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巨大变化
沿海地区在这个过程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当地的人民通过土地升值和城市发展,以及获得了较高工资的智力岗位,大规模地提升了自身的生活水平,进入了中产阶级行列。
中部地区在这个过程中,也通过提供农民工队伍,以及变成产业链的中上游的方式,获得了部分的生活水平的提高。
西部地区则是依靠之后的开发大西部的战略,提供能源和原材料的初级产品,参与了这个发展过程。
但是从2008年开始,原有的这个战略发展模式已经到了一个空间越来越狭小的困境。
首先就是美国发生的金融危机,欧洲的主权财政危机,日本经历了20多年的衰退期,都导致了西方市场需求空间事实上在缩小。
而中国本身因为高速度发展,对环境、产能、行业布局、产业结构等等,都出现了负荷过重的局面。
而政府对产业工人的法律保障,人口过了刘易斯拐点、产业工人工资水平上升的因素,都使得中国原有的人力成本的优势,将会在竞争中输给东南亚和南亚的一些发展水平低于中国的国家。
当然对西方技术的引进,尤其是靠中国的市场来换取技术,也在各种试验的结果中,出现了几种不同模式及其后果:
2. 高铁模式。
其实和这个有些类似的模式,比如军事技术上靠引进俄罗斯技术,并主要依赖自身开发的武器系列,也成为中国的主要国际竞争产品。
那么在未来的发展上面,估计中国依赖外部技术引进会愈来愈难。靠吸引国际的高科技技术人才,到中国和本地的技术人才,一起进行创新开发,会是将来的主要技术更新动力。
就是将中国的农民工的人民战争,变成博士生的人民战争,依靠中国本身的巨大市场,孕育出自己的拳头企业,然后靠这些拳头企业,去国际市场上竞争。
最起码,在互联网和通讯方面,我们看到了阿里巴巴、腾讯、华为和中兴等等,希望将来在芯片、特种原材料、高端制造设备和高端医疗设备方面,都会出现这样的巨头企业。
在沿海国际经济大循环战略之中,中国的主要目标是西方市场,主要优势是廉价劳动力;而一带一路战略与其不同,中国的主要目标是自己和未发达国家市场,主要优势是资本和基建技术能力。
在前一个战略中,中国不是规则的制定者,也不是游戏的主导者,而只是参与者——参与WTO,并遵循别人订立的不公平对待的规则;在后一个战略中,中国是规则和游戏的主要制定者和主导者,所以如果把这个战略做好,自身的掌控能力就非常重要。
伴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以及美国自身实力的衰落,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动回应,就是政治和经济两手的重返亚太计划。
政治上的一手是加强《美日安保条约》,推进日本宪法去和平化,从而让日本在制衡中国军力的过程中担当更多的责任,并将美国主要军力放在第二岛链,以关岛为中心,支持日本在钓鱼岛采取更强硬立场。另外的步骤就是加强在澳洲达尔文港口的军事基地建设,并支持菲律宾和中国在南海争斗,来实现美军非正式地长期驻扎菲律宾。
经济上的一手,是建立排斥中国在外的TPP协议,以保持美国在亚太经济规则制定的绝对话语权。
而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客观上避免了在东部和美国冲突的进一步上升。这个缓和局面,也会为中国和日本的关系从谷底走出提供了一个大背景。
但是中国向西的国家战略并不代表在东部会无所作为,其实在东部海域,对钓鱼岛争端采取可调可控的小规模对峙,并且在美军冲绳基地搬迁的事情上,适当支持琉球本土大名,增加东京政府的成本,也是一个比较容易操作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