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高考，大弟商乐平考上西安交通大学动力系，当时还不满16岁。一时间，爸爸妈妈成为芷江的模范家长。不过那时还不时兴搞讲座，所以他们还没有受到很大干扰。如果有人问起怎么教育孩子，妈妈就说，我成天不在家，哪里教过他们？都是靠他们自己的努力。
不久十届三中全会开幕，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同时胡耀邦主持全面平反历年来的冤假错案工作，平反右派的工作也同时开始了。
79年上半年，妈妈来信说，辽宁的伯父曹石先来信要与我联系。同时告诉我，自己右派问题还没有解决的伯父早已去信给怀化地委（黔阳地区后改名为怀化地区）要求平反我生父曹仲先的右派冤案。后来生父的右派被平反。不过即使没有伯父的信，生父的右派也会平反，因为当时是大势所趋。妈妈在信中附上了伯父的给她和我的信。
伯父在信中告诉我生父的右派已经平反，他自己的右派也已经平反。他邀请我去辽宁朝阳他家看看，也简单介绍了他与生父的关系。当年怎么一起上学，怎么怀着一腔热血投奔革命，他参军，生父参加工作。
很快，常德老家也传来消息，谢家为了报复妈妈取消包办婚姻而加在外公，大舅，二舅头上的恶霸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冤案全部平反了。谢家终于阻挡不住历史的潮流，但作为冤假错案的制造者，他们并没有受到任何惩罚，逃过了历史的审判。但他们再也不能为所欲为，加害我们了。对于妈妈，压在头上二十九年的大山终于被推翻了。她几乎被谢家毁掉了一生，但命运还是让她在受了千辛万苦之后，出现了希望，她终于可以完全直起腰杆来了。虽然她已经50岁了，有点太迟了。
妈妈没有给我说，她是怎么想的。但我知道，她心里在流泪， 一种夹杂着幸福和悲伤眼泪。她活下来了，终于见到了熬出头的一天。可惜生父没有能够活到这一天。
不久妈妈入了党，被任命为劳动局副局长。虽然她的工资二十几年前就定在这个级别，直到这次才是真正的职务。
云开雾散，是该去看曹家的亲人了。1980年暑假，我去了辽宁朝阳伯父的家。
他当时已经平反，原来的学校也恢复了他的教师职务。但住房问题还没有解决，他仍然住在郊区农村的一栋他们自己的土房子里。这是当年他被打成右派，遭到开除以后。伯母胡敏学是当地人，小学老师，不但没有与他离婚，还发动亲戚给他们盖了这栋土屋。同时在经济上接济他们，让他们度过难关，没有像生父那样被饿死。
当年生父与妈妈告诉他们，我叫“曹志坚”，于是他们都叫我志坚，虽然他们知道我已经改为商乐维了。我能理解他们的心情，也就让他们叫“志坚”。伯父家的堂妹亚东比我小一个月，已经工作；小堂妹亚平小四五岁，正准备要考大学；最小的凯风在读初中。他们一口一个“志坚大哥”的叫，让我很感动。
他们家当年条件很差。家里只有一个大炕，全家都睡在上面。我很不习惯那样，我睡的靠火那一头，很热，加上炕边的墙总掉小土粒，身上觉得痒痒的，晚上睡不好。吃的东西主要是高粱米饭，没有什么菜。伯父每天买半斤卤猪头肉回来，放在门口小桌子上，拿两瓶啤酒，叫我与他一起吃，说我们一起“唠唠嗑”。这让我很不适应，因为伯母，亚东，亚平，凯风全都不来，在大桌上吃高粱米和一些咸菜。我多次说大家一起吃，但他们都不理睬。我也只好和伯父搞特殊化了。
从伯父伯母口中我得知，伯父后来把奶奶接到朝阳一起生活。奶奶一直没有忘记我这个从未见过的孙子，总是念叨要找到志坚。但直到她1977年11月去世时也没有见到我。
伯母个头不高，很能干，也很热情。让我叫她“大娘”，这样显得亲切。我对伯母非常敬佩，在那种高压下，她能坚持和被划右派的伯父在一起，是需要多大的勇气啊！
连续几天，伯父天天和我谈曹家的情况，以及他当年如何与生父一起读书，后来一起参加工作，参军的往事。
在湖南耒阳燕子窝的老家，爷爷在当地是一个绅士，有点田地。生父一共五子妹。大姑，大伯，二伯（朝阳的），生父，满姑。大姑是家庭主妇，当时和姑父在湖南衡南。大伯1958年因为重婚罪坐牢，1960年出狱后在矿山井下工作，因为意外事故去世。小姑姑当时在湖南冷水滩电业局。
解放时，爷爷因为害怕，只身离开了老家。后来听说去了香港，但一直没有联系。
同时伯父详细谈了他高中毕业以后，与生父分手参军的情况。因为有文化，他被分配到驻大连的一个军部做参谋。这个军就是电影《兵临城下》中的那支部队。前景看好，但部队很快就强调起根正苗红来了，因为出身地主家庭，他被迫转业到了朝阳，在中学做历史老师。因为喜欢写诗，写文章，57年反右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多亏伯母和她的亲戚们，才得以幸存下来。
伯父将这些历史反复给我讲，有时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我很耐心地听着。伯母有时提醒他，有些事说了一次就行了，不用反复讲，志坚都听烦了，得让他有点自由的时间。这时伯父就会批评她不懂事，而我并不生气，知道他想让我了解多一些。
伯父多次批评妈妈，说妈妈当年不应该与生父离婚。我理解他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伯母没有与他离婚，这点确实让人敬佩。不过当年妈妈也有自己的难处，而且一直等待与生父复婚的一天。伯父还说他当年提出把我接到朝阳与他一起生活，妈妈没有答应。说如果我当年与他一起生活，现在情况会更好。这点我不同意。当年继父对我还是不错的，因为他的庇护，我没有受到什么歧视。同时因为长时间生活在学校，在老师们的闲谈中吸取了很多知识，对考上北大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加上任何一个母亲，怎么可能随便让自己的孩子离开自己呢？
另外他怀疑继父在生父被打右派上有故意陷害的嫌疑，目的是得到妈妈。这点我从十几年与继父的生活感觉到，继父不是这样的人。而且当年继父已经在芷江，根本不在地委，原来也不是一个部门的。所以，我不相信。
不过我只是心里想，并没有说出来。
伯父家养得有猪，但北方人养猪不像我们老家采很多野菜剁烂，拌入一点米和糠煮熟喂猪，而是喂粗粮为主，丢一些野草让猪吃。伯父自己不打猪草，堂弟太小，堂妹们可能也不会打，结果就靠记得的时候在路边拔一些草，记不得的时候就没有猪草。长期吃不到猪草，猪长得不好。听着伯母的抱怨，我便要了一把弯刀（没有南方的镰刀），带着亚平，凯风去野地里割草。知青学到的割草本领，派上了用场，不到两多小时，就割了四五十斤草，放在一个小车上推回家，够他们喂上个把月的。又去十几里路外的一个粮店把伯母说半年前就应该弄回来的两百多斤粮食拉了回来。这事对伯父和几个堂弟妹都是一件很难做的事。
临走时，伯母做了粘豆包招待我。这是辽宁人招待重要客人才做的美食。我是第一次吃粘豆包，觉得像我们老家的糯米粑，或汤圆。因为伯父家门口的井水很干净，很凉，正值大夏天，我有时喝井水，一直没有事。但我吃了粘豆包以后再喝生水就不行了，第二天便开始拉肚子。而我还必须走，因为还得回湖南。在朝阳回北京的火车上拉得稀里哗啦，不得不在承德下来休息了两小时，买了点热汤喝了才再上火车继续走。回到北大时，把同学吓了一跳，因为人都瘦了一大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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