冢田攻，日本茨城人，1886年生，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历任关东军作战班长、课长，参谋本部第3部部长等职。 “七·七”事变后任日军华中方面军参谋长，是主张侵华的激进分子，曾参与指挥日军进攻上海、南京的行动，是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元凶之一。
1938年3月，任日本陆军大学校长，后任第8师团长，再次入侵中国。 1940年返回日本任参谋本部次长，参与制订日军南进决策。 1942年7月，冢田攻调任侵华日军主力部队第11军司令官，其首要任务是准备执行进攻重庆和西安的5号作战计划。正当他野心勃勃地准备大动干戈之时，南 进日军在太平洋的瓜达尔卡纳尔遭到美军惨重打击，日军大本营为此不得不召集冢田攻等赴南京商讨5号计划是否继续执行问题。
12月18日，天气晴朗，冢田攻参加完会议之后，乘配属第11军的专机回武汉。这是一架本年刚由上海飞机厂制造出厂的“七九”式飞机，机身上漆有“中支那派遣军第十一军军邮机G310九江号”，能乘坐14人，专航于上海——汉口航线。
当日上午10时20分，“九江号”由上海起飞，11时到达南京，12时05分，冢田攻及其军部高级参谋藤原武大佐（死后追晋少将）等随员登上飞机后， “九江号”继续往西向汉口飞行，途经大别山区。飞机飞的很低，航速也不快，人们要问了，战争时期为什么日军的飞机还敢于这样旅行般的优哉游哉呢？原来在武 汉会战和之后的一段时间，中国方面数量有限的战斗机，在与日军进行了N次无比惨烈的空中格斗后，已经基本上损失殆尽，至于地面的防空炮火，由于怕遭到已经 占有绝对制空权的日军的报复，中国方面的指挥官，除非接到上峰明确的指令，是不敢贸然开火的。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才使日本飞机驾驶员，在心理是对中国军人 产生了极度的蔑视，也就因此极度的骄横，极度的麻痹大意，但凡事亦有例外，国军桂系杨赞模时任48军参谋长,经常随军长苏祖馨到各团巡视。当时在安徽太湖 一带，虽然日军没有步兵过来袭击，但飞机却经常飞来轰炸，有时见人多的地方就低飞扫射，群众惊恐万状，四散逃命。我军因没有高射炮，又惧怕日军飞机报复， 对这些飞机也无可奈何。群众怨言道：飞机高的时候打不着，低的时候也打不着吗？军队因对轻武器打飞机没有把握，对这些群众的怨言感到很是惭愧。
一次杨赞模巡视到414团（以前记录是412团），对该团团长说：“你们可否选择一些合适的高地，在飞机低到有效射程时试看用轻武器能否将它击落，如成 功，我们打算在528团也这样做。”该团即决定由副团长亲自指挥，在张家榜镇的南面选择高地，使用8架重机枪和新调来的高射机炮若干待机射击。“九江”号 这次遭到打击，还真是中国中国一次例外的张网以待。
中午1时许，“九江号”飞抵安徽省太湖县和湖北省英山县之间的弥驼寺上空，遭遇桂军 第48军138师412团3营9连的高射炮队的射击，“九江号”被一炮命中，受损的飞机在空中剧烈颠簸着，像一只无头的苍蝇，越过田家滩的王家岭，俯冲向 荆竹冲孙家湾的圆尖峰，撞在一棵古松树上后，坠入金家屋后的山坳里，飞机破碎并燃烧，两名驾驶员被抛出机舱摔死，其他9名军官都尸骨分离，并被烧成了炭 尸。令桂军官兵们想像不到的是，被他们击落的飞机里，乘坐的竟是侵华日军第11军司令官（又称军团长）兼华中派遣军指挥官冢田攻大将。
这位“大官”就是冢田攻，其于卢沟桥事变前就担任日本陆军部第三部部长，1937年11月转任华中方面军参谋长，后任南方面军总参谋长，他参与拟定了《攻 克南京城纲要》，并多次下达命令：“部队入城后进行全面扫荡”，“杀掉全部俘虏”，进行血腥大屠杀，使南京遭到空前的血洗。巧合的是，就在冢田攻毙命的同 一天，日本陆军省刚刚颁布了晋升冢田攻为陆军大将的命令，这使得他“有幸”成为了中国军队在抗日战争期间击毙的军衔最高的日本陆军军官。
桂军在打扫现场时，从日军飞机残骸中，搜获日军中支那（华中）作战计划1份（已烧残不全）、中支那派遣军各部队主官姓名及部队驻地表1份、航空暗号1本、航空乘员手册1本、航空搭乘券3张等物。
冢田攻座机被击落之后，侵华日军总司令畑俊六命令华中派遣军调集了第3、40、68、116师团4个师团各一部约17000人的兵力，于19、20日由 武汉、合肥、安庆三个方向分五路出发，搜寻冢田攻的飞机，并乘势扫荡桂军大别山根据地，对桂军第138师进行疯狂报复。称此次日军的进攻为“大别山战役” 或“立煌战役”。
真君村辛冲组的张家胜老人回忆说：“在敌机被击落一个星期后，日军冲破了国军第39军的防线，直扑筋竹冲。一路上，日军像发了疯一样，挨家挨户烧杀掳掠， 无恶不作。来不及逃走的妇女，有的被强奸，有的被刺刀捅死。日军还到弥陀寺附近的村庄把那些未来得及逃避的男青壮年编成‘苦力队’，强迫他们搬运抢劫来的 财物，有逃跑或反抗者，当场刺杀……”冢田攻被埋葬了的碎尸，最终还是被日军找到，被运至安庆装殓，然后运回日本安葬。
冢田攻死后，桂 军第138师师部向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汇报，未获采信，甚至重庆方便亦无任何反应！原因就在于当时因我军中无翻译，无法确认死者身份，因而只好将拾得文件 送呈第21集团军总部，由于路途遥远，四天后才能送到位于金寨的总部。因而迁延了时日，导致了军情大变。如果当时中国方面能够把这个消息及时公布出去，这 对于我国抗日军民将是多么巨大的鼓舞！又会对敌人产生多么巨大的震慑呀！我方也会针对日军可能进行的疯狂报复，采取相应的对应和防范措施，从而避免后来遭 到的重大损失。日军方面也是基于此中考虑，所以严格保密，并未声张。日军调来了冈村宁次大将任华中派遣军司令官，横山勇中将任第11军司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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