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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阶级队伍专案组
一九六八年下半年，全国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这件事叫人百思不得其解：自解放以来多少次清查，抓了多少特务和反革命。那么多次运动还不够，还要这样依靠打“人民战争”的形式来寻找解放前的“叛徒”？这样整错的肯定比抓对了的要多几百倍啊！我猜想，毛主席可能是想先把群众引导到大抓叛徒上面，再从中寻找刘少奇等人是叛徒的证据。把刘邓等人打成“叛徒”、“特务”要比把他们仅仅打成“走资派”要容易搞臭得多。到后来，我下农村后才知道：广大农民对刘少奇的“三自一包”都是双手拥护的，都说就是靠这才度过了三年困难时期。如果仅仅说他们是“走资派”很难被搞臭。于是，在全国各地纷纷成立了专案组，专门审查原先的党政领导干部，特别是审查他们解放前的所作所为。看他们是不是漏网的“叛徒”或者“特务”。
刚从新疆回来，还没休息好，革委会主任杨德海就把我找去：要成立“清理阶级队伍专案小组”。要我参加这个小组，并且和他一起对原校长袁福进行政审。
我们粗粗看了一下袁福的档案，觉得他解放前夕的一段经历很不清楚，似乎隐瞒了什么。那段时间他和地下党脱离了关系，去过湖北下面的某些地方。究竟在那里干了些什么？需要去调查一下才能搞清楚。于是，我们准备了一下，七月十八号就出发了。
首先我们沿江乘船往上，两天后到达沙市。那时的沙市是闻名的“卫生城市”。没有蚊子，晚上睡觉不用蚊帐。休息了一天继续上行，到了枝江县城。找革委会转介绍信后，再步行到董市。那里是袁福当时呆过的地方，也是他的老家，许多亲戚都还住在那里。
我们在那里整整呆了两天。找了好几个人，但都说得吞吞吐吐。有人说他曾经带着他的夫人到外面去了几天，其它时间都在这里没有外出。由于有些当事人到松滋去了，我们又乘船到枝城，再坐车去松滋。那时的公共汽车不像现在，好多就是大卡车，跑起来漫天的灰。就这样还不一定买得到票，所以大家都没有怨言。
外调后，我们在返回途中经过杨德海姐姐的工作单位——松木坪电厂。那里正在搞武斗，两派闹得不可开交。她姐姐当时是在台下的一派，被整得很厉害。所以希望他弟弟能帮忙送些材料给省委，解决这里的问题。杨德海决定先返回武汉，让我一个人继续外调。
我继续乘船到宜昌，找到几个袁福的同事，还到宜昌市档案馆查找了很多解放前的报纸。那里经常登有共产党员声明退党的启事，这些就是当时抓叛徒的“证据”。其实，里面也是真真假假。有人明明牺牲了，但国民党偏要登个脱党启事，叫你死了还要被自己人恨。也有时是上级为了保存力量，指示被关押的党员在不泄漏机密的前提下，登个启事就放出来再干革命。总之情况多种多样，但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很难讲得清楚，这不是铁证如山吗？不少人就这样挨整，甚至被整死。
最后，我又一次坐上去秭归的轮船，但这次是要去兴山找袁福原先的夫人。到了香溪码头，由于山上塌方，通往兴山的公路不通，只好在码头停下来。第二天早上，开来了半个月来的第一辆汽车。一些胆子大的，有急事的人爬了上去。汽车走走停停，路上到处是巨石，推土机正在开路。山上的大块石头摇摇欲坠，叫人看了胆战心惊。但就是这样，车才走了一大半路程就坏了。剩下二十多里地要靠自己双脚走。傍晚才到达兴山县城，住进了招待所。
考虑到交通问题，我连夜调查袁福的前夫人。她叫李久英，在县新华书店做售货员。书店的头头也一起参加调查。一直搞到半夜，她才吞吞吐吐地说出了事情的全部过程：原来袁福在外面搞地下党活动期间，她被在枝江的亲戚强奸了，并怀了孩子。正在这时，袁福由于形势突变，和地下党失去了联系。他此时回家了，并看到这个情况。而强奸她爱人的那个家伙在家族里很有势力，他们两个只好跑到宜昌偷偷地把胎打掉了。袁福后来就和她离了婚，回到武汉和地下党恢复了联系。而李久英不愿回枝江，就从宜昌到兴山找了一份工作。
我看到这些私人之事有些哭笑不得。这些事情本来写进档案里也没有什么，而且事情发生于一九四九年解放前夕，很容易搞清楚的。结果留下一堆疑问，何苦呢？
第二天我返回香溪。果然不出所料，从我乘船来后，这几天就没有船来。三峡已经封航！每个人一筹莫展。这时来了一个机帆船，问有没有人去宜昌。大家都不做声，只有我和另外两个可能有急事的人壮着胆子上了船。船一离岸，立刻就像脱缰的野马在江里狂奔，即便开倒车也停不下来。水里不时有死尸在附近转来转去。开到三斗坪，船歇息了一下。打开齿轮箱一看，里面打坏了两个齿轮！修理了好半天。好在已经出了三峡，水流也不那么急了，所以还敢继续开。
到达宜昌后。我赶快买回武汉的船票。八月十三号回到武汉，结束了历时二十多天的外调。一回到武汉，我们立即审问袁福，落实外调情况。结果袁福很快承认了那些情况，写出的材料细节和我们调查的几乎一模一样。那时候没有手机等通讯设备，信件也没有那么快。所以外调的情况看来是准确的。袁福应当是没有问题，可以被结合到革委会去。
后来我又到襄樊和随县去过外调，但都没有很多收获。有的人根本就否定一切，叫你毫无办法。
再随后的日子我就天天呆在档案室里看各个人的档案。越看越感到恐惧和不安，觉得世界是那样的虚伪和无情。二附中有一个女教师，十几年来孜孜不倦地追求入党，几乎隔几个月就写一份入党申请书，档案里塞满了她的申请。但在档案里却写到：“此人不可重用！”还有个人，里面没有任何材料证明他有什么问题，但却被定为“特嫌”。这意味着，在那几十年里，他不仅时时刻刻受到监视，而且子女将无缘无故地被取消上大学的资格，而且找不到任何理由……。看别人的档案越多，越感到一只无形的手在毁灭无数善良人的一生。而这些善良的人们还在满怀信心地“跟党走”，愿意为党献出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文革中揭露出其他单位的情况也是一样。
例如：姚克方是原湖北省卫生厅厅长，曾经住在我们家隔壁。妈妈和姚妈妈关系非常好。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是南京中央医院院长，是当时国家级医药卫生专家。解放前夕，国民党命令中央医院撤往台湾，姚克方居然在蒋介石眼皮底下稳住不动。直到解放，把整个医院丝毫不损地交给了共产党。他当时是冒着生命危险干的。蒋介石气愤之下曾在台湾下了通缉令，要把姚克方捉拿归案。由于他有功劳，解放后任命他为中南卫生部部长，后又任湖北卫生厅厅长。在政治待遇上也是极高的，任省政协主席，全国政协委员。他自己则是真心实意地跟着共产党走，把心思扑在卫生事业上，在解放初期培训了许多卫生人员。“文革”开始后，许多内部材料被揭露，其中就指明姚克方原来是共产党的“内控对象”。这位冒着生命危险为共产党干活并遭到国民党通缉的人，解放后尽心尽责地工作，原来还是不可信任的“内控”人物。那些受尊重和荣誉原来只是表象。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不论你在解放后如何忠心，如何拼命干活，始终还只是个“内控”对象，真令人啼笑莫名。
档案袋，是决定一个人一生命运的口袋。档案袋里的秘密对当事人而言是永远不可知的。即便是不实之词，也不会给你任何申辩和解释的机会。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不是在专案组里，我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些秘密。可能永远对现实充满幻想，充满信心。
国庆后的突然变故
自从到专案组后，由于不可以介入运动，我回家次数多了些，基本上每个周末都能回家。夏天我们在外面乘凉，经常和爸爸谈起外调的情况。
当我讲到解放前的报纸上刊登一些共产党员的脱党声明，爸爸突然问我：“你还记得那些人的名字吗？”我吃了一惊。可以感觉到爸爸是犹豫了很久才问我的。他想知道什么呢？我在想，任何人也不可能把所有这些人的名字记下来，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爸爸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我的感觉是：爸爸似乎想问，你见过某某某的名字吗？会是谁呢？我老老实实地回答：“这怎么记得住呢，隔几天就登一篇，几十个人。”爸爸也不再往下问了。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他究竟想问谁？爸爸又不是党员，不可能和这些人有任何来往。直到许多年后有一天，我突然想起来：爸爸是在两个共产党员的劝说下加入九三学社的，也就是文革中被指为”藏污纳垢“的组织。爸爸会不会在打听这两个人的下落？以证实自己的无辜和清白。可惜，爸爸已经作古，这个问题成了永远也无法解开的谜。
国庆到了，运动似乎慢慢停了下来。清理阶级队伍成了重点，再就是交枪运动。主动交枪的会得到一枚毛主席像章，而没有交枪的在后来的日子里会很不好过。大家都似乎感到了又一次“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息，但又说不清会从哪里开刀。
十月六日是星期天。除了小姐姐，大家都在家里，连大姐姐都回来了。到了下午，不知道为了什么事情，爸爸和大姐姐争吵起来，并且越吵越厉害。爸爸一气之下就跑了出去，后来听说他去了街道口新华书店看了半天书，还给小林买了几本书回来。
爸爸刚走不久，隔壁的李忠突然跑来了。李忠是省防疫站革委会的头。他神色紧张地问：“你爸爸哪里去了？”我感到有些莫名其妙，他怎么管起我们家的事情来了？我如实地跟他说：“不知道，反正和大姐姐吵了一架，就跑出去了。”他再三问我们知不知道会到哪里去。临走时，还对我们说：回来后一定告诉他。从他的眼睛里，我看不到一点关心的目光，而是冷酷。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关心爸爸的去向。不过我并没有在意，吃了晚饭就去学校了。
周三，气候突然变冷。我上午回了趟家，想拿几件衣服。刚走进防疫站的院子里，就有人拦住了我，把我带到胡伯伯的办公室里。胡伯伯很严肃地对我说：“我们已经对你爸爸进行了隔离审查，他现在已经被关起来了。情况还在调查，你要正确对待！”接着在陪同人员的监视下，把妈妈从图书室里叫了出来。我和妈妈一前一后往家里走，谁也没有讲话。到家后，妈妈给我清理好衣服，给我二十元的生活费。妈妈指了指枕头那边，很含糊地说：“我要是不回来，以后要钱用就在那边拿。”她说的很轻很快，其他人谁也听不清楚。后来我回家时，才发现在枕头附近的棉絮底下放了一叠两元的钞票。她是怕万一自己回不了家的时候，我们没法生活。
在回学校的路上，我边走边想，感到背上一阵凉气。几个月在专案组工作的直觉告诉我：这绝不是偶然事件，以后的日子长着哩。我必须做好足够的准备。回到学校，我立即告诉杨德海，我的父亲被隔离审查，情况不明，现在必须退出专案组。他听完我的说明后说：“既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专案组肯定是不宜再呆下去了。你办一下交接吧。不过不要有什么想法，我们对你还是信任的。”我很快地办完所有的交接手续。接着就到广播站里说了此事，并宣布退出广播站。由于大家平时关系都非常好，也非常了解。似乎他们对此事并没有意识到其严重性，也许毕竟是别人家里的事情吧。总之哈哈一下就过去了。
然后我找王治民谈话，要求退出东方红大队，免得把派性和阶级斗争混在一起说不清楚。否则，做好了可能被认为是想“钻进革命队伍”，搞坏了则可能被想当然地当成是“阶级报复”或者“阶级本性大暴露”。少沾这些有可能会被抓辫子的事情。
最后，我安静下来，写了一下关于爸爸问题的看法，算是表态。周六回家时交到了工宣队。那时工宣队还比较斯文，毕竟那时还没有搞出什么东西来。跟我谈了几句就算了。
但等我回到家里，推开大门，不由得大吃一惊：家里的东西被翻得乱七八糟，地板上扔着一大堆书。小林正呆呆地坐在那堆书上，脸上脏得要命。后来我才知道：原来爸爸早就被清理阶级队伍专案组偷偷地监控了，大家一直在仔细地观察他的一举一动。上个周日爸爸因为和大姐姐吵架出走，他们大吃一惊，生怕爸爸借口此事趁机“潜逃”。所以才赶快到我们家里打听。后来觉得不太保险，干脆隔离起来算了。于是当爸爸从书店回来后，傍晚他们就到家里把他带走了。
周日晚上，我估计以后回家不会很勤了。就清理了一些衣物，背了一大包准备带到学校去。走到李忠的家门口，想起是否应当报告一下。我犹豫了。但想到文革期间有些人碰到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挨整的情况，还是说说好。“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说不定现在有人正偷偷地盯着我的一举一动哩。为了将来不被怀疑，还是去吧。
我走进他的家里：“李伯伯，这是我要带到学校去的衣服，你要不要打开检查一下？”说着，我就准备打开行李。李忠大惊，连忙按住我的手说：“不用不用，我们只是审查你爸爸，对你们没有任何看法，不要有什么想法。”我一声不吭地收起包包出了门。外面下着大雨，雨衣只能保护包包不被打湿，我任凭雨水从头淋到脚。倾盆大雨掺和着泪水从头一直凉到了心，漆黑的夜晚我独自在无人的东湖边大哭了一场。心里真痛快，觉得舒服多了。
到了学校，我换上干衣服，到革委会副主任李尧阶的房间里，向他报告了一下情况。还没等我走出房门，他就用嘲笑的口气对房间里的其他人说：“你们看，江育林以前多神气的，现在人都焉了。”我无言，头也不回地走回自己的房间。心里难受极了，坐在那里无声地流眼泪。陈宣美走进来，一声不吭地坐在我的旁边，等我哭够了，才轻轻地问：“问题真的很严重吗？”我点点头，他叹了一口气。
十一号下午，听说大姐姐那里也出事了。我骑车赶到七医院，大姐姐也被隔离审查。接待我的是个军代表。他和我谈了很久，但讲到要和大姐姐见面的事情，他们说要把情况搞清楚后才能决定，要我过几天再来。
直到三天后，十四号上午，我才在医院里见到了大姐姐。大姐姐被关在一间小屋子里，对家里的情况一无所知。我非常简单地把家里的情况说了一下。由于大姐姐在文革中是个造反派头头，现在也被工宣队抓起来审查。而爸爸那边出事无疑是在火上加油，并且引导那些人把大姐姐干过的事情往阶级斗争上面引。大姐姐也感到情况的严重，但不知道该怎么办。过一会儿我就走了。
十八号是周五，我回到家里。家里又被抄了一次。这一次可是彻底的大搜查：天花板、地板都被撬开了。我在天花板上面放了一些调查材料，连自己都忘记了。这次也被搜查了出来。他们兴奋极了，以为发现了什么重要的证据。连蜂窝煤也被敲碎，据说是为了“看看里面有没有发报机”？！
妈妈这时候基本上在家里。说“基本上”，是偶尔还要被带去审问两天，但不会很久。因为小林没人照顾，我要下乡，需要准备。如果把妈妈也关起来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压力。专案组搞妈妈，是根据妈妈在抗战逃难时期，曾经被特务组织看中，企图动员她参加特务组织，但很快被妈妈察觉并离开了的一段经过。因而说她是“特务”。而爸爸在抗战期间在美军顾问团当翻译，参与在缅甸和印度开辟第二战场。那时就都算是集体入了国民党，也算是特务。反正那时只要是跟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干活，不论是否抗日，一律是反动派。只有共产党抗日才是革命行动，其他人都是假的。
妈妈记性很不好，所以在审问时总是说不清楚，只有哭哭啼啼的。搞得别人认为她在耍滑头。妈妈急的要命，回来后也在回忆有关人员的名单，还叫我给他念“百家姓”，以便能提示她想起来那些人叫什么名字。我感到好笑，就对妈妈说，没有用的，你说的再多，也是不老实，也是隐瞒，也是态度不好。除非你告诉他们：你是特务，并告诉他们一个特务网络，交代一大堆名单，并交代所干的各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反革命行动，否则永远不会满意。你有吗？听天由命吧！
妈妈在这个时候才告诉我们：爸爸还有一个当飞行员的亲弟弟在台湾。我听到此事，吓得汗毛都竖起来了。这可是天大的问题！家里居然还有人在台湾，而且是开飞机的。肯定“杀过共产党人”，那可是“血债累累”啊！事已至此，怕也没有用了。反正“虱子多了不咬人”，多一条问题少一条问题改变不了性质。
二十号那天，我又到大姐姐那里去了一次。这次我偷偷地把爸爸有个弟弟在台湾的消息告诉了她。她也吓了一大跳，感到事情的确复杂了。很多事情的动机是讲不清楚了，可以由别人任意发挥和想象。
不久，军宣队进驻了防疫站。他们和工宣队完全不同，是以救世主和统治者的身份来的。他们的话就是圣旨，容不得半点反抗和怀疑。但他们的素质又极其低下，有些不过是刚从农村来的乡巴佬。根本不知道“革命“为何物，就凭身上的一张草绿色的皮，张牙舞爪的对付眼前的老百姓。在他们眼里，个个都是坏人。开口闭口就是“你们这些…….”。不过也吃了一些闷亏。军宣队刚到武汉测绘学院时，一个小连长有一天指着那些干部说：“你们这些知识份子……”，被干部们给了当头一棒：“你们这些小兵伢子神气什么？我们当兵的时候，你老爸还在穿开裆裤！”武测原先是军事测绘学院，那里的干部都是从部队转业下来的，怎么能容忍被这些小兵训斥？所以算是被教训了一次。那里有个小兵到处吹牛皮：“我讲毛主席著作的心得能讲四个小时”，转过身去就指使人：“把那套最好的房子留给我。”其虚伪的外表和肮脏的内心世界暴露无遗。
一天，军宣队找我谈话，要我交代爸爸解放前干的坏事。我啼笑皆非：“新中国成立时我才一岁，能知道什么呢？”可他们不以为然：“你们几十年生活在一起，他总是要透露一些情况吧？你不可能不知道的。”“你爸爸解放前做过什么坏事，你难道一点也不知道？”我无法和他们再谈下去。过了几天，他们又找到我：“这些天你考虑得怎么样了？能不能交待一些情况？”我告诉他们，这种想法是很天真的，我不可能知道你们想要知道的东西。
军代表发怒了：“你的老子是反动派！”我说：“是的”。“你是他的儿子”“是的”我回答。“那你是什么东西！”我气疯了，流着眼泪慢慢地站起来，盯着他的眼睛说：“告诉你，我是个共青团员！”他脸发紫了。“你先回去吧。”我心里完全冷了。既然你已经把我归在阶级敌人那一类，我跟你也没有什么好谈的了。反正那时我们要作为知识青年下乡已成定局，而且我是首批报名下乡的，你有本事就把我留在城里整吧。我完全抱着豁出去的想法。
又一天，那个军代表把我叫到办公室里，要我交代父母是如何侵占国家财产的。我告诉他，我不知道他们还有这种行为。于是他说：“我考验你一次。你现在回家去，把家里清理一次，凡是不属于你们家里的东西都交过来。”他随手拿起桌子上的一支笔：“就是一支笔，一粒扣子，只要不是你们家的，都要上交。就看你的表现了。”
我回到家里。开始清理自己的书桌。中学时我很爱做化学实验，所以从院里实验室后面的垃圾箱里检了一些玻璃试管等物，做些小实验好玩。我拿来一个旧菜篮子，把这些玻璃玩艺一一装了进去。还写了一份详细的清单：“大试管xx根，小试管xx根，长玻璃管xx根，短玻璃管xx根，橡皮塞xx个……。”最后注明：“来源，食品实验室后面的垃圾箱。”我提着篮子走进军代表的办公室里，把这一篮子破铜烂铁及清单交给了军代表。他看看篮子，又看看清单，脸红一阵白一阵。估计是忍了又忍，最后对我说：“嗯，很好！交代得很彻底。以后你要继续这样。”我说：“如果没什么事情我就回学校了？”他说好吧。临出门前，他指指篮子：“把篮子带出去，扔到垃圾箱里去。”我装出非常温顺的样子，把篮子拎出去，扔到了垃圾箱里，找个没人的地方狂笑起来。看来只要不怕他们，对付几个丘八还是有办法的。我现在马上要下乡了，他们把我也无可奈何了。还怕他们做什么？
在后来的一个星期里，我在学校里除了写材料应对防疫站的专案人员外，就是在那里认真地用刀雕刻一副毛主席的剪纸像。几十年后，我再次看到它，感到非常惊讶：我居然有这种手艺，能雕刻出如此精细的图案来？这完全是心情的产物。只有在那种环境下，才能安安静静地做一件如此费功夫的事情，并做的那样好。
不久，小姐姐那里也传来了消息：她在那里也开始被审查。专案组派人来武汉调查，了解了我们家里的很多情况，比小姐姐自己知道的还要多。小姐姐不知道，也不相信，就和专案组的人大吵起来，还撕了写她的大字报。于是也出现了“爆炸性的新闻”。
十一月十八日，二附中原来的工宣队撤离，同一天来了新的工宣队。这是由军队干部带队的工宣队，实际上是工宣队和军宣队的混合物。头头是雷指挥长。从此学校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很多人的历史问题被揭发出来。
曾经有些知道我家出事了的人试图在我身上做文章。出现了一、两张把我的名字倒过来写并打上红叉叉的大字报。不过没有人响应，更多的人是对我同情和暗中保护。防疫站的专案组几次来学校调查，想收集我的罪证，都被革委会的同学顶了回去。他们拿着从家里天花板上搜到的材料给学校看。同学们说：我们都有这种材料，没什么稀罕。他们来收集我参加打砸抢的行为，同学们都证明我是搞广播站的，从来只搞文斗，不搞武斗。他们来找我的“反动言论”，同学们纷纷证明我不参加派别斗争，从来是老老实实地学习毛泽东思想……。这令他们非常失望，但又不死心。仍然一次次地来学校找茬。革委会的人问他们：“你们为什么非要找江育林的问题？”他们老实说：“我们想通过整他们几个孩子的罪状，再上升到是被他们父亲教唆干的，这样来打倒他的父亲。”革委会的同学们告诉他们：“要整江育林恐怕搞不到什么材料，你们去搞其他几个兄弟姐妹的材料吧。”专案组刚一离开，他们马上来到我的房间，告诉我这个情况。并安慰我说：“放心吧，他们在这里搞不到任何整你的材料的！”
后来，我抽空又去了一次大姐姐那里，把防疫站专案组的企图告诉了她。使她心里有个准备：七医院和防疫站很可能会联合起来整大姐姐。
在这几个月里。除了小林外，其余的人都在受到不同程度的审查和隔离。而小林则受尽了惊吓，周围的小孩也对他进行欺负和谩骂。连家里原先养的一只猫也如同给黑五类剃阴阳头那样被剪了一半毛，成了“阴阳猫”。最后从家里跑了出来，先躲在医务室里偷吃酵母片，后被赶出来后就成了野猫。再后来，就不知道下落了。
所以到后来再谈起这些变故时，我总是笑称：家里六口人，有七个“反革命”！这就是“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在我家取得的“伟大胜利”。
之所以我没有被整得太厉害，最主要的原因是：当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重中之重的任务，任何工作都要对此让路。任何可能刺激学生并造成学生情绪不稳定的因素都要极力避免。何况我还是带头报名下乡的学生！否则我那样顶撞军代表，能放过吗？不过在他们眼里，下乡就是对我最大的惩罚了。还求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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