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的眼泪（十）王力阿姨：“很抱歉，我们没有保护好你爸爸”

（作者说明： 四月底，写完《妈妈的眼泪》（九）以后，我回国探望妈妈。说好回来继续写。但回来多时了，多种原因，没有怎么写。直到今天才算完成。希望关心的朋友原谅）

1978年2月底，我拿着北大的入学通知书，和妈妈给我准备的行李，去芷江西站乘火车前往北京上学。
当时没有出租车，更没有私家车。芷江城到火车西站有7，8里路，加上城里还有走一段，需要走一个多小时。我和送行的妈妈早早就出发，边走边聊。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妈妈给我带了很多东西。包括一大袋煮熟的鸡蛋，和一大袋腊肉腊鱼油炝辣椒（干辣椒末过一下热油，加入腊肉，腊鱼丁）。

仍然还很冷，灰蒙蒙的天，公路两边的稻田里的草籽是冬天难得的绿色。就要离开度过我的童年，少年时代的芷江了，有点依依不舍。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心里有些担忧，有些惆怅，也有些兴奋，有些期待。

到了火车站，不久从贵阳开往北京的150次直快列车开过来，靠站停下了。刚过春节，火车上人山人海，我好不容易挤上了火车。车上不仅找不到座位，连挤进车厢都困难。好不容易在车厢中间找到一块地方放行李，车子就要开了，我连忙弯腰从开了一尺高的窗户向站在站台上的妈妈挥手告别。火车开动了，妈妈跟着火车走了一段，但很快，火车加速，妈妈的身影不见了。我知道她肯定会站到火车完全消失以后才会离开。

火车太挤，我找到一个稍微宽松的地方站直了。很巧，碰见了要去中山大学上学的董洁林同学。她与我是同年级同学，极聪明。全县统考时，每次我交卷很早，都是第一个出考场，但有两次交卷以后，看见一个女同学已经在外面了，比我更早。后来知道她就是董洁林，那次她考得也很好。但我们以前没有机会说话，这次碰上了正好聊聊，但是只能站着聊。我们聊得很投机。到了湘潭，她要转车去广州。我们互道尊重告别了。

她走后，我将带的铁桶翻转放在地上，坐在桶底上，稍微觉得舒服一点。直到武汉，我才终于找到一个座位坐了下来。到周围的乘客知道我去北京上学，都纷纷表示祝贺。大家对恢复高考都非常支持。

经过38小时的艰难的旅程，终于到了北京站。接着坐北大接站的大巴到了北大，到了学校已经是晚上12点多了。等一切安置好，上床睡觉已经是3点多了。

77级大多都是我这样下过农村的知青考上来的，基础差，加上全社会的期待，很想努力赶上。紧张的学习很快就开始了，一切都是那么新鲜，又是那么艰难，我们发现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只能全力以赴。大家天没亮就起背英语，晚上很晚才睡。

稍微适应了学校生活以后，我便利用周末和假日去拜访妈妈昔日的同事和领导。

第一个拜访的是陈桂萍阿姨和她的丈夫李叔叔（不忘记他的名字了）。他们当时是南下干部，都在黔阳地区工作。陈桂萍还是妈妈在新晃工作时的同事，彼此很熟悉。他们两口子后来去西藏支边，因高山反应诱发心脏病，被迫提前退休回内地。但他们没有回湖南，而是去了离老家河北很近的北京。他们住在一个小胡同里的一个小四合院里，院子里还住另外一家邻居。他们有三个孩子，一个比我大一岁，一个小一岁，最小的是女孩，大概小三四岁。已经参加工作的老大因为下过农村当过知青，与我有共同语言，聊得比较多。

陈阿姨李叔叔认识我生父，知道他被错划右派的事。他们不太谈当年的事，不知道是知之不多，还是不愿谈及。对我比较关心，总是很热情，对我能考上北大很赞赏。每次都做好吃的招待我，要我经常去玩。

第二个去拜访的是王力阿姨。当年王力阿姨曾经是生父和妈妈的领导，是她撮合了他们的婚姻。可以说没有她就没有我。她住在东四北池子大街里的一个四合院里。大概是因为职务比较高，她的院子比陈阿姨的大而且好，而且就她一家住。她丈夫杨伯伯也是老干部，是中央副部级干部。他总是很忙，我去的时候他只有一次在家，也是匆匆聊了几句就因为有事走了。

他们的孩子都比我大多了，最小的小秋也比我大三，四岁，出生在黔阳，也当过知青。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她刚从农村回城，正在找工作。她是我唯一见过的王力阿姨的孩子。其他孩子都工作了，住在外面。

王力阿姨中等个头，北方人的样子，说话很慢，很柔和。她可能有白化病，脸有些白斑，当年还不显，但后来越来越白。王力阿姨出生在一个大资本家家庭，父亲很有钱。她是在大学时期接近地下党，最后背叛家庭，参加了共产党。父亲去了台湾，而她却南下到湖南，工作很多年。除了在黔阳工作，还担任过湖南广播电视局局长。后来跟先生到北京工作直到退休。几个孩子也都因为文革而没有读大学。

王力阿姨见到我很高兴，因为眼神不好，特意走进我，反复端详。问我妈妈的情况，继父的情况。她回忆当年在湖南与生父和妈妈工作的情景，她说他们都很能干，也很肯干。还说我像我爸爸，但比他长得壮实。她觉得我能考上北大非常不容易，鼓励我好好学习，给父母争气。

她一边与我谈，一边让保姆做几个菜留我吃饭。因为一个大院就她一家，当时是春天，天气暖和，我们就在外面院子中间吃饭。虽然菜式不多，但鱼肉菜很多，这在当年是不容易吃到的。

在北京读书的四年期间，我差不多每年都会去陈桂萍阿姨和王力阿姨。去陈桂萍阿姨家更多一些，主要是因为她的大儿子与我年龄相仿，经历差不多，有话说。

我印象最深的是王力阿姨不止一次对我说：“很抱歉，我们当年没有能够保护好你的爸爸”。开始我没有太在意这句话，认为这是王阿姨的一句礼貌性语言。但后来我对生父的生世了解更多以后，知道是王力阿姨撮合父母婚姻，觉得王力阿姨这话不是随意说说，而是发自内心的。王力阿姨当年应该是极力反对把我生父划为右派的，第一次生父没有被划右派应该与王力阿姨的反对（可能还有其他领导反对）有关。因为她很欣赏他，了解他，自然不会认为他反党。但她的反对意见，在第二次没有得到采纳，为了达到那个所谓5%的指标，最后生父被划为右派，导致我们家破人亡的悲惨结局。面对间接受害者的我，想起冤死的生父，她可能真正地感到痛心，无奈，甚至内疚。她是一个真正有良知的好人。只是这样的人太少了，不能阻挡当年的悲剧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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