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青年时代十

来源: Aurora2015 于 2015-12-15 13:12:39 [档案]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次 (6837 bytes)

我的青年时代（十）

我们在那里（四清运动）好容易送走了八个月的时光回到学校，打开我们的宿舍发现，我们在参加四清运动期间，有人闯入过我们宿舍，我们的一些教科书等书籍不见了，最使我感到惋惜和忧虑的是我的那本记载着五年之久日记（习作）的很厚的日记本和一本解放前出版的“作文辞海”不见了。根据分析，这是低年级同学所为，穷学生之间可以理解，只是那日记本和“作文辞海”于他们有何用？使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担惊受怕了很久。因为，我所写的那些习作在当时都认为是属于封、资、修一类的东西。

复课后不久，就开始进入了我们的毕业设计阶段，导师给我与其他两个同学的设计课题是803装置，就是核动力装置中的第二回路。即从第一回路中来的高温高压蒸汽来驱动蒸汽涡轮机，汽轮机输出的功率通过大型减速器传递给船舶轴系，然后带动螺旋桨旋转，使船舶前进。蒸汽在汽轮机内作功后的废气（低压蒸汽），通过冷凝器冷却后的冷凝水由凝水泵打回第一回路。第一回路就是核反应堆（原子锅炉）。

这个课题是最结合我们所学专业的，使我们很兴奋和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搞这样大型的实际应用性的设计，我们心想一定把这个设计搞好，决不辜负导师的信任和栽培。于是分工以后我们很快进入设计状态，去图书馆寻找相关的资料，日以继夜地讨论制定设计方案，在讨论设计方案时，是那么的认真，热烈，有时甚至很激烈，各自提出自己的不同的观点，论据，在相互争执不下时，由导师来进行分析，裁定。我们的设计方案确定以后，就开始设计参数的设定，然后进行一系列的热力计算，绘图，编写论文……。

正当我们的设计即将进入尾声时，突然，文化大革命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全国，尽管我们尽量设法将设计继续进行下去，可是没有几天，学校里来了许多穿着军装的北方口音的学生，到处进行宣传演讲文化大革命，第一次听到造反有理的口号，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等新名词，我们对这一切感到十分茫然。

当毛泽东的第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出来以后，整个学校沸腾起来了，纷纷响应组织成立了名称极其激进的战斗队，我们被迫地停止了毕业设计。

尽管他们有许多名目的战斗队，但根据当时的不同的观点，不外乎分为造反派，保守派和逍遥派三种派别。即一些对现实不太满意的，又有些个人野心的低年级学生为主体的造反派；以党团员干部为主及部分思想要求进步的学生为主体的保守派（当时被造反派称作“保皇派”）；以大部分即将毕业的学生、一贯不闻窗外事的家庭成分不太好的学生为主的逍遥派（当时也被称谓“观潮派”）。在这三派之间，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斗争最为激烈。逍遥派一般不参加其中的争斗，只是逍遥自在到处观看，但从来不表明自己的观点，心里只期盼着运动早点结束，早日工作，以减轻家里的负担。

不久，全国掀起革命大串联的高潮，同时全国各地的地、富、反、坏、右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我校的许多学生为了接受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的接见，纷纷都去了北京。

我在我父亲牵挂着在京的一个朋友安危（地主出身）的时候，在一次机会中也去了北京，我没有去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接见，更没有去颐和园或故宫参观游览。我一出北京火车站直奔交通部，我父亲的朋友在那里的传达室工作，那天他不在那里，但那里的一位同事告诉了他家的地址和他女儿工作单位，他还特地告诉我：“老瞿可能现在不在家，你先可以找他女儿，她还在那里上班。”，我谢过后，就一路打听找到了她女儿的工作单位—北京市结核病医院，传达室的人为我联系了他的女儿，其实，她就是我在‘少年时代’中提到过的那个女孩，是我小学时的低一年级的同学，我们从小就认识。但她从里面出来时见了我，看了我很久，从我胸前的校徽疑惑地问我：“你是我弟弟的同学？”我从她此话中知道，她的弟弟也在交大读书，但她的弟弟只是在孩童时见过，现在肯定不认识了。我忙把她带到童年的回忆里说：“我是你小学时期高一年级的同学，我叫李益！”她忽然回忆起高兴地说：“啊！想起来了，我们还天天一起上学和放学。那么多年不见了，认不得了。”我忙接着问：“瞿伯父，伯母可好？”她忙向周围看了一眼又看了一下手腕上的手表说：“快要下班了，一会儿到我家去，我爸爸也回家了，再详谈吧。”

当天晚上瞿伯父把我留了下来。首先我转达我父亲的关切和问候，并邀请有机会来上海叙旧。他也关切地询问我家的情况，同时也告诉了他们家目前的处境。由于地主出身，伯母刚被以地主婆的身份押送回老家，这使我联想起我来京时，在上海火车站上，看到从外地押送来的“地、富、反、坏、右被残酷殴打的情景，心里马上默默地祈祷:“愿伯母不在其中。”伯父正在接受审查，但晚上可以回家。他唯一的一个儿子瞿成元正在上海交大读大二，一直呆在学校里不敢回北京。他女儿才刚与一个搞技术工作的常州人士结了婚，她在北京市结核病医院当护士。他们对这场运动感到十分忧虑。我安慰他一番以后，次日，我便离开了北京。

在一年以后，瞿伯父到访上海，两位老人在阔别二十多年以后能在上海最后一次见面，真是感慨万千，要没有我那次的北京之行，恐怕他们连见面的机会也没有了，我真为他们能见面而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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