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毛泽东活了83岁主政41年的历史,究竟做了哪些孽?最大的是哪一个?
有人说上山下乡政策,我不大赞同。因为绝大多数知青,是在广阔天地里成长起来了。他们失去的是好吃懒做的恶习,得到的是做人的高尚品德。
细数起来,损失最大的,应该拿下被迫改行的妓女。
据统计,上海市的妓女人数最多,生意最好。改造妓女以后,她们的生活质量下降很厉害。这个损失是无法弥补的,因为改革开放以后,她们的青春永远回不来了。
那时的上海,靠卖淫为生的妇女有3万人左右,还不包括从事隐形性交易的吧女、女招待、“按摩师”、“女向导”等。
第三野战军进城后,上海宣布解放,继续给妓院和妓女发执照并收捐,同时对妓院老板的经营做了严格限制:禁止接待公务人员,贩卖毒品、赌博、摆设大型酒宴,如果逼迫妓女违背自己意愿与人发生关系,或将她扣留,妓女可以控告他们。
与上海不同,从1947年到1951年,石家庄、北京、吉林、南京、苏州等城市都几乎在一夜之间取缔了娼妓业。在此情况下,上海的一些 “妓院巨头”,早在1949年解放时就溜走了。1951年4月镇压反革命运动,又处死了一批。
上海人的观念,是我们这些乡巴佬不好理解的。1948年,一项对上海市500名妓女的调查发现:56%的妓女对她们的职业表示满意。主要因为这一职业比起她们所能从事的其它职业来,收入更加丰润一些,有一半人表示无意改换职业,而有略微四分之一的人还表示想找一个有钱的丈夫。”
据参与改造的干部多年后回忆:“用汽车把她们装上,这些人都哭了,都不上车,每一个人都管老鸨叫老妈妈,叫爸爸啊,共产党要杀我们啊,我们不愿意去,又要卖我们了。我们愿意跟着妈妈爸爸啊,又哭又叫,唧唧哇哇。”
1992年,作家苏童出版小说《红粉》,背景即是解放初期政府禁娼并改造妓女,小说里的“秋仪”就是在卡车拉着妓女们去“训练营”的途中逃跑了。
据参与改造的干部多年后回忆:“要给她们做动员报告,却成了抗议的靶子。有一个妓女喊了:姐姐妹妹,哭!很灵,她这么一喊,三百多人一齐哭。有的叫:妈妈啊,你在哪里啊,孩子在这里连通信给你都不行啊。我坐在那里,叫警卫营长搬来一个凳子,看着哭。哭了几个小时,送饭来,盛完了,都泼在地上,没有一个吃的。”
即便是体检这样的善举,妓女们一开始也不信任。俞欣芝(秋仪)回忆,“新的谣言又传开了——军队在朝鲜失利,伤兵等着要输血,政府要抽我们的血。”没过几天,抽血的人真的来了。俞又吵又闹,把瓶子也摔了。失去自由的她和姐妹们,并没有因为治病而放弃反抗。她回忆说,“劳教所禁止吸毒,毒瘾上来不想哭也流泪。管理干部讲话说‘帮助姐妹们逃出火坑’,我心想:你们把我弄进火坑来了!”
上海市民贺宛男的母亲曾是教养所的分队长,管着56个妓女。小时候,她缠着母亲去教养所看看,但失望地发现,这些在旧小说里貌若天仙的女人有的对着镜子痴痴地照,把头发梳了又梳;有的把窄窄的旗袍硬套在胖墩墩的身子上,扭着难看的屁股;有几个似乎是在谈男人,谈着谈着,竟尖声怪叫起来:“没有男人,闷死我了。”她还亲眼目击,有妓女闹着要出去,达不到目的就上吊,被管理干部救下来。
对管理干部,俞欣芝回忆,“我们是不太怕”,“甚至瞧不起她们”,旧社会笑贫不笑娼,我们看那些女管理干部人人穿个二尺半大褂子,心想:‘男不男女不女的,还不如我呢!’劳教所的所长姓杨,比我大两岁,是个大姑娘;我们私下说:‘就凭她管我们?她见过屁!’”“有个姐妹跑上讲台对管理干部说:‘你去过百乐门吗?吃过大菜吗?’管理人员只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当时就让她下不了台。她于是就骂人,砸东西。”
俞欣芝在“大跃进那一年”结了婚,丈夫是三轮车工人。她曾问过他:“旧社会你就那么干净?”他脸红了半天说:“踏三轮车的没几个娶得起老婆,有几个钱就走邪道去坏地方呗。””说不定我们是旧相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