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父老家在桃源县理工港乡杨公桥村，是大山区，交通不便，非常闭塞，几乎到了与外界隔绝的程度。奶奶生于1907年，到要裹小脚的时候，已经到了1911年，清朝倒台，民国开始了，女人不再要求裹脚。但理工港的人竟然没有人知道，仍然让奶奶缠足。直到大约到了1914或1915年，他们才知道早就不缠足了。奶奶才没有继续缠足。结果奶奶的脚变成了介于小脚和大脚之间，很难买到鞋子，基本上只能穿自己做的鞋。另外，因为无知，当地亲上加亲的婚姻很流行，杨爷爷的妈妈与杨奶奶的妈妈是亲姊妹，他们其实是亲姨表兄妹。不过幸运的是，继父一切正常。
继父的父亲叫杨金山，当年杨家家境还可以，有十几亩田地。同母异父的商姓哥哥商伯田却很穷。杨爷爷于是让商爷爷来家长年帮忙，让他生计有保障。商爷爷因为穷，到了快40也没有找到老婆，就提出要收养继父为子。杨爷爷同意了，因为继父是老大，心想我还可以生儿子吗。于是继父小时候就过继给了商爷爷，改姓了商，叫商太生。我小时候见他用过商泰森。但不知道他过继之前叫什么名字。
杨爷爷还赠送了几亩田给商爷爷，让商爷爷从一个打工崽变成了有田地自耕农。后来继父读书，经济上两个爷爷都给予了支持。
但很不幸，杨奶奶又生了三个女儿，却再也没有生出儿子来。眼看杨家出现断香火的危险，这在当地是大事情。怎么让杨家接上香火，又不用破坏继父过继的事，急坏了两位爷爷。经过协商，各方面考虑后，他们安排了一桩包办婚姻，却将当事人继父蒙在鼓里。等到万事具备，他们将对此一无所知，还在师范读书的继父骗回了家，软硬兼施让他与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姑娘结婚。事情经过我不清楚，继父也从来没有提起过。最后结果是继父与这位姑娘结了婚。婚后继父回校读他的书，妻子先生了一个男孩，取名为杨泽君。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儿，也姓杨。杨家有了一个孙子，解决了香火问题。而继父还是姓商，维持了过继商家的承诺。
商爷爷后来因为经济状况改善，自己也结了婚，生了自己的儿子和女儿。爸爸姓商姓杨都无关紧要了，所以也没有改回，仍然沿用商姓。但是草就的包办婚姻没有感情基础，50年代初，继父与前妻离了婚。哥哥杨泽君跟了继父爸爸，继续姓杨；女儿跟了前妻妈妈。当时继父一个人已经到来黔阳，一个单身男人，工作又忙，只好将哥哥留在桃源老家，由奶奶带着。
妈妈与继父结婚后，接着就把已经16岁的哥哥从桃源接来了，继父终于有了一个完整的家。按照哥哥的年龄，应该读高中，不知是当时桃源农村学校不好，还是他读书晚，他来了以后进入芷江一中读初中。因为哥哥在老家被奶奶娇惯了，养成了一些坏毛病，让做教育工作的爸爸很看不惯，常常批评他。而哥哥因为爸爸从小离开他，对他没有什么感情，加上性格倔强，两人关系非常不好。作为后妈的妈妈努力从中调和，尽量让关系缓和下来。
1962年妈妈生下大弟弟。取名的时候，让她犯难了。爸爸姓商，弟弟当然跟爸爸姓商。但哥哥姓杨，而我姓罗，一家三兄弟就有了三个姓。不但会把外人搞得很糊涂，还会引起人们好奇这是怎么回事？很容易就会打听出我不是这个爸爸生的，还会打听到生父是谁。一个右派的孩子，在那个年代很可能会被其他孩子看不起，甚至被欺凌。于是妈妈将我的名字改成商罗维。弟弟取名叫商罗平，谐“维护和平”的意思。但妈妈后来觉得不论商罗维，还是商罗平，三个字都是平声，声音被压在喉咙里出不来，不响亮。于是就将中间的罗改成了乐。抑扬顿挫，一下就叫得响亮了。不知是因为罗维叫了很久，所以后来大家仍然叫我罗维，还是因为芷江人“罗”“乐”不分，想叫乐维，但发出的音却是罗维。
1965年，我和爸爸（继父）随芷江师范搬到了木油坡，县城东边的七里桥。1945年8月日本在七里桥向国民党政府投降，但当年没有人提起，我也不知道。妈妈仍然留在县妇联，一个人住在城里。
很快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红卫兵造反风暴席卷全国，芷江也不能幸免。县政府瘫痪了，妈妈被下到农村学习班去了。担心外婆年老受不了冲击，外婆自己也归心似箭，生怕老骨头丢在了异乡。爸爸妈妈就请常德大舅家的瞎子表哥（小名，其实不瞎）来接她回老家去了。那时请保姆算是剥削，家里只好辞退保姆。没有外婆，没有了保姆，我们三弟兄怎么办？又只好请年轻一些的奶奶来接两个弟弟回了桃源老家。木油坡家里就只有我和爸爸，妈妈不是下乡，就是在很远的学习班，只能偶然回家。
那个年代，物质很贫乏。继父，妈妈老家都有很多亲戚需要支援，所以我们生活也很节俭。我每天负责去食堂买饭，买菜。家里有两个弟弟，爸爸，外婆，一个保姆，一共六口人。我们一般买一个甲菜，三四个乙菜，或丙菜。甲菜就是荤菜，乙菜就是豆腐之类，丙菜就是小菜。小时候，我深受外婆影响，特别节俭。妈妈几个月才能回一次家。有一次妈妈回来，爸爸再三叮嘱我买三个甲菜，我想我们六个人才吃一个甲菜，妈妈回来买两个甲菜应该就可以了，于是没有听爸爸的，买了两个甲菜回家。爸爸一看，没有骂我，自己又专门去食堂再买了一个甲菜。
文革后不久，爸爸被打倒了。反正你是当权派，都一概打倒。木油坡校园到处都是“打倒商太生！”的大字报，让我觉得无地自容。我还被一个师范学生骗去批斗爸爸的大会。好在爸爸到芷江师范工作很短，很多人都还不认识他，红卫兵找不出他的“罪状”，加上他出身没有问题，斗过两次就让他靠边站了。没有事的爸爸每天就带着我在屋后的地里种大白菜，在家练毛笔字，也要求我练。
大概是1966年冬天，妈妈从学习班回来休息。两个人来到我家找妈妈。他们让我出去，要和妈妈谈话。他们与她谈着谈着，妈妈就哭了。我站在外面，听见妈妈说她是被冤枉的，家里人都是被冤枉的，请组织上调查清楚。原来那是两个外调人员，去了常德做外调。大概回来告诉妈妈，根据当地组织出示的材料，外公与舅舅们的反革命帽子都不可能去掉。
那是第一次我见到妈妈哭，而且是在外人面前哭。我当时九岁，感到很震撼。第一次感到妈妈心里的巨大压力。我当时不知道外公，舅舅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妈妈那么难过？我没有见过他们，但我不认为他们是坏人。他们都是外婆和妈妈的亲人，外婆妈妈都是好人，他们怎么可能是坏人呢？
那时都是谢家人当权，他们怎么可能去翻他们自己定的案。这让妈妈绝望。
妈妈虽然被人陷害，外公，舅舅都是反革命分子。她靠自己工作努力，任劳任怨，同时很注意不乱说话，才得以在多次运动中没有受到什么冲击。她在我面前讲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要夹着尾巴做人“，她是这么教诲我，自己更是这么做的。
接下来的两年多的时间里，我与爸爸相依为命。他要我每天写毛笔字，跟着他种大白菜。因为爸爸是独子，从小被娇惯，不会做家务。于是我就自己在家学会了挑水，做饭，切菜，炒菜。虽然曾经切到过手，菜也做得不怎么好，但也还能吃。因为妈妈也是学生出生，做菜也不是很好，而且常年不在家。哥哥早就出去工作了，于是没有姐姐妹妹的我最后练成了家里第一掌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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