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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回到学校时，学校里的同伴几乎都走光了。我感到非常奇怪。后来才知道，他们都去东北“支左”去了。东北打得很厉害，特别需要得到武汉造反派的“指点”。大家一批一批地走了，剩下的几个都是有各种原因留下来的。我们心里都痒痒的。经过一番串连，约好十来人，准备一起到东北去，和前面先行的战友在沈阳会合。
从武汉到郑州一路都非常顺利，坐在客车里面都没有人管。但从那里往北，就越来越困难了。原来，部队怕大批红卫兵又要云集北京，所以沿途拦截。越是快到北京，查的就越紧。我们只好改换货车，一点一点地往前挪。
从新乡到安阳，我们爬上了空空的敞篷货车。因为只能从旁边的小扶梯往上爬，怕来不及上车，我们就分散开来，每一、两个人上一节。我刚爬进一节空车厢，还没喘过气来，有一个人“咚”的一声跟着跳了进来。回头一看，那是个很大个子的河南老乡。我对他说：“空车厢多的是，你为什么非要到这里来？赶快出去！”看来那个人是个混车的老油条了，满不在乎地说：“没有关系嘛！”我气坏了，此时火车已经响了一次汽笛，马上就要开了。如果再不尽快把他赶走，就要和这个河南老乡在这节车厢里混好久。于是，我拔出手枪，指着他的脑袋：“你走不走？”这个人顿时吓坏了，牙齿上下打战地说：“我….出….出….出去。”接着连滚带爬地顺着小扶梯爬了下去。刚一下车，火车就开了。我才松了一口气。
从安阳到邯郸，我们上了装煤的敞篷货车。这次有了经验，一上车就回头看有没有人跟上来。果然又有一个女孩子跟在后面往上爬。我低声地吼道：“下去！”她停住了，但很不情愿地样子，不愿后退。我急了，就装出要踹她一脚的样子，她连忙下去了。车开后，大家都笑了：“那个女孩子不怕你，你还怕她？让她上来，量她也不敢怎么样的。”我摇摇头说不行，要是想拉尿了该多不方便。
邯郸的解放军战士是武汉老乡，对我们倒是不错。看到我们一个个被煤灰熏的像鬼一样，带我们洗了脸，还把我们送上开往石家庄的客车，算是享受了一段。但到了石家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那里专门有解放军设立的劝阻站，极力劝说大家不要去北京。一直磨到半夜，我们看到一趟往东拐去天津的客车，就混了上去。那不是直接去北京的，所以他们也不太管了。
但是车到了沧州，马上来了大批解放军战士轮番搜查，车上所有的学生全部都被赶下了车，只能上回头的车。我们走到哪里就被跟到哪里，连晚上也不放松。我们试图往前步行一站再上车，也没有用。大家只好返回沧州。
一天多来，我们想了很多办法，也没能逃过解放军战士的监视。有人开始想打退堂鼓，陆续乘车返回了武汉。只剩下七、八个人，剩下的人还想再试试。
晚上，我们躲在废弃的客车车厢里，观察四周的一切。上半夜过去了，到下半夜，每个人都瞌睡的要命。站着站着，腿一下子就软了，但又坚持着站起来。估计两、三点的时候，来了一趟敞篷货车，悄悄地靠在这边。我们立刻兴奋起来。大家马上散开，站到货车的扶梯旁边，暂时还不敢往上爬，因为一爬上去，就在亮处了。解放军会马上把火车拦截下来，把我们赶下去才让开车。这可是毫不留情的。当火车开始慢慢动起来的时候，我们立刻爬上了火车，紧紧地贴在扶梯上，直到火车出了站才敢爬进车厢。
这次坚持给我一生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我体会到：失败和成功往往就在那最后的坚持一下之中。如果你坚持下来了，等待你的就是胜利，否则就是失败。其实成功和失败的差别真的很小。后来，在我几十年的生涯中，好几次在极端无望的情况下，我都是按照这个道理：再坚持一下。前面就出现了转机，出现了光明，也就走向了胜利！
火车很快到了一个站，上面的站牌写着“塘沽”。我们躲在车厢里不敢出来。天还没有亮，只有远处电线杆子上的灯闪着微弱的亮光。我们打开地图，看看塘沽在什么地方，好决定再往哪个方向走。由于光线太暗，大家在地图上怎么也找不到塘沽。突然，我们感到地图亮了很多。大家也顾不得了，赶快寻找起来。这时有个人大叫起来：“你们在干什么？”抬头一看，原来是个铁路上查岗的。他听到这里有人声，就爬上来用手电筒照，正好照在我们看的地图上。于是，我们都被赶下了车。
那个人满脸诡异地笑：“你们想去北京吧？”我们说：“不是的，我们要去东北支左。”那人不信，摇摇头：“不是吧，不说老实话啊。”我们急了：“真的是要去东北！”那人眨眨眼睛：“那你们为什么不上车？”我们大吃一惊：“上什么车？”。“拉笛儿上车啊！”我们一个个大眼瞪小眼，不明白说的什么。那人急了，指着远处正在叫唤的火车喊起来：“拉笛儿了，上车啊！”我们恍然大悟：那个马上要开的火车就是要去东北的。我们立刻不要命地朝那里跑去，争先恐后地爬了上去。火车立刻就开了。
往东北去的火车完全没有人管。我们一路顺风，火车也是一直不停地开，坐在里面舒服极了。想到快要到目的地了。我把枪拿出来，仔细擦了擦。走到荒无人烟的地方，朝天开了两枪。还不错！我们开心得很。就这样，从武汉到沈阳，走了整整七天，我们终于到了。火车司机好像知道他的车上有学生，这趟货车居然在沈阳客车站停了几分钟，等我们下了车才开走。
东北支“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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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漫长路赴东北
当我回到学校时，学校里的同伴几乎都走光了。我感到非常奇怪。后来才知道，他们都去东北“支左”去了。东北打得很厉害，特别需要得到武汉造反派的“指点”。大家一批一批地走了，剩下的几个都是有各种原因留下来的。我们心里都痒痒的。经过一番串连，约好十来人，准备一起到东北去，和前面先行的战友在沈阳会合。
从武汉到郑州一路都非常顺利，坐在客车里面都没有人管。但从那里往北，就越来越困难了。原来，部队怕大批红卫兵又要云集北京，所以沿途拦截。越是快到北京，查的就越紧。我们只好改换货车，一点一点地往前挪。
从新乡到安阳，我们爬上了空空的敞篷货车。因为只能从旁边的小扶梯往上爬，怕来不及上车，我们就分散开来，每一、两个人上一节。我刚爬进一节空车厢，还没喘过气来，有一个人“咚”的一声跟着跳了进来。回头一看，那是个很大个子的河南老乡。我对他说：“空车厢多的是，你为什么非要到这里来？赶快出去！”看来那个人是个混车的老油条了，满不在乎地说：“没有关系嘛！”我气坏了，此时火车已经响了一次汽笛，马上就要开了。如果再不尽快把他赶走，就要和这个河南老乡在这节车厢里混好久。于是，我拔出手枪，指着他的脑袋：“你走不走？”这个人顿时吓坏了，牙齿上下打战地说：“我….出….出….出去。”接着连滚带爬地顺着小扶梯爬了下去。刚一下车，火车就开了。我才松了一口气。
从安阳到邯郸，我们上了装煤的敞篷货车。这次有了经验，一上车就回头看有没有人跟上来。果然又有一个女孩子跟在后面往上爬。我低声地吼道：“下去！”她停住了，但很不情愿地样子，不愿后退。我急了，就装出要踹她一脚的样子，她连忙下去了。车开后，大家都笑了：“那个女孩子不怕你，你还怕她？让她上来，量她也不敢怎么样的。”我摇摇头说不行，要是想拉尿了该多不方便。
邯郸的解放军战士是武汉老乡，对我们倒是不错。看到我们一个个被煤灰熏的像鬼一样，带我们洗了脸，还把我们送上开往石家庄的客车，算是享受了一段。但到了石家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那里专门有解放军设立的劝阻站，极力劝说大家不要去北京。一直磨到半夜，我们看到一趟往东拐去天津的客车，就混了上去。那不是直接去北京的，所以他们也不太管了。
但是车到了沧州，马上来了大批解放军战士轮番搜查，车上所有的学生全部都被赶下了车，只能上回头的车。我们走到哪里就被跟到哪里，连晚上也不放松。我们试图往前步行一站再上车，也没有用。大家只好返回沧州。
一天多来，我们想了很多办法，也没能逃过解放军战士的监视。有人开始想打退堂鼓，陆续乘车返回了武汉。只剩下七、八个人，剩下的人还想再试试。
晚上，我们躲在废弃的客车车厢里，观察四周的一切。上半夜过去了，到下半夜，每个人都瞌睡的要命。站着站着，腿一下子就软了，但又坚持着站起来。估计两、三点的时候，来了一趟敞篷货车，悄悄地靠在这边。我们立刻兴奋起来。大家马上散开，站到货车的扶梯旁边，暂时还不敢往上爬，因为一爬上去，就在亮处了。解放军会马上把火车拦截下来，把我们赶下去才让开车。这可是毫不留情的。当火车开始慢慢动起来的时候，我们立刻爬上了火车，紧紧地贴在扶梯上，直到火车出了站才敢爬进车厢。
这次坚持给我一生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我体会到：失败和成功往往就在那最后的坚持一下之中。如果你坚持下来了，等待你的就是胜利，否则就是失败。其实成功和失败的差别真的很小。后来，在我几十年的生涯中，好几次在极端无望的情况下，我都是按照这个道理：再坚持一下。前面就出现了转机，出现了光明，也就走向了胜利！
火车很快到了一个站，上面的站牌写着“塘沽”。我们躲在车厢里不敢出来。天还没有亮，只有远处电线杆子上的灯闪着微弱的亮光。我们打开地图，看看塘沽在什么地方，好决定再往哪个方向走。由于光线太暗，大家在地图上怎么也找不到塘沽。突然，我们感到地图亮了很多。大家也顾不得了，赶快寻找起来。这时有个人大叫起来：“你们在干什么？”抬头一看，原来是个铁路上查岗的。他听到这里有人声，就爬上来用手电筒照，正好照在我们看的地图上。于是，我们都被赶下了车。
那个人满脸诡异地笑：“你们想去北京吧？”我们说：“不是的，我们要去东北支左。”那人不信，摇摇头：“不是吧，不说老实话啊。”我们急了：“真的是要去东北！”那人眨眨眼睛：“那你们为什么不上车？”我们大吃一惊：“上什么车？”。“拉笛儿上车啊！”我们一个个大眼瞪小眼，不明白说的什么。那人急了，指着远处正在叫唤的火车喊起来：“拉笛儿了，上车啊！”我们恍然大悟：那个马上要开的火车就是要去东北的。我们立刻不要命地朝那里跑去，争先恐后地爬了上去。火车立刻就开了。
往东北去的火车完全没有人管。我们一路顺风，火车也是一直不停地开，坐在里面舒服极了。想到快要到目的地了。我把枪拿出来，仔细擦了擦。走到荒无人烟的地方，朝天开了两枪。还不错！我们开心得很。就这样，从武汉到沈阳，走了整整七天，我们终于到了。火车司机好像知道他的车上有学生，这趟货车居然在沈阳客车站停了几分钟，等我们下了车才开走。
东北支“左”
由于到达沈阳车站时正是半夜，四周不时地有枪炮声。为安全起见，我们在候车室睡了一晚。第二天早上才走到东北工学院，找到了东方红大队和广播站的战友们。大家高兴极了，都想看看我的胳膊怎样了。其实那时候还是有些痛，特别是用劲了以后。手也不能抬得很高。不过已经可以生活自理了。
上午休息了一下，了解了东北的情况。这里的武斗和武汉完全不一样，都是用枪炮炸弹打来打去的。所以大家都随时把枪带在身边。下午到靶场去试了一下我的枪。像我们这样从没用过手枪的人根本没法打准。能把子弹送到靶子上就不错了，根本就谈不上打几环。沈阳的战斗非常激烈。在楼顶上架着小炮，有的楼上甚至有小火箭。一幢楼房经不起一枚火箭的攻击，立马就塌下去一大块。在来之前听说小娘娘在东北制药总厂工作，还打算抽空去看看她。可是第三天就看到战报，说那里经过几天的激战，被当地的保皇派“省无联”，也被造反派称之为“无赖站”攻下。所有的造反派都从下水道里逃走。我也就不再想找小娘娘的事情了。
我们在那里就像“救世主”一样，专门做些当地造反派不好做的事情。如：和省委和军区谈判，要求放人等，居然也很有效果。谈了一次，第二天就把抓的人放了。
后来，大家分析了形势，东北的造反派希望我们能到县城去支持那里的造反派。于是我们就一起到辽宁大学去分配任务。本来要我们去凤城的，但那里造反派力量太弱，很难找到他们。于是就改去营口县。
辽宁省有两个营口：一个是营口市，另一个是营口县。我们中午上了火车，沿途都是枪炮声。所以我们不敢直接去营口，而是到分水下车，然后走到营口。那里完全是保皇派的天下。我们干脆就找沈阳军区接待站，由他们安排住处，这样他们也有责任。第二天我们到军区和县革委会了解情况，然后找当地的造反派，就是“七一六总部”。他们真的很可怜，被保皇派赶得到处跑。我们了解情况时都要转移几次。不过那些人倒不敢把我们怎么样。几天后，半夜零点，几个老工人把我们送上去大连的火车。临走前，他们表露出很希望我们能把手枪留给他们的愿望。我也很想给他们。但这毕竟是武器，不能随便给人的。想了半天还是自己带走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否则在将来清理阶级队伍时会有无穷无尽的麻烦事。
路上我和张崇武一起走。在半路上突然停车，上来一群全副武装的人，他们挨个搜查，我们坐在过道里，手枪坐在屁股下面，心里紧张极了。那些人突然问一个人：“你的行李在哪里？”那人说在行李架上，于是那些人就一窝蜂地往那边去了，我才松了一口气。
大连真的很美，老虎滩是那里最好玩的地方。那里有出海归来的渔民，在船上花几毛钱就让你自己挑一个很大的螃蟹，然后拿到餐馆去，再给他们几毛钱，就可以帮忙蒸熟了。我和张崇武正在餐馆里吃大螃蟹，突然又冲进来一帮全副武装的人，在那里喳喳呼呼地搜查，然后抓了两个人走了。外面又在到处放枪，真的很煞风景。我们不想玩了，晚上乘火车返回了沈阳。
大家都感到很累，想回家。一部分人想直接回武汉，我和几个人想再去北京看看。而且大姐姐还交给我一个任务：她在去北京时，路过安阳被查出带有手枪。由于不准带枪上北京，就被解放军收走了。他们给她开了一张收条。大姐姐要我顺便去把手枪换回来。所以还得去安阳一趟。
九月九日，我们这一群东方红大队的战友高高兴兴地开始往回走，第二天清早就到了山海关。大家下车玩了一下。这里是长城的起点，要爬上去非常困难。而且在乱石头堆里面散发出一阵恶臭。后来才听人说那里面有死人，也不知道是怎么死的。下午又乘车到了秦皇岛。我们在海水里游泳，还在礁石上抓了几只小螃蟹，装在搪瓷缸里。不过晚上在候车室里等车时，大家都睡着了，连茶缸带螃蟹都被小偷拿走了。
接着我们到了天津，住在南开大学。在买饭票时，卖票的老头说：“百分之六十的细粮票，百分之四十的粗粮票！”我们大吃一惊，顿时回忆起“三年困难时期”吃苞谷面和高粱面的情景。我小心地问道：“粗粮是什么？”“粗粮是大米，细粮是面粉”，老头头也不抬地回答。啊，原来北方人把大米当作粗粮的。我高兴极了，就说：“那我就都要粗粮吧。”
在天津看了几天大字报后，大家就分成两拨：一部分回武汉，我们几个去北京。我把枪交给张崇武保管。我知道，北京是绝对不容许有人带枪去的。在北京玩了两天，我觉得没什么意思，就想回去了。但有几个人想在那里坚持到国庆，想看看国庆游行。那得在北京呆半个月。太长了！于是我就乘上了南下的火车。
第二天到了安阳，我下了车，找到车站的军代表。军代表很不情愿把枪给我，但当时开的证明就是这样写的：返回时一定归还。所以只好还给我，还招待我在安阳玩了一天。刚好他是上夜班，我就睡在他的床上。我到处逛逛，觉得很没意思，就跑到车站的货场去玩。那里的火车司机听说我是从武汉来的造反派，非常热情。他问我：“想不想坐火车头玩玩？”我当然想。于是他们带着我，把火车头开到新乡，然后再开回来。火车头跑得好快呀！我感到整个车身都在颤抖。怎么坐火车时没有这种感觉？
等我回到军代表的房间，门关着，我又没有钥匙。也不知道他跑到那里去了。我很累，想休息一下。看到门上方的两扇小窗户没有关，就从那里翻进去。刚翻到一半，被腰间的手枪别住了，于是拔出手枪，扔到床上，再翻进去。等我进去后再打开门出来喘口气时，才看到旁边有两个人瞪大了眼睛正看着我。大概很惊讶谁那么大的胆子，居然敢提着手枪翻到军代表的房子里去。我把手枪别回腰里，站在那里看着他们。他们一看形势不对头，赶快离开了。我就呆在房间里睡觉，一直到军代表送我上车。历时近一个月的东北“支左”就这样结束了。
上午休息了一下，了解了东北的情况。这里的武斗和武汉完全不一样，都是用枪炮炸弹打来打去的。所以大家都随时把枪带在身边。下午到靶场去试了一下我的枪。像我们这样从没用过手枪的人根本没法打准。能把子弹送到靶子上就不错了，根本就谈不上打几环。沈阳的战斗非常激烈。在楼顶上架着小炮，有的楼上甚至有小火箭。一幢楼房经不起一枚火箭的攻击，立马就塌下去一大块。在来之前听说小娘娘在东北制药总厂工作，还打算抽空去看看她。可是第三天就看到战报，说那里经过几天的激战，被当地的保皇派“省无联”，也被造反派称之为“无赖站”攻下。所有的造反派都从下水道里逃走。我也就不再想找小娘娘的事情了。
我们在那里就像“救世主”一样，专门做些当地造反派不好做的事情。如：和省委和军区谈判，要求放人等，居然也很有效果。谈了一次，第二天就把抓的人放了。
后来，大家分析了形势，东北的造反派希望我们能到县城去支持那里的造反派。于是我们就一起到辽宁大学去分配任务。本来要我们去凤城的，但那里造反派力量太弱，很难找到他们。于是就改去营口县。
辽宁省有两个营口：一个是营口市，另一个是营口县。我们中午上了火车，沿途都是枪炮声。所以我们不敢直接去营口，而是到分水下车，然后走到营口。那里完全是保皇派的天下。我们干脆就找沈阳军区接待站，由他们安排住处，这样他们也有责任。第二天我们到军区和县革委会了解情况，然后找当地的造反派，就是“七一六总部”。他们真的很可怜，被保皇派赶得到处跑。我们了解情况时都要转移几次。不过那些人倒不敢把我们怎么样。几天后，半夜零点，几个老工人把我们送上去大连的火车。临走前，他们表露出很希望我们能把手枪留给他们的愿望。我也很想给他们。但这毕竟是武器，不能随便给人的。想了半天还是自己带走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否则在将来清理阶级队伍时会有无穷无尽的麻烦事。
路上我和张崇武一起走。在半路上突然停车，上来一群全副武装的人，他们挨个搜查，我们坐在过道里，手枪坐在屁股下面，心里紧张极了。那些人突然问一个人：“你的行李在哪里？”那人说在行李架上，于是那些人就一窝蜂地往那边去了，我才松了一口气。
大连真的很美，老虎滩是那里最好玩的地方。那里有出海归来的渔民，在船上花几毛钱就让你自己挑一个很大的螃蟹，然后拿到餐馆去，再给他们几毛钱，就可以帮忙蒸熟了。我和张崇武正在餐馆里吃大螃蟹，突然又冲进来一帮全副武装的人，在那里喳喳呼呼地搜查，然后抓了两个人走了。外面又在到处放枪，真的很煞风景。我们不想玩了，晚上乘火车返回了沈阳。
大家都感到很累，想回家。一部分人想直接回武汉，我和几个人想再去北京看看。而且大姐姐还交给我一个任务：她在去北京时，路过安阳被查出带有手枪。由于不准带枪上北京，就被解放军收走了。他们给她开了一张收条。大姐姐要我顺便去把手枪换回来。所以还得去安阳一趟。
九月九日，我们这一群东方红大队的战友高高兴兴地开始往回走，第二天清早就到了山海关。大家下车玩了一下。这里是长城的起点，要爬上去非常困难。而且在乱石头堆里面散发出一阵恶臭。后来才听人说那里面有死人，也不知道是怎么死的。下午又乘车到了秦皇岛。我们在海水里游泳，还在礁石上抓了几只小螃蟹，装在搪瓷缸里。不过晚上在候车室里等车时，大家都睡着了，连茶缸带螃蟹都被小偷拿走了。
接着我们到了天津，住在南开大学。在买饭票时，卖票的老头说：“百分之六十的细粮票，百分之四十的粗粮票！”我们大吃一惊，顿时回忆起“三年困难时期”吃苞谷面和高粱面的情景。我小心地问道：“粗粮是什么？”“粗粮是大米，细粮是面粉”，老头头也不抬地回答。啊，原来北方人把大米当作粗粮的。我高兴极了，就说：“那我就都要粗粮吧。”
在天津看了几天大字报后，大家就分成两拨：一部分回武汉，我们几个去北京。我把枪交给张崇武保管。我知道，北京是绝对不容许有人带枪去的。在北京玩了两天，我觉得没什么意思，就想回去了。但有几个人想在那里坚持到国庆，想看看国庆游行。那得在北京呆半个月。太长了！于是我就乘上了南下的火车。
第二天到了安阳，我下了车，找到车站的军代表。军代表很不情愿把枪给我，但当时开的证明就是这样写的：返回时一定归还。所以只好还给我，还招待我在安阳玩了一天。刚好他是上夜班，我就睡在他的床上。我到处逛逛，觉得很没意思，就跑到车站的货场去玩。那里的火车司机听说我是从武汉来的造反派，非常热情。他问我：“想不想坐火车头玩玩？”我当然想。于是他们带着我，把火车头开到新乡，然后再开回来。火车头跑得好快呀！我感到整个车身都在颤抖。怎么坐火车时没有这种感觉？
等我回到军代表的房间，门关着，我又没有钥匙。也不知道他跑到那里去了。我很累，想休息一下。看到门上方的两扇小窗户没有关，就从那里翻进去。刚翻到一半，被腰间的手枪别住了，于是拔出手枪，扔到床上，再翻进去。等我进去后再打开门出来喘口气时，才看到旁边有两个人瞪大了眼睛正看着我。大概很惊讶谁那么大的胆子，居然敢提着手枪翻到军代表的房子里去。我把手枪别回腰里，站在那里看着他们。他们一看形势不对头，赶快离开了。我就呆在房间里睡觉，一直到军代表送我上车。历时近一个月的东北“支左”就这样结束了。
援越抗美
一九六七年底，越南的抗美形势陡然紧张起来。继一九六五年美国直接派兵到南越参战以后，又开始向北越轰炸。中国应越南邀请，开始派高炮部队和工程兵部队开往越南参战，并取得很好的战绩。红卫兵们正闲得无聊。注意力就转向了世界。
十一月初，陈宣良等几个同学开始商量去越南参加“援越抗美”的事情。大家意见不一。虽然总的说来都是赞同的。但如何去，怎么参加，则不是每个人都认为可以这样自己跑去的。毕竟那里是有组织的军队，和红卫兵完全不同。但他们几个人决心已定。大家就只有支持了。
十一月三日下午，我们送陈宣良、贝恩渤、秦明维、陈阳四人上了去凭祥的五次特快。大家都祝愿他们成功。八号，有电报来：“安抵凭祥”，估计是到边界了。但是八天后，即十一月十六号，他们几个又都回来了。原来那里都是大山，边界管的倒不是很严，他们很轻易地就过了国界。问题是：那里没有路，也没法辨别方向。结果走了两天后，又碰见了边境上的哨卡。不过是从越南那边倒回来碰见的。像这样兜圈子根本就没办法往前走，更没法找到那里的解放军。哨卡的人仔细检查了他们的证件，又盘问了一番。也许是见多了，就带着他们下山，回到凭祥。他们几个就这样结束了完成“世界革命”的旅行。
看来要革命还是要一点本事的。不过几十年后，我看到一些描写这方面情况的小说，才知道其实那时候有很多知识青年都在往那里跑。去越南的，老挝的，缅甸的，柬埔寨的都有。有的人牺牲在战场上，也有的人留在那里没有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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