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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将军到战犯——国民党高级将领改造实录之四：周养浩篇（全文）
(2013-05-24 08:57:50)
转载四、周养浩
１、军统干将自暴自弃
在小说《红岩》里周养浩（沈养斋）的形象是阴险毒辣，工于心计。作为战犯被关押后，他长期沉默寡言，很少与人交往。开会学习，话不多，非说不可时总是与时势、与多数人的说法相左，比如说对党的肃反政策，别人有不同或不通的看法时往往不表示自己的看法和态度，而他则说是“打击报复，是不人道的一种手段”。就是对林彪事件他竟说“林彪死了，什么帽子都扣得上”。这就无论何时都会遭到批判，于是立场顽固，表现较差的结论几乎在他被特赦前都没有什么改变，难怪在全体释放的决定出台之前，他仍作为“继续关押”的对象列入十三人之中。
他的家庭经倒不难念。他前后结过两次婚，发妻在浙江老家，后妻在台湾，子女成群，六男六女正好一打。说起妻妾子女成群的事，有几个人在填写登记表时互开玩笑，范汉杰就说过他的妻妾半打，子女有一个班。
周养浩发妻生的两个女儿都在浙江工作，长子周子权去了台湾，在大陆时长子就是国防部二厅的特务。他的真正爱妻是毛人凤的侄女毛超群，携四男四女去了台湾，像他这样人口众多的家庭都能去台湾在当时实属少见，恐怕与毛人凤的帮助有关吧。他还有一个养子。在他被特赦的前一年，毛超群病逝于美国，他在监狱里痛苦不堪，为此事哀愁不尽。１９７５年征求他释放后的去向时他表示不愿回浙江，而且还说了些难听的话。正好，有政策规定可以回台湾，他就暗下决心，整天一个人独桌镌室，反复推敲“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这几句话，就在别人议论纷纷，报名快结束时他还在观察，最后他看出共产党确有诚意，便毅然报名，得到批准。没想到台湾阻挠，滞留香港，后得到在美国工作的女儿的坚决支持，定居美国，安度晚年。本来就颇为潇洒的周养浩，如愿以偿，在美国快快活活地生活了１５年，于１９９０年去世，终年８４岁。
周养浩在很长的时间内被自己的问题压得透不过气来，像“大世界”惨案、破坏中共重庆地下党案、“一一·二七”惨案、云南“九九整肃”、杀害杨虎城将军等等震惊中外的事件，都有他的份。这些事件又与徐远举、沈醉搅在一起，他应当承当多少，这些帐应当怎么算，他的看法和算法总和政府的看法有距离，也与徐远举和沈醉不一样。他是学法律出身，１９３２年毕业于上海法学院法律系，毕业后在公安局、警察局、军法会当法官，１９３９年加入军统也是当法官，长期从事审讯审判工作，是所谓的旧司法人员。后来跟着戴笠、毛人凤就变成了一个职业特务，所以他在分担上述事件的罪过时，往往从旧的证据观出发，讲证据，自己为自己辩护，最后几乎辩护得没有什么问题。可是，事情的真实情况并不是像他自己辩护的那样，他的罪行性质是非常严重的。这样，他就钻牛角尖，给自己设定的圈子，于是他觉得非常苦闷、孤独、彷徨。
他最担心，也是最害怕的是杀害杨虎城将军的事。正因如此，主凶涉及到他和徐远举，两人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不触及事件的本质和重要情节，到后来眼看包不住时，他还说当特务是“社会环境所迫”，“我不杀杨虎城将军，别人也要杀他”。
情况在不断变化。徐远举已有过系统交代，他也不得不甩掉包袱，特别是对他说明这件事的决策人是蒋介石，策划人是毛人凤和徐远举，组织执行者是他的时候，他认为这样分担较为公平，准备和盘托出。
２、军统杀害杨虎城将军内幕
其实，他很明白，毛人凤为什么没有让徐远举去执行，而让他去。无非是事情太重大，太机密，必须有一个十分可靠、万无一失的人去承担，除了他没有别人。还有一层，就是周养浩与杨虎城的个人关系很好，只有他才能欺骗杨虎城，使谋杀保证百分之百地成功。
１９４９年是国民党政权寿终正寝的一年，政治上已成为一具僵尸，军事上一败涂地，主力基本被消灭。８月，蒋介石从台湾飞到重庆，重庆一片混乱。在处理国民党在大陆的“后事”时，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向他请示：是否把杨虎城解往台湾？蒋介石脸色铁青，恶狠狠地说：“留着他做什么，早就该杀了！”
蒋介石一句话，忙坏了一帮人。毛人凤领了这道“圣旨”后，觉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是，在贵州息烽执行，还是解回重庆执行？第二个问题是由谁执行？
于是，在８月底的一天上午，他与徐远举和周养浩商量，最后决定还是解回重庆执行。
上面已说，周养浩与杨虎城的关系不错，他是杨虎城信得过的人。要把杨虎城骗到重庆就要有一个由头，说是老头子要见他，为了他的安全准备飞往台湾。杨虎城信不信呢？
毛人凤和徐远举都认为没有把握，没有把握是有缘由的。
“西安事变”以后，杨虎城被迫去了欧洲，夫人谢葆贞和儿子一同前往。“七七事变”后回国，一到上海就被军统监视，这时沈醉就是监视组的组长，不到半个月就将其全家软禁，采用的手段就是以蒋介石要“召见”他为名，欺骗杨虎城上飞机，飞机没有往南京去，而在南昌着陆，杨虎城才知道是上当了，后来又转到湖南和贵州息烽郊外的玄天洞内，一蹲就是１２年。１９４９年３月，蒋介石“引退”，李宗仁登台，在报上披露要释放政治犯张学良、杨虎城（张学良当时被关在息烽的“阳明洞”）。看守杨虎城的队长龚国彦经毛人凤批允没有把报纸给杨看，杨对突然停报，表示怀疑，并质问龚国彦为何扣留报纸？经再三追问，龚国彦才把原报出示。龚国彦十分紧张，当即报告了毛人凤，毛人凤立即向蒋介石请示，蒋不同意释放，还命毛人凤秘密将杨转到贵阳黔灵山麒麟洞前的戴笠住宅。当时杨虎城气愤已极，声言“要死就死在这里，我不是小孩子，今天移这里明天移那里”，知道蒋介石背信弃义，怀疑对其有不利举动，坚决拒绝转移。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杨不得不同意，但提出两个条件：一是将宋绮云夫妇由白公馆迁来一同居住（宋是杨的秘书），二是要周养浩在贵阳陪住一个星期（意在试探）。这两个条件都答应了，才秘密转移成功。在贵阳，杨虎城向周养浩诉苦：杨夫人在生活极端困苦的条件下生下女儿杨振美，因营养不足，积郁成疾，精神失常。后又生一男孩不到百日夭亡，夫人刺激加剧，体弱多病，于１９４７年春含愤去世。前任两个队长李家杰和龚国彦百般刁难，尖酸刻薄，苦不堪言。周养浩将杨的诉苦和了解到的有关情况，包括在非常困苦的情况下李家杰和龚国彦无论是对用于管押的“公款”，还是杨的“私费”都要“揩油”的事情，都报告了毛人凤。毛人凤为缓解矛盾，又改派白公馆的看守所所长张鹄接任了龚国彦，并在伙食上略加改善。
有了这许多过节，毛人凤不得不考虑杨虎城这次是不是会相信他们的骗术，想来想去，要使他相信，非周养浩莫属。
３、杨虎城将军遇害经过
三个人在研究如何执行时，对刽子手和凶器没有定下来。８月底的一天上午，毛人凤又与徐远举、周养浩进行了周密的策划，毛对周说：“白公馆有行动员，你回去后找他们谈话，问一下要做得秘密除用枪外还有什么办法。”
周养浩住在磁器口中美合作所杨家山戴笠的住宅，他当即向白公馆的负责人陆景清打电话找人，当时去了三个人：看守长杨进兴和另外两个人。周养浩在会客室里招待了他们，重申了毛人凤的意思，杨进兴就说：“不用枪就只有用刀。”周问：“用刀不是也要叫喊的吗？”杨答：“刀插进肚子里不拔出来就不能叫喊，连刺几刀就完事了。”同去的两人一听，连忙说他们没有经验。杨进兴见他们有畏怯之意，就说有个老手叫熊祥，他是公署第二处的行动组长。周养浩立即表示“好的！”并报告了毛人凤，毛人凤同意，让他先去贵阳，由毛和徐远举约杨进兴、熊祥商量。
一切准备就绪，毛人凤、徐远举和周养浩分别行动。毛、徐亲自召见杨进兴、熊祥，要他们当面宣誓绝对保守秘密，完成屠杀任务。
９月１日，周养浩带副官郑文松去贵阳，对杨虎城佯说：“大概因战事逼近，总裁关怀老先生安全问题，迎接回重庆召见，可能乘专机飞往台湾……”
杨虎城相信了。
９月６日下午，周养浩率张鹄、郑文松及看守杨将军的６名特务，将杨将军及男孩杨拯中、女儿杨振美和宋绮云夫妇及男孩宋振中６人，由贵阳押解往重庆，在距重庆一百多公里的东溪，周养浩以天气尚早为由嘱杨将军在此休息，按照原定计划自己与郑文松先行，约７时许在距重庆８公里处的海棠溪见到在那里等候的杨进兴。杨进兴出示毛人凤的手令：“养浩兄：某人等交由杨进兴率领回渝，兄可先行过江回家休息。以炎手上九月六日（以炎是毛人凤的化名）”周见手令后回家，郑文松与杨进兴留在海棠溪的船上等候张鹄押解杨将军一行。
在押解杨将军等６人的同时，也将与他关在一起的杨的副官阎继明、勤务张醒民解回，是坐另一辆车。原来毛人凤、徐远举、周养浩三人商谈时，周养浩曾提出这二人是应杨将军的要求，为教育和照料杨公子而由息烽监狱转到玄天洞的。在“西安事变”后两人自行投案。鉴此，周养浩提出是否可免予他们一死？毛人凤答复：如不妨碍对杨将军的执行并能绝对保守秘密，可酌情办理。阎、张二人单独押走，后来在渣滓洞“一一·二七”惨案中被杀害。
深夜十一时半，杨进兴、张鹄押解杨将军等６人到达屠杀地点：磁器口中美合作所戴笠住宅右侧之小屋，熊祥、王少山等凶手紧随其后。杨将军刚进屋，就被凶手用利刃插入胸膛，他惨叫一声“啊！天啊！”又被凶手向要害处连刺数刀，倒在地上。与此同时，杨拯中在左边房间刚放下行李，被埋伏的凶手将利刃插入腰部，大叫一声“爸爸”，再也喊不出声，倒地气绝。
宋绮云夫妇及杨振美、宋振中四人被押进戴宅的警卫室，先以同样方法刺杀宋绮云夫妇，二小孩见状狂声呼救，即被残杀。
６人尸体由张鹄带队员掘坑掩埋，从屠杀到掩埋前后一个半小时，一场秘密杀害杨虎城将军的罪恶行动，就这样结束了。
事情结束后，由郑文松打电话告诉周养浩：“事已完成”，杨将军的遗物由张鹄、郑文松查点封存，仅有美钞十余元，英镑二三十枚，坏金表一只，手表两只，玛瑙珠一串，金戒指一只，金×牌一个，眼镜架等杂物。
毛人凤向“有功”人员颁了奖，奖给周养浩、熊祥、杨进兴、王少山等银元各２００元；张鹄１５０元，其它队员包括助手、司机等每人３０至５０元。
４、周养浩被特赦，路在何方
衡量战犯改造表现的好坏，主要从两个方面考虑。一个是交代自己的罪行，即交罪；一个是认识自己的罪行，即认罪。至于学习、劳动等，都是与此有关的。
周养浩的长期评语总是交代了一些罪行，但反动立场比较顽固，改造表现较差，有时还具体到他遵守监规（规定、章程等）也差，劳动也不好。他有点破罐破摔、我行我素的味道，任凭他人评说，一切依然故我。然而，人总是要生活的，坐牢的人最富有的是时间，每年每月每天都要过下去，各人也有各人的过法。周养浩用的是沉默和吟诵古诗词过日子，虽说不是每年每月每天都吟诵，比起别人来他花在这上面的时间最多。他的同学也喜欢听他选的那些诗词，有时凑在一起还很热闹，他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不至感到寂寞，才不沉默。
周养浩在不同的时期，选择相应内容的诗词吟诵，以表达他的感情。可是，当他唱《金陵怀古》和《苏武牧羊》的时候，麻烦又来了，因为这两首诗词具有政治色彩。尤其是他在看国产故事片《红色风暴》时就唱开了《金陵怀古》，散场后就有人问他“还怀念蒋介石呀？”他蔑视地看了问者一眼：“莫名其妙！”
事情没有完。因为提问者知道这首词是一个元朝进士的作品，它以南朝为时代背景，内容是咏叹建都南京的六朝兴亡，内有“王谢堂前双燕子，乌衣巷口曾相识”，这不是在怀念蒋介石吗？而且还有“到而今只有蒋山青，秦淮碧”，更是想复辟！
在批判会上，周养浩反问了一句“那我看香港故事片《冷暖人间》也唱过，也是怀念蒋介石？”
这一反问使提问者无言以对，因为他也看过《冷暖人间》，也怀念在海外的亲人。其实周养浩唱《金陵怀古》还是怀念他在台湾的内子毛超群（后去美国定居）。
至于《苏武牧羊》，更是脍炙人口，你硬要往政治问题上拉，很简便。
周养浩的内子毛超群和８个子女，加一个发妻徐衰梅生的长子周子权，在国民党重要干部的亲属分批逃往台湾的时候，一起去了台湾，后来多人去美国定居。
在１９７５年特赦前征求周养浩去向的意见时，他非常为难，几次征求意见几次都说由组织安排。
当毛泽东主席的长篇指示传达后，他对愿意回台湾的政策半信半疑，经反复思考决心提出，过去的登记表中一直没有填上的毛超群，这时也口头提出了，把其它子女也列上了。提出后，心里又七上八下，不踏实，到处暗中打听，注意有关动向，尤其是对政府工作人员的言论，非常留意。可以说，后来１０人去台的人中数他考虑得最仔细。
滞留香港时，他言行谨慎，很少说话。当时由于台湾当局的阻挠，情况变得十分复杂。在张铁石（六十八军政工处上校处长）自杀以后，他的情绪低落，他的同行者也都担心他会成为张铁石第二。到了后期，他与定居美国的四个女儿中最小的周华联系上了，周华主动向他表示愿意赡养他，在这种情况下，他想得很多。为什么在台湾的儿子，在所有定居美国的子女中，只有周华态度积极。她能办成吗？他想其它子女是怕连累还是养不起？或者是女婿不同意？他很灰心。但长留香港不是办法，去台湾不成，再回大陆不愿意，怎么办？
他曾流露，到时候，张铁石的路不是不可以走，段克文的路也不是不可以走（段克文在香港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旧同事取得联系后去了美国，去后立即发表污蔑和中伤中国政府的言论和文章，并且踪迹神秘，住地无人知道）。可见他当时的处境和思想活动到了何种地步。
５、在美国安享晚年
天无绝人之路，周华给他办好了赴美的手续。至于去了后会怎样，他根本来不及考虑，去了再说。在临走时，他特意向香港中旅社表示：去了美国如果无法生活，还要求返回大陆。中旅社负责人当即答复：来去自由，回来后照样欢迎，安排工作。
周养浩可能命中注定能逢凶化吉，转危为安，变逆境为顺势。他在“去了再说”的心情下到了美国，情况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他在洛杉矶一下飞机，他的女儿、女婿、儿子和朋友等前来迎接，像迎接久别重逢的亲人，又像迎接凯旋归来的“功臣”似的，非常热烈，使他很受感动。
当他走进幺女为他租好的房间时，他像一个乡巴佬进城一样，这里看看，那里摸摸，对一切都感到很新鲜。
他在给我们的来信中所流露出的那种喜悦之情是很少见的，像换了个人似的，近７０岁的人写信像个小学生，显得天真。他说房屋如何宽敞明亮，还有个小花园，全新的家具，连窗帘都很漂亮、精致，地毯、灯饰、影视等一应俱全。他又说子女们都请好假轮流陪他到馆子吃饭、游玩。还说他们的工资如何高，每人都有漂亮的小轿车，连保姆也有令人羡慕的轿车等等，真是像人们说的，美国简直像个天堂，到处是黄金。
周养浩看到的和亲身体验的东西都是真的，但我们感到意外的是像他这样的高级军统特务，过去的生活是富裕的，为什么会感到如此兴奋？是从长期的监狱生活一跃进入“天堂”生活，还是他过去的富裕生活与此时此地相比是小巫见大巫？恐怕是后者！他过去见到和了解的和美国比起来恐怕也是小巫见大巫，变化太大。
人家在变，中国呢？大陆在六七十年代失去发展机会不说，台湾经济虽发展较快，但人的思维方式、政治理念并没有什么变化。就拿周养浩去美国定居来说吧，开始台湾当局很紧张，紧张什么？无非是因为周养浩曾是国民党的高级军统特务，知道国民党的底细，怕他去美国后发表对台不利的言论，做出对台不利的事，所以当时他们搞了一些对付周养浩的小动作。
其实，周养浩到美国后什么也没说，凡属涉及台湾的事一概不谈，谢绝记者访问，想方设法避免新闻界找到他。这样也可使家人得到安全，至少避免一些麻烦。事实上，原来在美国的三个女儿和在加拿大的儿子，对周养浩去美国定居都不表态，只有幺女敢作敢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怕台湾当局从中作梗。他们也怀疑过共产党是否真的让他们的父亲去美国，后来事实证明了他们的怀疑是多余的。所以，在周养浩兴奋的同时，他和他的子女们没忘记共产党，周养浩当着众人的面，当着子女的面，饱含热泪地说：“我们真有这么一天家人团聚了。我们能有今天，首先应感谢毛主席、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政策。”并嘱咐他们：“我和你们一定要牢记这一点，这就叫作饮水思源，不能忘本！”他的子女们回答：“爸爸，你放心，我们早已明白了，我们会牢记在心的。这不仅是爸爸再生的大恩大德，也是我们儿女们的最高幸福，我们由衷地感谢，来日方长，我们会感恩的。”
周养浩在美国的十几年，安定、幸福，１９９０年逝世，终年８４岁。他也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有益于国家统一的事。
１、军统干将自暴自弃
在小说《红岩》里周养浩（沈养斋）的形象是阴险毒辣，工于心计。作为战犯被关押后，他长期沉默寡言，很少与人交往。开会学习，话不多，非说不可时总是与时势、与多数人的说法相左，比如说对党的肃反政策，别人有不同或不通的看法时往往不表示自己的看法和态度，而他则说是“打击报复，是不人道的一种手段”。就是对林彪事件他竟说“林彪死了，什么帽子都扣得上”。这就无论何时都会遭到批判，于是立场顽固，表现较差的结论几乎在他被特赦前都没有什么改变，难怪在全体释放的决定出台之前，他仍作为“继续关押”的对象列入十三人之中。
他的家庭经倒不难念。他前后结过两次婚，发妻在浙江老家，后妻在台湾，子女成群，六男六女正好一打。说起妻妾子女成群的事，有几个人在填写登记表时互开玩笑，范汉杰就说过他的妻妾半打，子女有一个班。
周养浩发妻生的两个女儿都在浙江工作，长子周子权去了台湾，在大陆时长子就是国防部二厅的特务。他的真正爱妻是毛人凤的侄女毛超群，携四男四女去了台湾，像他这样人口众多的家庭都能去台湾在当时实属少见，恐怕与毛人凤的帮助有关吧。他还有一个养子。在他被特赦的前一年，毛超群病逝于美国，他在监狱里痛苦不堪，为此事哀愁不尽。１９７５年征求他释放后的去向时他表示不愿回浙江，而且还说了些难听的话。正好，有政策规定可以回台湾，他就暗下决心，整天一个人独桌镌室，反复推敲“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这几句话，就在别人议论纷纷，报名快结束时他还在观察，最后他看出共产党确有诚意，便毅然报名，得到批准。没想到台湾阻挠，滞留香港，后得到在美国工作的女儿的坚决支持，定居美国，安度晚年。本来就颇为潇洒的周养浩，如愿以偿，在美国快快活活地生活了１５年，于１９９０年去世，终年８４岁。
周养浩在很长的时间内被自己的问题压得透不过气来，像“大世界”惨案、破坏中共重庆地下党案、“一一·二七”惨案、云南“九九整肃”、杀害杨虎城将军等等震惊中外的事件，都有他的份。这些事件又与徐远举、沈醉搅在一起，他应当承当多少，这些帐应当怎么算，他的看法和算法总和政府的看法有距离，也与徐远举和沈醉不一样。他是学法律出身，１９３２年毕业于上海法学院法律系，毕业后在公安局、警察局、军法会当法官，１９３９年加入军统也是当法官，长期从事审讯审判工作，是所谓的旧司法人员。后来跟着戴笠、毛人凤就变成了一个职业特务，所以他在分担上述事件的罪过时，往往从旧的证据观出发，讲证据，自己为自己辩护，最后几乎辩护得没有什么问题。可是，事情的真实情况并不是像他自己辩护的那样，他的罪行性质是非常严重的。这样，他就钻牛角尖，给自己设定的圈子，于是他觉得非常苦闷、孤独、彷徨。
他最担心，也是最害怕的是杀害杨虎城将军的事。正因如此，主凶涉及到他和徐远举，两人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不触及事件的本质和重要情节，到后来眼看包不住时，他还说当特务是“社会环境所迫”，“我不杀杨虎城将军，别人也要杀他”。
情况在不断变化。徐远举已有过系统交代，他也不得不甩掉包袱，特别是对他说明这件事的决策人是蒋介石，策划人是毛人凤和徐远举，组织执行者是他的时候，他认为这样分担较为公平，准备和盘托出。
２、军统杀害杨虎城将军内幕
其实，他很明白，毛人凤为什么没有让徐远举去执行，而让他去。无非是事情太重大，太机密，必须有一个十分可靠、万无一失的人去承担，除了他没有别人。还有一层，就是周养浩与杨虎城的个人关系很好，只有他才能欺骗杨虎城，使谋杀保证百分之百地成功。
１９４９年是国民党政权寿终正寝的一年，政治上已成为一具僵尸，军事上一败涂地，主力基本被消灭。８月，蒋介石从台湾飞到重庆，重庆一片混乱。在处理国民党在大陆的“后事”时，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向他请示：是否把杨虎城解往台湾？蒋介石脸色铁青，恶狠狠地说：“留着他做什么，早就该杀了！”
蒋介石一句话，忙坏了一帮人。毛人凤领了这道“圣旨”后，觉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是，在贵州息烽执行，还是解回重庆执行？第二个问题是由谁执行？
于是，在８月底的一天上午，他与徐远举和周养浩商量，最后决定还是解回重庆执行。
上面已说，周养浩与杨虎城的关系不错，他是杨虎城信得过的人。要把杨虎城骗到重庆就要有一个由头，说是老头子要见他，为了他的安全准备飞往台湾。杨虎城信不信呢？
毛人凤和徐远举都认为没有把握，没有把握是有缘由的。
“西安事变”以后，杨虎城被迫去了欧洲，夫人谢葆贞和儿子一同前往。“七七事变”后回国，一到上海就被军统监视，这时沈醉就是监视组的组长，不到半个月就将其全家软禁，采用的手段就是以蒋介石要“召见”他为名，欺骗杨虎城上飞机，飞机没有往南京去，而在南昌着陆，杨虎城才知道是上当了，后来又转到湖南和贵州息烽郊外的玄天洞内，一蹲就是１２年。１９４９年３月，蒋介石“引退”，李宗仁登台，在报上披露要释放政治犯张学良、杨虎城（张学良当时被关在息烽的“阳明洞”）。看守杨虎城的队长龚国彦经毛人凤批允没有把报纸给杨看，杨对突然停报，表示怀疑，并质问龚国彦为何扣留报纸？经再三追问，龚国彦才把原报出示。龚国彦十分紧张，当即报告了毛人凤，毛人凤立即向蒋介石请示，蒋不同意释放，还命毛人凤秘密将杨转到贵阳黔灵山麒麟洞前的戴笠住宅。当时杨虎城气愤已极，声言“要死就死在这里，我不是小孩子，今天移这里明天移那里”，知道蒋介石背信弃义，怀疑对其有不利举动，坚决拒绝转移。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杨不得不同意，但提出两个条件：一是将宋绮云夫妇由白公馆迁来一同居住（宋是杨的秘书），二是要周养浩在贵阳陪住一个星期（意在试探）。这两个条件都答应了，才秘密转移成功。在贵阳，杨虎城向周养浩诉苦：杨夫人在生活极端困苦的条件下生下女儿杨振美，因营养不足，积郁成疾，精神失常。后又生一男孩不到百日夭亡，夫人刺激加剧，体弱多病，于１９４７年春含愤去世。前任两个队长李家杰和龚国彦百般刁难，尖酸刻薄，苦不堪言。周养浩将杨的诉苦和了解到的有关情况，包括在非常困苦的情况下李家杰和龚国彦无论是对用于管押的“公款”，还是杨的“私费”都要“揩油”的事情，都报告了毛人凤。毛人凤为缓解矛盾，又改派白公馆的看守所所长张鹄接任了龚国彦，并在伙食上略加改善。
有了这许多过节，毛人凤不得不考虑杨虎城这次是不是会相信他们的骗术，想来想去，要使他相信，非周养浩莫属。
３、杨虎城将军遇害经过
三个人在研究如何执行时，对刽子手和凶器没有定下来。８月底的一天上午，毛人凤又与徐远举、周养浩进行了周密的策划，毛对周说：“白公馆有行动员，你回去后找他们谈话，问一下要做得秘密除用枪外还有什么办法。”
周养浩住在磁器口中美合作所杨家山戴笠的住宅，他当即向白公馆的负责人陆景清打电话找人，当时去了三个人：看守长杨进兴和另外两个人。周养浩在会客室里招待了他们，重申了毛人凤的意思，杨进兴就说：“不用枪就只有用刀。”周问：“用刀不是也要叫喊的吗？”杨答：“刀插进肚子里不拔出来就不能叫喊，连刺几刀就完事了。”同去的两人一听，连忙说他们没有经验。杨进兴见他们有畏怯之意，就说有个老手叫熊祥，他是公署第二处的行动组长。周养浩立即表示“好的！”并报告了毛人凤，毛人凤同意，让他先去贵阳，由毛和徐远举约杨进兴、熊祥商量。
一切准备就绪，毛人凤、徐远举和周养浩分别行动。毛、徐亲自召见杨进兴、熊祥，要他们当面宣誓绝对保守秘密，完成屠杀任务。
９月１日，周养浩带副官郑文松去贵阳，对杨虎城佯说：“大概因战事逼近，总裁关怀老先生安全问题，迎接回重庆召见，可能乘专机飞往台湾……”
杨虎城相信了。
９月６日下午，周养浩率张鹄、郑文松及看守杨将军的６名特务，将杨将军及男孩杨拯中、女儿杨振美和宋绮云夫妇及男孩宋振中６人，由贵阳押解往重庆，在距重庆一百多公里的东溪，周养浩以天气尚早为由嘱杨将军在此休息，按照原定计划自己与郑文松先行，约７时许在距重庆８公里处的海棠溪见到在那里等候的杨进兴。杨进兴出示毛人凤的手令：“养浩兄：某人等交由杨进兴率领回渝，兄可先行过江回家休息。以炎手上九月六日（以炎是毛人凤的化名）”周见手令后回家，郑文松与杨进兴留在海棠溪的船上等候张鹄押解杨将军一行。
在押解杨将军等６人的同时，也将与他关在一起的杨的副官阎继明、勤务张醒民解回，是坐另一辆车。原来毛人凤、徐远举、周养浩三人商谈时，周养浩曾提出这二人是应杨将军的要求，为教育和照料杨公子而由息烽监狱转到玄天洞的。在“西安事变”后两人自行投案。鉴此，周养浩提出是否可免予他们一死？毛人凤答复：如不妨碍对杨将军的执行并能绝对保守秘密，可酌情办理。阎、张二人单独押走，后来在渣滓洞“一一·二七”惨案中被杀害。
深夜十一时半，杨进兴、张鹄押解杨将军等６人到达屠杀地点：磁器口中美合作所戴笠住宅右侧之小屋，熊祥、王少山等凶手紧随其后。杨将军刚进屋，就被凶手用利刃插入胸膛，他惨叫一声“啊！天啊！”又被凶手向要害处连刺数刀，倒在地上。与此同时，杨拯中在左边房间刚放下行李，被埋伏的凶手将利刃插入腰部，大叫一声“爸爸”，再也喊不出声，倒地气绝。
宋绮云夫妇及杨振美、宋振中四人被押进戴宅的警卫室，先以同样方法刺杀宋绮云夫妇，二小孩见状狂声呼救，即被残杀。
６人尸体由张鹄带队员掘坑掩埋，从屠杀到掩埋前后一个半小时，一场秘密杀害杨虎城将军的罪恶行动，就这样结束了。
事情结束后，由郑文松打电话告诉周养浩：“事已完成”，杨将军的遗物由张鹄、郑文松查点封存，仅有美钞十余元，英镑二三十枚，坏金表一只，手表两只，玛瑙珠一串，金戒指一只，金×牌一个，眼镜架等杂物。
毛人凤向“有功”人员颁了奖，奖给周养浩、熊祥、杨进兴、王少山等银元各２００元；张鹄１５０元，其它队员包括助手、司机等每人３０至５０元。
４、周养浩被特赦，路在何方
衡量战犯改造表现的好坏，主要从两个方面考虑。一个是交代自己的罪行，即交罪；一个是认识自己的罪行，即认罪。至于学习、劳动等，都是与此有关的。
周养浩的长期评语总是交代了一些罪行，但反动立场比较顽固，改造表现较差，有时还具体到他遵守监规（规定、章程等）也差，劳动也不好。他有点破罐破摔、我行我素的味道，任凭他人评说，一切依然故我。然而，人总是要生活的，坐牢的人最富有的是时间，每年每月每天都要过下去，各人也有各人的过法。周养浩用的是沉默和吟诵古诗词过日子，虽说不是每年每月每天都吟诵，比起别人来他花在这上面的时间最多。他的同学也喜欢听他选的那些诗词，有时凑在一起还很热闹，他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不至感到寂寞，才不沉默。
周养浩在不同的时期，选择相应内容的诗词吟诵，以表达他的感情。可是，当他唱《金陵怀古》和《苏武牧羊》的时候，麻烦又来了，因为这两首诗词具有政治色彩。尤其是他在看国产故事片《红色风暴》时就唱开了《金陵怀古》，散场后就有人问他“还怀念蒋介石呀？”他蔑视地看了问者一眼：“莫名其妙！”
事情没有完。因为提问者知道这首词是一个元朝进士的作品，它以南朝为时代背景，内容是咏叹建都南京的六朝兴亡，内有“王谢堂前双燕子，乌衣巷口曾相识”，这不是在怀念蒋介石吗？而且还有“到而今只有蒋山青，秦淮碧”，更是想复辟！
在批判会上，周养浩反问了一句“那我看香港故事片《冷暖人间》也唱过，也是怀念蒋介石？”
这一反问使提问者无言以对，因为他也看过《冷暖人间》，也怀念在海外的亲人。其实周养浩唱《金陵怀古》还是怀念他在台湾的内子毛超群（后去美国定居）。
至于《苏武牧羊》，更是脍炙人口，你硬要往政治问题上拉，很简便。
周养浩的内子毛超群和８个子女，加一个发妻徐衰梅生的长子周子权，在国民党重要干部的亲属分批逃往台湾的时候，一起去了台湾，后来多人去美国定居。
在１９７５年特赦前征求周养浩去向的意见时，他非常为难，几次征求意见几次都说由组织安排。
当毛泽东主席的长篇指示传达后，他对愿意回台湾的政策半信半疑，经反复思考决心提出，过去的登记表中一直没有填上的毛超群，这时也口头提出了，把其它子女也列上了。提出后，心里又七上八下，不踏实，到处暗中打听，注意有关动向，尤其是对政府工作人员的言论，非常留意。可以说，后来１０人去台的人中数他考虑得最仔细。
滞留香港时，他言行谨慎，很少说话。当时由于台湾当局的阻挠，情况变得十分复杂。在张铁石（六十八军政工处上校处长）自杀以后，他的情绪低落，他的同行者也都担心他会成为张铁石第二。到了后期，他与定居美国的四个女儿中最小的周华联系上了，周华主动向他表示愿意赡养他，在这种情况下，他想得很多。为什么在台湾的儿子，在所有定居美国的子女中，只有周华态度积极。她能办成吗？他想其它子女是怕连累还是养不起？或者是女婿不同意？他很灰心。但长留香港不是办法，去台湾不成，再回大陆不愿意，怎么办？
他曾流露，到时候，张铁石的路不是不可以走，段克文的路也不是不可以走（段克文在香港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旧同事取得联系后去了美国，去后立即发表污蔑和中伤中国政府的言论和文章，并且踪迹神秘，住地无人知道）。可见他当时的处境和思想活动到了何种地步。
５、在美国安享晚年
天无绝人之路，周华给他办好了赴美的手续。至于去了后会怎样，他根本来不及考虑，去了再说。在临走时，他特意向香港中旅社表示：去了美国如果无法生活，还要求返回大陆。中旅社负责人当即答复：来去自由，回来后照样欢迎，安排工作。
周养浩可能命中注定能逢凶化吉，转危为安，变逆境为顺势。他在“去了再说”的心情下到了美国，情况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他在洛杉矶一下飞机，他的女儿、女婿、儿子和朋友等前来迎接，像迎接久别重逢的亲人，又像迎接凯旋归来的“功臣”似的，非常热烈，使他很受感动。
当他走进幺女为他租好的房间时，他像一个乡巴佬进城一样，这里看看，那里摸摸，对一切都感到很新鲜。
他在给我们的来信中所流露出的那种喜悦之情是很少见的，像换了个人似的，近７０岁的人写信像个小学生，显得天真。他说房屋如何宽敞明亮，还有个小花园，全新的家具，连窗帘都很漂亮、精致，地毯、灯饰、影视等一应俱全。他又说子女们都请好假轮流陪他到馆子吃饭、游玩。还说他们的工资如何高，每人都有漂亮的小轿车，连保姆也有令人羡慕的轿车等等，真是像人们说的，美国简直像个天堂，到处是黄金。
周养浩看到的和亲身体验的东西都是真的，但我们感到意外的是像他这样的高级军统特务，过去的生活是富裕的，为什么会感到如此兴奋？是从长期的监狱生活一跃进入“天堂”生活，还是他过去的富裕生活与此时此地相比是小巫见大巫？恐怕是后者！他过去见到和了解的和美国比起来恐怕也是小巫见大巫，变化太大。
人家在变，中国呢？大陆在六七十年代失去发展机会不说，台湾经济虽发展较快，但人的思维方式、政治理念并没有什么变化。就拿周养浩去美国定居来说吧，开始台湾当局很紧张，紧张什么？无非是因为周养浩曾是国民党的高级军统特务，知道国民党的底细，怕他去美国后发表对台不利的言论，做出对台不利的事，所以当时他们搞了一些对付周养浩的小动作。
其实，周养浩到美国后什么也没说，凡属涉及台湾的事一概不谈，谢绝记者访问，想方设法避免新闻界找到他。这样也可使家人得到安全，至少避免一些麻烦。事实上，原来在美国的三个女儿和在加拿大的儿子，对周养浩去美国定居都不表态，只有幺女敢作敢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怕台湾当局从中作梗。他们也怀疑过共产党是否真的让他们的父亲去美国，后来事实证明了他们的怀疑是多余的。所以，在周养浩兴奋的同时，他和他的子女们没忘记共产党，周养浩当着众人的面，当着子女的面，饱含热泪地说：“我们真有这么一天家人团聚了。我们能有今天，首先应感谢毛主席、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政策。”并嘱咐他们：“我和你们一定要牢记这一点，这就叫作饮水思源，不能忘本！”他的子女们回答：“爸爸，你放心，我们早已明白了，我们会牢记在心的。这不仅是爸爸再生的大恩大德，也是我们儿女们的最高幸福，我们由衷地感谢，来日方长，我们会感恩的。”
周养浩在美国的十几年，安定、幸福，１９９０年逝世，终年８４岁。他也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有益于国家统一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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