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中,香港的一家上市公司也想到大陆来探探路, 决定在上海设个办事处,因为是属于探路性质, 所以香港不准备派人长驻上海, 他们需要一个35岁以上的女性做行政秘书帮着看家。
当年我正好虚岁35,在招聘的范围内。但是我才换了一份工作, 人事关系刚转到新单位,工资都还没有拿过,又要换工作, 是不是太作?
其实也不是作,实在是我不喜欢刚刚到手的工作。几个月前, 参加了扬子江大酒店的招聘, 入取后派给我的工作是中方人事部经理。我觉得太奇怪了, 我一直是做业务的,没有任何人事工作的经历, 同时更没有一点点的兴趣。 后来才知道孩子他爸爸的一个好朋友调到这家宾馆做中方一把手, 看到我的简历后,他决定用我在后方帮助他,把他的人都塞进来。事先连一个招呼都没有,因为他和大多数的人应该觉得那是个美差,可能他还等着我知道后去谢他。但我觉得自己进了虎口,当然一有机会就想逃离, 没想到机会来的太早。
去了面试,当场就定下来。他们问我工资要求多少, 战战兢兢的说了个数,准备让他们砍,没想到是要的太少了/ 后来才知道。但是就是要少了,也比扬子江的人事经理高了5倍多。
费了一翻周折,扬子江同意我理职, 但是要求我赔偿300元的服装费,我说OK。结果当然没有赔, 只是那位朋友想留住我。
在这家香港公司一共做了6年半,确确实实是学到了很多东西, 也基本奠定了自己的人生观。
公司的老板是解放前上海圣约翰毕业的,主要做百货。 他有二大人生自豪: 一个是在60年代初他将大百货公司的橱窗式的陈列引进了香港。 他说每年都会换二次橱窗,一到换橱窗时, 橱窗前就挤得水泄不通来抄袭服装样式; 第二大自豪是他将中国制造的皮鞋引进到意大利。 他有一枚不知道意大利什么人颁发给他的勋章。 他总是放在西装的内衣口袋里,高兴了就会拿出来炫耀一下, 老人也和孩子一样,毕竟那是他一生的心血。 老板是香港商会的名义会长,全国政协委员,住在浅水湾/ 山坡李嘉诚的上面。
去公司上班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接手已经做到一半的32套活动房的捐 赠,是送给上海建筑公司,当时上海在大规模的搞市政建设, 大量的建筑工人的住宿有问题。
公司完全 set down 后的几个星期,老板来公司视察。看了看办公室,随便问了二句, 老板和他的一行人就离开了。
第二天市府领导邀请老板参加一个正在上海举办的贸易展览会, 要我去做记录。我写字很快,对日用商品也熟,这些都是我的长处。 展览会上,一大群人陪在老板身旁, 老板会不断的拿起样品看或提问。就在老板提问的当口, 我会迅速的记下商品的名字和生产的工厂等尽可能多的内容。 然后又小跑的追上他们的下一个停留。看完展览会, 老板回宾馆我会办公室。
晚上老板宴请市领导,当然轮不到我。 我的经理说让我在办公室等着,万一有什么事。在我等候的时间里, 我把白天的记录拿出来整理。 没想到办公室里有很多经理已经收集的名牌工厂的产品目录。 我一边整理一边对照和摘录。一会儿就写出了一份非常专业的报告: 其中包括几乎每一件老板看过的商品的:品名,商标,材料, 市场价格,生产厂家,主要机器设备,年生产能力和年销售额。
他们吃完饭,不知道为什么经理叫我到老板的宾馆去。到了宾馆, 老板问起了白天参观的事情,我立即拿出了已经整理好的报告给他。 无疑那份报告给所有在场的人是一个震惊。如果在现在什么都可以 google 的年代,说不定他看都不会看。
刚刚到一个新的单位,一个月都不到,打一个漂亮的胜仗。
我看到经理的脸色很难看。他不能当着老板的面发作。 这个经理是上海外经贸委派来的,新上任雄心勃勃, 没想到枪没上膛,让个丫头抢去了风头。 我想这一次也是我人生的唯一的一次是踩在别人的肩膀上爬上去的。 我一直有点自责。
等二天经理找我谈话,说以后不能越级。他管业务,我管行政。 我说知道了。
后来老板再来上海,经理总是想尽办法不让我见老板。做生意的人, 那点精明会没有,老板就点着名找我。想不到这个经理做官做久了, 脑子做坏脱了。经理开始给老板好看,只要有我去, 经理就会找借口走开,一会儿胃痛啦,一会儿女儿生病啦。 他想让老板看看没有他,你们什么事也办不成。 老板在他如此的理由后几次,就开始损他,哦,你胃痛吗, 回家抱抱老婆就不痛了... 大庭广众之下,经理好没面子。
不久经理就走了,我升为了办事处经理。
香港人到内地来办公司,他们是来赚钱的, 他们是来寻找投资机会的。他们是不可能信任内地人的。 只要有香港公司的人来沪,看他们讲话都小心翼翼的。 我想出来前公司都关照过的。有次开会, 只见负责上海办的王经理刚说了一句他们大陆人, 老板的头就转向他。反正我们公司的香港人是特别特别的小心翼翼。
有一次,老板看出我有情绪。在去香港业务出差的周末, 老板把我带到他的私人游艇上,没有带任何人,只有一个船长。 船开到湖中心,抛锚停了下来。老板只说了7个字:说吧, 今天没有人。一肚子的委屈一下子都崩发出来了。 我忍不住大声的哭起来,哭的混身抽泣。哭了几分钟, 发泄完了,我擦干了眼泪,尴尬的笑了笑,说没有什么。于是船起锚, 回城。
有些事情是永远也不会说的,注定是烂在肚子里面的。
所以看到李嘉诚回应撤资的问题,我非常的理解, 谁都没有信任过谁。从来没有,只有利益的关系。
在90代初,好多外资的百货公司开始进入上海市场。 我工作的这家公司也开始动作。看中了淮海路上的热闹地段, 上海人在90代中后期出来的都应该知道这家外资的百货公司。
有一个周日下午,我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是一个中年女性, 她问我还记得她吗?听起来有点熟,但是不记得了。她自报了家门。 是原来在技校当老师时的一个同事。她比我小我好多, 总是称我为毛先生。她说明天要到我们公司来开会。 怎么那么奇怪呢?她说你们不是要在淮海路搞百货公司吗?是啊, 你怎么知道的?她说她在卢湾区区政府做, 是这个项目的中方代表之一。 我作为一个资方代表之一要去和我原来的一个同事/ 其实我们当时关系非常好,远远超过一般同事,去谈判。 她说她知道谈判的底线,我说我不想知道。
晚上趟在床上无法入睡。想到我的一个邻居, 住在我家前二排房子里。男人原来是体育系的付主任, 80代刚开放,太太的妹夫是在香港搞房地产的, 在上海投资了一个大项目,夫妇俩帮这个妹夫好多忙。 后来开放的门又要关。这对夫妇被抓起来,大概就是受贿, 损害国家利益之类... 男的判死缓,女的不知道判了几年。过了一年半, 男的在监狱里自杀了。这件事大学里大家都知道。又过了几年, 这个女的无罪释放。
想到这些可怕的事,又想到自己的父亲在文革中被整死。 然后心里面马上作出了一个决定,辞职。我这个人在大是大非面前, 非常果断。很多人不知道内情,觉得不可理解。 当然这件事只是辞职的一个导火线,工作上越来越多的压力, 加上上海那时也已经开放,好多朋友都开始下海了。
这就是我在香港公司的一些经历。
今天写的有的多了,但是对我而言,那是一段非常难忘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