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春，我和另外两个知青陈晓洪，杨跃明一起被抽到我们落户的石旦大队当民办老师。民办老师有两种，一种是拿工资，吃商品粮，每个月国家发工资，算是国家正式教师；一种是拿公分，农村户口，没有工资。我们是后面一种。
农村学校春天插秧的时候会放假，拿工资的国家正式民办老师可以回家享受假日，但拿公分的民办老师得下队劳动，不然没有公分。我和晓洪放假就在大队农科队干活，主要是做杂交水稻的制种工作。
大队小学属于“戴帽小学”，就是在小学设立初中班，这在当年的农村小学中很普遍。我分在初中部，负责初二的语文，化学，体育，唱歌的教学。晓洪，跃明在小学部。小学部一个人一个班，六个老师，六个班。初中部三个老师，两个班。小学部老师一天上六堂课。一个老师一天的时刻表大概是这样的：上了二年级的语文，然后上三年级的数学，再上四年级体育，然后五年级政治，再上一年级的唱歌。。。。。。所以小学部老师都是全能老师，无所不教。从上午到下午，除了吃午饭，没有空下来的时间。初中部老师每天上四节课，有两堂空堂的时间。小学部如有老师生病不能来，由初中部老师代课。改作业，备课只能在放学以后才能进行。有时候放学也没有时间。比如公社小学篮球联赛前，我负责训练篮球队，都是放学以后进行。所以那段时间备课，改作业只能是晚上做。工作时间很长，很辛苦。
生产队在农闲时活都比较轻松，晚上不用加班。而农忙的春插，双抢学校放假，拿公分的民办老师必须参加。所以这种民办老师没有什么吸引力，农村有文化的人又少，找一个合格的民办老师很难。
潘校长是大队干部兼任，不上课，有事才来。学校没有食堂。其他老师都住不远的家里，只有我们三个知青住学校。我们轮流做饭，基本上是要做饭了才临时去学校后面山上弄点干树枝当柴火，地里随便拔点菜，有时候向农民买点菜，胡乱炒炒吃了。
72年起，全国各大学开始招少量工农兵学员。不需要考试，全凭推荐。一般公社会有几个名额，但从来没有知青的份，全部都是大队书记或干部子女或亲戚才有可能被推荐。76年石旦有一个名额，最后是一个退伍军人，做过大队民兵队长的人去了。两年多了，我们四十个知青也没有一个人得到了招工的机会。
77年一开始，就不断传来邓小平指示要恢复高考。社会上有很多传闻，但大家虽然觉得恢复高考势在必行，但77年可能不行，时间太仓促，至少要到78年才有可能。而且不太相信会完全不要推荐，实行考试面前人人平等。
我们除了初中学了一年多，整个中小学老师几乎没有教东西。唯一坚持教东西的只有高中化学老师张学成，他大概是66年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70年代初分来的。那时天天批“白专道路”，社会上流行“读书无用论”。所以学生都不好好学。他总说：“你们总有一天会发现，知识是有用的”。你听不听，他都按照课程安排教，即使遭受学生批判“白专道路”也不改。你只要好好听，就能学到东西。我比较专心，凡是老师教的我都认真听。张老师的课讲得好，我都懂了。物理课不太懂，我就记住老师说的话。答题就按老师说的答，但其实没有搞懂。
为了复习，准备高考，我们去新华书店买了“青年自学丛书”数理化方面的书。那是当年唯一可以买到的，讲一些基本知识的书。
大部分人在一边观望，一边犹豫地开始准备。
进入夏季，恢复高考的消息越来越多。传说邓小平对教育部在恢复高考上的动作迟缓提出了批评，要求77年就恢复高考，不要等到78年。
这时，大家基本相信恢复高考是真的了，7月份开始知青陆续回城复习。我们也很想回城，7月份，我们三人试探性地向潘校长提出请假回家复习，他不同意，说不能影响教学工作。后来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各级政府应该创造条件支持考生报考，不能无故刁难阻扰。再找校长，他说可以同意，但得在他找到代课老师以后我们才能走。
到了9月初开学，也没有见代课老师来。我们只好边上课，边复习。我们白天很忙，没有时间，只能晚上改作业，备课以后才能看看书。很快觉得这个速度太慢，就越发着急，问校长找人找到没有。他说在找，但不容易。我们理解民办老师不好找，只好再坚持。
原来我都好好备课，但因为要复习，发现如果好好备课，就没有时间复习了。后来就不只好放低标准，化学课花二十分准备钟。语文课上课前十五分钟，先花十分钟改作业。然后把课本拿出来，读一遍，查出不认识的字。想想怎么讲，就进教室了。我朗读比较有激情，学生喜欢。加上我曾在公社中学代过一学期语文课，好好学了一点语法，读书的时候喜欢回答老师关于课文的段落大意与中心思想的问题，所以还能讲出些东西来。但还是不如从前，内心觉得在误人子弟，愧对学生。
9月差不都过去了，代课老师仍然不见踪影。我们再问潘校长，他仍然说在找。我们说，你得说个日子，最迟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走？他含含糊糊不愿说死。
城里传来的消息说，因为准备不及，原定十月份考试推迟了。这让我们稍稍松了一口气。
但代课老师的事迟迟不解决，我们担心我们没法好好准备考试了。一边是千载难逢，关系自己一生的命运的高考；一边是需要我们教的一百多学生，我们一走，他们怎么办？我们处于两难的境地。但从其他老师那里得知，潘老师其实手里已有人选，只是觉得没有我们好。
10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六下午四点，学校放学了。望着西下的夕阳，我心中涌起一阵凄苦。想起我们老老实实地坚持上课，给学校时间找代课老师，但两个多月过去了，代课老师影子也没有。难道要完全牺牲我们的前途吗？我们已经尽到责任了。我突然产生立即回城的冲动，就跟晓洪，跃明一说，他们也都同意。我立即写了一张给校长的条子，说我们必须离开了，放在他的办公桌上。
我们饭也顾不得吃就上路了。五十几里路，我们走了不到一半天就全黑了，走到四方园渡口，船工已经休息。我们敲门，结果正好是我儿时的朋友杨贤志当班，他起来摸黑把我们渡过河。等我们到家已经11点了。爸爸妈妈又惊又喜。妈妈马上给我做饭，爸爸把一张数学考试卷拿给我，让我做做看。原来是株洲试点考试的数学试题。
等我把试题做完，已经一点了，我才吃晚饭。第二天早上，我把我做的试卷拿给教务主任兼数学老师姚鹏，他很吃惊我把最后一道农药冲稀的题目做出来了。他告诉我，这个题让他们数学教研室冥思苦想一个晚上都没有解出来。最后是化学老师张学成提示用浓度的概念去解，他们才终于解出来。
因为正式考试被推到12月进行，所以我们幸运得到了一个多月的复习时间。我去报了名，填了志愿。我填了：华中工学院自动化控制，湖南大学电机，湖南师范学院数学。其中“华中工学院”是瞒着爸爸妈妈报的，爸爸要我报“中南矿冶学院地质勘探”，说一般人不会选，因为太辛苦了，可以增加录取机会。但最后我改成了华工自动化。同时我选了“服从分配”。当年绝大多数知青都选了这一项，因为不知道明年是不是还有机会，不管怎么样，先离开农村再说。很多女知青，为了增加考上的把握，本来成绩不错可以考大学，但主动报考中专，目的就是为了确保能够离开农村。
我的报名表很快被打回，说我在父亲一栏，填的是“商太生”，没有填生父。过去都是这么填，从来没有问题。看来这次是有人盯着了。在爸爸妈妈的指导下，我第一次把生父的名字，地主家庭出身，和右派分子这些信息加了上去。对于生父的问题是不是对录取有影响，我有点担心，但爸爸妈妈比我更担心，但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妈妈对我这么晚才回能否考好没有信心，很着急。每天回家总说谁谁早就回城复习，参加了什么复习班，天天找老师问，现在复习得很好了。我试着去了几个补习班，但觉得效果不好，老师讲太快，没有用。只有一个离家很近的芷江师范举办的一个数学指导公开课，觉得老师讲得不错，听了几次。找了张学成老师请教过一次化学，他很简练地说了一下，然后说“你不会有问题的”，不到一个小时就结束了。找刘群老师谈了两个多小时政治。其他就都是自己复习了。
收集了一些历届高考试题，其他不懂，只能做做数学题。也只有三分之一会做；三分之一似懂非懂，就做一做，是不是对不知道；三分之一完全不懂，就跳过不管。复习累了，就拿一块乒乓球拍，走到与邻居共用的堂屋，对着墙壁击打乒乓球，放松放松。妈妈回家如果看见，就会抱怨，说你怎么不好好看书，还在玩，考不上大学怎么办？其实我是劳逸结合，这样效果才好。爸爸对我比较有信心，基本不说我什么。妈妈虽然唠叨，但我理解她是怕我不努力而失去考上的机会。
因为十年没有举办高考了，芷江县参加高考的从1966 － 1976 的十一届高中毕业生。据说人数达到6000多人，是历史上考生最多的一次，因为大家都想来试试运气。县一中，二中根本容纳不了，只好分片考试。我们水宽考生分在离城十几里的岩桥公社中学考场。
那一年因为很仓促，全国统一考试来不及，就由各省自己命题考。周边省份早在10月，11月就都考完了。12月中，湖南高考正式开始。一共考四门：政治，语文，数学，理化。理化是物理化学，各占50分。
我没有什么压力，尽力考自己的。语文作文占50%，我考前没有押题，临时发挥，感觉还好。语文基础知识也不觉得难。数学开始顺利，做得很快，但最后一个题有点糊涂。我后来沉住气，加上时间充裕，最后做出来了。化学觉得不难，政治也还可以。就是物理感觉不好。
当年成绩没有公榜。但各县都努力打听本县考生的成绩。爸爸当时是芷江县教育局局长，很快得知我平均82分，是芷江县考得最好的，也是怀化地区总分第一。
不久进行了体检。78年1月，收到北京大学化学系录取通知书。北大当年在湖南原来只准备招文科生，没有招理科生的计划。但在湖南之前考试的邻近各省，不是开卷考试，就是题目太简单，很多高校觉得很难挑选。而最后的湖南高考题目难，拉开了考生的考分，所以很多高校便临时增加湖南录取名额，到湖南来抢考生。因为时间紧，湖南高考办公室根本不看自愿，将平均80分以上的考生档案，按比例分给天天等在门口的北大，清华，复旦这样的重点大学。我的档案被北大拿到，虽然没有报北大，也没有北大的任何专业与我的志愿吻合，但写了“服从分配”，于是北大就自由安排了。因为我化学在50分中考了49分，自然而然被拨到了化学系。
我成了芷江县第一个考入北大的考生。
看来生父的问题没有影响我的录取，但那年政审在文科录取中仍然是很厉害，不少文科考生考得很好，却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而没有被录取。我没有报北大，化学也不是我想学的专业，但北大是一所很好的学校，我很高兴能去北大。因为作为知青，能离开农村就很好了。
爸爸妈妈本来只是希望我能考上大学，我考上北大让他们惊喜。妈妈在外面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在我面前也没有说什么。但她在后来给我的信中说，当知道我考上北大时，她偷偷地哭了。她说我能考上北大是她一生中最高兴的事，让她觉得一辈子的冤屈都一扫而空。她为我骄傲，谢谢我让她有了扬眉吐气的感觉。
那是妈妈第一次流下幸福的泪水。能让妈妈高兴，我很欣慰。
（告读者：
谢谢大家关注。“妈妈的眼泪”到此暂告一段落。我过两天将回国探望病重的妈妈，回来以后会继续写。所以会有三到四个星期的空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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