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办呢？只有奋起为生存、为改变命运而斗争！我整个中学阶段都是在竭力为求得政治表现而积极努力，靠拢团组织上团课写思想汇报申请入团，15岁也入了团。学工学农也是争当积极分子，还为学挑担子写了篇作文，违心地渲染学会挑担子的喜悦。这一切就是为了将来能因为政治表现好而可以早点从农村招工回来当工人，至于被工人阶级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我是从来没有这么幻想过。我所知道的三个工农兵大学生一个是厂革委会主任的大儿子，从湖南大学毕业；另一个是我入小学时的红卫兵老师李丽红，老工人的女儿；最后一个是我们九栋西门楼一楼的邻居的大儿子，父亲是食堂的大师傅，母亲是家庭妇女；都是根正苗红的铁杆革命接班人，我作为“臭老九”的女儿不敢抱有奢望。那个时代对人的折磨是隐晦而又无情的，我永远不会原谅让一个少女绝望的统治者。
尽管前途茫茫，大失所望，中学生活还是以不同于小学时的风貌而吸引了我，留下了一些美好的回忆。首先是因为我的老师们，他们不同于小学老师，是我眼里的知识分子。学校里有几个风华正茂的正牌文革前大学毕业的男老师：语文杨老师，数学彭老师、李老师、廖老师，英语王老师，音乐罗老师，他们是厂子弟中学的台柱子，而且都很潇洒，他们彼此之间似乎喜欢开玩笑。
我第一个喜欢的老师是数学李老师，他的课非常风趣，他给我们讲正负数，讲数轴，一根教鞭上下左右挥舞着，笑咪咪的，可是谁要是不认真，他的脸瞬间就会垮掉，教鞭就会抽打在那个学生的课桌上，大发雷霆，让我们胆战心惊。他可不管反“师道尊严”，不怕“反潮流”小将，是一个人物，好像也没有惹什么麻烦，我们好学生喜欢他。后来他做了16班的班主任，把这个班调教得比我们17班强，78级考上了三个本科生和一个大专生，我们班就我一个77级本科生和一个78级大专生。18班干脆剃了个光头，一个也无。
我第二个数学老师是廖老师，江西人，江西大学数学系正牌毕业生，因为他妻子是学化工的，所以他才会来这里委屈自己当了个中学数学老师。他是我们的同乡，教过我们仨姐妹，妹妹更是他的骄傲，就是在他手下她获市数学竞赛奖。他没有李老师的威风，课堂纪律不好闹哄哄时，他会气愤地瞪着我们，嘴里用家乡话骂人，我们几个好学生这时就会救场，赶快叫同学闭嘴，殷勤地回答问题，一般总能让他息怒，然后他又会成为好好先生，我们都不怕他，但喜欢他，认为他长得帅，很像一部电影中的国民党市党部书记。那时他穿着铁灰色涤卡面料（当时最高级时髦的面料）的中山装，愤怒的双眼在眼镜片后面闪着寒光，嘴里自言自语地骂着江西话，很滑稽呢。其实也不能怪我们呵，大部分同学毫无学习动力，听不懂当然就不想听了，就会发生老师在台上讲学生在台下讲的情景，我们几个学习好的学生也不敢随便冒犯众同学，到时选“三好学生”之类的还得指望同学投自己一票呢。想得开的老师根本不会动怒，随我们的便，他们不想白操心，反正不会少他们一分钱的工资。有一次物理考试，老师在讲台上站了十五分钟教室里仍然没有安静下来，他就把卷子往台上一摔，扭头回办公室了，害得我们班长不得不代表全班向物理老师写检讨书，总算让他息了怒。
我们的班主任杨老师是我们的语文老师，深得全班同学的欢心。平心而论，他没有像16班班主主任李老师那样负责地苦心教导学生，对我们比较放任，只求天下太平就行，这与他那潇洒不羁的个性有关，他最烦那些政治上的繁文缛节，只要过得去就行。他和蔼可亲，总是微笑，从不发火，对政治非常淡漠，他不会特别鼓励追求进步的同学，也绝不会逼迫落后的同学，在他的治下非常自由，不像姐姐的14班班主任向老师和18班班主任张老师这两个女老师那么热衷于政治，非得搞些花样把自己的班搞到政治第一不可。我们不这样，杨老师主持班会时，我们是主角，我们想怎样他就支持，欣赏，带着他那不变的微笑，结果我们班也不差。
杨老师最了不起的是他的语文课，非常吸引人，在他的课上可没有调皮捣蛋的，全被吸引住了，他也不用备课，拿起书本随意挥洒，他一边讲一边在教室里走动，同学们随时可以插话，他也随意问我们问题，他会顾及所有同学，只有最难的问题才会问我们这几个好学生。他常常会离开课文讲些题外的故事，让我们目不转睛地盯着他听，有时候我们干脆要求他别讲课文就讲故事好了，他就会哈哈大笑，他的声音很悦耳，他长得白净又身材修长，很有些玉树临风的味道。
我最喜欢他的语文课，很幸运地被他教了三年语文，也享受了三年的心灵自由，一点也没有当时的政治风云在我们17班的任何影响的记忆，这很大程度上是杨老师的功劳。我在他手下有些特殊待遇，课堂上有时候是我和他一问一答，因为我的回答最合他心意，最难的问题总是给我的，如果我也答不出来，他就只好自己解答了。有时候作文课上我的文思堵住了，我从不想随便对付，就会向他请求延缓交作文的时间，或者改变作文题，他对我的要求总是应允。我记得在打倒“四人帮”前后那段时间，因为被《革命烈士诗抄》深深感动，不仅手抄在日记本上，而且背诵了许多首，其中让我感动得热泪盈眶的诗不是那些著名的烈士们的诗，而是其中最无名的陈辉烈士的“为祖国而歌”。他在晋察冀边区打游击，是一个小小的武工队长，25岁就牺牲了，他的家乡是湖南常德。他满怀激情为祖国而歌的那首长诗也激发了我的诗情，那一阵子总是想写点诗什么的，却完全不懂得自由体的诗也是要押韵的。打倒“四人帮”时我写了我一生中的唯一一首诗“十月的风”，是我自己要写的，很长，模仿陈辉的文体，现在想起来觉得读和改我那根本不通的长诗是不是对杨老师的一种折磨啊，可是他读了也改了，还大大地鼓励了一番。
我16岁毕业那年照了张毕业照，完全不像15岁时的小照里那个咧嘴大笑的小姑娘了，而是头戴浅色发箍，长辫子折成三节，扎着黑色发带，穿着件母亲刚刚传给我的八成新的黄色蓝色相间的小格子“的确凉”衬衫，文雅地微笑着，很有大姑娘的风韵了，自己非常满意，印了许多张送同学，也送给了杨老师一张，他接过去时仔细看了一会，笑咪咪的说我长大了，照得很好，我突然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年轻姑娘了，脸微微红了。我考上大学后，有一次母亲遇见了杨老师，他不仅向她表示祝贺，还检讨自己没有多培养我和我的同学们，其实他已经做得很好了，我们都感谢他。他好像很有文才，厂里自排自演文艺节目时他总会是编剧之一。新时代来临后，他离开中学去了市文联工作，不知道后来有没有充分发挥他的才能。
毛泽东的“五七”指示是文革中办教育的最高法令：“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的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所有学校都办起了校办工厂、校办农场，每学年雷打不动地学工学农。我们每年学两星期工，两星期农，在我的记忆中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低年级时学工用凿子切削铁皮成角铁，用来固定桌子和椅子，单调得让人发疯，我一边用锤子敲凿子一边开小差，想着前一天晚上读的小说，结果手背被锤子砸青了。高年级时学开车床车珐琅，不知道珐琅干什么用，只知道用卡尺量内径和外径，车出来的金属丝发烫，我很小心，头发盘起来，戴眼镜和工作帽，摇动大手柄移动主机，小手柄调节车刀的深浅。最后一次学工干脆进了化工厂，在钛白车间一个工段，居然忘记在那里干什么了，只记得紧邻“六六六粉”仓库，气味熏死人了，那些装货卸货的工人穿着连帽连体工作服，全身遮蔽得严严实实的。唯一的快乐是像工人一样蒸饭蒸菜，新鲜蒸饭很好吃，那时我们最喜欢蒸茄子当菜吃：放好油盐酱醋和生姜大蒜剁辣椒，吃的时候拌匀就好了。对化工厂的厂区我们不陌生，每年冬天生活区澡堂又挤又冷，我们就会从工厂围墙裂口处混进工厂，母亲会安排我们到车间澡堂洗澡，用蒸汽冲热水，水量充足，而且只有我们姐妹和不懂人事的弟弟，可以痛痛快快地洗，还连带着把衣服都洗干净留下给母亲，她会用暖气烤干带回家。我不喜欢厂区，除了办公楼前有几株夹竹桃外，没有任何植物，据说只有夹竹桃能抗得住化工厂的毒气。厂区马路很宽，路两边有又宽又深的水沟，沟里哗哗地激流着水，母亲警告说不要碰那些水，有毒！空气也不敢恭维，总有怪气味，半空中还有曲曲折折的管道和大气罐，与美丽无缘。我少年时总是忧郁，害怕去农村修理地球，也并非喜欢进工厂当工人，都不是我期盼的前景。学农时去校办农场，得住在农场宿舍两星期，背着背包提着水桶等杂物走到农场并不轻松。农场坐落在一个山洼里，也不记得干什么了，好像是种山上的几块地，得挑水上山浇地。最后一次学农是实打实地给农民干活，搞“双抢”， 就是收割水稻和插秧，“双抢”完后，我的双腿从膝盖以下也像农民的一样，呈暗黄色，被水田泡成这样，很难看。还有挖防空洞，那是按单位承包的，学校也不能幸免，我在中学最后两年也参加了，比学工学农幸苦，挑土肩膀都磨破了皮，挖土手磨出了泡，可你还是必须坚持，这是考验你的时候，能不能入团就看你表现如何了。化工厂地底下蜿蜒着条条地道，都是水泥铺设，全中国不知道有多少，现在会派上什么用场呢？
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选择“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选择“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