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欲去惰字,总以不晏起为第一义”——曾国藩在写给曾国荃的家书中告诫弟弟“要想去掉‘惰’字,以早起床为第一要义”
毛主席推崇其“讷言敏行”,更在给朋友的信中把曾国藩列入圣哲之列。
成功的光鲜在前,背后的苦心孤诣往往易被忽略。成功之人必有成功之处,曾国藩成功的背后,曾经有过怎样鲜为人知的经历呢?
如同二战中那位著名的英国首相丘吉尔一样,曾国藩也曾嗜好吸烟,而且还有晚起的坏毛病。当他认识到这些习惯的弊端时,便下定决心要改掉这些毛病。我们都知 道,养成一种好的习惯就非易事,而想改掉已经形成的习惯就更是难上加难。曾国藩之所以能成就一番功业,就在于他拥有超常的毅力,能将自身存在的毛病视同大 敌,决心彻底克服才肯罢休,并且说到做到,身体力行。
大部分人并不会把“早起”视作多大的事情,往往随性而“起”,想起才起,但就是这样“看似无关紧要的生活小节”,曾国藩却把它当成自己修身养性、锻炼意志 的头等大事,并断言:“勤字工夫,第一贵早起,第二贵有恒。”为了改掉晚起的毛病,曾国藩在日记中将早起列为修身养性的“八本”之一 ——“余日记册中,又有八本之说,曰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身以戒恼怒,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 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此八本者,皆余阅历而确有把握之论,弟亦当教诸子侄谨记之。”足见他对与“早起”一事的看重。
此外,为了彻底改正自己晚起的毛病,曾国藩还特意写信让弟弟监督自己:“傲为凶德,惰为衰气,二者皆败家之道。戒惰莫如早起,戒傲莫如多走路,少坐轿。望弟留心儆戒,如闻我有傲惰之处,亦写信来规劝。”
有志者,事竟成。经过多年持之以恒地修炼,曾国藩在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已经完全克服了晚起的毛病。这一点可以从他当时的日记中清楚看出。在日记 中,他不仅记录了自己极其有规律的作息、研习、工作和生活,还特别抒发了自己由“晚起”变“早起”的“勤、谦”之道:“细思古人修身、治人之道,不外乎前 此所见之‘勤、大、谦’。勤若文王之不逞;大若舜、禹之不与;谦若汉文之不胜。而‘勤、谦’二字,尤为彻始彻终,须臾不可离之道。千古之圣贤豪杰,即奸雄 欲有立于世者,不外一‘勤’字;千古有道自得之士,不外一‘谦’字。吾将夺此二字以终身。倘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者乎!夜睡颇熟,四更即醒。”
此后,曾国藩不仅每天坚持早起,即使在率湘军与太平军作战的十余年间,仍然坚持每天写日记,读书数页,下围棋一局,终生如此,其“勤”与“谦”绝非寻常人可比。
由此可见,曾国藩的成功之道正是从改掉“晚起”这个坏毛病,养成“早起”的好习惯开始的,这样看似不起眼的生活小节,却磨练出曾国藩过人的“勤”和“谦”,最终助其成就一方霸业,名留青史。
人的一辈子就是修行。一个国家如果出现了问题,比如百年之内三次首都沦陷,那么就需要一代人或几代人修行了。
或许,改造城里人是一个首要选择。因为城里人颓废,是有目共睹的病灶。
《麦克白》里有一句很著名的话:人生如痴人说梦,充满了喧哗与骚动,但没有任何意义。他们的生活印证了这一句。他们的一天只是他们状态的缩影:酗酒、赌马、吸毒,在这个荒诞不经的世界里过着荒诞不经的生活,像一群梦呓的疯子说着正常人听不懂的话,以此来对抗所谓的意义,来挑战传统的价值。他们是沉默的对抗者,无需多么过激的行动,也无需更躁动的语言,只要这种状态:混一天是一天的无聊状态,来表现对这个所谓“正常”世界的反叛。
他们是不被公允的、地下的,像是下水道中瑟瑟的老鼠,却有不怕被打的勇气。他们也思考自己的人生,生存的意义等等哲学问题,但只是当作插科打诨一般一笑而过。他们对自己地下生活充满激情并热爱这种状态,他们也乐于说他们想说的,做他们想做的。他们是颓废者,但那些貌似“进取”的人却更为虚假恶心。至少“垮掉”的他们是真实的,而这个社会最为缺乏的,便是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