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日君再来》 --北美情爱故事 （六）

今天的party显得格外喜气洋洋，大家都像沾了他们的喜气与运气似的，开心而轻松。

 

晓丽家是两室一厅的apartment，属于这所大学的研究生宿舍区。

 

当初，卫东先出来，和另外两人share一套apartment, 那也是两室一厅。

一个访问学者，上海来的大学副教授作为屋主出面租的，他把两间bedroom都sublease 给人了；在厅里，用捡来的几个破柜子破书架隔出了一个小小的空间，自己住。

这样，这位上海老访，用每月出租房间的钱，不仅cover了房租，连他自己的生活费都差不多了。

一个屋檐下的三个男人，都是有家室的“单身”男人。

 

本来，日子还算太平。后来，那个住大屋的北京人因老婆孩子来了，自己租了套一室一厅的宿舍走了，进来个东北大老爷儿们。

结果，战火就燃烧起来了。

东北大汉初来乍到，见了同胞，就跟见了亲人似的，开口就是哥儿们长哥儿们短的。

 

既然是哥儿们，那还分什么彼此。他常常“不小心”就用了别人的肥皂、喝了别人的牛奶；烧菜时，随手就抓瓶酱油啊醋的。

 

次数多了，上海人就不高兴了。上海老访的原则是大家分清、拎清，彼此要有距离。就算是亲兄弟，也要明算帐的。

 

其实那上海老访人还不错的，但东北大汉就是看不得他勤俭节约、分清算清的那股劲儿，结果越搞越僵。

 

俩人天天骂骂咧咧的，上海老访就把自己的牛奶桶、酱油瓶上都划了线，写上日期做了记号。手纸肥皂都搁在自己的空间里，要用时，才带上。

 

就这样，战火还是不时蔓延到卫东身上。

 

有时，上海人上厕所忘带纸，他也坚持不用厕所里别人的，就喊卫东，去找他的手纸，帮他拿到厕所门口去搁着。

那东北人就拦着卫东，不让他去帮忙，让那“小样儿”的在厕所里等着。

 

卫东很痛苦看到他们这样“厮杀”却也无奈。

 

他只能天天耗在学校不回来；进门就进他的屋，恨不能倒头就睡。

 

等晓丽拿到签证，卫东立马向学校申请了宿舍，逃也似的离开了那儿。

 

并且，卫东不像许多老中那样，只租一室一厅的房子，把孩子放客厅里住。他坚持，既然晓丽咪咪娘儿俩来到美国，就应该过比在中国还要好的日子。

在国内，咪咪就有自己的屋子，怎么到了美国，还在客厅里将就挤着。

他明白，多一间屋，多出二百多块钱呢，这对他们是笔很大的数目，但他不想委屈女儿。

 

他们运气还不错，分到的这套宿舍，在整个宿舍区的边上。

楼后是一片挺大的草地，过去就是马路了，马路那边是树林和一个很大的湖。

卫东家在二楼，站在窗户上，小树林四季的色彩变化与浩浩荡荡的大湖尽收眼底。俯视窗下，则是青青的绿草地。

 

晓丽的朋友陶玲来后，羡慕地说，你这是什么标准的房子，你知道吗？这座城里的house 大都一般也就是二十几万；这面对湖边的，无论大小，起码半个million。你们现在住在这里，还没工作，就已经是半个百万富翁了。

 

咪咪来了之后，也一眼就看上了楼下的秋千和沙坑。

第二天，她就表态了：我不走了，我要留在美国。

问她为什么？她指着到处的玩具，那是公用的和各家撂外头的，说：“你看，那么多好玩的，大家都在外面玩，谁也没在家做作业的。就冲这点，我要留在美国。”

 

晓丽和卫东对视着哈哈大笑，他们明白，就冲咪咪的这句话，他们来美国，来对了。

 

 

 

今天，他们不大的空间挤得满满的，大家也不觉得挤，都是穷学生或者是穷学生过来的，都这么过的。

 

主人家的和各家的菜随意地放在桌上，一次性的盘子、叉子、勺子放在一旁，饮料在桌上，啤酒在地上。

自己去找吃的，盛上一盘菜，端杯喝的，找个地儿呆着就行。

有人站着；有人坐着，坐沙发、坐椅子、坐地毯上，随便，自在自由就好。大家都习惯了，主要是为凑在一起热闹、聊天。

 

好友老张是北大77 届的，毕业后在中科院工作几年，和领导搞得不痛快，就一跺脚出来了。

77届可是文革后第一届招收的大学生，全是各地的尖子，用卫东话说，那可都是国家精英啊。

 

可精英到了新的环境，也得和大家一起重新起步、赛跑。

老张的学术实力没问题，基本功扎实得很，可英语没有那些上了大学，就一心要跨出国门的学弟学妹们厉害。

因此，老张靠技术吃饭，老老实实干活，可是和美国老板和同事的交流，不如后来的那些中国人顺溜。

 

老张感慨：“现在的年轻人不得了，我们那儿新来一中国人，老板说转过身去，根本听不出他是外国人，一点口音没有，哪像我一口中式英语，自己说着听着都费劲。”

 

而且，老张考虑问题瞻前顾后比较慎重，按他说，没有时间和本钱犯错误了。

他们带着老大出来，等拿到了绿卡才敢生老二，那时老大都十几岁了；也是拿到绿卡后，老张才敢跳到一家公司去。

 

为什么？他说，公司虽然挣钱比学校多多了，刺激；可裁人也刺激。

那天办公室隔壁桌子的Bob刚上班，冲了杯咖啡喝了几口，就被叫走了。

一会儿，耷拉个脑袋回来了，身后跟着HR的人和两保安，跟押个犯人似的。

原来Bob 被裁了。

 

公司怕你走人时不痛快，搞个什么技术破坏或带走什么技术资料，都是在突然宣布之后，立马由公司的专职人员“陪”着，回到办公桌前，看着你收拾完你的私人物品，转身走人，出公司大门。

 

Bob的那杯咖啡还冒着热气呢，让人看着寒心。

 

哪我们老中要是没绿卡，可怎么办，回家就等于是回国了。

因此，老张宁愿拿着低薪在大学里干，一直等到有了卡以后才动弹，才敢生老二，才敢买房子。

 

 

老张举着啤酒，语重心长地叮嘱卫东：“你是人才，所以才能在书都没念完，就拿到绿卡。你真是人才，哥儿们祝贺你。

但人才也得吃饭。现在你首当其冲也是最重要的是，要开始找工作了。

书慢慢读着，论文慢慢写着。找工作可不能慢，你得靠着学校这个窝，赶紧行动。

第一份工作是最难找的。哥儿们说句不中听的话，你的专业比较特别，不要大意。”

 

卫东和他碰了下酒瓶，算是表示谢意了，他明白，拿到绿卡只是万里长征走出了第一步。他告诉老张，他已经在开始准备简历resume。

 

老张说：“弄完了，我帮你改改，简历的准备很重要，既要突出闪光点，又要简约。

哪个要人单位不是一堆resume ，看的人也只是扫一遍瞄一眼。

太啰嗦了没人有耐心看；没有突出亮点，也就不能跳出来。

什么鹤立鸡群、什么矬子里拔将军，那是要让人先看到你的个儿、你的实力不是？但写得好，写得巧同样重要。”

 

 

这边厢，卫东在客厅里站着，听着老张语重心长的叮咛；那边厢，晓丽和几个太太围坐在厨房的饭桌边，也聊得热火朝天。

 

阿娟啃着鸡爪，直赞晓丽的手艺地道，连说：“好吃，好吃。真有点我们家乡老字号的味道。”

她啃了一会儿，又提起她的“脑袋”与“口袋”的理论了：“有了这座里程碑，你们家卫东可以高高兴兴装口袋去了；有了工作，有了口袋里的绿票票；你呢，就可以踏踏实实上学，装脑袋去了。”

 

她看着一脸憧憬的晓丽，接着说：“你们家也可以考虑买房子了。你们是不是也该考虑再要个宝宝啊？这样，啊，帽子、票子、房子、孩子、娘子，你们家是不是也就是五子登科，实现美国梦了啊？”阿娟仰起脸，笑咪咪的掰着手指头：一二三四五，帽子、票子、房子、孩子、娘子。

 

她又自嘲道，“唉，我们家可只有儿子和娘子哦，离得远呢。”

 

“什么五子登科美国梦，大头梦吧。”晓丽拍拍阿娟的头。

 

“我倒是想等卫东找到工作后，我就赶紧去读书。我答应我妈的，这辈子我就想圆一个大学梦。不像你们，个个拿着名校的硕士博士文凭。要是能戴到一个美国大学的帽子，这就是我的美国梦了。”晓丽认真地说。

 

“是啊，读书、生孩子、拿文凭、找工作、办绿卡、买房子，所有出来的中国人不都是这么走着的？” 陶玲拿着一个装着素鹅、牛腱、饺子、凉粉的盘子走过来，插话道。

 

“每家都是这么朝着目标奋斗着，跟食堂排队买饭似的，耐心地等着排着。先等绿卡，拿到绿卡再等啊等；接下来该是等了5年后，等公民了。那，考完公民，又等什么呢？唉，是不是就只能等死了？没盼头了？”陶玲想到远景，很觉得气馁且无意义。

 

“呸呸呸，打自己的嘴三下。别说这种丧气话。怎么过不是过啊？人家老美不都这样过来的？”阿娟敲了下她。

 

陶玲还不甘心，“那人家老美是祖祖辈辈，起码也有三代在这儿吧？亲戚朋友一堆一堆的，热闹不说，也有主人翁的感觉啊。

咱们的根在中国，家里人、七大姑八大姨、朋友同事、老师同学都在中国。我们被连根拔起，来到这新大陆，就像在荒漠上的一根小草，别说成大树，能活下来都不容易。

对国内的人来说，一年几年也见不了一面。是不是跟我死了没什么区别啊？”

 

“唉，也别那么悲观，第一代移民注定是牺牲的一代。”阿娟拍拍她的肩背，安慰她，“当年你不是也是豪情万丈自己跑来的，也没人拿枪逼你来呀。”

 

“是啊，当时我出国的时候，我们单位同事那个羡慕，说我终于能去革命圣地了。”陶玲笑着想起当年，又抿了抿嘴，塞进一个饺子。

 

“谁料想”，陶玲的神情又黯然了，“这说是移民熔炉，我看也就是个大染缸。我也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什么颜色。

 

去年我回国，眼巴巴想着同学好好聚一下，可到了一起，却无话可说。

国内同学聊的都是他们生活中关心的事，离我很遥远；我的生活也离他们很遥远。

唉，我就跟个傻子似的听着看着。

 

家里人好像也陌生了，因为关心的主题不同。

还动不动就是你们美国怎么怎么的。弄得好像我真的是个外国人似的。可回到美国，你还就是一个外国人。”

 

她敲着盘子接着说道：“你说，来这里的老中，哪个不是身怀绝技？谁也是不吃素的；个个还都继承发扬着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吃苦耐劳、勤俭勤奋啊。

 

可再有了博士帽，再有了高工资，再有了大house，怎么还是像乡下人进城打工似的，跟民工的心态、生态、状态没什么区别吧？人老美就没把你当家里人。

 

你们听说了吧，咱们学校的那个蒋教授，在他们那领域是做得风生水起，他们系每年就靠他出成果拿founding 呢，应该说是成功人士了。

那天午休时，同事们扎堆聊得热火朝天的，他走过去想凑个热闹。到了跟前，却垮的一个静场，没一人说话了。

老蒋那个气，却没辙没辙的。别看平时客客气气的，骨子里还是把你当客人啦。”陶玲忿忿不平的。

 

“所以啦，还是人以群分啊。老中们只能和同胞混在一起啦。要融入主流，得指着咱们的儿子孙子辈儿了。可能得是孙子辈儿。” 山东小李过来参加讨论，一边往女儿嘴里塞着什么。

 

“你看，我们家儿子女儿现在是中不中，西不西的。在家吃的是中国饭，学校吃的是美国饭；在家磕磕巴巴说中文，在学校吧哒吧哒全英文咯。你说他们的小脑子，到底是在用英文还是用中文想事呢？” 小李问大家。

 

“当然是英文了！”阿娟斩钉截铁，

“你看他们磕磕巴巴说中文。为什么磕巴？那是和我们说英文一样，边说边在脑子里翻译呢。

 你这能说中文的还不错呢，多少老中的孩子都是听着爹妈的中文训话问话，回答都是英文。那会说中文的，也就和爹妈有个生活交流罢了。

语言过关有听、说、读、写四个部分吧。”阿娟故作玄虚地卖弄着。

“可这儿的中国孩子，最多就是能听，能说； 你指着他们拿张中文报纸读着，捧本金庸小说看着，写出一篇《人民日报》社论来？那，只能是美好愿望了。”

阿娟边说边做了个戏剧表演的动作，把大家都逗乐了。

 

“真是，你还别说，我还真经历了一次尴尬呢。”陶玲说。

 

“那年带女儿回国，带她体验生活，坐公共汽车。那车上不是都是广告什么的。我女儿站在那儿，没事儿干，就念起了那些广告。

她在那儿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地蹦着，把认识的字儿都挑出来念了，挺兴奋；我也高兴，没想到她除了会读课本，还能认识记住那些学过的字。

我俩正陶醉着。 我忽然发现不对头，感觉全车的人都在用异样的眼光盯着我们呢。

你想，俩中国人模样，说的是中文，女孩都十几岁了，还不认识几个字。这孩子不是傻子是什么？我赶紧让她刹住了。”

 

“就是，”阿娟说，“那年带儿子回国去玩，下了飞机，出了机场，儿子就说，妈，我认识那边几个字，五个字认识仨呢。

哦，不错嘛。念给我听听。

儿子一本正经念道 ‘人人大’，后面“酒店”俩字儿不认识了。你是说我该哭还是笑？

在国内，儿子正好要填个什么表，其中有项是文化程度，我就给他填个文盲。你说，他那点中文，不跟个幼儿园小朋友的差不多，说不定还不如呢。这周末中文学校学的有什么用啊。”

 

“行啦，行啦，你们的孩子还能认几个字儿算不错的啦，鼓励为主吧。”河南来的田薇劝道。

“俺家女儿打死都不肯学中文，说占了她的自由时间。不过，看看周围朋友，那些每个周末连骗带哄送孩子去中文学校的，其实是哄了骗了他们自己。

学一课忘一课，除了会念课文，什么也不会。

听说上中文课和中文老师对话，还是用的英文，同学之间更是英语。

回到家，兄弟姐妹之间也全是英语。

所以中文学校学的这点儿够什么，能干什么，剩下就是，爹妈到周末学校那儿，和老中吹牛去了。

俺想，干脆让他们自己以后到了高中大学，自己想学了再学吧。不过，俺还是把住原则的。”

 

“什么原则？”大家好奇。

 

田薇说，“一定要和俺说中文！要不，将来和他们说个话都费劲，怎么交流？这不，牺牲了俺，换来了俺们之间说中文的胜利果实。”

 

“你怎么就牺牲了？”大家不明白。

 

“你们想啊，虽说俺到的是美国，可没绿卡时不能工作，天天在家呆着，跟谁说英文？出门在外倒全是金发碧眼，可除了hi一下，买东西时那有限的一点对话，谁跟俺说话聊天啊？

 

俺也想找人练，不少人告诉我，找那些想传教的老美，她们可愿意一对一教你学《圣经》了。那，是免费学英文的最好机会。可这样学，一周最多也就一次。学的说的词汇量也很局限，俺试了几次放弃了。

 

再回头看，练口语，最好、最方便的就是自家孩子啊，他们也乐意；可为了孩子，得坚持说中文啊。这不，就牺牲俺了。

 

现在绿卡有了，孩子上了大学，可当妈的老了，也学不动了。

 

俺告诉你们，俺在这里说的英文，还没在国内说的多呢。

那时为出国，有动力使劲练。出了国，倒没机会说了。真是黑色幽默。

 

晓丽，你有了绿卡，一定要走出家门。好好上个学，找份工作，这才有真正在美国的感觉。”田薇痛心疾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