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上山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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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下乡的动员和准备

     从九月份开始，到处在流传要下乡的消息。但究竟怎么个下法？大家都在猜测：是下一段时间回来还是长期呆在下面？是让黑五类先下还是都下？怎么安排？能回来吗？无数个问题在大家心中，也有各种版本的小道消息。十月十五日，省革委会的方铭在中山公园做了关于知识青年下乡的报告。十月二十一日，正式传达了毕业生的分配报告：老三届高、初中学生100%的下乡。一个不留，全部“安家落户”。既然这样，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何况像我们这样的黑五类子弟。第二天，我就首批报名下乡了。这样好歹还能少被看一点白眼。之后的半个多月里，大部分同学都慢慢地想清楚了：既然没有商量的余地，写明白了是100%，那还拖拖拉拉地搞什么呢？早下多少还有点“光荣”，晚走恐怕会被押送下乡也说不定。于是绝大多数人都先后报了名。十一月九日，文革前下乡的老知青代表来学校做报告，介绍下乡的体会和经验。整个学校就完全处于下乡的准备中了。

      再后来，我们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地做准备。有的联系买可以防风的马灯，能提在手里边走路边照亮。有的去砍树做锯子，家里没钱的就到汉口买部队里穿坏了的鞋子。十七号是周日，我回到家里，买了一些用品。还做了一些煤球，打扫了一下卫生，把家里的事情安排好了。不料晚上回学校就听说我所在的宿舍被盗，我的被子和褥子一套全被偷走了。真的是“屋破又遭连夜雨”，真叫人一筹莫展！

      十一月十九日，学校正式公布了报名名单，并开始具体执行下乡的各项手续。我不得不向工宣队提出申请补助布票，以购买新的棉絮和被套、床单。由于这涉及到“上山下乡的伟大战略步骤”，所以马上就被批准了。我立刻去买了一床新的被子和新的床单。

      大家最想带下去的东西就是书。一想到在农村看书比较困难，每个人都想尽可能多带各种书去：农业科技的书，小说，甚至学习的书也行。我也想带些书去，但却遭到意想不到的困难。在防疫站，专案组怎么也不让我回去拿书：“你下去是劳动改造，什么书也不用带”，连毛主席著作都不让我拿。结果还是下乡后的第一个春节，我回到武汉，偷偷地从家里拿走了高中时的全部笔记本。而学校的雷指挥长说的话更是离谱，他完全反对我们下去看书。说我们下去就是改造思想，要带那些文化书干什么？我们拿着毛泽东语录问他：“那毛主席怎么说，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我们的主观世界呢？”他很轻蔑地看着我们说：“你们下乡就是去改造思想的，改造客观世界是贫下中农的事”。我们被这个穿着军装的丘八所说的无知言论搞得目瞪口呆。

      十一月二十五日，所有被批准的同学到新华路体育场开欢送大会，并参加游行。大家都被“光荣”了一把。不料第二天，军代表做清理阶级队伍的动员报告。有几个同学像陈宣良，梁华盛等被暂停下乡，等候审查。接着二十八日，又开始讨论抢枪的事情，要大家相互揭发。下午，宣布了要被关起来隔离审查交待问题的人的名单。当时还美称为办“五不准学习班”。

      其实，这时候都要下乡当农民了，审查不审查根本无所谓。即便最后落实是反革命分子，还不是下乡。犯人要劳改不也是下乡吗？

      随后开始填下乡编组表，原则上都是自由组合。陈宣良想和我在一个组，他爸爸是武汉大学的哲学系教授，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所以从这点看来倒是“臭味相投”。另外就是几个女生。娄建华找我，想和我一个组。一起来的还有张红梅和李力。我当然很高兴。有广播站的好朋友在一起，心里要踏实多了。

      十二月四日和五日两天，军代表组织毕业生写鉴定。先自己写自我鉴定，然后由班组讨论后写出组织鉴定意见，塞进档案。大家对我的鉴定是这样写的：

      小组意见：同意本人自我鉴定。江育林同学在两年多的文化大革命中，能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积极参加击溃二月逆流的斗争。对工作认真负责。希望今后进一步学习毛主席著作，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步骤。密切联系群众，在三大革命运动中锻炼自己。

      校革委会意见：同意小组意见。希望今后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斗私批修，不断提高政治思想觉悟。

      对于一个有反革命、特务背景的黑五类子女而言，能得到这样的评语是相当不容易的！这是很多同学对我的关心和“帮助”才得到的。至少，没有像两个姐姐那样被关起来审查。至于鉴定里面涉及到的一些莫名其妙的话，如“二月逆流”、“斗私批修”等，就去查词典吧。不想解释了。

 

告别武汉

      分别的日子一天天临近了，我逐一向亲人们告别。那几天，是令人心碎的日子。那几天的经历给我的心里造成了太大的创伤。多少年后，我一想起这些事，就感到心里隐隐作痛。

      十二月一日，我在家里忙了一整天：买煤、洗衣服、修鸡笼、打扫清洁。我看着小林，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小林那时候已经小学毕业，马上就要上中学了，而且肯定是二附中。所以我恳求工读班的朋友们，好好照顾小林。他们都拼命地安慰我，叫我不要担心。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的确是这样做了。他们对小林无微不至地关怀，走到哪里都把他带上，甚至省下自己的粮票和工资，也不让小林吃亏。真的是“不是亲人，胜似亲人”。我永远也不能忘记这些患难中的朋友！

      七号傍晚，我去七医院跟大姐姐告别。那时她的情况可能非常不好。由一个女兵从关押的地方带出来，到我等待的房间里见面。那个女兵就站在一旁，和会见牢房里的犯人差不多。见到大姐姐后，我很简单地说了我要下乡的消息，以及小林交由二附中工读班的同学照顾。其它事情就不好说了。说家里的事吧，有人在旁边站着，说冠冕堂皇的话我又不会讲。大姐姐哭了，她掏出身上的十几块钱，叫我去买些准备下乡的用品。那个女兵站在那里也感到很没趣，就站到稍远的一边。但我们仍然没有说什么，十几分钟后我就走了。这是临走前最后见的一面。

      八号晚，妈妈给我送行。由于不能自由行动，妈妈在食堂打了一个菜，打开了一个肉罐头，对我说：“吃吧，不能做什么给你了。到农村后自己要小心。”说着就大声地哭起来。我哪里吃得下去。只是泪流满面，什么也说不出来。那天晚上，我们默默地坐在那里，好久好久。

      九号是学校开欢送大会。一清早，我刚从家里来到学校，就感到好像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的编组突然被拆散了。张崇武、吴恒乐、于衍正和范镇峰收留了我，而娄建华和张红梅被调整到陈阳和孙模云那个组，陈宣良和李力被合并到刘立振那个组。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想问，也不能问。因为这一切都是别人通知我，而不是和我商量的。那就是说，没有商量的余地，我还能问什么呢？对于我来说，情况并不坏。新的组里大都是我的同班同学，彼此非常了解。但娄建华呢？她去的那个组行吗？要是不行可就惨了！我该怎么办？我到处寻找，才发现她和张红梅两个女孩子躲在荣校礼堂背后痛哭。我围着礼堂转了三圈，但仍然没有勇气去和她讲话，不知道该说什么。过了很久，我才鼓起勇气走过去，跟娄建华说：“不要哭了，一切都会好的！”然后头也不回地走开了。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说的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这几天的突然变化，几乎使我完全崩溃了！我不知道世界怎么会突然变成这样。未来又会是什么样呢？陈宣美一步不离地跟着我，生怕会出什么事情。中午我端着饭盒，一口也吃不下去。只是默默地流泪。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日，是我永远难忘的日子。那天下午，大家乘车到武汉关码头。那里已经是人山人海。知识青年和送行的亲人密密麻麻，很多人都是全家跑来送行。而我是一个人孤独地站在那里。上午，防疫站的工宣队居然派人到学校里来给我“送行”。不知道是否要落实我是不是真的下乡了。不过当时的态度还是挺好的，但绝口不提妈妈和小林的情况……。突然，工读班的同学们把小林带来了，这是我们家唯一的代表。我怕天黑了从汉口回去不安全，就叫他赶快回家。

      于衍正带来了相机，我们在那里照了几张相，留下了临别前的瞬间。梁华盛不能和我们一起走，感到很郁闷。我送了他一把黑色的玩具手枪。上船了。亲人们都被隔在岸上，只有李植年和梁华盛混进了码头。到处是一片哭声。我默默地找了个地方打开行李铺盖，坐在那里等待开船。

      汽笛长长的叫了一声，开船了。轮船和码头之间开始出现一条缝，缝慢慢扩大。这意味着，从现在起，我们和武汉的联系就此切断。从现在起，我们都不再是武汉人了。武汉不再是我们的“家”，而只能说是我们的“家乡”。家已经成了过去时。船上的女孩子都大声哭了起来，和岸上的哭声、呼唤声相互呼应。任何人看到这种场面都无不为之动容。码头上的工人都躲开了，不愿看到这令人难过的场面。梁华盛一只手在朝我们挥动，却低着头看着另一只手中的玩具手枪，极力忍住不让我们看到他那满是泪水的面孔。而李植年则用用双手捂住了脸。

      我站在轮船栏杆旁，很想大声叫一声：“再见了，武汉！”但没有喊出来。我没有资格说“再见”。还能再见吗？什么时候再见？以什么名义再见？船上的知识青年们，有些可能过几年后能回到武汉；有些可能会去别的地方，不再回来；也有的人甚至会把自己的生命永远留在农村。户口已被销毁，我们不再是武汉人。这是必须正视的事实！我只有在心里默默地说：

      别了，武汉！别了，亲人们！别了，我的战友、朋友和同学！

 （第二部分完）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日下午， 下乡前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