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京到五台山
住在办事处的还有冷新华(原名冷冰)、沈士杰、袁永慤、王玉堂、浦承爵、张恩田等六位南开的同学,他们多数是“民先”成员。他们说已经同八路军办事处联系过,但尚未确定下一步的行动。我就提出应该马上行动。于是,我们七个人找到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负责人叶剑英同志,要求参加八路军。叶剑英同志同意了我们的要求,让我们到西安找周恩来同志具体安排。从此开始了我革命生涯的重要阶段。
八月二十四日.我们七人穿上八路军军装,乘上了开往西安的列车。到达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时,办事处主任李达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那几天,周恩来同志去了延安,我们在西安等了十天左右。周恩来同志回到西安不久,就热情地接见了我们七位南开的同学。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同志。他利落干练,目光坚毅,思想敏锐,又平易近人。他精辟地分析了当时抗日战争的形势,并为我们提出两个方案:第一去延安学习,第二参加敌后游击战。周恩来殷切地期望我们立即参加敌后抗战工作。因为当时的形势是前方吃紧,敌后却有广袤的回旋空间,华北游击战急待开展,那里急需人才以加强力量。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在游泳中学习游泳,在斗争中学习斗争,是最好的学习”。虽然我们当中,有几个人曾打算到延安学习一个时期。然而在周恩来的鼓励下,都很快放弃了原来的打算,愿意按照他的意见立即开赴敌后抗战的第一线,在斗争中经受锻炼,为抗日救国,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西安住了半个月,我们七人从西安来到太原。在列车上同路的还有肖克和程子华两位同志。我们一行来到太原后,住在成成中学,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设在那里,等待部队一起北上。在等待出发的那几天里,我们和肖克、程子华俩同志,有时就在办事处后院球场踢小皮球玩。生活愉快,充满朝气。
不知不觉半个多月就过去了。一天,我们七个人与八路军总部直属队一起北上,在离太原不远的一站下了火车。我们被编入总部的其他部队,步行去五台山的八路军总部。
一路上.我们不时遇到阎锡山与国民党的其他军队自北向南撤退。据说有的国民党军队根本没与日本军交上锋,离敌人还有八九十里,一听炮声就吓得逃之夭夭。目睹这种“不战而退”的状况,我们的心情十分沉重。难道中华大好河山就这样白白地丢掉吗?所以一路上我们还是不断地给他们做工作,希望他们振作起来,迎战日本侵略军。我们不时地向着路上溃退下来的国民党兵喊口号“欢迎友军转移阵地”,给他们打气,鼓励他们的信心。可是,国民党的军队士气低落,对战胜日本侵略军毫无信心,加上他们纪律松弛,溃退途中丢盔弃甲,狼狈不堪,我们的工作收效甚微。
到达五台山后,组织上把我们七人编到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学习,为了保障在家的亲属不受牵连,我们每个人都更换了姓名。从此我就从原名赵维藩改为现名。
随营学校就设在五台县苏子坡村的一座庙里,共有学员二百多人,分为两个大队,一个大队在一个院子。生活相当艰苦,没有床,我们就在地上摆些稻草,上面放席子,用砖头当枕头。我们去的时候已是秋季,加上五台山地势高,秋风袭来,凉风逼人。艰苦的生活,再加上每天听到敌方打炮,局势十分紧张。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同学开始动摇了,想退学另找出路。对此,学校领导反复对他们做工作,希望他们能坚持下去,经受住艰苦的锻炼。但他们听不进去,执意要走。学校领导只好本着“来者欢迎,去者欢送”的原则,让他们选择自己的道路。我们原来的七个人中只剩下冷新华、沈士杰、袁永慤和我四个人继续学习。
在五台山的学习期间,学校开设了政治课和军事课。政治课由一个姓廖的教员上课,除了讲一些马列原著外,还讲一些统一战线及一些抗战动员委员会的组织等工作问题;军事课主要是军事教练,以及战时如何利用地形、地物等。在我们剩下的四人中,沈士杰学军事比较好,教官很满意,在一次上课时对沈士杰做了表扬。在随营学校的一个月时间里,我们的校长朱德同志还给我们讲了半天课,他着重讲了游击战术,具体讲解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方针。朱德校长的讲课,深入浅出,娓娓动听,既有理论又紧紧结合抗日战场的实际,使我们深受教益。
一个多月后,我们结束了在随营学校的学习生活,我被分配到了河北省行唐县。从此,我走上了在我党领导下的战斗岗位。其他三人也都分配了工作。其中有两个后来在抗日战争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袁永慤曾是我在汇文中学时的同学。抗战开始时,是南开的研究生,“民先”队员,为人沉默寡言。抗战期间在山东湖西事件中牺牲了。沈士杰是南大“民先”队员中的活跃分子,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他在苏北担任抗日记者的活动中牺牲。冷新华解放后在武汉炮兵学校任副政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