月的一只小猫。老太婆刚走，我们就哧哧地笑了起来：怎么叫“女”猫！？后来我们才知道，这里对不同动物的性别有很多不同的称呼：牛是牯牛和沙牛，驴子是叫驴和课驴，狗是公狗和母狗，猫是男猫和女猫……。我真的很佩服他们能想出那么多不同的词汇来。
后来，我们从别人家里讨来了一只小灰狗。把我们最讨厌的老师名字送给了他：陈重。每当我们一喊：陈重，小狗就摇着尾巴高高兴兴地跑过来，我们就哈哈大笑。但过了些时，我们就发现他有些不对劲：每次喊他，他并不看着我们，而是侧着头，把耳朵对着我们。仔细看后才发现，这只狗眼睛的瞳孔是散的，是个有眼无珠的狗。但它很努力地讨好我们。凡是闻到什么好东西，就把它用嘴衔过来，放在我们脚下。我们感到很可惜。但农村养狗可不是当宠物玩的，要看家，要能管事。我们犹豫了好久，还是把它杀掉了。重新养了一只，这次起了另一个老师的名字：叶凯。
农村的桌子很矮，所以狗能够爬上桌子偷吃东西。为了避免这种事情发生，必须从小进行训练。我们一开始就把一片肉放在桌子上，让狗看着。叶凯眼睛盯着肉，口水忍不住从嘴里流出来，成了长长的一条线。但每当它朝肉一靠拢，我们就狠狠地打它。等它不敢动了，我们就把肉扔在地上。这样它就明白了：在地上的肉是可以吃的，桌子上的肉是不能动的。接着我们把肉放在桌子上，然后自己躲起来。每当它刚打算偷吃时，我们就走出来打它一顿。从此以后，我们把什么东西放在桌子上，即便没有人在场，叶凯也只会乖乖地看着，决不敢动一下。
再后来，我们赶集时买来了一只白里透红的小猪娃，还买了一群小鸡。家里有了狗、猫、鸡和猪，简直就成了动物园。但农村里面家家户户都是这样做的：狗是看家护院的，猫是捉老鼠的，鸡是下蛋用来换煤油火柴和肥皂的，猪则是个“存钱罐”，把残汤剩水积攒起来，最后一起卖掉换钱。所以，一个也不能少。
小猪娃刚买来时太小，还不能放进猪屋。我们就让它和我们在一起。每天收工回来都要到处寻找小猪。有一天中午回来，发现小猪不见了，怎么也找不到。我们非常纳闷。大家在吃饭的时候还在想：猪到底躲到哪里去了？突然，听到有大声咀嚼的声音。大家都停止了吃饭，但声音消失了。过一会儿，声音又出现了。我们立刻听出声音是从米缸里发出来的。把米缸盖子打开一看，天呐！一只小猪站在米里面，正在大口大口地吃米，还得意地看着我们笑。我们立即把猪从缸里拖了出来，在它的屁股上重重地打了几巴掌。但小猪是怎么爬进米缸的，大家各说其事，到今天也没有答案。
等猪稍稍长大一些，就要住进猪屋了。四川老乡给我们用石头打了一个猪槽。我们则每天用米汤拌米糠和菜叶子喂它。但我们也很喜欢喝米汤，往往是等我们吃完饭，米汤已经没有了。只好用清水拌糠。老乡们看见了说：“你们不能把米汤自己喝了，要给它吃啊！要不然长不大的。”我们才不管呢，先喂饱了自己再说。所以别人养的猪大半年就卖了，而我们的猪喂了两年才长大。
小猫也慢慢地长大了。但那里的田鼠实在太大，猫刚开始看见老鼠时，自己和老鼠差不多大。它除了睁大了双眼惊讶地看着老鼠外，什么事也做不了。一直等到一年以后，才开始发威。老鼠那时就遇到了灭顶之灾：即便老鼠在梁上跑，猫只要在下面低声地吼一声，老鼠就一定会吓得从上面掉下来。猫就得意地用爪子把老鼠拨来拨去。用老乡们的话说，是要先把老鼠的灵魂吓出躯壳，然后才把它吃掉。
小猫开始和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特别看中了于衍正的球鞋。每天晚上在他的左脚鞋子里拉尿，在右脚鞋子里拉屎，搞得于衍正几次半夜起来踩得两只脚脏兮兮的。盛怒之下，坚决把猫轰出了门。于是猫就改住灶里了。每当早上我们起来烧水时，刚把一把柴火从灶口塞进去，一定会把一个灰不溜叽的东西从灶里挤出来。然后站在那里，弓着腰浑身一抖，就变成了一只猫，把昨天做饭烧出来的灰抖得我们一头一脸。
在小猫长大之前，屋里的鼠灾实在严重，大白天老鼠们敢在家里公开地走来走去。光吃东西也就不说了，经常把我们晾在绳子上面的衣服咬出一个个的洞来。一天，一只老鼠发现了米缸，下去偷米吃上不来了，急得吱吱叫。我们灵机一动，把米都取出来，只留一点点在里面，把缸盖子也开了一条缝。第二天早上，米缸里困住了十几只大老鼠，个个肥肥胖胖的。我们把猫放进去，小猫吓得大叫起来。我们只好把老鼠一只只地夹出来喂狗。叶凯高兴死了，一下子都吃光了，把肚子胀得圆滚滚的。大家看了都笑起来。不是说“狗咬耗子多管闲事”吗？看来这句话也不一定对啊！
从下乡第一天起，做饭这活就摆在了我们面前：不管你是否喜欢，也不论你是否愿意，饭是必须要做的！我们六位男生只好轮流值班做饭。除了秦以钦仗着自己小，有时耍点赖皮外，大家都还是很努力地把饭做好。张崇武仔细研究了做饭的书，悟出了“大火快炒”的优越性，所以每次炒菜时都要强调：“火要大，快！”。恨不得刚把菜倒进锅里就要盛出来。我则坚持“汤的学说”，认为营养都在汤里。凡是有菜一定要含汤……。总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
为了给知青安家，政府除了给每个人几百元的“安家费”以外，还给每个知青一些木料盖房子。一天，突然有人通知：知青做房子的木料到了。我们跑到冯庙小学那边，看见一辆大卡车，挂了一节拖车，正停在一条小沟前面。知青们都围在那里。司机嫌小沟太宽太深，不愿开过去，想就地把木料卸下来。可那里离我们住的地方还有好远啊。我们说了很多好话都不行，知青们发怒了：“你不会开车就滚到一边去！”司机看到势头不对，赶快下车站到一旁。二队的周长琪马上把车发动起来，一下子就冲过去了。司机在一边看得目瞪口呆。他不知道我们这些知青在文革中都开过汽车，根本不把这当回事！
木料到了，春天也到了，天气开始热起来。六个人再挤在四块门板上睡觉就感到很不舒服。队长从队里找了六个会做木活的人来，分别给我们六个人各打一张床。头几天，我们自己动手把粗木料锯成一块块的板子，家里满地积了很厚的一层锯末。然后木匠和我们一对一的打床，要做多长，多宽，什么样子，都自己说了算。范镇峰个子大，床做得最长最结实。于衍正个子小，他的床就要小很多。我们五个人的单人床都大同小异，只是床的尺寸和床头的挡板略有不同。但秦以钦要求打一个双人床，令我们大吃一惊。问他为什么，他说如果有人来玩可以挤在一起睡觉。大家听后直摇头。谁知几年后，我们一个个都回了城，秦以钦虽然被送到沙市师范读了两年书，但毕业后仍被送回革集，还在那里结了婚。真的在那张床上睡了两个人。命呼？运呼！
由于这屋原来是仓库，没有考虑到住人的方便。当队里在反面开了一个门供我们出入时，才发现出门要下近半米的坎。连到厨房去都要上下走，下雨天就更狼狈了。于衍正观察了好几天，提出要挑些土来，把门口垫高，做一个场子。很快，一个漂亮的场子出现在门口。生活方便多了。
大家都非常努力地把这个家安顿得舒服些，一切准备就绪，似乎可以在这里过一辈子了。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有谁知道呢？
1969年春节和大姐姐和小林
1969年春节和二附中的同学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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