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的现代化之路及军事政变ZT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当战胜国们争论如何对土耳其进行最严酷的分割时，土耳其的苏丹政府没有任何抵抗方案。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个病夫已经死定了，只有穆斯塔法·凯末尔不同意。

 

凯末尔出身于中下层社会，从军事学校起步后，参加过利比亚人反对意大利的战争。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凯末尔已经崭露头角，成长为土耳其最优秀的军官之一。

 

虽然这次战争以同盟国的落败为结局，但以凯末尔为代表的土耳其军官们并没有丧失军人的素质。由于土耳其与西方接壤，这些军官大都受过西方军事的熏陶，在与西方作战的过程中，更是对对方的科技发展有着深刻的了解。他们并不保守，却坚持要保住土耳其在世界的地位。

 

当战争结束，协约国对土耳其进行瓜分时，作为军队领导人之一，凯末尔被分配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活儿：前往黑海沿岸解散那儿的土耳其军队。这个要被瓜分的国家已经用不着这么多军队了。

 

凯末尔到达了黑海岸边的萨姆松，协约国也许会永远后悔将他放出控制圈。他很快辞去了职务，前往东部重镇埃尔祖鲁姆，拉开了保卫土耳其的大旗。他召开了国民大会，建立了民族阵线。

 

此刻，土耳其国内就拥有了两个政权，一个是奥斯曼苏丹在伊斯坦布尔的政权，另一个是凯末尔在安纳托利亚（小亚细亚半岛）的民族阵线。民族阵线的势头越来越猛，伊斯坦布尔政府也对战胜国越来越强硬，两者相互呼应，占领军的麻烦来到了。

 

作为回应，英国人全面占领伊斯坦布尔，并拘捕了那儿的反对者，但对于在亚洲安纳托利亚的凯末尔，他们却无能为力。

 

1920年4月，在安纳托利亚的小城安卡拉召开了一次大国民会议，这个小城随着革命的进行，逐渐成为了土耳其的政治中心，并最终取代欧洲的伊斯坦布尔，成为了新土耳其的首都。这次会议召开的日期，就成了土耳其主权日，2014年我看到的表演，就是为了纪念它。

 

大国民会议通过了六点决议，核心内容是：阿拉伯人等外围地区可以实行民族自决，脱离土耳其，但是，土耳其核心地区却必须保持完整。

 

这个决议与战胜国的瓜分协议完全相悖，如果按照战胜国的设想，那么土耳其只应该有现在的三分之一大小，而凯末尔所要做的，就是把剩下的三分之二拿回来。

 

凯末尔敏锐地观察到，战胜国之间的利益并非完全一致，所以，不一定非要同时和它们作战，而可以选择机会各个击破。经过4年的征战和谈判，他成功了。

 

1924年，土耳其与英、法、意、希等各个强权签订了洛桑条约。这个条约规定的土耳其领土已经与今天非常相似，只有东部与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边境有若干冲突。但不管怎样，洛桑条约的签订彻底解除了土耳其被分割的危机。这个曾经的病夫在经过了一场大病后，复原了过来。

 

但问题是：获得新生的土耳其能够把握住机会，避免重归衰落的轨道吗？

 

凯末尔的道路

 

1923年10月29日，土耳其大国民会议宣布，土耳其的政权组织形式为共和国，并选举穆斯塔法·凯末尔为总统，正式终结了延续了数百年的苏丹制。被英国人当做傀儡使用的土耳其苏丹穆罕默德六世早在一年前就前往了马耳他。

 

在凯末尔的统治下，土耳其唯一的政党是他组建的人民共和党，而总统也得以连选连任，在他生前一直是他的囊中之物，即便他死后，也传位给他信任的同僚伊诺努。而议会中和政府机构中更是充满了人民共和党的信徒，处处都是熟面孔，这是造成后来土耳其官员裙带关系和腐败的原因之一。

 

他也不吝于利用武力镇压反对派，审判、流放、封报馆，只要能维持土耳其稳定和按照既定轨道前进的事情，他都会去做。

 

然而，在独裁的外衣下，凯末尔却启动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在他执政过程中，西化几乎是唯一的主旋律。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后，凯末尔总结他的改革为六大主义，分别是：共和主义、世俗主义、平民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改良主义。

 

所谓共和主义，是指虽然凯末尔保留了独裁的权力，但他却有意采用了共和国的架构，人们在他死后能够较为顺利地过度到共和国。另外，为了保证共和国不会被野心家所劫持，回到君主制或其他乱七八糟的国家形式，凯末尔对土耳其的法律系统进行了重大改革，按照西方观念重写了刑法、民法和商法。司法改革打击的主要目标是土耳其的宗教势力，作为对比，在凯末尔之前，土耳其还沿用着落后的伊斯兰教法体系。

 

直到今天，除了土耳其之外的许多伊斯兰国家仍然无法摆脱伊斯兰教法体系的泥沼，只有土耳其已经成为了西方大陆法体系的一部分，不可谓不是凯末尔的功劳。

 

所谓世俗主义，是指除了对法律系统进行改革之外，凯末尔还在生活方式上针对伊斯兰宗教势力进行打击。他担心未来教法势力是阻碍土耳其现代化的最大障碍，试图在他活着时用强力将其击碎。如果在他死时，人们已经学会了另外的思考方式，不再受到宗教思想的束缚，那么到时候实行真正的民主，也不会导致一个宗教保守主义政权上台了。

 

在他采取的措施中，有的也像俄罗斯的彼得大帝剪胡子那样滑稽可笑。比如，他倡议禁止土耳其的无沿帽子，男人如果戴帽，必须戴欧洲式的宽边帽。穆斯林典型的特征大胡子和面纱也受到了人们的嘲笑。

 

在这些滑稽的措施之外，也有许多影响深远的改革。阿塔图尔克授予了妇女选举权，并规定男人不能再按照穆斯林法娶四个老婆，只能娶一个。他强迫达官贵人的妻子抛头露面，并鼓励她们从事各种工作，或者参与政治。

他废止了许多苦行团体，没收了他们的庙宇，关于伊斯兰的教法课程也全部清出了公立教育体系。

 

所谓平民主义，就是土耳其的平权运动，凯末尔宣布所有的人民都拥有相同的权利。但是如何保证相同的权利呢？凯末尔认为如果经济和教育问题无法解决，那么所谓的平权就是空谈。所以，在经济上他注重占土耳其人口大多数的农民问题，减免了农业税收。此外，他大力推行义务教育，消灭土耳其占总人口百分之八十的文盲。

所谓改良主义，就是不断地进行制度改革，利用小步慢跑但是不停歇的方法来化解社会矛盾。这种做法很容易被理解成瞎折腾，但对土耳其官场产生的影响，却是官员们在他的治下不敢偷懒，有一种战战兢兢的感觉。

 

除了前四项带来了明显积极作用的改革之外，凯末尔的六大主义中还包括了两项颇有争议的政策：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

 

所谓民族主义，是指有意识地去提高土耳其人，乃至所有突厥人的优越感。土耳其改革了历史课程，突出了历史上光辉的一面。土耳其最辉煌的时代出现于苏莱曼大帝时期，于是他在课本中占有了超常的比重。而对于土耳其的“病夫”阶段，则是以简笔带过。

 

土耳其的民族主义还有了另一重影响：为世界突厥主义的兴起提供了理论支撑。不仅土耳其人，包括中亚的许多国家都自认为是突厥国家，包括了中亚的五个斯坦，甚至中国新疆出现的分离主义思潮“东突厥斯坦”都与之有关。

 

有一次，我和一位土耳其青年聊天时，他突然问我：据说中国人在镇压土耳其人？

 

我最初感到茫然，后来迅速想到，他说的是发生在中国新疆地区的冲突事件。新疆的维吾尔人也属于突厥语系，被他当做了土耳其人（突厥人）。这就是凯末尔当年推行民族主义留下的影响力。

 

除了民族主义之外，凯末尔的国家主义也是值得商榷的。可以认为，国家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变种，国家主义要求政府主导经济的发展和控制权。这一点其实是中东所有国家的通病，当国家取得独立（或者重新独立）后，信心满满的领导人总是想一步登天发展经济，于是采取了大跃进式的行动。

 

凯末尔的国家主义政策包括：在农业上，国家采取倾斜政策，对农业进行鼓励。在工业上，政府建立国有企业，实现工业的超常规发展。他的政策在农业上比较成功，但是，对于工业，政府主导往往会产生依赖性：政府投资最旺盛的几年，经济看上去在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改善，但是政府一旦没钱，投资放缓，整个社会经济就会立刻出现危机和混乱。

险滩激流中的继任者

 

凯末尔失败的改革之一，是政党改革。

 

为了控制局势和引导社会按照他规定的方向实施快速推进，他禁止了多党制的存在。然而，他也知道一党制的状态不可能永远持续，在他生前，由于个人巨大的威望，不会有出现问题，可一旦革命一代都死去了，一党制所造成的问题就会立刻显现，如果解决不好，甚至会摧毁土耳其社会。

 

他做过尝试，试图在自己活着时就实现多党化。1929年，在他的第二个总统任期，他感到土耳其已经恢复了稳定，就设计了一个民主试验：他请朋友费特希出面组织一个反对党——自由党。费特希曾经担任过土耳其总理。

 

凯末尔认为，让费特希出面组织反对党，能产生良性效果：将反对的议题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既反对，又不至于引起政局结构性的破裂。

 

自由党最主要的信条之一，是利用社会和私营企业来发展经济，解决土耳其的经济结构失调问题。这和凯末尔的国家主义理念并不一致。

 

但事后，凯末尔发现，就算是熟人，一旦成为政党，也会立即对立起来，两党的支持者也随即发生激烈的冲突。

 

经过试验，凯末尔退缩了。他认为，土耳其的经济还没有发展到足够好，社会也还不够稳固，禁不起多党制的折腾。一年后，自由党在他的授意下解散，土耳其回归了一党状态。

 

1938年，拥有再造土耳其功劳的穆斯塔法·凯末尔死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他信任的伙伴伊诺努继任总统不久，战争爆发了。

 

与一战时期一样，战争的双方都来拉拢土耳其。英法希望土耳其立即参战，否则就认为它帮助敌国。德国从土耳其买走了大量的战略物资，而德国所属的轴心国集团则侵略了希腊、保加利亚等地，随时有可能侵略土耳其。

 

也许只有老伊诺努才能在列强环伺的险境中找到针眼一般的缝隙，艰难地维持着土耳其的中立。他深知，不管多么艰难，只有中立一条路才是土耳其的活路。

 

直到英美开辟了第二战场，德国人败局已定时，土耳其为了参加联合国，才对德宣战，但这已经是战争的尾声阶段了，与其说是为了参战，不如说是自保。更何况，东欧的命运已经成了一种警醒，如果不参战，土耳其很可能被苏联侵略，成为东欧傀儡的一部分。

 

战争过后，人们发现，在伊诺努的领导下，土耳其在战时不仅没有出现混乱和衰退，还出现了巨大的繁荣。这和美国式的繁荣是类似的，为战争双方供应物资的土耳其成为了国际市场的大卖家之一，它的生产永远根不上需求。

 

战争结束后，繁荣成为了过去。突然间的生产力过剩造成了土耳其经济的危机。此刻，也是土耳其重新选择立场的时期，随着冷战的到来，东西方阵营都对它虎视眈眈。到底是保持中立，还是加入某一方阵营？

 

这一次土耳其没有犹豫，它感受到了来自苏联的危险，认识到苏联还没有放弃控制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梦想。为了防止苏联的入侵，土耳其加入了北约，并坚决地向西方靠拢。随着马歇尔计划将土耳其纳入其中，大量的美援再次支撑起了土耳其经济。

 

在战争和经济危机过去之后，伊诺努总统决定处理凯末尔死后留下的最棘手的问题：一党制。他知道，这个炸药包不拆除，等他死后，就没有人再有威望去做这件事了。

 

从1946年起，在总统的许可下，一个叫做民主党的反对党建立了起来。这也是检验凯末尔世俗化政策成败的时刻，如果新的反对党也承认世俗化原则，不想回到教法统治之中，那么就证明社会已经认可了西方化的倾向，极端保守主义不会卷土重来。

 

幸运的是，民主党并不否认凯末尔的基础性政策，只反对执政党的经济纲领，宣称要解决腐败和经济结构失调问题，发展私营经济。

 

民主党对执政党的攻击，让执政党在四年后丢掉了政权。1950年，民主党总统拜亚尔上台，民主党人曼德列斯成为了总理。老总统伊诺努在凯末尔死后执政了12年。在他执政时期，土耳其经过了复杂的国际形势，并安然度过了危险区域。

 

老人将政权卸下交给反对党，他也许在叹气的同时，也为能把土耳其带出独裁的险滩感到骄傲。

土耳其式政变

 

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新上台的民主党和人民共和党的区别在于：共和党是一个精英政党，它有着坚定的执政理念和理想，以凯末尔为首的执政集团为了理想，甚至不顾人民的反对，强行推行一系列的政策。比如，土耳其世俗化的政策，如果完全采取民主制，是不可能做到的。

 

但是，民主党由于没有建国的光环笼罩，只能更加依赖于群众的支持，它为了获得选票会屈从于选民的压力。精英和大众，永远是政治的两极，过于屈从任何一端都会带来灾难。

 

民主党上台初期，恰好是马歇尔计划给土耳其带来最大功效的时期，和伊诺努执政时期一样，土耳其全国上下充满了一种蒸蒸日上的景象，为了对抗苏联，美国人帮助土耳其大量地修建道路系统，外资和贷款的涌入改变着这个迫切地想要融入欧洲的国家。

 

事实证明，曼德列斯是个很有魅力的政治家，人们对他的崇拜程度直逼国父凯末尔。不过也正是从这时，曼德列斯显出了他的民粹主义倾向，为了更受欢迎，他背离了凯末尔的政策。

 

到此时，土耳其已经经历了凯末尔和伊诺努近三十年的强力世俗化，城市的人口已经颇为现代化了；但是在农村，人们仍然是保守的，他们渴望过一种符合伊斯兰教教义的生活，在清真寺用阿拉伯语礼拜，学习《古兰经》，让女人少抛头露面……而这些都被凯末尔禁止了。

曼德列斯为了获得支持率，尝试着放松这方面的管制。果然放松政策受到了农村人口的强烈欢迎，他立刻被人们当做圣徒一样崇拜。土耳其的保守民众们甚至认为曼德列斯是一个骑白马的勇士，为了伊斯兰教的利益而战斗到底，他甚至拥有不死的生命。

 

到这时，土耳其的精英阶层开始担心这个国家走回头路。凯末尔制定的现代化和世俗化政策有可能被民主党人出卖得精光，土耳其重新回归一个保守的伊斯兰教国家。

 

当初放弃权力的伊诺努也感觉到了危险，现身大声疾呼，反对民主党政府，希望通过另一次合法选举重新执政，将民主党制定的保守政策扭转过来。

 

为了避免下台，民主党动用手中的权力来打压竞争对手，他们制定了限制新闻的法律，将不听话持批评态度的报馆关闭，逮捕反对派，派出暴徒打伤了前总统伊诺努。

 

就在这时，土耳其的精英阶层反击了。

 

1960年5月27日上午，土耳其军队突然行动，逮捕了总统拜亚尔、总理曼德列斯、全体阁员及民主党议员。这是新土耳其历史上第一次军事政变。

 

对于军人干政，世界上大都给予负面的评价，认为军人干政必然导致更混乱的政治形势，并破坏宪政基础，造成社会的大幅后退。大部分的事例也证实了人们的想法。

 

但是，世界上又有少量的事例证明军人干政也可能会带来正面的价值。比如，智利的皮诺切特将军利用武力推翻了智利共产党总统阿连德，建立了独裁政权。这个政权由于利用武力镇压人民在世界上臭名昭著，却通过大力推行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让智利的经济获得了超速的发展。皮诺切特下台后智利实现了民主化，现代经济学家一般认为，如果没有皮氏的独裁和经济政策，智利反而有可能在共产党的带领下步入拉美泥沼。

 

大多数军人干政时，都相信干预能给国家带来正面的影响。土耳其的军人也不例外。他们认为自己是凯末尔精神的维护者，之所以政变，是防止民主党将土耳其带回到中世纪政治之中，保住凯末尔的改革成果。

 

在推翻了民主党政权后，军人们成立了一个全国团结委员会，为了安定民心，委员会发誓将尽快结束军人统治，过渡到民主政治。

 

一年后，由大学教授们制定的新宪法获得了通过。对前总统和总理的审判也在进行之中，总理曼德列斯等十五人被判处死刑，总统拜亚尔等三十一人被判无期徒刑。民主党被禁止参与政治活动。

 

第一次军人政变，就让总理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让整个世界感到震惊。

 

但世界又给这次政变以正面评价，认为政变保住了土耳其几十年的革命成果。日后，土耳其式政变成为了中东地区政变的榜样，不管是埃及、利比亚，还是叙利亚、伊拉克，一旦发生政变，军人们都声称是为了保住革命成果，并允诺军人执政只是暂时的，一旦选举条件成熟，就还权给民主政府。这些拙劣的模仿者大都没有履行承诺，在政变后纷纷建立起准独裁统治。

 

在土耳其，军人却信守了承诺。当新宪法通过后，整个国家回到了紧锣密鼓的选举活动之中，老政治家伊诺努再次成为了总理。

 

不过，军人们的政变的确给土耳其政坛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最大的问题是，军人在政治上给自己留了后门。除了民选总统和总理之外，军人所把持的全国团结委员会（后来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对民选政府的政策有否决权。只要他们认为政府违背了凯末尔的道路，就有权进行干涉。

 

从此以后，土耳其又发生了好几次政变。干政的军人的确都比较无私，每次危机一结束，就立即退到幕后，将权力还给民选政府。

 

另外，解散民主党也没有起到预期效果。一个叫做正义党的政党成立了，这个党的目的就是要吸纳民主党在农村的拥护者，它很快成了土耳其第一大党，和伊诺努领导的共和人民党相抗衡。

 

随着美苏争霸的进行，土耳其国内的政党也出现了左右的分野。但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都不是凯末尔的真正继承人。左翼政党向苏联靠拢，并主张利用国家力量发展经济，老牌政治家伊诺努到了晚年，逐渐地倾向于这一翼。而右翼政党否定凯末尔的世俗化政策，同情伊斯兰教保守势力，但在经济上却倾向于自由化。

 

土耳其的政治就在左和右的争执中摇摆，逐渐失控。每一个政党都无法长期执政，更无力做到经济发展。

 

更麻烦的是，土耳其社会也分裂了，库尔德人开始闹独立，左派动手搞暗杀，右派搞法西斯。暴力冲突不断，人们产生了绝望感。

 

土耳其在经历了三十年的高速发展后，掉入了三十年的颠簸之中。

 

1971年，第二次政变发生。这次军人们只是递交了一封信，宣布政府如果做不好就下台。政府经过商议后提请辞职。

 

但这次政变仍然没有解决1970年代的混乱，于是又在1980年发生了另一次政变。土耳其的政变与其他国家不同。别的国家是军人们暗中策划，生怕提前泄密造成失败，而土耳其的政变则属于阳谋，人们从局势就知道它应该发生了，它果然就发生了。

 

这一次政变后，军人们厌烦了左派的共和人民党和右派的正义党之间的争执，把这两个党都禁止了。他们找了一个叫做祖国党的新政治团体来治理国家。

 

祖国党的领袖是厄扎尔，擅长于发展经济，在政治上则向保守主义势力做出一部分妥协。这时候，政治家已经逐渐意识到，完全按照凯末尔的激进道路是不行的，既然土耳其是一个伊斯兰国家，就要尊重底层的信仰需求。只要宗教不干涉政治，承认政教分离的原则，就不会回到过去的落后状态。政府最应该坚持的是发展经济。

 

在厄扎尔的主持下，土耳其进入了另一个繁荣期。军人们也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他们已经发动了三次政变，才最终确定了土耳其的方向。

 

新的独裁者

2013年，土耳其国内出现过数次规模宏大的游行示威活动，针对的都是总理埃尔多安的政府。

 

 

 

关于埃尔多安，土耳其人对他出现了两种极端的评价，赞同者认为他是另一个凯末尔式的人物，足够强硬，又能带土耳其走出危机；而批评者认为他有彻头彻尾的独裁倾向，在他的任上，土耳其更加腐败和堕落。

 

在2002年埃尔多安上台时，人们对他的看法就颇为分裂。一方面，在他担任伊斯坦布尔市长期间，主持了这座城市的快速经济发展，得到了中产阶级的普遍好感，但另一方面，他又代表着宗教保守势力，对伊斯兰教教义充满了好感，人们甚至担心他的上台会让土耳其的政治形势出现逆转，当初凯末尔曾经竭力击碎宗教对政治的影响，而埃尔多安会让这种影响死灰复燃。

 

但在当时，由于土耳其正经历严重的经济危机，成了埃尔多安上台的契机。他组织了一个叫做正义发展党的政党，获得了足够的选票上台执政。

 

他的执政一直维持了十二年，连续三届。土耳其的经济也经历了黄金十年，不仅摆脱了危机，还成了地区性的引擎，甚至在整个欧洲（土耳其自认为属于欧洲），都只有德国的稳定性比它更高，英国、法国、意大利都要甘拜下风。土耳其人口结构极为年轻，处处都是成群的儿童和青年，与欧洲那些老年帝国更形成鲜明对比。

 

然而，埃尔多安的执政又充满了争议，他说话的声音像个女人，语气却极为粗鲁，常常用威胁的语言对待政敌。他限制互联网自由，打击反对势力，逮捕新闻记者，给土耳其抹上了威权国家的色彩。同时，埃尔多安政府在腐败问题、贫富分化问题上也屡屡受人批评。

 

2013年，随着阿拉伯世界革命的爆发，土耳其也陷入了不稳定之中，年轻人纷纷上街，要求埃尔多安下台。当埃尔多安强势表示坚决不下台时，人们寄希望于通过选举让他滚蛋。

 

在帕塔拉，一位在土耳其居住了很多年的英国人告诉我，土耳其有一大半人都是反对埃尔多安的，现在已经没有人喜欢这个老家伙了。我询问过不少土耳其年轻人，果然没有一个喜欢他的，甚至有人一听到他的名字，就马上进行各种嘲讽。

 

可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每一次选举，老家伙都能拿到足够的选票继续执政，并趾高气扬地继续嘲弄、威胁和谩骂那些不给他投票的人。

 

在我吃政党饭两天后，土耳其举行了地方选举，果然，埃尔多安的政党又胜利了，而且是大胜。到了2014年下半年，埃尔多安又竞选总统（他的政党规定，总理人选不能超过三届，他已经期满）获得成功，继续控制土耳其政坛。

 

那么，为什么一方面青年人都不支持埃尔多安，另一方面他却连战连捷，谁也别想把他赶下去呢？

 

我在小镇上吃政党饭时，找到了答案。

 

原因有二。首先，那些反对派虽然人数众多，却都没有能力组织一个全国性的政党与埃尔多安竞争。青年们在反对埃尔多安上很容易达成一致，可他们大都分散在各种各样的小党团里，这些党团在某一个小地方有一点影响力，但出去就没有人知道了。即便是全国第二大党共和人民党这种老牌政党，在博阿兹卡勒这种偏保守的小镇都没有组织。

 

其次，埃尔多安虽然在青年人中口碑不佳，却有几个铁票仓。第一，在经济发展中受益的中产阶级，只要经济还在发展，他们就会投埃尔多安的票。第二，宗教保守主义者。土耳其虽然实行了百年的世俗化政策，但是在农村和小镇上，仍然是保守主义占了上风，比如在博阿兹卡勒，三大政党聚会都没有女性参加，在女性已经解放近百年的土耳其，她们参政仍然是个问题。第三，库尔德人。自从凯末尔时期开始，对库尔德人奉行的就是一种镇压政策，库尔德人也用武装反抗作为回答，让土耳其中南部长期处于非正式战争状态。埃尔多安为了争取选票，对库尔德人做出了不少让步，库尔德人突然发现，只有埃尔多安在台上才能给他们带来最大的利益。

 

另外，埃尔多安在国际事务上也长袖善舞。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明白了擅自挑边可能带来的灾难，一直艰难地维持着各方的平衡。二战后，考虑到苏联的威胁是实实在在，土耳其立即倒向北约来自我保护。可到了21世纪，土耳其又回到了一种谁也不得罪的政策，一方面，它争取加入欧盟，但另一方面，在中东的利益也不放弃，和中国、俄罗斯也都保持良好的关系。中东国家大都对以色列恨之入骨，作为伊斯兰国家，土耳其也跟着唱高调，但背地里土耳其照样帮助以色列输送石油等战略物资，做以色列生意上的好伙伴。埃尔多安在国际上的声誉也越来越响亮。

 

结果，虽然人们越来越担心他的独裁倾向，但他却获得了各方势力的支持。

回顾土耳其的历史。凯末尔用独裁作风强行将土耳其带出了政教合一的泥沼，推进了世俗化的改革。如果没有世俗化，土耳其会和现在的阿拉伯国家一样，在政治和宗教的相互羁绊中继续迷失；确立了政教分离的原则，并强行将保守势力压制住，使得土耳其产生了一批面向西方的精英分子，这些人是土耳其走出历史循环的关键。

 

为了完成世俗化政策，凯末尔不惜牺牲了形式上的民主。如果过早地采用民主形式，那么政治家为了选票就必须向占社会大多数的保守势力倾斜，回到宗教主导的社会之中，放弃现代化的可能性。

 

然而，凯末尔克死后，随着独裁带来的不稳定越来越明显，如何引入民主制，又成了一个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