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卡
我是意大利罗马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意大利南方不算发达，上大学的人并不多。我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爸爸是大学老师，也是意大利共产党员。1968年 “布拉格之春”时，他反对苏联入侵，被意大利共产党除名，于是他和别人创立了一个左派小党，属于“极左派”。
我喜欢外语，想学父亲从事翻译工作。考上罗马大学后，先学俄语，感到太难，不喜欢，后来又学中文。那是1973年，意大利学中文的人很少，只有威尼斯、那波里和罗马有中文系。我们的老师算是汉学家，但他们只研究中国的古文，不会普通话。我上高中时，课外上一所私立学校，一周有两个晚上学中文，学了一年，又在罗马大学学了一年中文。我们的汉语教授对当代中国不感兴趣，只有年轻的讲师对新中国有兴趣，但他们没有机会到中国大陆，有一个去过香港，有一个去过台湾。当时意大利对中国了解很少，罗马只有一家中国餐馆。法国的中国人多一些，有不少人到过中国，我们用的是法国人编的教科书。
弗朗西斯卡和毛纺厂师傅合影
1970年11月6日，意大利和中国建交。后来决定每年互派十二名留学生。1975年，意大利只有十一人申请到中国留学。所以我一申请，就得到了奖学金。
到中国之前，我去过欧洲一些国家。1975年9月我来到中国北京语言学院，当时二十二岁，对中国非常好奇。到北京后，很快就是十月一日国庆节。9月30日先参加语言学院的联欢会，老师、同学表演的节日比较简单，大概觉得我们汉语水平低，他们演的节目如同幼儿园的水平。后来又收到一个请柬，参加劳动人民文化宫的游园联欢会。学院派车一起去，看了舞蹈、杂技和好多节目。在公园里，中国人表情很严肃，没有国庆节那种热烈的气氛。看我们的眼光也很奇怪，就像到了动物园，我们看他们，他们看我们。10月2日我自己又去了一次中山公园，表演的舞台拆了。感到人们的表情比前一天放松很多。头一天饭馆里人很少，第二天人很多，吃饭时，也没有人对我们感到好奇。后来我才明白，十月一日那天游园活动，有中国领导人在场，去游园的人都是单位组织的，不能很随便。随后，学校也组织我们参观过故宫、颐和园和工厂、农村。
我很喜欢北京，也喜欢出外旅行，虽然路并不好，我不觉得中国很落后，因为罗马也比较脏。我崇尚简单生活，感到需要的东西中国都有。也许因为我那时很革命，不喜欢资本主义国家的那些物质生活。比如，我家在意大利算是有钱的人家，但我出去旅行，从不向家里要钱，多是搭顺风车。吃住都是选择最简单、最便宜的。我不信教，中国没有教会，我也觉得很好。我来的目的就是想学习政治，了解毛泽东的革命。有一天我骑自行车转胡同，要进一个图书馆，把门的人说，今天不开，请你明天再来。我虽然不明白，但也很谨慎，中国人不让我进去，我就不进去了
1975年国庆节，弗朗西斯卡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拍摄的文艺表演
我原以为中国人很革命，到中国发现他们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革命。外表看，中国人普普通通，和我们没什么两样。
语言学院有两个食堂，一个西餐，一个中餐。我坚持在中餐厅吃饭，一是为了接触中国人，二是我很快就喜欢上了中餐，粗粮窝头，我也很喜欢吃。给妈妈写信说，中餐特别好吃！我喜欢甜食，开始，我让妈妈给我寄饼干、巧克力。两个星期以后发现，我喜欢吃的饼干、巧克力和酸奶都有。那时罗马的普通人也不富，我不觉得在中国生活很苦。但我的一个留学生同学就表示，北京太脏，不想出去。
我们两人一间宿舍。两个床，两张小桌子，两个柜子，都是外国人，住宿地方没有中国人。所以只有吃中餐时，可以和中国人有些接触。我觉得很不够，经常自己出去乱逛。当时语言学院门口只有331路，到新街口、平安里，汽车比较少。我买了一辆自行车，可以自己进城，还可以到学校周边的郊区农村转一转。
中国方面给我们每月一百二十元生活费，吃饭自己买饭票，住宿、学费不收钱，课本学校免费发给。只发给我们布票，不发粮票。我们到饭馆吃饭，人家也不收粮票。我的钱买邮票用去很多，我给父母分别写信，因为他们已经离婚，还要给男朋友写信。我有时用钱买其他留学生不用的布票。意大利不生产棉花，在那边，布料很贵。我喜欢布衣服，喜欢中式女装，就买来花布，让北京的裁缝给我做。花钱最多的地方，是自己到中国其他地方旅行。
学汉语只是工具，不是目的。我对中国革命感兴趣，就主动和各种人交谈，问各种问题，但中国人回答问题很谨慎，也很简单。尽管如此，我的语言还是提高很快，赶上了水平高的同学。第二年一、二月，从我们留学生当中选一部分学生去辽宁大学学文学，我被选上了。
弗朗西斯卡当年在中国拍摄的照片
到了沈阳，情况变了许多。辽宁大学是第一次接收留学生。我们这批留学生，有两个来自意大利，六个来自法国，一个来自瑞士，两个来自澳大利亚，后来又有了日本人。我们专门有一座楼，住宿、吃饭、上课、体育活动、购物、跳舞都在这座楼里。他们不希望我们出去。我们想出去，校方说，这里面不是什么都有吗？每个房间住三个人，其中派来一名中国学生，和我们一起住，但不和我们一起上课。同屋的中国人也不怎么和我说话。我们在这个学校是来学习中国当代文学。我还留着课程表。老师到我们的楼里，专门给我们上课。后来我认识了一个来自部队的中国学生，他爱和我们一起喝咖啡，有一些交流。他告诉我们，红卫兵大串联时，可以不买火车票，等等。还有一个大学老师的孩子，也愿意和我们交往。
我很愿意参加开门办学。本来要安排去工厂一次，去农村一次。我在语言学院时去的是五道口的毛纺厂，工作是用小镊子检查、修理白布上的小瑕疵。去这个工厂劳动了十天。到了沈阳又去机械厂，学习做磨工，机器一会儿开，一会儿关。两次都去了工厂，没有去农村。我们要求同吃同住同劳动，沈阳方面不同意。我们说，在北京开门办学时，都是和工人师傅一起吃饭。我们和他们争论：毛主席说要同吃同住同劳动，工人师傅也欢迎我们和他们一起吃饭。后来我们三个留学生与工人“同吃”成功了，“同住”却未如愿。我与白夏就是在这期间认识的。我们一起参加开门办学，假期一起到外地旅行，后来他成了我的丈夫。比较起来，北京对我们的管理松一些，沈阳比较严格，到什么地方都得请示。出去到饭馆吃饭，围观的人很多，有时还有警察来干预。
在中国期间，我还参加了三次遗体告别，第一次是康生，第二次是周恩来，第三次是朱德。康生遗体告别好像只有他的家人，气氛和周恩来差别很大。周恩来的遗体告别，那些人哭啊，哭得不得了。我有一中国同学，做过空姐，学习不好，喜欢玩。周恩来去世，她每天都哭啊，哭啊，我觉得很奇怪。
1976年9月我的留学结束，回到罗马，又跟一个从中国派到罗马的老师学了一年中文才毕业。后来，我又获得了一个到布拉格学习三个月的奖学金。布拉格的中文书籍、报刊特别丰富。据说，“文革”中布拉格有个汉学家从中国运去了很多书籍、报刊杂志。我在布拉格阅读了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杂志。我的毕业论文题目是《五四时代的中国妇女》。后来我为了写博士论文，又去过巴黎，因为有了孩子，没有完成论文。以后的工作主要从事翻译。
白 夏
我是法国人。巴黎政治学院东方社会科学院博士。1967年开始在法国学中文。我们的老师，有在中国留过学的法国人，有1949年以后离开中国的中国学者，也有1969年以后由官方派到法国的中国人。比如，有一个湖南人，他的普通话真难懂。我1973年大学毕业，又去美国作博士论文，还到缅甸工作了一年半。回来后找工作困难，我就申请了中法留学生交流。当时法国每年有二十五个去中国的名额。1975年我得到去中国交流的机会，是法国第三批派到中国的留学生。但这时，我已经进入法国社会科学院工作，二十六岁了，我曾考虑是否放弃。我们所长说，你可以作为社会科学院的人，到中国去学习，这边发工资，那边享受奖学金，何乐而不为？
我以前就对中国感兴趣，我的博士论文是研究19世纪旧金山华侨问题。我对中国革命也感兴趣，关心“文革”，开始非常支持，喜欢造反有理，以为是真正的革命。后来感觉不那么好了：革委会的成立，自发的运动没有了，官僚阶层重新收回权力。对毛泽东原来也很崇拜，我观察那些造反组织，都听毛泽东的话，造反的自主性没有了，我就有了看法：觉得中国的革命，不那么理想，有问题了。这时到中国，知道不会太自由了，我更希望从基层观察社会。
到了中国，我还是感到惊讶，感到和缅甸不同。在缅甸，可以找各种人交谈，比较随便，还可以到他们的家里拜访。比如，我到过一个摆渡人家里聊天。到了中国，就不同了。接触的人都是事先安排好了的，说的都是套话，也不可能到中国人的家里做客。在语言学院，没有办法交到真正的朋友。只有一个人交流多一些，他是法语教师，徐悲鸿的儿子。他和我说了一些事情，讲五七干校的情况。因为他愿意找法国学生聊法国，我愿意听他讲中国。
白夏和同学在北京
白夏到农村参观
我也参加了开门办学，其实是走马观花，半天在这个生产队，半天到那个生产队，无法跟农民交谈。另外，他们的口音听起来很难懂。其次就是听报告，要么是忆苦思甜，要么是中国官员向外国人做介绍，感到很沉闷。
那时，干部们老对我们说：“你们不会适应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太穷，太土。”我听了非常反感。此前，我去过缅甸、印度、墨西哥，我觉得没有什么不能适应的。我们出外旅行总是坐硬座、三等舱之类，没有什么苦不能受。而中国官方总想把我们和中国人隔离，我很不喜欢。在中国，我不能一个人到农村。有一次我到附近的农村生产队，被当作特务，带到办公室询问了两个小时。后来他们给学校打电话，学校把我们接了回去。在这期间我们遇到邓小平下台，反击右倾翻案风。在清华看到过大字报。这时的大字报都是布置好的，已经不是“文革”初期的那种。
从北京语言学院到辽宁大学，我在中国当了一年工农兵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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