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栋是一座双门楼三层的红砖红瓦房，文革前我们家住在西门楼三楼最西面的那套三间套房里，文革中一家七口被赶到东门楼的靠厕所的那套不到40平方的小套房。东门楼右边有三个单元，靠近楼梯的是一个两间的套房，另两个单元是一间的套房；左边有两个单元，都是两间的套房，五个单元共用一条走廊，有朝北的木质栏杆，走廊两头各有一个公用厕所。
66年6月照那张我们姐妹仨排队站立的合影时我们仍然住在三套间里，我清楚地记得姐姐那条裙子是苍绿色发亮光的像缎子似的料子，妹妹那件裙子是绿叶上橘红色的大花，式样也很新，我不喜欢自己那条棕色夹着浅黄色的小花样的裙子，觉着丑死了，很生气母亲让我穿这件裙子去照像，母亲为了安抚我，给我的辫子上扎了红色的塑料丝，可我还是不高兴，所以在照片里是一副气鼓鼓的模样。
住在小套间里的日子是一段最暗淡无光的岁月，抄家，父亲停职写交待，父母下车间劳动改造都发生在这里。抄家时我在家，父亲铁青着脸站在一旁，母亲上班不在家。造反派最开始是搜书架，把书一本本地往地上扔，那时还没有我的书，我好奇地跟着翻，被父亲生气地赶出里屋，这是父亲唯一一次对我发火。
那个家现在想起来是多么寒磣啊，墙是白石灰水粉刷的，所有家具都是公家的，床架是黒色的，架上木板就是床，父母带刚刚出生的弟弟住里间，有一个姜黄色脏兮兮的五屉柜，一个同样颜色的书架，母亲的藏书和我的宝贝书都放在上面，母亲的在上层我的在下层。母亲最宝贝的蝴蝶牌缝纫机放在书架前。还有一个竹制摇篮。外间是我们三姐妹和外婆共住，我们仨睡一张加宽的双人床，床紧靠着东方朝向的窗户。有一张三个抽屉的黑色写字桌，旁边是外婆的单人棕绷床，架在两个巨大的木质包装箱上。厨房有个脱光了漆的四方饭桌和几个方凳，一个小黑碗柜，这就是七口之家的全部家具。为了充分利用空间，过道和厨房之间的墙被打通了。房间上空搭建了三个阁楼，堆放父亲的书、杂物和被褥，父母和我们的床下还架着夏天睡的竹床，上面再摆放小杂物，鞋子放在鞋盒里，再整齐地码放在床架上。衣物放在所有的箱子里：皮箱、樟木箱和大包装箱。
这样的环境这样的家，没有冰箱洗衣机吸尘器还要上六天班而且还要三班倒，要保持清洁保持整洁保持健康实在太不容易了！外婆已年老体弱再也无力做家务了，父母双双下放车间劳改三班倒，白班晚班夜班轮流转。父亲下放在毒性很大的触媒工段，几年时间头发就花白了；母亲从工人姐妹们那里学会持家诀窍还有培训孩子做家务的技巧，我和姐姐从此为父母分担家务。用旧衣碎布扎拖把不难，扫地拖地要把放在床底下的杂物搬开趴着把床底清扫干净也不算麻烦，枕头被子码放整齐床上美丽整个房间都显得漂亮也好理解，洗菜切菜烧饭炒菜不在话下，在大木盆里用热水泡脏衣服先用手搓衣领衣袖再用搓衣板搓不太轻松，最恐怖要算学会烧煤炉。煤球太小，一不小心整个煤火塌下去就得重新起火，烟雾缭绕还耽误时间。后来改烧蜂窝煤好多了。
那几年的生活在记忆中都是模糊的，拥挤的房间，烟火燎绕的煤炉，弟弟的哭闹，我经常生病。我生于大饥荒之年，母亲孕育我时，不要说鸡肉猪肉了，连鸡蛋都没吃到几只。她说每餐先吃一大碗青菜，再来二两米饭，清汤寡水，不见油腥，等于没吃。他们有钱却买不到食物。我那才一岁多的姐姐，一粒米饭掉到桌上马上捡起吃掉，巴巴地望着父亲说她还饿，父亲他只好含着眼泪再去食堂打点饭。我生下来才三斤多，差点活不下去。从小就不停地生病，发烧必定超过39度，非青梅素不能退烧。一岁多时急性肺炎高烧到41度，几天不退，母亲彻夜不眠守护我，以为我活不成了。她一直认为是她不听护士劝阻打开气窗保持通风才救了我。
可以想像我把父母折磨得够呛，这时还没完没了，十岁时又患急性黄疸型肝炎，非常严重，黄疸指数高达32个加号，转氨酶超过700，尿液比茶水还要黄，我住进了医院。父亲愁眉不展地看着我，母亲急得流眼泪，可是却用最温柔的声音安慰我，我一点也没有感觉难受，只觉得幸福，因为父母的全部关爱都在我身上，每天都会给我一包高级糖，做最可口的饭菜给我吃，我天天血输葡萄糖注射液，中饭他们得喂我吃，我呢，边吃好糖边读我的宝贝书，心里幸福得无以复加，根本就不在乎扎针的痛苦了。
不仅是父母的关爱，医生护士都对我这个年幼的重病号爱护有加，常夸我乖巧懂事。有一个男孩与我同住，病情比我轻多了，打针时总是鬼哭狼嚎的，让我很瞧不起。我吊完葡萄糖水还会去其他病房串门，有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王姓女病人，是南下干部，还是我们子弟学校的党支部书记，可我已经上了几年学却从没有见过她，记得我当时恍然大悟：哦，原来书记大人一直在住院。她是肝硬化，严重时就得住院，有时候她的吊针完了而护士又不在时，我帮她拔过几次针头，记得她的针头很大，不像我的是朔料软管型的小针头，让我有些紧张。有一次发现水吊完太晚，血液回流进了输液管，吓得我边哭边跑去找护士，还好，护士很快就找到了，表扬了我。这些事情在我以后模仿《陶奇的暑期日记》所写的我的病中日记中都得以充分的表达，比那些记一件好人好事之类的无聊作文内容丰富多了，常老师狠狠地表扬了我，作文本上布满了一行行的红圈圈，表示这些句子写得很好，还批了个大大的优字。我把作文本给母亲看，她非常高兴，我的任务就完成了。当时病友中有两个青年工人，对我很好，我喜欢去他们的房间，可是母亲却告诉我他们有肺结核，是传染病，禁止我进出他们的房间，我还纳闷了好久，因为我知道他们也是肝炎病人，但母亲的话对我总是最高指令，我也就服从了，长大以后才明白她保护孩子的苦心。
我住了一个半月院将要痊愈时，妹妹也被发现患上了肝炎，那天父母的焦虑之情我仍然清晰地记得，因为那天他们不像往常那样耐心地对我说话了，当我关心地问妹妹的病情时，他们有些不耐烦，让我安静，我顿时感到失落，意识到我不再是他们最关注的了，可是我又是一个非常乖巧的孩子，是不会让父母知道自己的伤心的，只是更加小心听从父母，让他们不用为我操心。所幸妹妹的症状十分轻，不用住院，不到一个月就好了。
以后我和妹妹有了两个新任务，就是每天都必须吃一碗猪肝片汤，外婆手艺不敢恭维，我们像吃药似的吃下去。猪肝不需要肉票，可以自由购买，不像猪肚子、猪肠子、猪腰子和猪蹄子那样是紧俏物资，只有开后门才买得到。那个年代，菜店、肉店的营业员有很大的实权，我有一个女同学的大哥是我们堂堂的国营大厂的先进工人标兵，竟然以找到一个清水塘小菜店的营业员作妻子为荣，不知道新时代来临后，这种菜店关门后她嫂子还能不能在她家呈威风。另外就是每月一次去医院找医生开张证明书，证明我们是肝炎病人，需要额外的半斤白糖，这样我们家每个月就可以多一斤白糖了。我是姐姐，总是我打头阵，妹妹跟着，挂个号，吱吱唔唔地照母亲指教的那样说着哪里不舒服的谎话，医生也明白，提笔开张证明，我们就如释重负地完成了一件每月必须的任务，这个任务持续了好几年。那个年代逼着幼小的孩子撒谎去争取买一斤白糖的权力，可悲呵！
我还单独有个任务，就是每天早晨去牛奶房取牛奶，父母亲因为回到科室就没有“三班倒”工人的福利牛奶票了，而我和妹妹需要增加营养恢复身体，所以母亲想方设法打听到附近有一家很小的民办的牛奶场，定了每天一斤牛奶。这个任务对我并不轻松，因为牛奶房不在工厂生活区内，我必须爬上一个小山坡穿过二栋平房。与我们生活区排列整齐的红砖楼房相比，这两排平房就是贫民窟了，一整栋才只有一个自来水龙头，大家挤着用，平房四周搭建着一些不规则的简单设施。那里还有一条大黄狗让我害怕，而且我的男同学刘英伟就住在那里，他是我眼中的调皮同学，虽然从未难为过我，但也从来没有过交集，不知道在他的地盘上他会怎样对待我，很怕他会放任大黄狗咬我。我运气好，虽然总是提心吊胆地盯着大黄狗走过去，出现的最坏的情况是大黄狗朝我狂吠几声，没有发生追我咬我的恐怖事件，而且刘英伟似乎在躲避我，因为我从没有在那里遇见过他。
每天当我取回牛奶进入化工厂生活区后，我就松了口气，会放慢脚步，悠闲地从每栋房子的后面穿过去，仔细查寻地面，希望能发现别人丢弃的玻璃糖纸，耳边响着高音喇叭中传来的歌曲，心里觉得自由快乐，不知不觉中这些歌曲全部占踞了我的右半脑，从来都没有人教过我，可那个时代的歌曲、样板戏仍然侵占了我的大脑，至今当我吟唱它们时，那些歌词一字不漏地流淌出来，我真是要感叹造物主的神奇，因为没有那些旋律伴奏，我是不可能记住这些歌词的。我可以唱出那时最流行的“战地新歌”里面的大部分歌曲，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里面的朗诵和全部歌曲，我记得当时这些歌曲带给我的快乐和感动。李劫夫的《我们走在大路上》非常自豪激昂，只有当我最终得知它是诞生于大饥荒年代，人民都濒临死亡了，我党却还在用这首歌粉饰太平时，我是多么震惊！
然而，《火车向着韶山跑》这首儿童歌曲永远都会让我想起第一次和全班同学坐火车郊游去韶山时的幸福，我们唱着这首歌，童稚的心灵充盈着喜悦，而韶山一点也没有让我们失望，那里的青山绿水比工厂美丽太多了，我们很多同学都在毛主席家故居后面的小竹林的竹杆上刻上了自己的名字。去年读《我们最幸福：北韩人民生活实录》时， 我想着自己的童少年时代，深为他们悲哀，也深为中国人民庆幸, 虽然这样说很不厚道，但我还是要感谢美国飞机让毛岸英成为烈士，不然谁知道我们会不会也有个毛三世呢？极权统治的酷烈在朝鲜和韩国的两相对照中暴露无遗，最有趣的是那句为鼓动人们去朝鲜旅游的广告：要去赶快，这朵奇葩不会存在很长时间了。
苦难总有尽时，林彪垮台后，形势有了好转，父母回到了科室，孩子们也在艰难中慢慢长大，他们应该可以喘口气了，可是他们又有了新的烦恼：我和姐姐再过几年就要中学毕业、下放农村当知青了。我听见他们晚上睡前商量着：去年是留老大，今年又留老小，明年会怎样呢？他们的忧愁也成了我的忧愁，没有希望的年代呵，本应该充满梦幻的如花似玉的年龄却没有任何可以期盼的未来。74年父亲半是服从领导安排，半是抱着身边各留一个孩子的希望，在年近五十时单身赴岳阳筹建另一个大型国企。姐姐和我担起了大部分家务，至今眼前仍然能浮现出姐姐当年那风风火火的英姿：骑着永久牌自行车从我家门前那条马路的斜坡上飞驰而下，指挥我和妹妹帮忙买菜、买煤、粉刷房间，她担负着最苦最重的活却从不抱怨。那时买菜就是抢菜，没有市场，只有国营肉店、菜店，菜来了，没有排队的，大家一窝蜂的向前挤，我家只有姐姐有体力去抢，抢到了，赶快传给我看护好，她再拼命挤出来。长豆角、大白菜都是这样子抢来的。买煤时，姐姐在前面掌车把，我和妹妹在后面推，遇到斜下坡，她吃力地压住车把，我们在后面紧紧拉住。粉刷房间时，她一桶一桶地把石灰水提上楼，我们仨把屋子弄得换然一新，邻居们都夸我们能干，可是母亲下班回家嫌我们把房间弄乱了发了脾气，把我们委屈的抱在一起哭，母亲只好哄我们向我们认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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