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反人类罪罪犯
联合国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于11月21日起，开始对农谢等四名前红色高棉领导人进行审判。对于整个人类尤其是全世界共产主义受难者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信息，我相信，和我一样，很多人在期待这一审判的开始，以回顾人类历史上惊人恐怖的一幕，让群体屠杀的刽子手接受应有的判决。
二十世纪，共产主义从一种理论和理想变为现实制度后，其残酷性马上就为被统治人民的灾难体现出来，在“阶级斗争”的“历史规律”指导下，人类被分裂为斗争者和被斗争者两个部分，并由此展开了制度性的虐杀，这种虐杀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毫无例外地展开，并给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造成了无法愈合的创伤。上世纪90年代后，随着苏联、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垮台，专制者失去了权力的保护，一些共产党领导人如前民主德国领导人昂纳克、前波兰共产党领导人亚鲁泽尔斯基、前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克格勃头子克留奇科夫曾被送上所在国法庭，但这些人被审判的罪名一般是“叛国罪”，而且时隔不久，就被以各种方式释放，审判不了了之；亚鲁泽尔斯基则在近年又被起诉，目前审判并无实质性进展，似乎困难重重，也不再引起世界的高度关注。迄今为止，农谢等四人可能是第一起被以“反人类罪”起诉的前共产党领导人，而就人权侵犯的恶劣程度来说，这四人的案件也远非上述其他前共产党领导人可以类比。
作为柬埔寨共产党主要创办人、民主柬埔寨的开国者，和波尔布特一样，农谢等人是“柬埔寨革命”和武装斗争的主要领导人，由于深受毛泽东、张春桥等共产疯子的思想影响，他们在柬埔寨采取了比中共更左、或者说更为残酷的做法，短短几年即消灭了柬埔寨八分之一的人口，可谓古今罕见。这些毛泽东的好学生，以毛泽东式的残暴在柬埔寨制造了一个个万人坑，如今，累累白骨仍在述说着共产主义的残暴。1998年，柬埔寨共产党头号领导人波尔布特死于打游击的山区，逃脱了法律的审判，但农谢等人还是被押上了联合国帮助建立的特别法庭，并被以“反人类罪”起诉。
考察红色高棉的屠杀史，我们会发现，“反人类罪”这个罪名简直就是给他们量身定做的，没有谁比他们更适合于这个罪名，堆积如山的白骨面前，所有冠冕堂皇的革命理论和口号都变得苍白，他们是人类的敌人。
我不指望这一次审判会将对于罪行的追究延伸到红色高棉的幕后老板——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尽管红色高棉几乎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国际支部。迄今为止，人类尚无法为所有的共产主义受难者讨还一个公道，波尔布特的师傅毛泽东的遗体仍然堂而皇之地躺在中国政治最中心的部位，同时期的中国的大大小小的波尔布特、农谢也大都死去，并继续享受着以国家权力为后盾的荣耀。但无论如何，对于农谢等人的审判会再次提醒人们记住共产主义的罪恶，并尽力追寻和还原历史真相。在中国，我们并不缺少波尔布特、农谢，这些人远不止是一个毛泽东，比如，仅就文革时期而言，广西的韦国清、内蒙的滕海清，在毛泽东等中共高层的支持下，其杀人劣迹，并不亚于红色高棉，可是迄今为止他们的罪恶并不广为人知，而这些死去的杀人恶魔仍在享受着老红军、老革命的荣耀，我想，即使无法通过法庭对他们的罪恶进行审判，我们也应该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这些罪恶，还原其反人类罪罪犯的真实身份。
一个世纪中，共产主义的罪恶是难以统计的，我们已不可能通过法律对全部罪恶进行审判，但是柬埔寨特别法庭的审判是一个象征，以法律的形式固化人类曾经遭受的共产暴政的血腥和肮脏，我相信，对他们的审判会揭示更多红色高棉时期共产党的罪恶，让人们看到共产制度与反人类罪之间的关联。而这样的审判，对于全世界的共产主义受难者都是一种安慰。
对前红色高棉领导人的审判对中国人有着特别的意义，审判以及由此延伸的思考可以揭穿共产党的一系列谎言，如不干涉别国内政，如对越自卫还击战等。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农谢等人的审判是对红色高棉历史的回顾，也是对红色中国真实历史的回顾，这会使更多的人看透“伟光正”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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