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的眼泪（八）压在妈妈心头十几年的话

下放到水宽，我们户口落户在各生产队，但大部分时间人集中在公社茶场或林场劳动。我和二十几个男女知青分到茶场。其他十几个男知青则去了二十几里外的公社林场。

茶场在公社的所在地的西边大约三里路的一个山坡上，是走小路进县城的必经之路。离公社通往县城的公路大概两里路。过去是一片荒山，大概几年前新建成了茶场。水宽传统上不产茶，从种茶的专业角度看，这个茶场完全不符合种茶的起码要求。茶园应该建在小于30度的坡地上，而水宽茶场小于30度坡地可能不到10%，很多都是40%以上，有些地方起码有60度。每条茶埂的宽度应该是两米以上，但这个茶场因为坡太陡，95%以上茶埂只有一米多一点，有些大概只有两尺宽。茶叶是深根系植物，土层需要至少两尺以上，但水宽茶场绝大部分只有一尺左右深的土，有些地方只有两三寸深。所以茶树长得很差，稀稀拉拉，很多茶树都被茅草掩盖了。

除了不适合种茶以外，也是一个不适合居住的地方。因为山陡，只在坡中三面环溪的地方开辟了一块不到篮球场大的地方，建了一栋有六个单间的平房。前面的坪还不没有一个羽毛球场宽。十米远的坎下面有一栋小一点的房子，用来做厨房和仓库。屋旁就更没有空地，两米开外就是茅草坡。更为糟糕的是没有水井。吃水要么下陡坡到坡脚小溪边担永远混混沌沌的溪水，老百姓在里面洗衣，洗菜，洗马桶，还有牛也在溪水里洗澡。水里有时还可以闻到稻田里的农药味。要想喝干净一点的井水，得走两三里多的山坡路去担，来回一趟至少四十分钟。

选这里开茶场，是因为它靠公路，领导下来检查，下了车，走十分钟就到了，很方便。而且步行进城的路从这里经过，这政绩当然就是人人皆知了。茶场是不是适应种茶，将来能不能赚钱他们不管。奄奄一息的茶场就变成了一个烂尾工程。但现在上面要求学习株洲经验，各公社需要建知青点。这下公社领导想正好可以用茶场来做知青点，一下变废为宝了。

于是我们二十几个知青就进驻到了这个四周见不到人家的，茅草比茶树多得多的山坡上了。原来茶场常年只有农民工四，五个人，一下来了二十几个知青，顿时热闹起来。因为知青人数比农民多的多，我被指定为副场长，兼团支书。

虽然茶长得不好，但活还是很多。给茶树除草，砍老坎，砍柴，在茶埂上种玉米，大豆等等。因为过去人少，很多地方从来没有人去除过草，只见高高的茅草不见茶树。正好让我们知青来干。

知青基本上没有干过这些活，都是边干边学，场长和农民场员来教我们做。我那时做事很认真，干活很卖力。但因为小时候身体不好，加上当时食品缺乏，营养不好。不久被感到身体疲惫不堪，无精打采。一年左右，我被迫请假回家看病。妈妈带我到处求医。但各项检验都正常，芷江的医生不论中医还是西医都认为是劳累过度，体质虚弱，需要多休息，加强营养。妈妈给我买来乌鸡炖天麻给我吃，尽量买些黑市的高价肉，让我吃好。因为看见我天天吃天麻炖鸡，弟弟三毛还提过意见说妈妈偏心。在家休息了两个多月，身体好些以后，我又回茶场干活。

但身体并没有完全恢复，依然不时觉得很疲劳，无精打采。1975年冬，妈妈带我去几十里以外的怀化省铁路医院看病。省铁路医院是当年怀化地区（原黔阳地区改名为怀化地区）最好的医院，在新建的怀化市郊。因为新建的城市，新建的医院，公共汽车都没有通到医院门口。下了车还得走十分钟田埂路。那天天很冷，很阴暗，北风刺骨，像快要下雪的样子。我们看完医生往车站走，田埂路很窄，只能走一个人。我走在前面，妈妈走在后面。路上行人很少，半天碰不到一个人。

我正在静静地往前走，妈妈突然在后面喊我：“乐维！”，我应了一声，放慢了脚步。妈妈接着说：“你走慢点，我有话要跟你说”。我感到妈妈的口气很沉重，似乎听到她急促的呼吸声。

妈妈说：“这些话压在我心头十几年了，一直想跟你说，但总觉得你太小，怕你承受不了”。妈妈在后面语气很沉重地说。我大气不敢出，默默地走着。“你已经满了十八岁了，是应该知道这事的时候了”。妈妈停了一下，然后说“你还有一个爸 爸，就是你的生父。他叫曹仲先，是耒阳人，你生下来他就被打成了右派“。妈妈小心翼翼地告诉了我生父的一些事情。她说生父人聪明，能干，正直，坦率。当年他曾经在王力阿姨手下干过，深得王力赏识。后来王力又成了妈妈的领导，很赏识妈妈。结果就撮合两人。但妈妈觉得生父小她三岁，年龄不合适。加上她觉得生父口太直，有些话虽然对，但讲出来有人会不高兴，他也不在乎。不过最后还是被打动同意结婚了。生父很会关心人，妈妈病了，他曾经亲自杀鸡熬鸡汤给妈妈喝。因为说话直，最终被划成右派，下到黔阳八面山农场赶马车，1961年病故（饿死）。因为组织上的压力，加上当年自己泥菩萨过河，她与爸爸离婚了。但他还是常常回来看我，妈妈也曾经尽力接济他，想着等他的问题解决后再和他复婚。她还解释了为什么给我改姓的原因，说是为了保护我。继父人虽然比较粗心，但是一个很正直的人。

我们一路走，妈妈在后面一路说着。每当碰到行人，妈妈就暂停一下，等人过去以后，她再接着说。

妈妈说“你有一个伯父，现在在辽宁。曾经写过几次信，想与你联系。因为他自己也是右派，我怕影响你，而且你也还小，所以没有告诉你。将来你长大了，可以与他联系”。

我很紧张，没有说一句话，也不知道要说什么。妈妈的话我不感到吃惊。自从火车上两个叔叔的问话后，我已经预感妈妈总有一天会告诉我真相。所以，妈妈喊我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时刻来到了。但事到临头我还是很紧张，不知应该说什么，只能默不作声，任凭妈妈讲。呼啸的北风，阴沉沉的天，让我感到有点透不过气来。

妈妈提到，是生父给我取名为“曹志坚”。当时把这个名字告诉了曹家亲戚。所以，曹家人只记得我叫“曹志坚”。

最后，妈妈告诫我：不要把这些事讲出去，因为别人知道了会歧视我的。

十几分钟的田埂路，显得无限漫长。妈妈似乎说出了她一直想要说的话，压在她心头十几年的石头终于落地了。而我也在等，等妈妈告诉我真相，虽然这真相很残酷，但我至少知道发生了什么，我是谁，我是怎么来的。不过，当时一个右派的孩子，前途肯定不光明。

经过检查，医生们认为：我没有什么器质性的毛病，就是劳累过度，身体虚弱，需要休息和补充营养。也有医生指出，我因为处于青春期，心情波动甚至压抑，也是造成我身心疲倦的原因。

在妈妈细心的调养下，我的身体慢慢地开始好起来。妈妈鼓励我好好干，但也告诫不要干得太猛，要悠着点，才能长久。等身体明显好转，我又回到茶场。劳动仍然很努力，但开始注意劳逸结合，减少过度疲劳。从此没有再出现严重的疲惫不堪，精神不振的情况。

知青点的生活有苦有乐，大家都是十七八岁的年轻人，年轻人的朝气，乐观时常可见。茶场林场的活虽然辛苦，但都不算很重。开始的时候，很多人不适应，但慢慢地就好了。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充足的食物。第一年是国家供应，一个月大米三十六斤，肉一斤，油四两。肉食和油根本不够，有时候没有油炒菜，只能用米汤炒老百姓说的“红锅菜”，越吃越饿。男生连米都不够吃，家里得想办法补。第一年以后，国家停止供应，知青靠第一年挣的工分在生产队分的粮油交到知青点，基本上够吃。没有评价肉，只能去买高价肉，仍然还是短缺。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卫生条件很差，即使不太干净的溪水，要去担上来也很费劲。加上没有澡堂，男生们夏天就在溪里洗冷水澡，冬天一般几天才洗一个澡。茶场先是跳蚤成灾，最后是用农药666撒在床板上才扑灭的。后来是疥疮肆虐，男知青无人幸免。因为这个病在芷江已经绝迹二十多年了，县医院医生开始都不知道是什么，后来才诊断出来。但没有现成的药可用，只好自己开发一种硫磺软膏才控制住了疫情。

知青每次回家，父母都把省吃俭用留下的肉票拿出来买肉让孩子吃。当一个月一人一斤计划肉根本就不够，只能想办法去买些高价肉。当年国家菜市场没有足够的肉食供应，但自由市场却又被禁止，说是搞资本主义。所以就是高价肉都不好买。好在我们下乡的时候，集市已经开始恢复，农民可以卖一些自己的蔬菜和家禽了。每次从城里回水宽，知青都是带着一瓶瓶炒好的肉菜回到茶场，指望它能吃上个把月的。

最困难的要算春季插秧，和夏季双抢，知青都必须下到各自落户的生产队与农民一起劳动。我们各自寄住在农民家里，交钱交粮给主人，与他们同吃同住。黎明即起，五点多已经在田里了，早饭吃了马上回去接着干。中饭回来吃，如果是春插，短暂休息便又下田了。夏季双抢，则会避开中午的毒日，等到四点以后再出工，回来一般是八点多了。全天都是弯腰工作，在泥里走。春插稍微轻松一点，因为只插秧不收割，而且气温也不高。双抢则又要插秧，又要收割，时间很紧，气温很高。除了面对泥土背朝天，还要轮换蹬打谷机，把脱粒了的稻谷从田里挑到晒谷坪，劳动强度极大。对我们这些十几岁城里长大的半大孩子是一种巨大的考验。同时，寄住的农户本身不富裕，只能基本上保证吃饱，肉食很缺。每年双抢回来我们都会变得又黑又瘦，但这也是一个难得的锻炼经历，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

我们年轻，想得不多，常常苦中作乐。茶场有练小提琴的，有写诗歌的，散文的。1976年冬季，我们还自编自演了三个节目。李元芳编了一个花鼓戏，我写一个四人快板和一个相声，参加了芷江县知青汇演。在那个还是流行革命样板戏的年代，除了一些革命歌舞，革命歌曲大合唱等节目，没有人创作花鼓戏，快板，相声这种形式的节目。所以我们的表演把观众和评委都吓了一跳。结果花鼓戏，四人快板被评为创作一等奖，相声被评为创作二等奖；三个节目全部被评为演出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