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中国人对土耳其了解并不多，但是以前的中国人，是非常关注土耳其的情况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土耳其的奥斯曼帝国，和中国的大清帝国，其实是一对难兄难弟——一个叫做“西亚病夫”，一个叫做“东亚病夫”，都是在西方帝国主义的炮舰之下，分崩离析。
但是当时年代的知识精英界的想法，就是把土耳其的文化传统（当然就是伊斯兰教），中国的文化传统（当然就是儒家）——把这些文化传统，通通都被视为现代化的障碍。知识精英界认为，必须彻底与文化传统决裂，才有可能实现现代化。
但是要转变成西方的社会架构，自然就首先要变成有竞争力的国家。那么这个时候，靠民族主义作为精神原子弹来团结人民，变成竞争力强的类似西方的民族国家，就仿佛是唯一的道路——这个就是凯末尔主义产生的基本框架。
所以土耳其要从奥斯曼帝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国家，转变成单一民族的欧洲式的国家，第一件事情就是甩锅——先要把阿拉伯兄弟们甩出去，然后自己的核心领地里面，又搞亚美尼亚人、库尔德人大迁徙，搞出来不少坏东东，总算把类现代的民族国家定型了。
而你要抗击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肯定就是先抓军队的现代化。那么土耳其的整个现代化过程，就是靠军队这个革命先锋队来完成的——这就是当时吸引中国知识界关注的主要原因。
当时梁启超提出了“新民”的概念，就是如何把中国人的天下观，变成民族国家观。当然中国迈向现代化的第一步，同样也是通过军队组织来实现的。只不过中国情况有所不同，中国太大，历史太长了……革命的历程，很快从“驱逐鞑虏，建立汉族国家”，过渡到“五族共和，中华民族”——来做为凝聚大家的精神原子弹。
除了（中华民族）这个民族主义，还有更类似于儒家大同的共产主义，其实就是如何在理想上保持中国人的文明观、天下观，这个是和共产主义的国际观一致的；然后又在实践中落实民族国家的架构——这个就是西方现代汉学家，称中国是一个“文明国家（civilization state）”伪装成一个“民族国家（nation state）”。
如果你看当时的苏联，也是因为俄帝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无法靠民族主义来凝聚，必须靠共产主义来团结大家。
但是所有这种靠全盘西化（认为这些是现代化的唯一路径）来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同时必须割裂自己传统的做法，最后都碰到了一些问题。比如日本要“脱亚入欧”，最后只能徘徊在欧的边缘；俄罗斯是苏联垮了之后想加入欧洲，也不得门而入，最后还是回归传统，普京大帝直接回归沙皇；中国也经历过灵魂深处闹革命、文化大革命等等的和传统决裂的过程，但是中国政府管治的运行组织和体系，还是最大地传承了传统。
那么土耳其也是先靠军队的拉动，再靠大城市的知识人士，最后要把全民族拉入欧洲——但是发现只能徘徊在欧洲的边缘，而不得入。那么很自然，就会回归寻找自己的传统。
而这个传统，首先就是伊斯兰教。但是这个宗教的强势回归，又会实际上对土耳其的现代化进程造成危害，那么如何解决这样的冲突？
以前就是靠军队政变，来制衡宗教路线不能走得太过。不想永远依赖政变，但是又不想宗教过强、冲击世俗化和现代化，一个替代方案，就是追寻土耳其伊斯兰化之前的文化传统——这个就是“大突厥梦”。
那么要恢复历史上的辉煌突厥梦，就要增加对之前的奥斯曼故土的影响力。这个就是为啥土耳其在以色列、在北非、尤其是在利比亚、叙利亚的各种干预。另外，就是在中亚和波斯争夺文化影响力，和俄罗斯争夺政治影响力，当然也有节制地伸手进中国新疆。
这样就可以解释了，如何在土耳其内部不稳的时候，你需要寻找外部目标，转移国内各派的视线，来寻求内部矛盾不要激化。
所以这个就是目前土耳其的一个困境，其实就是如何协调红与黑的关系。
内部不稳，外部危机重重，看他们土耳其自己如何解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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