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是谁想遏制就能遏制的

为了维持霸主地位而“遏制”另外一个“崛起”的国家，反过来想想也是够窝囊的，遏制，而不是毫不畏惧，正面面对挑战，以增加自己的竞争力的基础来迎战对手，你强我更强，基本是败象，是畏惧的体现。举例来说，全球化一直是西方英美主流经济学的主要纲领，在过去几年已经倍受西方民族质疑，而今年欧洲美国大肆返回封闭主义，更是接受了自己在自己设立的游戏被击败的现实。

 

“美中关系是21世纪里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奥巴马说。中国官方民间也异口同声认为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认为美中问题一旦解决，其它一切问题迎刃而解的人几乎是大多数，如日本，日本本身危机意识极强，且好胜观念过重，明明知道个子不够还要坚持（亚洲）第一，有历史的原因，有民族的倔，即使没有美国，日本跟中国的竞争也不会消失，然而中国真正觉得日本是对手的人不多，别的不谈，日本自己够不够人传宗接代都保不了，争啥第一啊？一切皆美国作怪。

美国的思维和行动，潜在的是美国的独霸意识在指导，在理论上这是所谓美国惟我独尊的优越（American Exceptionalism），说白了，跟中国历代皇帝登基一堆文人胡诌无异，当然美国厉害，真的是打遍天下无敌手，值得自豪，不过让大家信这东西，除了几个马屁精，恐怕不容易。就是一旦有了这意识，容人的心态变了，自己实力雄厚也不容易维持，不得不“遏制”。

 

读了读李成最近的一文，李成在国内文革期间长大，1985年来到美国，普林斯顿博士，从此文的说法来看，基本站在美国的方面来思考，正常的。

 

李成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

 

历任美国总统中，奥巴马是首位上任第一年就访问中国的，那年是2009，李成觉得那是他对中国的重视程度和期待。也许奥巴马觉得中美关系重要，但我觉得还没有，奥巴马当年去中国，是因为中国把美国救了。那是个大家没留意的插曲，我以前也提过，当时美国自己次贷把自己把全世界几乎拉回中世纪，财长保尔森和央行行长伯南克跑到北京，说中国不救市，咱一块儿完蛋，这才有温家宝四万亿，现在美国活过来了，中国城重灾区，美国打得那个很。奥巴马多次公开表示“21世纪的美国要做什么，是从一个领导者变成一个伙伴”，“美国欢迎中国崛起”，中国人只记得他说的“咱美国还是第一，要永远第一”。

 

奥巴马正式把中国摆在战略对手，估计是克林顿提出”重返亚太“的纲领后，我对此高度评价，认为那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全球策略，是唯一能与中国接纳”全球化“大旗后的方针对抗的，可惜胎在腹中（参见美国内斗的第一个牺牲品？美国）。李成说奥巴马及其团队一直避免走上一条和中国武力对抗的道路。毕竟，他是因为推动世界无核化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美国总统，简直是书生之言（客气地说）。

 

习近平的说法是“美中新型大国关系”，“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共赢”是中国到处打得大旗，有买账的，有占便宜的，美国是明里暗里不信，公开为难。美国中东政策失败，导致奥巴马不得不将注意力西移，离开了亚洲，李成还不信“奥巴马的两个任期采取了两个不同的外交团队，因而对华态度上有所不同：第一任期希拉里做国务卿时期，对亚洲以及中国事务更加积极；而第二任期的国务卿克里更加注重中东事务，而对亚洲事务冷淡，甚至让美中关系处在‘漂流’状态”。

 

很多事态短期内波折起伏，惊险跌出，然而长期开上去很难挽回大局。美国目前比中国强大的多，甚至制度优越性也好得多，但美国内部矛盾太深太大，难以调解。更关键的，遏制是阴招，难成大事。

 

李成就一句话说的实在，“中国不是谁想遏制就能遏制的”。

 

 

《凤凰周刊》

奥巴马时代的美中关系（布鲁金斯学会转载）

2016年08月22日

 

【导语】奥巴马总统任期间，在美中关系上把握住了整体方向。要评判具体原委，还需要从其个人背景、两国国情，以及世界地域政治版图整体的变化等方面去分析。

 

评估奥巴马时代的美中关系，我会想到在西方政界流传的一个著名小故事：有人问周恩来总理，如何评价法国大革命，他回答说，“现在说为时尚早。”在美国总统奥巴马任期将尽之际，我们都站在历史进程的一个节点上，所以要给一个最为中肯的评价和定位，恐怕还有些早。

 

但不可否认的是，从2009年到2016年，奥巴马两个任期内的美中关系，无论是对美中两国还是整个世界格局，都至关重要。就像其本人所评价的，“美中关系是21世纪里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同时，美中建交44年来，两国史无前例地处在“第一”和“第二”经济大国的关系上，其中既有竞争又有合作。

 

总的来说，奥巴马总统任期间，在美中关系上把握住了整体方向。要评判具体原委，还需要从其个人背景、两国国情，以及世界地域政治版图整体的变化等方面去分析。

 

奥巴马避免与中国武力相抗

历任美国总统中，奥巴马是首位上任第一年就访问中国的——可见在金融危机中上任的他，当时对中国的重视程度和期待。同样有意思的是，相比前几任，他也是不多地在担任总统之前从未到过中国的美国总统，无论是他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任教期间，还是后来做联邦参议员期间都与中国接触不多。所以相比其他人，上任时他对中国的了解着实有限。

 

这样的背景下，奥巴马2009年11月的访华，开启了他第一次对中国的亲身体验。作为律师出身的非洲裔总统，奥巴马非常注重人权问题，他自然也把这些关注带到中国。这次访问中过程曲折，有一些细节让他感到意外。所以对于奥巴马的中国首秀，当时的美国媒体评价较为负面，认为他被中国牵着鼻子走，没有表述美国的价值观念等。一些熟悉对华事务的美国前官员也指出，“来中国前，起码要做足功课。”

 

可以说，奥巴马时代的美中关系，从他本人的角度，是在这样一个“遗憾”中开启的。紧随其后的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中，也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插曲。这使得奥巴马对中国产生了一些经验性的见解和较为负面的解读，也改变了他之前有些理想主义式的想像和期待。

 

尽管相比其他总统，奥巴马对中国的了解稍晚，但不可忽视的是，他个人成长经历中的全球化背景在其后来的总统任期中发挥着重要影响：他出生在美国夏威夷，幼年和少年时期在印度尼西亚和夏威夷生活过，青年时期才到美国本土生活。这样一个有着全球化成长背景的总统，对于新型经济体的崛起和世界秩序的种种变化有着清醒的认识。奥巴马多次公开表示：“21世纪的美国要做什么，是从一个领导者变成一个伙伴”，“领导力是有代价的”，“不光要有领导力，还要有相应的实力”，“我们要意识到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和世界格局的变化”。

 

在我看来，战后美国的历任总统中，奥巴马是最不强调“老大”观念的。他强调要融入变化中的世界，而不应该也无法一味狂妄地左右世界，这也是为什么他积极参加七国峰会和二十国峰会的原因。

 

对华关系上，他多次说过“美国欢迎中国崛起”并强调“美中关系是21世纪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同时，这种全球化的烙印和国内治理多元化的理念，也体现在他第一任期的内阁组成中——有三个亚裔，其中两位华裔。这是史无前例的。而在美中关系空前复杂的现实下，我们常看到，有时美方的一些敌对情绪会随着一些舆论发酵，甚至出现武力回应的呼吁。这需要中方了解一个背景，美国是个权力制衡的国家，不免有人会对中国有敌意或想要教训中国。但我们需要区分这种声音，它们是来自于奥巴马本人么？据我了解，奥巴马及其团队一直避免走上一条和中国武力对抗的道路。毕竟，他是因为推动世界无核化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美国总统，在他第二任期中他尤其注重减少军备开资。他的很多理念和政策，也都是推动世界向和平方向发展的。

 

2015年9月25日，美国华盛顿，美国总统奥巴马接待来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并陪同他们参观当年林肯在白宫住过的卧室。

 

美中艰难寻求新定位

这八年中，美中关系之间发生的最大变化是，中国在2011年成为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着中国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不断崛起，美国作为守成国，不免感到敏感而有压力。美中之间也继而在这个变化上去互相适应，寻求平衡。

 

奥巴马上任之初，让美中组成G2（两国集团）的说法在媒体上流行一时。需要注意的是，这不是奥巴马的想法，而是来自美国前官员布热津斯基。当时中方也谨慎处理这个概念，在很多中国人看来，就综合实力而言，当时的中国和美国并不排在一个对等的位置上领导世界。我也不赞同这个提法，如果美中是G2，那么俄罗斯、日本、印度、欧盟等国家又在什么位置呢？这个提法有不合理的排他性。

 

中国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任后在2015年提出了“美中新型大国关系”，从字面上来讲，“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是不错的概念，但具体内容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比如美方一直质疑“核心利益”的内容以及如何定义大国，其概念和现实的差异等等。

 

相比八年前，如今美中关系的关注点也发生了很多变化，比如不再仅仅围绕两国贸易、人民币汇率、台湾问题、西藏问题等。随着中国在亚洲地区和世界经济中的崛起，南海问题、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东南亚地区问题，以及气候变化、无核化、网络安全、反恐、脱贫等全球性议题也成为两国关系新的组成部分。也正因如此，美中关系变得空前复杂。

 

官方层面上，八年来，美中关系有很多建设性的合作和发展，经济方面，在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大量购买美国国债，美中经济空前“绑定”在一条船上，两国扩展经济与战略对话机制、进行中美投资协定（BIT）谈判等；在文化上，美中人文交流机制建立，从“十万强”到“百万强”计划、美国对中国护照实行首次10年免签等。

 

政治上，美中不仅没有表现出直接的意识形态冲突，还渡过了一些敏感的突发政治事件，比如王立军案、斯诺登事件等。习近平上任后，两国元首频繁见面，从国事访问到国际会议会面，各个场合统计下来共有11次。而两国领导人单独访问中，无论是在美国的“习奥庄园会”，还是北京的“瀛台会”，均有丰硕成果。虽然并没强调说建立了友谊或者私交，但在美中和世界形势如此复杂的情况下，两国领导人保持这样的交流，是尤为值得称赞的。

 

2013年6月8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安纳伯格庄园举行第二场会晤。会晤开始前，两人在风光秀丽的庄园内散步，在轻松的气氛中交谈。这是习近平出任国家主席后的第一次访美之旅。

 

认知误区干扰两国关系

在美中寻求定位的阶段，正如两国一些学者所言，两者处在“信任赤字”阶段，但是信任不是光说就能建立的，更多的是需要相互了解和尊重。过去的八年中，双方在不够了解的情况下，在一些问题上存在诸多误读或者说认知误区。而这些误读和误区，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塑造或阻碍着两国关系的发展。

 

“重返亚太”战略是奥巴马第一任期期间，时任国务卿希拉里提出的。提出后，中方反应强烈，以至有不少人认为这是一个专门为遏制中国所制定的外交政策。当然，中国有部分同仁也理解到，这个政策的原意是当时美国从中东地区撤军后，所做的整体性战略转移。而亚洲地区当时经济增长且活跃，朝核问题日趋严重，也最容易发生矛盾冲突，所以美国才会有所调整。

 

而现实层面上，美国接下来也采取很多措施去防范中国，包括美国的利益集团、国防部、军队，在诸如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建立、南海建岛和网络安全问题上，提出和表现出的一些强硬姿态。需要注意的是，他们的这些主张，有时不完全是为了要把中国怎么样，而是为了获得预算。这也表现在涉及南海议题时，美中两国在舆论上总显得激烈而紧张。

 

从TPP的发展历史来看，这个协议一开始也不是要针对中国，但是后面情况开始发生变化。2016年年初中国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奥巴马团队认为中国在制定全球游戏规则，所以加快了对TPP的谈判。应该说TPP是奥巴马在后期所追求的一个政绩，所以在其任期内一定会努力推动。

 

同样的，奥巴马和其团队对中国的经济也存在误解。他认为，双方经贸往来上，现在的中国不像上世纪90年代，会给美国企业很多优惠，中国政府对美方有了很多限制和自我保护主义，因而他判定中国经济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市场经济。这个理解是有偏差的。

 

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背景来看，90年代中国急需外资和技术，所以才会给外企相应的优惠政策。但在奥巴马执政期间，尤其是近几年，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不仅国有企业发展壮大，很多私营企业也发展迅猛，现在我们看到百度、阿里巴巴、腾讯（BAT）等大的私人IT公司非常活跃；很多企业和领域不再需要外商投资，反而近两年中国企业大批“走出去”，美国也是中国企业非常青睐的投资目的地。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对外经济和贸易政策也有所调整。而外国企业尤其是IT企业觉得在中国发展举步维艰。

 

美中之间一直在谈判，也让中方一直力推的双边贸易协定（BIT）产生诸多难以达成的因素。现在看来，BIT最快应该是和TPP同步，或者有可能在这之后达成——因为在现在的政治气氛下，这个决议很难被美国国会通过。

 

在奥巴马的外交政策中，一些他个人所追求的政绩也引起中方的误读。在他第二任期中，一方面，我们看到他结束了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关闭关塔那摩基地，减少军队开支；另一方面，尤其是第二任期，他正在“化敌为友”，比如与伊朗签署核协议，访问古巴、越南和日本广岛，化解一些历史积怨。以上种种在一些中国人眼中，同样是遏制中国之举。

 

但我想指出的是，客观上，中国不是谁想遏制就能遏制的；主观上，作为一个大国，美国有着自己的战略、理念和行为规范，中国不能把其任何举措都认为是遏制自己。而同样，美国也不应把中国的任何举动都认为是对其发出的挑战。双方不应在陷于猜测对方的阴谋论中走向极端。

 

应关注美中关系的大背景

美中关系是在两者相互塑造和影响中形成的。任何一方的动作，都不能只从一面去理解。比如美日关系的变化。在第一任期期间，奥巴马对美日关系是谨慎的，他要防止日本的右翼政客利用美日同盟来挑衅激怒中国。也就是中国人所认为的，美日联合起来制衡中国。而实际是，美国不愿意被第三国的利益左右美国的对外政策。而现在这个阶段，美日关系迅速提升。但这个变化不仅仅是美方的改变，也要考虑到中国和俄罗斯关系的升温。

 

有中国学者评价称，奥巴马的两个任期采取了两个不同的外交团队，因而对华态度上有所不同：第一任期希拉里做国务卿时期，对亚洲以及中国事务更加积极；而第二任期的国务卿克里更加注重中东事务，而对亚洲事务冷淡，甚至让美中关系处在“漂流”状态。

 

我并不同意这个说法。第二任期中，有很多其他复杂因素影响着美中关系，比如两国之间的内容议题不断增多，包括双边、多边和全球性议题；美国国内没有形成氛围去推动美中关系；或者奥巴马自己的意愿难以达成，等等。

 

而中国方面，从2008年成功举办奥运会，到2011年GDP成为全球第二，近几年更加走向全球化，这些以经济实力增强带来的变化，使得中国更加自信，或者说，在外界看来，曾经一直低调的中国变得咄咄逼人（assertive）。我认为，中方心态的变化没有什么错，对自己国家有信心是好事。但一个国家真正意义上的崛起，是对世界有更多的了解，有更多的换位思考。这样全球比较的视野也有益于知道很多中国本身的问题；对外，才能拥有更多的话语权。

 

相比美中关系眼前一些大小不一的摩擦，我们应建立更多有效的交流和沟通机制，同时也应看到，美中关系走到今天，还有很多大背景的变化：不仅有中国在世界地位上的变化；还有一些新型领域的迅速发展，比如科技不断向前、新媒体迅速成长等，这些有时会超越政府的反应速度以及采纳政策的能力。另外，现在全球经济仍不稳定，世界秩序也在重新洗牌；环境、疾病等问题也在不断挑战全人类。这些问题都在考验着“21世纪最重要的”美中双边关系，我们有太多的理由期待两国领导人和有识之士也将继续在这些问题上努力寻求着合作与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