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许多大陆居民，无法忍受历次政治运动的煎熬，不惜在警犬和枪弹的威胁下，冒着生命危险，强渡或偷渡深圳河，逃往香港“自由世界”，30年间从未停止。1950年至1970年，20年间约125万人逃港，以后每年逃港人数万余。无数逃港者丧命于深圳河边，铁丝网下。
1959年——1962年，三年大饥荒期间，逃港达到高潮。鉴于饥荒蔓延的现实，1962年5月5日，广东省委书记陶铸下令，撤除岗哨，放开边境，让大陆饥民自由赴港，至5月25日，中央下令关闭边卡，半个多月时间，约30万人赴港。入港者，风起云涌，扶老携幼，奔向求生之路。边卡关闭那天，堵截收容遣送逃港者51395人。
30万饥民逃港，弹丸之地的香港，如何消化得了呢？港英当局只得采用“随抓随遣”的办法，出动大批军警抓捕遣送，但受到香港市民的反对。同是中华人，血浓于水，香港市民对沿街乞讨的大陆饥民，非常同情，从慷慨施舍，发展到组织起来，救济灾民，对抗军警抓捕。有送衣送粮的，有把饥民藏到自己家里的，有为饥民介绍打工的，急饥民之所急！
深圳河南岸至香港市区，有一座山叫华山，当时尚未开发，山上茂密的原始森林。时当酷暑，华山成了逃港者的中转休息站，山上每天集结有上万人。他们衣衫褴褛，躲在灌木丛林中，饥饿难耐，孩子们哭叫，嗷嗷待哺！失散者呼儿唤女，响彻山野，甚是凄厉！香港市民成群结队，送水送饼干食品，送衣送药，有的开车把逃港者一批一批接去市区。华山上，处处是扶危济困的感人场景，几乎所有香港报纸电台的记者，都冲向华山抢新闻，香港沸腾了！赶来抓捕的港英军警，也为之动容！
在香港市区，不少歌舞厅都自动关门，停止娱乐。几乎所有的香港家庭，都放弃了手中的事情，有的上街救助饥民，有的坐在收音机和电视机旁，关心着大陆逃港者的命运，人们被一种强烈的人道和慈悲所震憾！港英当局设立了收容营，当遣反逃港者的车队开出时，警方惊呆了：一片排山倒海的呼喊声向车队压来！
你们不能走！”“你们回去又要受苦！”市民手里拿着面包饼干，呼喊不停，香港震动了，比杜甫笔下的咸阳桥“哭声直上干云霄”的场面更浩大，更感人！突然，成千上万的香港市民，跳到马路当中，躺在高温的路面，挡住了汽车。“跳车呀！”“逃跑呀！”市民向着车上呼喊并指引逃跑路径，许多逃港者纷纷跳车逃跑！
在香港市民的强大舆论压力下，港英当局认识到抓捕遣送，不得人心，不是办法，终于着手为逃港民众建设安置区。提供木材，在山上及空地构建板屋，安置住所；盖起一栋栋“徙置大楼”，水电厨房卫生间齐全，相当于现今的廉租房，每月租金仅14元。免费供应膳食，有鱼有肉。引进加工工业，大力发展家庭手工作坊，逐步解决了逃港者的就业问题，也促进了香港经济的发展。
但香港毕竟是弹丸之地，安置数十万饥民有困难。当时的台湾政府占据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美国总统肯尼迪出面关照此事，认为台湾有责任安置饥民，并号召世界各国如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应尽可能多地接受移民。台湾民众和香港同胞一样，非常同情大陆饥民，早就作好了救助准备，成立了“救济大陆灾胞总会”，募集资金和粮食衣物。
台湾当局拨大米一千吨捐赠。根据自愿原则，逃港饥民自由选择去处。1962年7月，台湾政府多次派出轮船赴港接纳大陆饥民，每人发给救济金70港元，赠送服装一套。移民台湾者数万人，多数安置于地广人稀的屏东县，开办农场。台北郊区的“兴学农场”主温麟先生，接收了一千人，并解决他们的就业及子女的教育问题。
美国民间“救济中国难民总会”主席陈香梅女士，携巨款飞来香港与港府商讨安置办法，并赶赴华山与逃港饥民直接接触，征求意见。大陆逃港饥民，大部分留港，一部分去了台湾，小部分移民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牙买加等国。他们经历多年打拼，不少人发家致富。改革开放后，许多人回内地投资办厂。
